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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是第52個世界地球日，拜登在這天邀請38個國家的領導人與各國際組織、環保團體領袖，參與這場氣候高峰會，尋求在全球氣候問題中，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地位。

拜登在這場峰會上發表新的減排承諾，到203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在2005年的水準上
減少50%至52%，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且有明確的路線圖，即發展與投資可再生能原、電動車、50萬個充電站、智慧電網等基建項目，來達成目標。拜登把減排目標包裹在他2.25兆美金的基建法案裡，並以綠能創造就業、帶動經濟，看似合理且一舉數得的邏輯，但凱因斯主義的投資，在美國國內有不少疑慮。

只是，美國現在有一種氛圍，害怕中國超越美國。布林肯稍早在馬里蘭州的演說，就指美國在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電池、電動車，都落後了中國，而害怕中國超越美國，是華府兩黨政客的普遍情緒，白宮正以此凝聚政策向心力。

習近平在峰會上，拒絕了西方國家要求加大減排力度的壓力，提出中國30/60的減排目標。中國中科院的報告顯示，要達到2030年的碳達峰，整體電力行業要比當前減排65.6%，而即便到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也需要新的溫室氣體捕捉與儲存技術，如習近平在峰會上所說，這確實是任務艱鉅。然而，中國承諾用30年的時間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美國則是花了43年，歐盟71年，這顯然讓西方閉上了嘴，也力保中國能持續發展。

而拜登為了重塑全球氣候領導地位，發布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氣候融資計劃，彭博報導，這筆錢是57億美元，以支助全球零排放建設。但許多開發中國家都對此存疑，畢竟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2009年已開發國家允諾為貧窮國家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以達到氣候目標，而這個承諾卻從未實現；且小布希放棄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川普也退出巴黎協定，這都讓與會各國對美國的氣候承諾與政策的連續性，持懷疑的態度。

兩天的氣候高峰會結束，與會的38個國家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超過8成，也都公布更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但歷史經驗表明，即便面對更惡化的氣候變遷，人類要有所改變的決心，往往還是會被動搖，而這一次呢？

{內文}
白宮氣候峰會宣傳片：「我們的星球正在改變，自19世紀以來，地球已經變暖了至少一攝氏度，我們看到了毀滅性的影響，更惡劣的天氣，災難性事件，並挑戰我們的生活與生計。我們的星球變暖了多少？影響將會有多嚴重？這取決於我們！匯集世界各國，提高抱負來面對這一刻，這是世界共同成功的唯一途徑，這就是我們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法，團結一致。」

4月22日，第52個世界地球日，拜登在這天邀請38個國家的領導人，與各國際組織、環保團體領袖，參與這場氣候高峰會，尋求在全球氣候問題中，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地位。

美國總統 拜登：「這是決定性的10年，這10年裡我們必須決擇，避免氣候危機更嚴重的後果，我們必須設法保持地球溫度，升溫在1.5攝氏度。」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大自然孕育、撫養了人類，人類應該以自然為根，尊重自然、順應自然。」

德國總理 梅克爾：「我們面臨著全球性的艱鉅任務，這對所有主要排放國家，尤其是工業化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法國總統 馬克洪：「未來幾周和幾個月裡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更快地行動。」

英國首相 強森：「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做更多，我們正在立法實現到2035年需要減排78%的目標，作為COP 26的東道國，我們希望在世界範圍內，看到相同的雄心壯志。」

美國總統 拜登：「美國準備減溫室氣體排放一半，在這十年之內減排一半，這些步驟將推進美國，在零排放經濟的道路上，且不遲於2050年實現。」

拜登在這場峰會上，發表新的減排承諾，到203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在2005年的水準上減少50%至52%，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這更新了歐巴馬時期，到2025年減排26%到28%的目標，且有明確的路線圖。

CBS新聞：「白宮說，實現這目標的一部份，是到2035年，消除發電產生的所有碳排放，並通過減少能耗，即建築物能源效能提升的新投資。」

美國總統 拜登：「我看到創造創造數百萬個有不錯薪水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我看到線路工人鋪設了，數千英里的輸電線路，以獲得清潔、現代化、適應力更強的電網；我看到汽車工人，建造下一代電動汽車，而電工在全國範圍內，安裝了50萬個充電站，就沿著我們的高速公路。」

