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李時珍】🔺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0
🔸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李時珍,湖北蘄州人,明朝時期醫學家、藥學家、博物學家,著有《本草綱目》,與扁鵲,華佗,張仲景並稱為中國四大名醫,人稱「藥聖」。
李時珍一家是醫藥世家:祖父是一名鈴醫;父親李言聞,是當地名醫,在蘄州及附近州縣頗有名氣,曾擔任過「太醫吏目」的職務(一種御醫官);哥哥李思珍,同樣學醫於父親。
李時珍自幼體弱多病,但性格活潑好動,喜愛讀書,自幼便觀察父親診症。父親醫術高明,鄉人云能治百病。耳濡目染下,李時珍的醫術有很大提升。由於李時珍天資較聰慧,李言聞本打算讓李思珍繼承家業,全力供養李時珍考取功名。父命為重,李時珍雖然熱愛醫學,也只好聽從父親的安排,專心考取功名。他天資聰穎,在十四歲時便已考中秀才。早早考中秀才,但李時珍其後連續兩次參加鄉試均未能考中舉人。李時珍22歲時,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進武昌考試。他不幸在此之前感染了風寒,狀態極差之下,不但沒有考中,差點把小命都丟了。從此,他決心棄儒從醫,拜其父為師。父親早就看出他才能都在醫學上,加上仕途尚未開始便已如此不順,萬般無奈之下,還是讓他踏上了醫學之路。在其後的十年內,李時珍除了伴隨父親診症外,更是全心全意攻讀古醫藥書。他在這段時間精研的書籍典故包括:《內經》、《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歷代名家所作的著述和有關花草樹木的書籍,幾乎所有與自然有關的領域均被其研究透徹,可謂涉獵廣泛。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李時珍當時33歲。他治好了富順王朱厚焜的兒子困擾多年的怪病,聲名大顯。後來又治好了楚王兒子的病,楚王朱英襝十分欣賞李時珍的才能,騁用他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醫所事務。嘉靖三十五年(1556),楚王推薦李時珍到太醫院工作。
三年後,他又被推薦擔任「太醫院判」的職務。在太醫院工作的年間,李時珍積極地從事藥物研究工作。由於「太醫院判」的身份,他得以飽覽王府和皇家珍藏的豐富書籍,其中便包括了《本草品匯精要》這本將會成為《本草綱目》重要參考對象的書籍。太醫的身份使他能獲得接觸各類珍稀藥材的機會,他看到了不少聞所未聞及珍稀貴重的藥物標本。李時珍很早以前便立志要糾正古醫藥書籍的謬誤。他在太醫院逗留期間,曾多次向太醫院建議編寫新的本草注解,結果他遭到了嘲笑和打壓。李時珍明白到無法依靠朝廷,關鍵時刻還是只能靠自己,便辭官回鄉。
據《明外史本傳》 記載,李時珍發現當時草本書籍的描述「品數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析為二三,或二物混為一品。」,許多毒性藥品,竟被方士吹捧為可以「延年益壽」。明世宗朱厚熜迷信仙道,命方士為其研製仙丹。所謂「仙丹」竟用水銀、鉛、丹砂、硫磺、錫等有毒物質,有人更相信古書記載的:食黃金能成神仙等內容。李時珍決心扭轉被歪曲的社會風氣,下定決心以科學的態度解決問題。
李時珍想著述的思想十分明確:糾正古代草本的謬誤;修改古代草本不合時宜的內容;補充新發現的草本藥物;補充最新研究的療法和製藥成果;總結歷代所有藥材的資料。一篇成功的論文,需要一手和二手資料輔助,才能顯得有內涵和說服力,這在古代也是如此。李時珍深入實際生活,特別注重從民間收集資料,總結他們的醫學經驗,這使他從遊學於各地的經歷中獲益良多。從文獻中記載李時珍的足跡至少遍及十餘個省份,苖傜少數民族地區,各種窮鄉僻壤,荒山野嶺等等。自1565年起,李時珍先後到訪武當山、廬山、茅山、牛首山,湖廣、安徽、河南河北等地。他先後拜過漁人,樵夫,車夫,農民,藥工,捕蛇者為師,學習各種知識。
1552年,李時珍在參考了大量的著作後,正式動筆寫書。他會為了弄清一個藥材的本質而徹夜不眠,甚至翻閱數十本書籍,直到找到正確的答案方才滿意。他為每味藥都排出了十個項目:正名、釋名、集解、辨疑、正誤、修制、氣味、主治、發明、附方等。在發明的部分,他除了搜羅歷代驗方、驗案和醫論外,更加入了不少自己的發現和心得。李時珍尋找資料的方式可歸類為「通考據」,「詢野人」。「通考據」的意思就是,通過對文獻的校正、考據、整理,糾正過去的錯誤,尋求正確的知識。「詢野人」則包括了:社會調查、實地實物考察、以及自身的經驗所得等。對於從古書中得來的資料,他均會進行仔細甄別,「復者芟之,闕者緝之,訛者繩之」,既不兼收並蓄,又不輕率否定。經過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反復考證後,才把正確的結論收入書中。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他追求之真切、治學之嚴謹、態度之虔誠、文風之純正可見一斑。可謂是點點滴滴涂肝腦,字字行行淌心血。
