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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陷 2025》（6）隔離 2025.3.26-28

「有沒有人啊！！？？」女聲繼續叫喊著，從聲線裡已經聽得出情況相當緊張，但在廣場裡沒有一個人敢行上前。我看著其他人的臉，他們臉上大多掛著嫌棄的臉，或者我的臉上也掛著同樣的面貌。

「防毒面具人要來了！！！！」防毒面具人？跟當時我們遇到的是同一班人嗎？

「聽說那些人看見人就殺。」、「他們通常都拿著火槍，別跟他們牽上任何關係。」、「肯定是外國派來殺香港人的吧。」、「別胡說了，說不定是中國的解放軍。」他們在後面七嘴八舌的說著。

正當他們討論得興高采烈之際，阿龍跑了出去。他究竟想幹甚麼，難道他不知道那個女人可能是帶菌者嗎？還是他不知道防毒面具人是甚麼？現在並不是在拍電影，這種逞英雄的行為通常只會讓你死得更快。

應該早點跟他說話。我再次意識到的時候，身體已經向著鐵閘處跑著。但既然已經跑起來，在中途停下來反而更奇怪。當我跑到他身旁時，他正嘗試把門打開，但鐵閘上鎖著一把大鎖，並不是只用蠻力就可以打開，但他還是拼命地拉扯著。

「你在幹甚麼？」
「你又在幹著甚麼？」
「阻止你阿。」
「來幫忙吧。」他回應我的時候完全沒有正眼看過我，只是繼續專注在手上的作業。不知為何好像被他比下去，好像變成一個甚麼都不敢做的窩囊廢。
「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樣。」我在旁邊一邊抱怨一邊拉動那根本不可能拉開的鐵閘。

我從那個被保安拉開的孔看出去，外頭有一個中年男人和約二十多歲的女生，男人左邊的身體明顯燒傷，皮膚有些微的燻黑。看女生的神情就知道他們不只是陌生人的關係，情侶？不，應該是父女。女生穿黑色的背心及牛仔短褲，眼睛露出無辜的眼神，皮膚相當白晢，在這個位置可以偷看到她的乳溝。雖然眼前情況相當緊急，但我的視線卻離不開那誘人的曲線。突然想起一部日本舊動漫–《GANTZ殺戮都市》，男主角在地下鐵遇到兒時玩伴，為了救一個流浪漢被列車活生生的碾死。死後被傳送到一間如謎一般的房間裡，在不知所惜的情況下一個裸女也被傳送過來，他第一個反應並不是想起自己是不是死去了，只是想親一下眼前的女生。人有時候真的很膚淺，或者膚淺的才是人。

「停下來吧。」後面突然傳來一把聲音，一堆穿著白色保護衣的人出現在我們眼前，站在中間的是管理層主席—楊先生。他們嘴裡沒有說上甚麼，但從氣氛裡感受到只要我們繼續剛才的行為，他們馬上就會把我們制伏。

「帶他們走吧。」楊先生接著說。
「他們快要死了，不可以見死不救。」阿龍小聲的說，但還是被楊先生聽到。
「規矩就是不再接受外人，這都是為了保障大家，希望你們明白。」

「因為發生緊急情況，請大家先回到自己相應的房間，今天的晚間自由活動時間將會取消，直到消毒工作完成再另行通知。」楊先生喊道後，廣場內的人慢慢散去。

兩個白衣人按著我們的肩膊，輕輕把我們向前推，示意跟著他們走。他們帶我到中心的另一側，這邊主要作隔離或檢疫之用，除了每個月的檢疫日之外，基本是不準進入的。我們被帶到走廊的最後面，他們從笨重的衣服裡拿出兩個小瓶子，叫我們在上面寫上名字然後再放入唾液。完成過後我們分別被放在兩個房間裡，他們說等待檢疫結果後就會放我們回去，然後就離開了房間。然而過了兩天還是杳無消息，每天只有白衣工作人員在門口送上一餐，而即使我問上甚麼，最後都得不到回應。