拜登把減排目標，包裹在他2.25兆美金的基建法案裡，以綠能創造就業、帶動經濟，看似合理且一舉數得的邏輯，但凱因斯主義的投資，在美國國內有不少疑慮，拜登也因此另闢蹊徑，利用美國當前普遍的反華心理。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很難想像美國能贏得，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如果我們不能領導可再生能源革命，現在我們落後了，中國是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電池、電動車的最大生產和出口國。如果我們不追趕，美國將錯過以反映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式，塑造世界氣候未來的機會，我們也將因此失去無數個美國人的工作崗位。」

這算是一種恐嚇，布林肯稍早在馬里蘭州的演說，發揮的是淋漓盡致。害怕中國超越美國，是華府兩黨政客的普遍情緒，白宮正以此凝聚政策向心力。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我們要充分肯定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所作貢獻，照顧其特殊困難和關切。」

而習近平在峰會上的談話，重申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求發展與減排承諾上的平衡，也拒絕了西方國家，要求加大減排力度的壓力，提出中國30/60的減排目標。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承諾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於發達國家所用時間，需要中方付出艱苦努力。中國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率先達峰，將嚴控煤電項目，十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

對於美方指責，過去5年持續增長的火力發電，習近平首次明確提出減煤路線圖。但中國中科院的報告顯示，要達到2030年的碳達峰，整體電力行業要比當前減排65.6%，而即便到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也需要新的溫室氣體捕捉與儲存技術，這確實是任務艱鉅。然而中國承諾用30年的時間，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美國則是花了43年，歐盟71年，這顯然讓西方閉上了嘴，也力保中國能持續發展。

馬紹爾群島總統 David Kabua：「我們今天的行動，直接關係到我國的未來和安全，還有其他太平洋島國，我們是一個低窪區的國家，海拔僅有一米。」

而受邀與會的，馬紹爾群島總統柯布亞，恐怕是對氣候變遷最有危機感的人。歷經美軍67次核試爆都沒沉的馬紹爾，卻要面對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即將在21世紀末消失。柯布亞呼籲全球要有所行動。

美國總統 拜登：「今天，我們要發布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氣候融資計劃，這計劃代表了我們的願景，以協調的方式，為全球氣候變化籌集資金。」

這是美國展現，重新領導氣候議題的方式，拜登並未明說要挹注多少資金，而彭博報導是57億美元，以此翹動全球零排放建設。

但許多開發中國家都對此存疑，畢竟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2009年已開發國家允諾為貧窮國家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以達到氣候目標，而這個承諾卻從未實現；且小布希放棄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川普也退出巴黎協定，這都讓與會各國，對美國的氣候承諾與政策的連續性，持懷疑的態度。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達國家應該展現更大雄心和行動，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綠色低碳轉型。」

而中國也在行動，在稍早的博鰲論壇上，就有多場基於一帶一路，加大沿線各國綠能投資的討論，主要融資機構亞投行，也更新了投資與融資的條件。

亞投行行長 金立群：「我們想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促進他們向淨零排放的過渡。最近批准的合作戰略中，我們決定推動碳減排，為氣候變化和減緩籌集資金，到2025年要達到50%。」

美國總統 拜登：「這次峰會是一個開始，是一條道路的起點，將帶我們前往格拉斯哥，參加11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我們將兌現這些承諾。」

兩天的氣候高峰會結束，與會的38個國家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超過8成，也都公布更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但歷史經驗表明，即便面對更惡化的氣候變遷，人類要有所改變的決心，往往還是會被動搖，而這一次呢？
https://m.youtube.com/watch?v=BpbSETu0ke8

