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微知著
一個人的說話方式也反映著他的本質個性,
大方、有禮、講義氣都是可以裝出來的,
但,包容、謙沖、家教.....
從小地方,就可以觀察得到。
人,可以被看扁了,
但,千萬不要被錯看了。
*****
真正懂得建立紮實人脈的,往往都掌握了以下幾個江湖道理:
1.別人幫忙你,即便事情沒有成,也要記得向對方道謝。
2.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因為當下不好意思而輕易答應。要學會有禮但果斷的拒絕人。
3.在前輩與長輩面前,做到敬重有禮就好,不要諂媚跪舔,否則只會讓對方看不起。
當你面對服務生、大樓警衛等服務人員時,也不要有輕視與不屑的態度,
一個人如何對待陌生人,往往暴露出他的本性。
7.不要刻意去追逐尊榮和認同感,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投注在自我進步上,時候到了,尊榮和認同自然也會跟著到。
8.寧願和聰明人打架,也不要和愚昧的人爭辯。
9.不要硬是要擠進不被接納和認同的圈子。要讓自己成為圈子。
10.最好的人際關係,就是獨立自主、強者聯合,而不是一群弱者抱團取暖。
14.做錯事時,果斷公正的道歉,不要狡辯,也不要用表面的道歉社交辭令,去包裝自己實際上的不認錯。做錯事唯一能挽回的方式,就是事後道歉的風度。
15.別人自嘲的時候,絕對不要順勢去踩,還自以為幽默。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2萬的網紅王炳忠,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贊助王炳忠自媒體 呼群保義撥亂反正】 💰ECPAY贊助網址:https://p.ecpay.com.tw/91636 (信用卡、ATM、超商付款皆可,懇請多多支持) 💰支付寶打賞帳號:13581883245 🔥王炳忠臉書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bingzhong...
辭令意思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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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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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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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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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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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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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辭令意思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贈書直播_人們會改變的前提,是信任對話的人,把話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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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格.韋齊(Greg Vecchi)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案件調查員,擔任人質談判員,處理過跨國綁架案,訊問過落網的海珊,帶領過FBI傳奇的「行為科學組」(Behavioral Science Unit)。從制伏銀行搶匪,一直到審問連環殺手,韋齊在各種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改變了人們的心意。
過去數十年間,談判人員仰賴一種簡單的階梯模型。無論是說服國際恐怖分子放走人質,或者是讓民眾放棄自殺意圖,這套基本步驟都能發揮作用。
第一步不是施加影響力或加以說服。如同大部分的人試圖改變他人心意時做的事,新手談判者總想要直話直說:「現在就釋放人質,要不然我們就開槍了!」立刻跳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這種戰術理所當然行不通。聽在耳裡太過直接、侵略性過強,通常會造成衝突升高。試圖用這種方式影響他人,十分自我中心。不在乎另一方,不關切他們要什麼、動機是什麼,一切都是我我我,我想要什麼。
人們會改變的前提是把話聽進去,是信任對話的人。
在那之前,你說破了嘴也沒用。想一想為什麼口耳相傳的效果會勝過廣告。如果廣告說一間新餐廳很棒,人們通常不會相信,因為他們不認為廣告所說的值得信任。
然而,如果是朋友說某家手工義大利寬扁麵好吃,人們會比較願意嘗試。為什麼?因為朋友已經贏得他們的認可。他們認識這個人的時間,久到能假設對方把他們的最佳利益放心上。