花費二十七年,明朝萬歷六年(1578),《本草綱目》初稿完成,全書分為五十二卷,列為十六部,部各分類,類凡六十,標名為綱,列事為目(這就是綱目二字的由來)。全書共收錄藥物1892種,新藥物374種,附方11096首,插圖1109幅。
雖然《本草綱目》已經完成了,但如果沒能出版,世人並不會有機會享受到他的努力成果。成書後,李時珍馬上為了聯繫出版事宜,拖着老病之軀四處奔波。他首先去到離蘄州較近的黃州,武昌等地,嘗試借助官府或出版商的支持出版此書,卻因經費問題遭到無情的拒絕。他只好舍近求遠,去到當時全國最大的刻印中心——南京,尋找新的機會。當時南京在刻印書本的技術和經驗上領先全國。不論是雕版刻印還是活字印刷,南京都無疑是最好的選擇。萬曆七年(1579),李時珍帶着他的畢生心血結晶,直赴南京。然而,並沒有書商對他的醫書感興趣。李時珍在南京周折了一年,依然毫無結果。後來,在王世貞的幫助下,金陵書商胡承龍決定出版《本草綱目》這本書。萬曆二十一年(1593),這本未來將會震驚全球的醫學鉅著啟動了雕刻工序。三年後,萬曆二十四年(1596),第一個版本的《本草綱目》正式在南京出版,這也是《本草綱目》的第一個版本———金陵本。此時75歲的李時珍已經再無遺憾,同年十一月,他在他的家鄉故土———蘄州,含笑離開了人世,終年75歲。
李時珍離開人世後,他的兒子李建元,帶著這本鉅作以及父親留下的遺表,覲見了明神宗。他相當重視這本醫學作品,批下了「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的聖旨,意思就是《本草綱目》可以在皇室書府中保留下來。至此,《本草綱目》的流傳已成水到渠成之勢。首版金陵本到底出版了多少冊,至今已難以考究。但保存至今並得到官方承認的金陵本本則是有所記錄的:中國2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3部、德國1部、美國1部(美國國會圖書館)。
李時珍所創的自然分類法,體現了藥物分類的先進性。他創造的科學分類法與傳統方法相比有了質的飛躍。傳統方法採用上、中、下三種品質作分類,許多學者將其稱為「古代最完美的分類法」。時至今日,《本草綱目》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化中各大科學史的重要知識泉源。它集歷代本草之大成,體現了本草知識的全面性;它準確地歸納總結,體現了藥性理論的系統性;它細膩的分析描述,體現了草藥內容的科學性;它清晰的綱目結構,體現了本草文獻的邏輯性;它豐富多采的筆法,體現了本草學說的廣博性;它創造的自然分類法,體現了藥物分類的先進性。
李時珍的貢獻受到了世人的認可。1953年,莫斯科大學新校舍落成時,把李時珍的畫像作為世界著名科學家,鑲嵌在大禮堂的走廊上。蘇聯時期《醫務工作者時報》曾專門刊登關於李時珍的文章。著名中國科技史研究學家李約瑟博士這樣評價李時珍:李時珍作為科學家,達到了同伽利略,維薩里的科學活動隔絕的任何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毫無疑問,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那部本草書中登峰造極的著作《本草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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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井田制度」一詞是自戰國以來,人們對西周時期所行土地制度的通用名稱,歷代各家學者的解釋不盡相同。
我們認為它的含義有二:
一、「井」字像田地的形狀。田地中有阡、陌、溝、渠,劃分田地為若干方塊,來源於夏商以前。