[過年期間疫情就已經開始了]（個人拙見）
小時候，過年是我最期待的節日。紅包、鞭炮、睡到飽，還有難得齊聚的親朋好友，歡樂怡情的小小聚賭，每一片場景都充斥著喜慶的大紅顏色，及明知不見得卻依舊真摯的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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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發明了時光機器，回到過去訪問兒時的我：「長大後做一個過年要上班的工作好不好？」我一定說不要，或許還會天真地反問：「什麼工作那麼壞，要人在大家團圓最重要的日子還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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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幻滅的開始。出社會至今，我幻滅了十年，終至屈於平庸與現實，我變得不再期待過年，甚至為了過年期間爆量增加的出入境人潮感到嫉恨與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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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清晨，我才飛完一個長班回來，家裡餐桌上的菜餚已經涼透了，冰冷的空氣中有朱門酒肉臭的油膩氣味，那是與我錯身而過的華美證據，我卻連悼念的心情都沒有，只想拖著僅存的最後一絲氣力趕緊洗澡上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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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並不是最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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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我搭乘公司派發的交通車至離家最近的捷運站，轉搭捷運，再轉搭計程車。原先抵達捷運站後我是想騎Wemo回去的，沒想到Wemo為了體恤員工令員工放年假，居然在過年期間停止服務，打開App看到Wemo發布的停止服務公告，直有種想氣又想笑的複雜感覺，一方面覺得真倒霉，卻又很想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所幸，才步出捷運站便看見一輛計程車孤零零地在無人的街上挨邊等著，我跨大步過去開啟車門，才要上車，便聽見一輕柔女聲在我身後詢問：「請問妳也是要去XX醫院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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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身回答不是，但思及那醫院也是在我家附近車程不過五分鐘的近處，便再道：「沒關係，可以順路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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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姐一開始略有些遲疑，但附近確實是沒車了，連Wemo都停止服務了（但還是要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她便和我一起鑽進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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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司機報了XX醫院及我家地址，並指示司機先送小姐過去。小姐穿著尋常裝束、戴著口罩，我不知道她在初二清晨便去到醫院的目的，也保持禮貌不多做探問。一路無話，很快便到了醫院，小姐照著跳錶上的金額準備了八十元給我，我搖搖手說不用，最後在小姐的堅持、我的推卻來回下，我取了小姐掌心中一枚五十元硬幣，說：「那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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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才下車，司機便向我道：「我認識她，她是來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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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小姐是這家醫院的護理師，而司機的女兒也是，司機時常在捷運站排班接送醫院的醫護人員上下班，許多人載過許多次，便生了面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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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女兒他們過年期間上班會有雙倍薪資嗎？」我問，心裡升起了一點比較的情緒，因為我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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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不清楚耶。」司機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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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和司機不著邊際地聊了一些，很快便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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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不過一月有餘，武漢肺炎的疫情便轉為全球大爆發，各國確診人數如某種奇異競賽一般不斷創新高，我所在的航空業也受到波及，隨著各種禁航禁運航班取消，或是朝令夕改地隨著疫情升溫產生各種抗疫措施，畢竟旅外國民不諱言是防疫最大破口，我也才切身體會到為什麼我的工作是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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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疾病最好的特效藥，便是你自己的免疫力。而我的工作不但要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連維持個人免疫力的最佳法則：正常作息，都無法達成，每一次感冒生病醫生跟我說要早睡早起，我都苦苦地感到有些諷刺。我時常在夜最黑的時刻強迫自己起床，也時常在日最光的時刻強迫自己入睡。我的生理時鐘早失了準頭，甚至我也不希望它有準頭，在我過了幾天規律日子以後就恢復敏銳，那只會令我在下次的時差、熬夜時更加痛苦，而這種痛苦無法藉由習慣有半分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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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麼高大上的人，我之所以繼續做著這份工作，不過是為了一份可以糊口的薪水。