經驗豐富的談判人員,因此不會開頭就說自己想要什麼,而是先去認識他們試圖改變的那個人,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談判人員會想辦法理解與體會對方的情形、感受與動機,讓對方知道有人懂他們。
人處於危機中會感到孤立無援,憤怒又沮喪,希望有人聽他們說話。然而,他們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就是因為感到沒有任何人聽他們說話。
韋齊因此每次談判都以相同的方式開場。不論對方是五歲小孩或五十歲的銀行搶匪,是想自殺的母親或殺人犯,韋齊的開場白永遠是:「嗨,我是FBI的韋齊。你還好嗎?」
他並不採取正式的辭令,例如:「我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別探員韋齊。」更不會說:「現在就高舉雙手出來,否則我們就進去抓你了。」那種方法不是很能建立信任感。
相反地,韋齊先搭建橋梁。他讓對方開口,不批判,不插嘴,以此建立關係,讓對方感受到自己是這場互動中最重要的當事人。韋齊問對問題,讓對方看出他真的用心在聆聽,他在乎這件事。
除了表達同情與理解,韋齊的開場白還能蒐集寶貴資訊。「策略性同理心」(tactical empathy)能協助談判人員理解根本問題出在哪:為什麼嫌犯會苦惱、他們需要什麼。聰明的談判人員會從當事人的角度出發,以他們為中心,藉此建立連結及奠定影響力的基礎。
對缺乏經驗的談判者而言,這點通常最難做到,因為不僅要聽另一方說話,還得從對方的觀點出發,而不是直接開始解決問題。但是唯有基礎打好了,才可能得出解決辦法。
因為當人們感到真的有人用心聽自己說話、關心他們好不好,就會生出信任感。韋齊形容,這是在成為協助他們的人。變成他們的支持者、替他們達成想要的事。「你聽起來餓了。我幫你找點食物。」「你需要逃亡用的車?你想要哪種車?」韋齊成為中間人,成為對方的夥伴;他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來幫忙的,他們是一個團隊。
就連韋齊的用語也顯露出這點。「你和我會一起想出辦法。」「我們必須一起努力,因為我們不希望這件事超出我們的掌控,對吧?」利用「我們」這種包含式代名詞,建立起一處韋齊會盡全力協助與保護對方的世界,但對方得協助韋齊做到。人類很難對想幫自己的人發脾氣。
唯有在理解對方、建立信任感後,韋齊才試著改變對方。他必須讓對方聽得進他的建議與引導。
即使是達到這個階段後,韋齊依舊一定會從對方的角度來解決事情。打算搶銀行的歹徒綁架兩名人質?不可能叫歹徒自己出來,好讓韋齊這邊的人抓。韋齊的確希望搶匪那麼做,但搶匪可不想鋃鐺入獄。
更有效的手段是讓搶匪感覺解決方案是他們的點子,讓他們自己說服自己。
韋齊利用銀行強匪自己的措詞,模仿他們說話,以達成他想要的目標。他鼓勵銀行搶匪自行得出結論,認為最好的一條路就是高舉雙手投降。
前述幾段話的意思,不是銀行搶匪想要什麼都照辦,因為搶匪最想做的事是拿著錢逃之夭夭,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全身而退。韋齊不能讓這種事發生。
韋齊的做法最厲害之處,在於他讓搶匪想要照做。不是靠命令,而是讓搶匪感到他是在為他們著想,以此推動搶匪抵達他從頭到尾都想讓他們抵達的地方。也就是讓搶匪認定若要達成自身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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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韋齊正試著化解一名父親(以下化名為約翰)的自殺意圖。約翰意志消沉,因為失業後找不到新工作,擔心養不起家人。他唯一想到能幫助家人的方法就是自殺。他保了金額很高的壽險,要是自己死了,家人可以靠保險金過活。
一般人碰到這種事,第一反應是單刀直入。約翰如果是自殺死的,保險公司根本不會理賠。我們應該向約翰點出這件事,對吧?
然而,約翰不是那樣想事情。他的理解不是那樣。如果你開頭就試圖跟他講理,從你的觀點出發、而不是他的,約翰大概真的會自殺。
韋齊開始與約翰講話,他自我介紹,問約翰還好嗎?接著開始了解背後的問題。
「我替×××做牛做馬二十年,」約翰說,「我卻被趕出公司,現在沒有收入,所有的東西都是銀行的。我得照顧我的家人,我這麼做是為了家人。我的保險金很高。沒人需要我。」
「跟我談談你的家人。」韋齊說。韋齊此時化身為「幫助先生」,試著了解約翰這個人,他關心約翰。
「我,那個,我有太太和兩個很棒的孩子。」約翰說。
由於約翰把重點放在孩子身上,韋齊選中那個正面的話題,進一步探索。「跟我
說說你的孩子。」
「嗯,我有小孩—兩個都是兒子。」約翰說。
「兩個都是男孩?真的啊?」韋齊開始換句話說,模仿約翰講話。
「對。」約翰回答。
「聽起來你很愛他們。」韋齊說。他替約翰的情緒定調,「聽起來你真的很愛他們。」
「嗯,對,我當然愛他們。」約翰說。
「你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爸爸,你試著做對的事。」韋齊說。
「嗯,對,當然是這樣,對吧?」約翰回答。
韋齊讓約翰聊起孩子,講他們父子間的關係。約翰希望兒子當好孩子,懂得尊重女性。他會帶孩子去釣魚,傳授生活技能。孩子們很喜歡待在爸爸身邊。
他們聊了一陣子後,約翰吐露了這許多資訊,韋齊回應道:「哇,天啊,約翰,
我覺得你要是今天自殺,你的兒子會失去最好的朋友。」
說完這幾句話後,現場寂靜無聲。韋齊也保持安靜,讓約翰琢磨他剛才說的話。
韋齊這下子把難題放進約翰腦中,他沒告訴約翰該做什麼,也沒催促他千萬別自殺,只是聆聽,換個方式重述約翰自己說的話。由於韋齊已經和約翰建立關係並協助他,而且不帶批判,約翰很難不聽進韋齊的話。