二、西周的封建領主制剝削方式。這種剝削方式的基礎,即土地所存權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權,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貴族有佔有權和使用權,庶人(農奴)無土地權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剝削的義務。具體剝削方式,是貴族們將田地分為兩類,一類為貴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屬農奴們集體無償代耕,就是勞役地租。另一類大致以百畝為單位分給農奴各家耕種,收穫物歸農奴所有。孟子對這一剝削形式設想為:「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當然各貴族對公田、私田的劃分或分佈,因地因人而異,不一定絕對如此整齊劃一,孟子也說「此其大略。」古人把這種勞動產品再分配的方式「雅化」為「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公即諸侯。在井田制度下,土地不許買賣。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為諸侯百官的俸祿等級單位,又作為控制庶民的計算單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買賣,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關係去繼承。耕種井田的農業庶世也隨著土地同屬於領主階級所有,終生不得離開土地,更不准轉業。
所謂「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規劃、畝積和疆界的方塊田。長、寬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畝積為百畝,作為一「夫」,即一個勞動力耕種的土地。井田規劃各地區不一致。有些地方採用十進制,有些地方則以九塊方田叫一「井」。因為把九塊方田擺在一起,恰好是一個「井」字形,井田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一井的面積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納九百個勞動力;一萬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納九萬個勞動力。
在井田的田與田、里與里、成與成、同與同之間,分別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溝、洫、澮;與渠道平行,還有縱橫的通行道,叫徑、畛、途、道。各種渠道的大小、深淺和通道的寬窄,都有一定的規格。
西周的各級統治者把井田分為三類。他們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於河流附近、背山向陽的平展土地)成千塊、上萬塊地留給自己,叫「公田」。因為公田的面積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驅使奴隸集體耕種。把距城市較近的郊區土地,以田為單位分給和統治者同族的普通勞動者耕種。這部分人因為住在「國」(即城市)裡,叫「國人」。國人不負擔租稅只負擔軍賦和兵役。他們平時每年向國家交納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為軍費。戰時當兵,自己準備武器、糧食和軍需。國人有當兵和受教育的權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們受教育主要是軍事訓練和學習禮儀。這部分人是社會裡的普通平民。他們表面上不受剝削,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當時社會的掠奪戰爭是十分頻繁的。他們經常披征去打仗,自己家裡的田園都荒蕪了,因而破產負債。打了勝仗,掠奪來的土地和財富統歸統治者所有,如果打了敗仗,還有被俘淪為奴隸的危險。因此,國人的地位是動盪的。
封建領主把距離城市較遠、土質瘠薄的壞田,分給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因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領主階級瞧不起他們,認為他們最愚蠢,所以也管他們叫「氓」。庶人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給領主耕種井田和服其他雜役的義務。他們每年要先在領主的大田上勞動,然後才准許去耕種自己作為維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塊土地。因此西周時期的「國」「野」對立,既是城鄉對立,也是階級對立。