我的品德不高大上，相對地我的能力也是平凡，不過是受過某種技術訓練的基層人員。認清自己的境界，似乎也是成長幻滅的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不論是誰，是高的還是低的，是圓的還是扁的，都能至少受到如人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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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開始之後，走過幾個國際機場（美國、日本、加拿大、泰國、英國），發覺的確沒有哪一個國家在機場的防疫把守，做得像台灣這樣快速積極，從不曉得已經改到第幾版的健康聲明卡，到直接掃描QR code上網填寫，增派於海關前的檢疫人員（順帶一提，非洲豬瘟的把關也非常積極），在在都令人感覺台灣的重視，也令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可以這樣動員上下齊心維護國民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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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發至英國的前一日（3/14），適逢衛福部宣布歐洲疫情提升至第三級，所有從歐洲返國的旅客皆需居家隔離十四天。隔日一早，我一到公司，換好制服進入簡報室，公司發來的班表變更通知便響了兩次，一下班變得更短、一下班變得更長，似是躊躇勉力跟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決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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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美疫情嚴重突升三級，這也導致了所有飛行長程航線的空服員面臨回國後需要居家檢疫十四天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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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居家檢疫十四天對一般民眾來說是需要強制執行的法令規定，而同樣入境三級疫區的空服員卻可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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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台灣兩大國籍航空與政府協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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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位空服員教官於公司內部社團透露，兩大航空公司代表和政府協商這個議題時，政府官員就問了一句：「如果讓空服員配合政策實行居家檢疫，你們的運能可以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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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航回答一週，我的公司回答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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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教官在內部社團貼文再道，由於台灣是海島地形，對外運輸極度仰賴空運及海運，這場疫情若是個長期抗戰，島內物資可以自給自足多久？且尚有滯留海外的國人尚未歸國，還是需要保留航線載他們回來。這位教官之後又提到了這場疫情已經導致了多少外國航空公司裁員、倒閉，台灣航空公司目前已經很努力在照顧所有員工，因此若是擔心疫情傳染的空服員可以申請無薪假，一方面降低公司成本也將自己染疫的風險降低；且溫柔詰問有經濟壓力需要繼續上班的空服員，如果又要薪水又要向政府通報居家檢疫，在公司同仁「共體時艱」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同時，這樣做法，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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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述貼文，我一開始也有點被唬住，認為這的確是個艱鉅的兩難，後來又想到衛福部曾向航空公司要求，若能提供完善的空服員防疫配套措施，就放寬標準令空服員可以不必和一般民眾一樣遵循十四日居家檢疫。那麼我們來看看航空公司提供了什麼樣「完善」的防疫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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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外站以後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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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服員抵達飯店以後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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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站三餐皆在房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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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晚自量體溫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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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返台後搭可搭組員專車、自行駕車、親友接送或是計程車回到居住地，不可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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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返台後原則上應留在居所七十二小時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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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空服員到外站本來就是專車接送，但我們依舊要進入機場海關和「所有人」一起進行通關，空勤組員專用通道和一般旅客通道通常只有一條紅龍的阻隔，也就是文明阻隔，貪圖方便或有私心需求的人還是會任意穿越，病毒沒有受過文明教化當然更是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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