「阿龍，你聽到嗎？」
「嗯。」牆壁的隔音比想像中差。
「那個時候你為甚麼衝上去？」
「救人阿。」
「你沒有想過他們可能是帶菌者嗎？」
「我沒有想太多。」
「這樣想會不會考慮得太少。」
「如果理性來說，既然他們有那麼多的全身保護衣，那他們大概已經有完善的安全措施。只要一開始疏散廣場的民眾，把那對父女進行隔離及檢疫，那就沒有問題了。事情就只是這麼簡單。」
「但他們仍然有機會令其他人感染。」
「病毒的傳染率這麼高，如果他們兩個是帶菌者的話，我們早就中了。如果要把他們拒諸門外，我們都應該被趕出去。只不過當時如果把我們趕出去，可能會產生反對的聲音。只是『規矩』讓我們活下來，而門外的人就被殺死了。」阿龍說過之後陷入了一段沉默，我想著反駁他的話，但又想不到甚麼。

「你大學期間都幹上了甚麼？」我問。
「就是不斷讀書啊。」
「我沒記錯的話，你是讀資訊相關學系對吧？」
「嗯，計算機科學。」我們再次陷入沉默之中。

「我們或者出不了去。」阿龍說。
「你覺得我們確診了嗎？」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
「還有甚麼可能？」
「現在有兩種情況，我們染病或是沒有染病。如果我們染病了，情況就比較簡單，我們會被放置在這裡直至死去。不過看他們還在送飯給我們，應該不是第一個情況。」
「那就是說我們沒有染病？」
「應該是，但情況並不如你想像般樂觀。即使需時最長的核糖核酸測試也只不過大約三小時內，但我們已經起碼被關起來兩天以上。」
「為甚麼要這樣做？」
「最可能是警惕民眾。」
「因為我們嘗試放外來的人進來？」
「嗯，不過如果想警惕民眾亦存在兩種不同的做法。一是把我們關在幾天，基本來說就是牢獄刑，讓我們及民眾知道犯法的後果；二是直接把我們殺死。」
「殺死？這不是更容易引起民眾不滿，我的家人還在外頭阿。」我嘗試壓抑激動的情緒，我又再想起《GANTZ》跳進火車軌的男主角。
「只要說我們患病，一切就解決了。而且以警惕別人作目標，這個方法是最好的。」

規矩就是不要接近外來人。

聽到這裡我感到一股寒意來襲，好像門外馬上會有人開門，把我的生命在這狹小的房間內結束。然後並沒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死因，我只能默默地死去。

「我們是不是會死在這裡。」
「不知道，只可以說他們正在考慮中。」阿龍停頓了一會再說。「不過肯定的是，很快就會有結果。」
「我們是不是應該逃走？」
「先不論是否成功，在外頭我們又可以去哪裡？」房間再次沉默起來。

待天色完全暗下來後，房門打開了，楊先生及兩個白衣人員進來，手上沒有拿著任何東西。不過並不代表現在已經安全，畢竟殺死一個人可是有千千萬萬種方法，說不定下一秒他們就從口袋裡拿出手槍把我射死，或者用繩子把我索死。但他們甚麼都沒有用，就只站在門前甚麼都沒有做，甚麼也沒有說。那段沉默持續了很久，可能是三分鐘，也可能是三十秒，我不能準確計算那時間的長短，只感受到手心全都是汗。

「你可以回去自己的房間了。」楊先生說。

我跟隨他們走出房間，其中一個白衣人員帶著我離開。而楊先生及另一個白衣人員走進阿龍的房間，應該重覆剛才的步驟一次。我繼續向前走著。

「啊！！」旁邊的房間傳來一陣女人的尖叫聲。

「沒有事，繼續走。」白衣人員在後面推著我。

我繼續走著離開隔離區……

續

［遊蕩記者奇遇記］

千辛萬苦挺過了十月一日，以為會有降溫的日子，怎知政府急不及待在重陽節長週末前夕，推出半世紀未使用過的「緊急法」，還發信到各間中小學，要求教師們緊盯學童有否戴口罩上學。