好了,約翰不會自殺了,因為自殺已經不再像是可行的選項。阻止他人自殺是極端的棘手情境,最好大部分的人都永遠不會碰上這一天。
不過,韋齊的方式同樣適用於各式各樣的日常事務。從和供應商的公事對話,到伴侶間的爭吵。與其試圖說服,不如從理解對方著手。為什麼供應商的價格高過你想要的價格?或許他們成本提高了。另一半很氣洗水槽裡的髒碗盤?或許問題真的出在盤子本身,但也可能是沒洗的碗一直讓對方想起某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
人們感到被理解、被關懷時,就會產生信任感。
供應商知道目標是長遠的夥伴關係,而不是只賺眼前這一筆。另一半明白了有時髒盤子就只是髒盤子。把事情說開時,你們將一起找出解決的辦法。
道理如同幫花園除草。最快的方法是抓住葉子、讓雜草從地面斷開,接著拔下一根。
雖然這似乎是立即見效的方式,長遠來講效果不佳。由於斬草沒除根,野草還會長回來。看上去是捷徑,最後卻花掉更多時間。
真正要去除野草,或是改變看法,就得找到源頭,挖出究竟是什麼樣的需求與動機,導致當事人出現這樣的行為。追根究柢後,自然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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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討論的重點主要有兩點:
■ 讓對方感受到自己是這場互動中最重要的當事人
■ 人們感到被理解、被關懷時,就會產生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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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書籍:
《#如何改變一個人》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心理,從心擁抱改變
作者:約拿.博格
直播時間:
7/11(日)晚上9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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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再不出來給大家開英語小教室,不知道網上什麼阿X英語的,是不是也會加入硬拗鬼扯的行列!
上回其實就搞過一次,陳時中拿英文信唬人,謊稱台灣最早通報新冠疫情給WHO,騙大家都看不懂英文。這回美衛生部長阿札爾當蔡英文面喊President Xi(習主席),總統府硬拗是拼音問題(Tsai再怎麼發音也不會變成Xi),後來大概覺得不夠說服人,又開始透過綠媒炒作這是另一個英文字presidency,還找來新莊國中英文老師曾麗娜配合瞎掰,講得雲裡霧裡多高級的樣子,其實就是鬼扯淡!
Presidency這個字意思是「總統職務」或「總統任期」,翻開英英字典解釋為the job of being president或the period when someone is a president,簡言之指的是「職務」(job)或「任期」(period)這種抽象概念,不是用來指人的稱謂。現在硬拗者還扯說,Presidency是一種外交辭令,類似「閣下」之意,但那也是Excellency,沒有人用Presidency當總統閣下,而且前面要加所有格代名詞(如your excellency、his excellency)。何況美國不是大英國協國家,不興這一套宮廷敬語,一般都直接稱Mr. President(總統先生)、Madam President(總統女士),不然就是President後面加姓,總之沒有什麼用Presidency當對方稱謂的說法!
又有人搬出AIT公布的講稿,發現第一句話就是"Thank you, President Tsai [ts-eye](講稿上明明連讀音都有標示) , for welcoming me to Taiwan today",以此想證明阿札爾說的是「蔡總統」,但這其實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反而證明講稿上確實不是presidency,而是President Tsai,然而阿札爾卻念成了President Xi!
如果阿札爾是口誤,那也應該有所說明,國民黨要求道歉完全應該。如果另有用心(基本上我認為美官員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那就值得現在一群妄想「聯美抗中」的台獨工作者深思:這不正是老美最擅長的兩面手法,刻意留下伏筆,意指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幕後老大還是中國的習主席,蔡英文只是中國台灣當局(The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美國南海宣言所援引的海牙國際法庭判決對台灣的稱呼)的領導人,所以不算破壞「一中」,對大陸也有一番交代?
如果連這種官式拜訪的稱謂都可以耍這套,你還寄望老美會為台灣打仗?與其繼續硬拗什麼拼音,不如深思一旦大陸決心要收回台灣牌,對老美來說其實就是一場交易,畢竟培養這乾女兒也花了不少心血(其實是台灣當看門狗還自備狗糧),就看能跟大陸敲點什麼利益來換吧!
#President Xi #阿札爾 #感謝習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