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即使空服員都可以做到不外出、在房內用餐，但航空公司並未在防疫措施配套協商以後，提供飛出外站的組員至少一組一支體溫計，座艙長打旅館內線電話來詢問身體狀況也只是走個形式，相信他個人註記的體溫量測報告也不盡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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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作足上述，空服員最大的感染疑慮，卻是在機上，不是在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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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我的公司相關網頁上，看到一些相當擔心公司營運狀況的員工貼文，解釋機上的空氣換氣率是所有大眾交通工具中最高的，每兩到三分鐘就會全部換新，且會經由與手術室同等級的HEPA醫療級濾網過濾，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微粒、細菌與病毒都會被阻隔，不會進入客艙內，要空服員要安心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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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是病毒本身就在客艙內，HEPA有辦法將病毒過濾出機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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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的公司已經載到不下十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而接下來隨著各國鎖國的「逃難潮」，將會有更多有極大感染風險的旅客陸續經由飛機轉至世界各地。我的公司在機門邊不測量乘客體溫、在機上也不強制乘客戴口罩，相當尊重人權及乘客個人意願；空服員在機上僅戴口罩及手套，護目鏡選配，其他服務流程雖有縮減但依舊會觸碰到乘客食用完的餐點、垃圾，依舊要清理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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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台灣派遣友航班機至中國撤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兩岸關係的政治操作，機上人員從防護衣到鞋套全副武裝，一副高規格的防疫大秀令同樣飛行三級疫區的我現在不勝唏噓，武漢肺癌在中國便全力防堵，武漢肺癌在歐美便不管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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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暴增，空服員無疑是受到感染的高風險群。我願意繼續上班，即使航空公司按照原先的薪資計算方式，不因疫情而特別給予加給我也無所謂，畢竟我沒有富爸爸，為求溫飽我就賺我該賺的薪水，但即使我有領錢，航空公司也不該拿全公司生計的大帽扣在空服員身上，沒有做好防護措施便要求我們白白上機冒染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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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武漢肺癌爆發以來，防疫之所以視同作戰，除了是保護國民健康安全以外，我隱然發覺這亦是一場國際間科技、醫療、人民素養、政府效能的終局之戰。台灣的超前部署，享譽各國，以國土面積、人口密度、與中國距離來看，能將感染人數控制在這樣的數字，足見台灣社會的努力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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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看過世上許多美景，可是不論去到哪裡，我總是想回家，想回到這小到「一點都不能少」的彈丸之地，這次的疫情更令我感覺家的美好與安全，所以更有一種不能令自己成為防疫破口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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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事有與我同樣感想，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需要追溯3/3至3/14的歐洲旅遊史時，主動向有關單位通報需要接受居家檢疫，畢竟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的「防疫配套措施」是在3/14以後才開始實行（雖然這配套好像等於無套），3/3至3/14飛往歐洲的空服員應該都有外出、皆在外面用餐；甚至有些空服員在航班上載到確診病例，致電有關單位自報需要居家隔離，還是被一句「空服員不在此限」擋在防疫大門之外，不然就是被踢皮球，沒有人有膽下達指令要我們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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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就空服員可能成為防疫破口問題直接向衛福部指揮官陳時中提問，結果得到一個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解答，以下是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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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昨天也有提到說航空公司會要求機組員執行居家檢疫，可是因為他們沒有拿居家檢疫書，所以是沒有強制法律效力的，目前機組員還是可以外出，這部分要如何解決落實航空公司當初提到說要嚴格執行隔離措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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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答：我再說明一下我們對航空公司的要求，在外站的部分，我昨天有說明，在外站他們有幹部，在機組員的部份也有事務長和機長，所以他們要落實這個管理的部分和督導，回國之後也一樣，公司要盡起這個責任，民航局會負責督導航空公司。他們就是回國之後，第一個因為現在航班已經沒有那麼多，所以已經有在外站逗留的機組員，在排班的時候要往後挪，不要把他們的班表排得太密，要把他隔開；那第二個要落實居家檢疫的部分，就符合居家檢疫的標準，那這個部分是苛責於航空公司跟民航局來做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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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陳宗彥副指揮官的回覆，我想說我們在外站沒有「幹部」，機長在外站期間並不負管理空服員的職責，事務長在回國下班之後也就是下班了，不會再來督導同機組員有沒有出門，我也從未聽聞有同事抵台之後接獲航空公司甚至民航局的關懷檢疫電話。