如此氣氛，民怨升溫，港鐵站成為了民怨怒火的聚焦點。以往示威者在閘口放火就離開，現在換來了更撤底的毁壞，一幅又一幅爆裂的玻璃，一道又一道燃點的火光，背後是無處發洩的憤怨，港鐵系統史無前例大停駛，令整個城市如同進入大停頓。

市民固然受苦，我知道有做保安工作的基層市民，從荔枝角下班，徒步走路才能回到旺角的家。「又或者到保安室通宵睡覺，沒車坐嘛，搞到這個樣子，」語氣是無奈。

昨天我跟隨着九龍的防暴警察防線，一名慌亂的菲律賓女傭，抓着我們記者問路。她利用周日僅有的一天假期，早上離開僱主的家，到尖沙嘴上教堂，午後想回去卻碰上示威，她含淚問我們：「我可以走路到九龍塘嗎？」她一心以為，走到九龍塘，北上的列車仍然在開動。記者無奈地告訴她：「所有鐵路都停駛了。」

菲傭來了香港幾十年，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回家。有記者告訴她等兩小時，路面或許會重開，她便可以乘巴士。菲傭有點固執，有點堅持：「我想走路，告訴我如何走？」我們問她的傭主家在那裡？「大埔」。眾記者勸說：「沒可能走路到達的！」地圖上是二十公里的路程，走路最少五小時。我們安慰着，請她先回教會休息，聯絡僱主。我見她情緒激動，忍不住輕撫她的肩。

交通癱瘓，穿制服的警察凶神惡殺，戴着防毒面具，揮動警棍，讓人不想接近。反而穿着反光衣的記者，成為了民眾求助的目標。昨日下午在旺角警署外，警察與示威者「如常」對峙。示威者舉起傘陣蹲下，警察已經出動催淚彈和開槍還擊。警察還第一次用梯子爬上了太子站鐵路站的出口建築物上，讓他們有制高點更近距離地向路面的示烕者開槍。

有人問：「警察為何有權站在鐵路站上開槍？」或者，在今日不正常的香港，問這種問題，已經沒有意思。警察認為可以，就可以。

那是下午二時半，一位中年嬸嬸不知怎的，走到正在開火的警署門外，她惶恐地發出尖叫，換來了記者的注視。她是一名基層婦人，手戴玉鐲子，拿着塑膠袋，穿着中年婦女的碎花襯衣。她驚恐地喊，雙手不由自主地抱着自己：「救命呀！我要回家！」當時路人都迴避了警署，她卻站在兩個開槍點之間，催淚彈在爆。那裡只有記者。

她很想離開，有記者勸說她不要動，勸她等數分鐘，她卻沒辦法保持冷靜，有人勸她深呼吸。也有零星路過的市民掩耳顯得驚慌，但這位嬸嬸的尖叫，讓大家知道她實在恐懼。我那一刻想到，不如帶她離開。

於是我上前，觸摸她的手臂，她九秒九把手伸進我的臂彎，喊着：「找人保護我！」我就如此捉着她，一起沿着警署的牆壁走。我們頭頂就是開槍的警察，不斷發出廣播，叫人離開。

這位嬸嬸一邊跑，一邊驚慌得雙腳無力跌在地上，跑了幾步，又忍不住尖叫。我只能大力地抽起她的身體，不住安慰：「不用怕！不用怕！」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鎮定，我只知道，別人害怕，我更加要淡定。我們看過很多類似的開槍場面，知道危險性不算太高。

和我一起的四、五個記者及義務救護員，就這樣連跑帶跌，把她護送到安全的地方離開。一個城市變了一個戰場，受苦的，一定是平民百姓。

交通癱瘓的十月中，採訪也大受限制。記者落戶一個地區，只能像孤魂野鬼一樣，在社區四處遊蕩，想跨區採訪根本不可能。腳能走的地方，才可以去採訪。

晚上，九龍示威者散落四處，我和另一個記者，在黑夜的街路上遊走，零星的市民也在街上走，氣氛詭異。大家好像在參觀一個導賞團，逐一駐足細看，被破壞的商戶、中資銀行是怎樣的。