春天到來,農事季節開始了。大批庶人全部被驅使到領主的「公田」上去。天剛一亮,領主指派的官吏(「里胥」和「鄰長」)就分別坐在村口,清查出工的人數。晚間收工時也如此。早在冬天備耕的時候,就由「里宰」根據勞動力的身體強弱、年齡長幼,把每兩個人搭配在一起,叫作「合耦」。兩個人一對,一起勞動叫一「耦」。這種拼種方法叫「耦耕」。在大領主的公田上,有成千耦、上萬耦的勞動者。他們在田官(「田畯」)的監視下勞動,有時候奴隸主頭子本人(「曾孫」)也親自去田裡監督。秋天,領主大田上的收穫,多得像小島,像山丘,要準備好成千倉、上萬箱去收藏。冬天農閒季節,庶民們還要給領主修房、打草、搓繩和幹其他雜項差役;婦女要為奴隸主採桑、養蠶、紡紗、織帛做衣裳、縫皮袍,從白天幹到半夜。領主怕他們偷懶,還要把他們集中到一起,既省燈火,又便於監督。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個別貴族為了額外搾取庶民的剩餘勞動,強迫庶民開墾井田以外的空地。這樣開墾出來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畝積,是瞞著公室,不納稅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時的格伯簋銘文記載格伯用四匹馬換倗生三十畝田,就是明證,因為公田是不允許用來交換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當顯著。爭奪田邑、交換土地的記載也多起來了。周厲王時的散氏盤銘文記述:矢人侵犯散國城邑,被打敗了,便用兩塊田地向散國賠償。周厲王時還有兩銅器,一個是鬲攸從鼎,另一個是鬲從盨。前者敘述鬲攸從分田地給攸衛牧,而攸衛牧沒給報酬,遂成訟事;後者敘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換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換,結果都順利成交。貴族們土地私有的慾望不斷增長,到周幽王時,連公田都企圖據為己有。周王再像原先那樣從貴族手裡收公田,就引起貴族們強烈的不滿。《詩經.大雅.瞻卯》記錄了當時貴族們牢騷:「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復奪之。」到春秋時期,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使私田急劇增加。諸侯、大夫們富起來。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奪他們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鄭國田地,就得王畿內蘇仇忿生之田作為交換條件。貴族之間為田地爭鬥、訴訟,也層出不窮了。公元前580年,晉大夫卻至與周爭鄇田,公元574年晉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犨與長魚矯爭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公元前528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等等。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開闢和耕種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勞動力。而用奴隸制的辦法已不能調動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公羊傳》何休注說:當時「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於是,一些順應新形勢的貴族為了招徠勞動人手,改變剝削方式,如齊國田氏向民眾徵賦稅使小鬥,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鬥;晉國韓氏、魏氏、趙氏採取擴大地畝,而不增稅額的辦法,收買民心。這樣,奴隸們紛紛從公室逃往私門,「歸之如流水。」封建依附關係產生了。春秋時代見於記載的「族屬」、「隱民」、「賓萌」「私屬徒」,都指的是這些逃來的奴隸。雖然他們身份還不是自由的,但卻不同於庶民。他們可以佔有少量的生產資料,獨立經營農業和與農業有關的家庭副業。他們已經是封建農民的前驅了。奴隸的逃亡,使一些國家的公由,「唯莠驕之」「唯美桀桀」(《詩經.齊風.甫田》),變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正式廢除井田制,承認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徵稅。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頓田制,視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賦」,其後各國也紛紛傚法。