至於班表的密集度，一般我的公司在一個長程航線後，飛抵當天不算，會在之後給予至少兩天休假，不曉得這樣的間隔有沒有辦法抗衡病毒的潛伏期？我們的確有因為航班減少而班與班之間的間隔變寬，不過我在這趟英國之後，放了三天假便有一個長程航線的公司待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去上班？不知道我到公司以後如果沒被抓飛是否能和公司主管在一公尺內的距離內喝茶聊天？而我若被抓飛了，我就是在疫區與疫區之間漂流的亞細亞孤兒，只有在機上最安全，因為有醫療等級的HEPA濾網為我過濾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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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有自覺不想成為防疫破口，在台灣期間我不會出門，但我還是有少部分同事，在知道了「空服員不在此限」之後，開心地在社團、群組歡呼可以出門買菜、接小孩，並號召有志人士一同報名再飛往下一個疫區。在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而沒有任何法令可以檢視所有空服員對防疫是何種心態的情境下，我衷心祈禱他們都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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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的防疫配套與航空公司的巨大資本之爭真的無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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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未必，我們是一個進步而開化的社會，我相信一定有更完善的做法可以達成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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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能不能仿照武漢撤僑包機規格，提供空服員於服勤時穿全套防護衣，且將會與客人產生接觸的服務減到最少，機上僅提供可以外帶直接食用的餐盒及單包裝飲品。由於服務品質因應非常時期降低，機上配置的空服人員就不需滿配，達到民航局基於安全考量的放飛標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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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防護衣也是稀缺物資，應該盡量留給醫護人員。若防護衣不足，可否開放足夠的防疫宿舍供服勤空服員在台灣期間住宿？之前有新聞報導盛讚我的公司「竟有這服務」，還引發空服員「搶購」，才剛開放沒多久，名額就被搶光，造成許多沒有搶到宿舍、想出去買菜接小孩的空服員成為漏網之魚，這要請民航局監督航空公司盡快找到可供配合防疫的地點，別再讓空服員「搶不到」。雖然執行此舉必然會引發空服員的人權爭議，因為僅有防疫宿舍、機艙、疫區旅館三地可行，某種程度如同坐牢一般，因此此構想還是需要配合每飛兩至三個疫區，便得以回去居家檢疫十四日的人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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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都是屬於使用外部資源（防護衣、宿舍）來解決空服員防疫破口問題，航空公司應該也能藉由內部排班統計，將願意服勤的空服員分成幾組，降低交叉感染風險，排出可以符合居家檢疫十四日的班表，甚至建立相互監督的通報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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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瞬息萬變，我相信航空公司應對也是措手不及，像是3/15航空公司向政府喊話盼能令機組員免責於居家檢疫，3/17才協商完成發展出防疫配套措施，3/20我飛抵疫區第五天，才真正得到可於房內用餐的餐費金額及指示。但從航空公司協商的內容、發布的新聞稿，皆不難看出，航空公司極大程度的目標不是防疫，而是經營。當然航空公司本來就是為了賺錢而開，但這次的疫情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我們思考，究竟什麼對我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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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3/16教育部為配合防疫，便公告禁止高中以下學校全面停止師生出國，此禁令一出遭到熱議是否違憲，畢竟憲法保障了人身有遷徙行動的自由；而國民黨籍的苗栗縣議員鄭聚然也在議會質詢時提出質疑，為何苗栗國不能獨立自己製造口罩、為何口罩一定要符合中央統一規格；許多我的公司同仁因為心繫公司存亡，而溫情呼籲空服員即使飛往疫區回國以後也不要向里長通報、或是擔心公司一直以來良好的形象被空服員的護目鏡遮掩，而貼心列舉真正該戴護目鏡的職業是什麼（氣焊、砂輪機切割、醫生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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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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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行下效的政令宣導、良好的人民素養，我想，便是我們的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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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用一段保加利亞政治科學學者Ivan Krestev於荷蘭Nexus論壇所講的一段話：「民主並不是以事事正確而聞名，而是在人民失望的時候，能給予他們一套機制去做出反應，使人民用非暴力手段去實行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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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除了防疫速度、健保制度獨步全球，更是華語世界中唯一真正民主的國家。民主會讓社會充斥很多聲音、甚至是太多聲音，不過正也是因為我們在乎所有聲音，在如此紛亂之中還能創造這樣傲人的抗疫績效，我們才更值得驚豔與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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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主的內涵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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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所有公民皆可參與討論、進而有機會改變我們共同關注的議題走向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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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護理師友人私下向我表示，很羨慕我們可以罷工，他們的勞動條件明明那麼差，卻被綁縛在不顧病人死活的道德柱上，沒法有效做出能改善自己勞動條件的舉措。