木板後，爛玻璃裡面，可見銀行的大光燈亮着，偶爾發出警報。頹垣敗瓦之中，我卻嗅到辦公室地毯混雜着冷氣那種高級的味道，人造植物盤景孤獨地放在走廊裡。然而大家只敢站在門外遠眺，不敢踏進去半步，生怕犯法。

另一個零食店因為大老闆是福建人，而有些福建人早前在北角區毆打市民，其連鎖零食店被大肆破壞，大量小食散落在門口。示威者多番表示「只能破壞門面，不可以偷東西」，但街坊們入夜之後還是忍不住在門口蹓蹥，有人還在門口雜物中用雨傘翻弄，看看有甚麼免費食物讓他們掏寶。

鐵路站或政府部門，進入一種輪迴式的破壞。原本被木板封好的窗戶，又再被撬開再破壞，完好無缺的玻璃，沒有一塊。自動灑水系統像過度活躍症一樣不斷澆水，港鐵被火燒過之後，不一會兒又變成水災現場。市民都以一種獵奇眼光去檢視，究竟平日高效率而窗明几靜的鐵路系統，今日灰頭土臉的樣子是怎樣，凝望着破爛的港鐵站，市民的表情，像看着黑洞一樣出神，像憑弔一個城市的死去，又像觀賞一個壯闊的奇景。破落到盡頭，不知能預告着一種怎樣的重生。

晚上的街道，氣氛有點肅殺，有點詭異，有點八卦，總之就不只是純粹的悲情。那條衝突之後的街道，如同森林裡猛獸撕殺一番之後，小動物爬出來躡手躡腳地用鼻子嗅嗅，有沒有剩食可以檢回家，或只是出來踱步呼吸一下空氣。民間自有民間的生命力。

大部份商店不是落閘，就是被木板封起。廿四小時不眠的香港，連通宵營業的便利店也關門休業，告示着這個不打烊的城市的異常狀態。

但是長沙灣道一間小巷的商店，醒目地亮起黃色燈泡。長沙灣一帶的社區，以成衣加工小企業為主。一位伯伯及婆婆在紛亂之中，守着一間小店，堅持開店，這間店售賣制服。和我同行的記者指着一件反光衣說：「上面印好了『記者』這個字樣呢。」她說。

我們駐足看了一會兒。婆婆說，他們的店，主要接政府部門的訂單，有海關部門的體育制服掛了出來，工程公司的安全衣等。他們說，近日有人要求在反光衣上印「記者」二字，他們便趕製了一批。

我指着自己身上的反光衣，是香港記者協會買回來的，協會為了讓我們花費低廉，於是只在背脊印上「PRESS」字樣，但若穿着背包，就剛好遮蓋了記者字樣。伯伯建議，給我在反光衣前面加印另一個字樣，我們說好。

此時，婆婆跟我們談起近來的事，她說：「我們讀書少，目不識丁，也不知道誰是誰非，搞到這樣的情況，大家都不好過。」

伯伯細心替地把拿出字樣裁剪，舉起熨斗，在一旁替我加印胸口的字樣。他拿着墊子，仔細量度位置，按壓力度適中。

在漆黑的街上，彷如戰場的馬路旁，這一刻，有位伯伯替我的記者反光衣加工，忽然又讓人感覺平和溫暖。這個城市又好像仍然在運作之中。

印好之後，我問伯伯婆婆，「多少錢？」

伯伯：「不要了，我們也要支持一下你們！」

我立即掏出二十元港紙，放在他們的貨架上。婆婆把銀紙搶過來，塞回我的手上。

婆婆：「不用了，我們不想發國難財！」

伯伯婆婆的這個小動作，讓我幾近熱淚盈眶。我還是堅持給二十元塞到伯伯的褲袋裡。我連忙告別離開。不久，婆婆追出來，我還以為她要還錢，幸好，她只是把我太慌忙逃走時遺下的雨傘交還。

婆婆追出來時喊：「小心一點啊！」

在這個荒謬的世代，在淪陷和衰敗之中，伯伯婆婆這些微小的動作，讓我沒法離棄這個深愛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