本來這些改革的目的在於維護舊秩序,但它們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已成的事實,從而事與願違。在井田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缺口接二連三地被打開,井田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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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身份繼承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紐時、大紀元為何互 Diss? 歐美及香港媒體生態下的法輪功媒體】
《紐約時報》最近 diss 了《大紀元》和法輪功,簡單來說就是追蹤了《大紀元》在全球的病毒式行銷和壯大,指出近年《大紀元》轉向支持 Trump,又似乎跟另類右翼的大宗師班農過從甚密,「為右翼虛假信息主要提供者鋪平了道路」、「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不實信息的機器,一再將邊緣敘事推入主流。」
儘管《大紀元》宣稱自己與法輪功沒有從屬關係,但這裡暫且當一個勢力論之。《紐約時報》就像很多西媒一樣,在總統選舉站邊選擇拜登和民主黨。法輪功的媒體帝國令人忌憚,因為他們通過明確服務美國保守派而介入美國權力競逐,而且是新競爭者。在這個情況下,主流自由派傳媒與《大紀元》,義利皆不合。利益自然是嚴重衝突,《大紀元》做得越來越大,威脅所有現存的老牌傳媒;意識形態方面,《大紀元》強力支持 Trump,自然更是死罪。《紐時》的報道雖然似乎跟《大紀元》平起平座的搭手,有曲線提升後者位階的嫌疑,不過《紐時》猛獅撲兔,先打防疫針,以《大紀元》充滿 fake news、內容農場等自由派嗤之以鼻的名詞,是為對手塑造道德低地來鞏固自身的高大上形象。
如果《大紀元》或者法輪功的那些中國人,乖乖地做好一個第三世界受害者,簇擁在美國建制的外圍,那麼主流西媒對他們的敵意就不會那麼大,至少不會大到要寫一篇報道來含沙射影。
在更大的框架而言,法輪功在 2000 年代被壓鎮而流散,這些人一直祈禱有人可以清算江澤民,還他們公道。中國也是 2000 年代加入世貿的,鬼佬白人一直散播學術界 fake news,說中國也沒有例外,只要受幫助之後有錢了就會有中產,然後就會有自由化和民主改革;但這個假設一直沒有實現,美國跟中國水乳交融的好日子,便是各界受害者不見天日的煎熬日常。對中國的 engagment 政策沒有為這些人換到好日子甚至是象徵式公義,於是他們在絕望中倒向誓言打破建制、政策行為強烈反中的 Trump 便十分合乎常理。
是歐美自由派對中國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致法輪功、《大紀元》和很多人倒向第三條道路,在外媒記者高大上的義正辭嚴之中,有著結構性的自大和欠缺反思,沒有 check their privilege,更沒有涉取歷史的教訓(當然拜登還在鬼扯甚麼當選後要讓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繼續「又傾又砌」的 engagment 舊路,就是還停留在 2000 年代的病徵);
而《大紀元》的快速崛起,大概是填補了海內外「華人」的反共群眾市場。新世紀開始,海外華人在精神上無法再依賴多數晚節不保的海外民運,甚至民運也已經不存在,在國內也變了「維權」。海外華人就算不信法輪功,看《大紀元》還是會接觸到強烈反共內容或者中共官場秘聞,也算是只此一家的聊以自慰。
然而這樣說是否代表我喜歡《大紀元》呢?我不支持,而且無法理解。雖然在香港有多年歷史的各大遊行(至 2020 年終止),法輪功隊伍總是常客,他們在香港的街站也不時遭親共打手騷擾,他們一定也有很多有心人。一些基督徒面對摩門教有時也自愧不如,雖然不認同其教義,但摩門教當中確實有很多生活極度虔誠的信眾。我對法輪功的印象大概也如此。法輪功和香港人似乎都有同一個敵人,但有相同敵人可能只代表是非神聖同盟。
由於法輪功是用病毒式擴散,去中心化的,很多網站都不會說明自己跟法輪功的聯繫,但你可以嗅到背後有同一種意識形態。例如一些內容是將希伯來人的上帝跟佛祖、孔子等人大雜燴;一些內容生產者是極度愛國的,並且視中國文化為五千年的整體,並將其源頭上接到「神」,認為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既是三教合流,也有類似新紀元運動的宗教統合傾向。