這次的疫情令我們再度體認到台灣醫護團隊的高品質，我們不能再視而不見於與他們成果不符的回報。台灣能不能從這次疫情中全身而退，更要仰賴他們的專業與努力，我相信他們不會讓我們失望，相對地我們也該為他們發聲，成為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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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力挺醫護人員改善勞動環境以外，我們最切身能做的便是在這病毒肆虐的時刻，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別再加重他們的工作負擔。別忘了，除了武漢肺炎的病人，尚有其他疾病及發生意外的病人需要仰賴他們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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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很可怕，但我卻發覺這對台灣的國際聲望是個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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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崛起以來，台灣突然變得像是不敢表態的藝人一樣，在政治光譜中找不到顏色，紅外線、紫外線一樣看不到卻知道它存在的角色。論經濟體規模、物產豐饒，我們皆比不上對岸，但我們有一項對岸政權無可取代的軟實力，便是我們在乎每一個「人」，所以我們如此努力抗疫、在整個世界衛生組職不和我們玩的孤寂之中，土法煉鋼地援引過去經驗做到所有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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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在於他的底氣。他的所作所為會以底氣為根向上發展；而沒有底氣的人，便容易被最現實的眼前利益給收買。比如說，一個重視環保的人，出門在外會自備吸管、餐具，力求減塑家園；沒有環保觀念的人，則不會計較在乎自己一次究竟用了幾個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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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乎台灣的人，會心心念念去做出能守護台灣全體人民的行為；一個在乎苗栗國民的議員，會想要自製口罩家家戶戶發給他們；一個在乎航空公司的員工，便會希望雇主打贏遺產官司自己幫自己補血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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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長大令人幻滅，我依舊希望台灣社會再多點美好、再多點不為現實低頭的可能。我們雖然是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為主的社會形態，但會推行口罩實名制以管控物資數量、慎防發國難財的坐地起價，這便是我們以「人」為本的證據，也就是我們備受國際讚揚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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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你的底氣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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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以擁有廣大的歷史遺跡、根正苗紅的血統為傲，而是以尊重每一個來到這片土地的生命，有自由發聲的權益、有不卑不亢的深邃文明氣質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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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病毒成為共犯
＃防疫台灣人人有責
＃支持空服不成破口
＃改善醫護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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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綠絲帶園地」社團、「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粉絲頁及「Flying and Traveling with Chennie」粉絲頁 ，你們的暖心意見一直是所有空服員成長的動力，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以前常常聽人家在說，參與政治是很容易人家被抹黑。
　　
我總是笑笑說，『不用擔心啦，行正坐直，也沒什麼怕人家抹黑的。』
　　
沒想到抹黑來得這麼快，驚訝之外，也是有點感到難過。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的政治，未來應是在政策上辯論立場，是思考台灣如何能夠成為一個更美好、過得更幸福的國家。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到這裡，我要說一下我自己的故事。2016年大選結束時，我的好友兼夥伴阿正剛當完兵，為了生活和幫助他父母的貸款，他要去跑船。跑船雖然是份高薪的職業，可是他卻很掙扎了…他跟我說，他還是希望能夠完成我們的理想志業，他說跑船
　　
「被鎖死在船上，完全不知道台灣發生了甚麼事情，就這樣過了年輕的歲月。老的時候，我一定會非常後悔。」
　　
我深深的被這句話所感動。阿正從成大土木轉往海科大輪機，就是想要有一份穩定的薪水，能夠幫忙家裡；對他來說，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決定。
　　
於是，我就一個月三萬的薪資，補貼他做全職的工作者。我們一起創立了高雄好過日，一起打拼，一起支撐基進黨的黨務，希望的就是能夠更往我們的理想邁進。我當初是這樣想，如果他去跑船了，那即使我再關心公共事務，內科住院醫師的工時那麼長，我也只能夠出等同一半的人力；如果阿正可以全力發揮，那就是一個半的人力，多好。
　　
後來，設計師雨蓁也投入到團隊的事務中，即使她有碩士學業的壓力、即使她有自己工作室要顧、有生活上的壓力，但從來不曾推辭幫忙。甚至，為了讓事情運作的更有效率，她將接案的CASE，交給其他人做，為的就是要讓其他人也能夠有餘裕幫忙整個團隊。
　　
我的伴侶意診，也將她的設計專長和時間奉獻出來，絲毫沒有怨言。也真的謝謝她。
　　
有時候，我在值班時，手上還有阿正催的稿子還沒完成。我趁交班時的空檔，通常凌晨一兩點中間的時間，把對議題的構想打完。假日時，只要沒值班，台南高雄來回跑。做大鼻影展的時候，募款剩最後的2萬元要衝刺，剩下最後一天，我的存款和薪資比較能夠處理，於是把最後的款項補齊，讓事務可以推動的順利。
　　
這些聽起浪漫的事情，其實在現實的壓力下不是這麼美妙的故事。但我們的確是這樣過來的，一步步的，讓夥伴們進入團隊中逐漸茁壯，這些成果都是靠著眾人的犧牲而來。
　　
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心有不忍，因為我們有一個夢。這個夢想，值得我們用一生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