【「聯歐制中」策略成型 白宮:考慮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
✏️美國總統拜登結束訪問歐洲行程,在「聯歐制中」的政策上取得多項具體成果。
✏️中國則以譴責、向台海出動軍機、香港大抓捕等方式應對國際壓力。
✏️白宮17日證實,下一步將規劃拜登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報導全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6172021101459.html
▪️白宮:「拜習會」或於近期舉行
在美國總統拜登16日結束訪歐行程,返回華盛頓後,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17日證實,拜登政府將計劃在「未來幾個月」與中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形式及時間未定。
「很快地,我們會坐下來為兩位領導人確認接觸的方式,可能是電話,也可能是在國際會議期間或其他形式。」 沙利文說,「雖然尚未作出任何決定,但拜登總統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與習近平主席接觸,並以某種方式評估我們的關係,確保我們進行直接溝通,這在昨天拜登與普京總統的會面中也顯示出是很有價值的。」
沙利文在白宮電話簡報中告訴記者,可能的時間點之一是今年十月在意大利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
拜登與習近平上一次公開通話的記錄是在今年2月11日,兩人在拜登上任一個月後才首次通上電話,時間長達兩小時。拜登向習近平表達對中國人權、台海議題、新疆、香港局勢的擔憂。
▪️拜登歐洲之行取得應對中國的四大成果
這次出訪歐洲的行程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首次出訪。從七國集團領導人會議、北約峰會、美歐峰會到與普京的會面,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告訴本台,歐洲國家對於拜登出訪的評價非常正面。
「這是重建跟歐洲盟友關係之旅,也是重建美國影響力的出訪。基本此行都達到目的,歐洲對美國的配合、表現出整體的和諧及尋找共識的狀態,比我預估的還要好。」張倫分析,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樂見美國重回多邊國際政策,另外也是歐洲在面臨從氣侯、科技、中國崛起的壓力與危機中的「理性選擇。」
沙利文在17日的白宮電話簡報中也回顧,拜登此行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自信地展現自由世界領袖的風貌、堅定捍衛美國尊重人權的價值觀,並且使得民主國家在對中國的立場上趨於一致。
沙利文舉了四個例子,首先是七國集團推出「高標準、高透明度、且保護氣候」的全球基礎建設倡議,他說這將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
其次,是北約聲明中首次提到應對中國帶來的系統性挑戰及應對中國的戰略構想。第三是在美歐峰會上啓動了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重點放在消除貿易壁壘、制定全球標準和促進關鍵技術的聯合創新上,「應對中國非市場經濟手段對美歐市場造成的損害。」
最後,他提到美國和歐盟結束長達16年、世貿歷史上耗時最長、成本最高的波音和空客爭端,「美國和歐盟將共同努力,保護美歐的就業和技術免受中國掠奪性行為的影響。」
▪️三場峰會的隱形主角: 中國
此次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主辦方還邀請了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南非四國領導人參加G7+會議。七國集團在會後聲明中罕見地提及中國人權、疫情及台海問題。北約峰會的公報也首次將中國列為「系統性挑戰」。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中國法研究員趙思樂告訴本台,雖然兩份聲明都提到中國,但是避開了「威脅」(threat)、「譴責」( condemn)等較強硬的字詞,顯示背後還是有美歐間的外交政策辯論。
「從兩份聲明可以看到,有一個(與中國關係)定位跟(對華)外交政策拉鋸。美國是向一個更有對抗性、甚至對立的方向在拉;歐洲在這方面還是比較猶豫的。這就會非常視乎於中國在未來幾年的表現。」趙思樂說。「歐洲如果到了一個覺得中國是不能再容忍的威脅,有可能進一步靠近美國;另一方面,也要看美國(對抗中國)的決心到什麼程度。」
趙思樂認為,對中國來說最大的警訊是拜登與普京的美俄領導人峰會。
「拜登選擇(上任)非常早期、在國內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就跟普京碰面,其實有向‘聯俄制中’的方向走,這對中國是很大的警訊。雖然跟媒體公開的部份沒有什麼與中國相關的內容,但在美俄台上或台下的接觸中,中國是一個隱形的第三方。」
▪️中國如何接招? 譴責、軍機、抓人、發火箭
中國官方對兩份公報提及中國反應激烈,除了在官方表態中批評西方世界延續冷戰思維,也在15日派出28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創下史上之最。此外,中國官方還在16日大舉逮捕香港壹傳媒五名主管。
17日上午,中國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成功點火升空,前往太空與天和號核心艙對接,開啓了中國航天員常駐太空的時代。
張倫分析,面對外部壓力,中共的政策哲學及習近平的執政風格就是「進一步強化內部控制」。
趙思樂也預估,「中國國內的議程,很難因為外交不利因素的加強或議程(改變)而做出調整,即使調整也是邊緣性的。」
她說,下一階段可觀察中國在北約聲明中點出的幾個面向,比如台海、東海、南海以及中國核武庫發展上是否做出一些局部調整。另外,也值得觀察西方民主國家對於這些「相當於已是中國囊中物」的香港、新疆議題的重視程度。
▫️G7峰會公報 (6/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
▫️北約峰會聯合公報 (6/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美歐峰會聲明 (6/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美俄領導人聲明(6/16)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6/u-s-russia-presidential-joint-statement-on-strategic-stability/
貿易壁壘例子 在 元毓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 Ray Dalio,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2021)
* Irving 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 (1928)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1963)
* Milton Friedman,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2 (Apr., 1988), pp. 221-245 「
* Allan Meltzer, 「Learning about Policy from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Spring 2010)
* Armen A. Alchian, 「Effects of Inflation Upon Stock Prices" (1965)
* 張五常,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1982)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文章連結:
https://bit.ly/3vD1B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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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才是開放萊克多巴胺的起源...(附圖1)
寶島觀點》國民黨要割萊委?別忘了先割江啟臣等國民黨萊委(附圖2)
https://inanews.tw/archives/279389
看看當年的真實歷史...
2012 馬英九一度伸手立院 要求王金平動用警察權 強行開放萊牛、萊豬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592898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92656
附圖3. 民進黨在沒有國際標準前極力抗爭阻擋,在20120705有國際標準CODEX後,就接受國際標準,也結束抗爭活動。附圖3是民進黨在2012年7月的法案審查發言議事錄,民進黨要求以CODEX為標準,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國民黨會故意說「牛、豬不一樣,台灣人吃豬肉比較多,影響比較大」,這是偷換概念說法,事實上台灣人吃的豬肉幾乎全部是台灣豬。美牛反而是美豬接近七倍的進口量。
美牛佔台灣牛肉市場48%,美牛近7萬噸,人均食用3公斤;美豬佔台灣市場1%,每年約1萬噸,人均食用600克;而美牛約72%使用萊克多巴胺,美豬大約10-20%用萊劑。哪個影響比較大?不難判斷吧?
其實2012和2020,不同的執政者都是在處理一件事...如何透過「建立符合國際經貿通則的方式,強化台灣的經貿體質,幫助台灣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要兼顧國內消費者的食安信心」。
因為要符合國際經貿通則,所以有些易被認為是貿易壁壘的政府(包含立法機關)措施要小心,這就是2012年7月25日馬英九和國民黨立委修食管法,做了這三件事「開放萊劑、後續開放授權行政部門、只標示原產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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