類似的論述可以從《大紀元》網站的文化歷史藝術版面看得到,他們以非常狂熱的態度推廣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正統。雖然法輪功一開始甚至在中共黨內流行,但遭受鎮壓之後,由反江澤民變成反共,但他們都是中國人,是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信眾因為創傷而強烈反共,但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東北和內陸中國,只能高舉「真正的中國文化」來反共,中共竊據了中國人的江山,中共來臨之前中國人是好的、中國文化是神聖的。
「大紀元系」在香港的聽眾觀眾也越來多,背景是固有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傳媒已經漸趨保守,一方面要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以免滅頂,於是經常顯得自我克制。「大紀元系」就填補了那個市場空缺,加上他們也越來越專業,便有能力搶奪群眾;
但也是因為如此,《大紀元》論述在香港也是水土不服的,因為東北和維港真是相距很遠。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上一次特首選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之爭,連泛民的社會賢達也興致勃勃地追看轉發「大紀元系」的揭密,繪形繪聲地說習近平很快就會清算「江派」,江派是支持林鄭,習近平其實內心屬意曾俊華。這些也不算是假訊息,只是臆測傳到各種叔叔嬸嬸的手機電腦裡面,他們又爭相傳播:「你沒看爆料嗎?江派就快敗亡了,選舉之後你就知道……」法輪功在中共裡面是流行過的,《大紀元》有時也是消息靈通的、有獨家的,但有時也是敗在獨家,因為中國內部本身就是一個假訊息機器和諜戰樂園,你怎知道他們不是故意想你這樣相信呢?例如某官和某官在鬥,沒人能證實也沒人能否證。
《大紀元》論述在香港的流行,縱然是反共,也是有礙民智,將香港的「中國觀」拉回了黨內鬥爭、期待好人收拾壞人的格局。這對於他們那種背景的人並非不合理,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仍是中國人,是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中。中美關係由魚水交歡到進入分歧階段,西媒和《大紀元》正式分道揚鑣,因為西媒想延續體制,但這些海外中國人卻要用美國來滅掉中共,破局後重建的仍然是五族共和兼五十幾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只要中國換了黨換了人,他們就會離開,跟香港再沒有相干;甚至只是有了一個接納法輪功的領導人,我們就會馬上面對不一樣的東西。
法輪功在香港也有不少活動,特別是中國自由行很多的那個年代,他們很熱心向同胞揭露真相,因為這事是為了中國,而香港只是一個建設民主中國的輻射點。山東人郭文貴也愛爆料,但他只是黨內權鬥的失敗者,他要求的只是在結構裡換人,而不是認為結構需要重構。這一群海外華人,肯定有高潔和有能之士,但眼界習氣所困,隱若繼承著農民造反和太平天國的組織傳統;但這也許不能全怪中國人。當他們被強烈打壓和出賣,跟中國開始有巨大生意往來的西方沒人救得了他們,只能用信仰組織起來求存。沒有一定的「迷信」,不可能抵抗如此殘酷和幻滅的世界;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民運人,都幻滅了,最後卻是一直說著退黨人數和活摘器官的法輪功越戰越勇,可見非理性和意志的力量。
固然新聞應該是自由的,沒人能夠壟斷真理的解釋權。西媒大規圍消音拜登家族醜聞,才是自由民主制的崩壞起點;《大紀元》突然被提上日程,則是美國國內意識形態鬥爭一部份,「美國體制」不能再忍受 Trump,更受不了 Trump 得到這麼龐大的媒體支持 — 他們認為這一向是自己的主場,不能任由公然唱反調的媒體「入侵」。面對 Trump,自由派和左派都拋下理中客的面具,赤膊落場隻揪;反共的《大紀元》跟另類右翼結盟,而香港則一邊說著唯一出路,一邊與失勢的中國愛國者相濡以沫,what a party!
在價值系統因為現實政治而搗毀的過程,就會有很多新觀念新訊息,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也許是很老套的保持清醒,照單全收永遠是危險的。「認識你自己」:認識誰是敵人、誰是永恆的盟友、誰是暫時的盟友、誰的政治目標是甚麼。認識自己,認識媒體,免被愚弄,以免自己以為覺醒了卻只是進入了另一個 Matrix,保守自己的議程勝過保守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