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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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娟芬專欄:亡國感的逆襲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5174
🌻 本文作者張娟芬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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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文)————
「亡國感」,目前為止我們對它所知不多。它起於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會發現「亡國感」首次在搜索引擎裡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這一週。三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長韓國瑜進中聯辦。這個人在一片紅色疑慮之中贏得選舉,當選之夜即高調宣布支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什麼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後,已無疑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緊緊縫合,要把臺灣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韓國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訪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地;並且走進了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指揮中心。他事前沒有向陸委會報備,事後拒絕透露與中聯辦的聯繫經過與會商內容。就在這一串新聞事件裡,「亡國感」出現了。
流行語大抵如此:一聽就懂,心領神會,拿來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這個喜歡玩弄同音異字、以訛傳訛的大遊戲年代,「亡國感」又異變為更加俏皮的「芒果乾」。這樣的「亡國感」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定於一尊的標準定義,而反映了一種集體情緒。
#潛規則:我們要看對岸的臉色
二〇一九年初當我決定開設「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這門課時,驅動的力量也來自一種當時還無以名之的焦慮。這原不是我的守備範圍,但我感覺到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生活,已經面臨毀壞的危機。對政治略有參與的公民應當早已習慣,民主經常是警鈴大作的。可是,中國的攻勢從「九二共識」到「一國兩制」,已經又逼近了一步,半島電視臺臥底採訪所揭露的中國滲透手法與深入程度,更是觸目驚心。我不禁自問,這是不是臺灣民主的最後一個警訊?
第一堂課,我放導演鄭有傑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潛規則》。一組人準備拍電影,外景選在一個學校操場的司令臺。但是導演看起來又愁又怒,原來司令臺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國旗。美術說,「我避不掉。」導演說,「到時候片子賣不進去怎麼辦?」最後,最資淺的工作人員拿來鐵撬,大家合力將那塊國旗背板撬下,在國旗歌聲中,工作人員歡喜大喊:「要——倒——了——!」
當那個國家象徵轟然倒下,只見導演兩眼發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風。背板後的牆面久未經日照,顯得有點蒼白。那裡畫著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問:「『潛規則』到底是什麼?明白地用語言把它說出來。」毫不扭捏的,第一個答案就直指核心:「我們要看對岸臉色。」
對。就這麼簡單。
「潛規則是誰訂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比較糊了,有人說是自願的,有人說是歷史與市場造成的,有人說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實這注定是一個模糊的回答,因為根本就沒人知道誰制訂的。
我再問:「潛規則與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話,感覺遵守法律跟制訂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潛規則感覺是下對上的,要一直去猜測那個規則,想要討好在上位的人。」一個學生說,法律非遵守不可,潛規則卻有選擇的空間。另一個說:法律寫在那裡,可以去鑽它的漏洞,但是潛規則卻逃不開,因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第三個人自動出面整合了雙方的論點:「法律之所以能鑽漏洞,是因為它很明確地寫在那裡,邊界很清楚,所以知道從哪裡鑽過去。潛規則逃不開,是因為它很模糊,也沒人把它講清楚,所以就算一個人選擇要服從潛規則,也可能逃不開。」我說:「對啊,就像小熊維尼,他本來是個卡通人物,結果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變敏感了。」
如此討論一輪,潛規則漸漸現形:它不經民主程序、冤無頭債無主,因此無法修正、無法討價還價,卻有著貨真價實的影響力。短片裡說得很明白,不避掉國旗的話,電影就進不了中國市場。電影這麼燒錢的產業,要不顧慮市場,實在挺難的。拍了背景有國旗的戲並不會被抓去關,但是會血本無歸,這使他們決定趨吉避凶,遵守潛規則。
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時候,「不能出現國旗」還是低調、委婉、檯面下的原則,業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潛規則已經不再低調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開道歉,都是刻意張揚的霸凌,目的是殺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潛規則就是對於中華民國的各種政治象徵全面獵殺,是中國對臺灣的政治審查。
如果你參與某個活動,被警察抓走,然後從高處墜落,或者從海裡浮起,但一律以「無他殺嫌疑」迅速結案;我們知道這是政治。這裡面有國家動用的公權力,有壓迫者、有受害者。潛規則看起來卻不是這樣,它看起像「個人選擇」、「市場機制」、「你自己願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來啊!」潛規則用的是經濟手段,國家公權力僅隱身其後,讓事情看起來不是「壓迫者欺負受害者」,而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也就是用經濟手段來掩護其政治本質。
《潛規則》為「中國因素」下了一個很好的注腳。所謂「中國因素」就是:臺灣的許多事情,是被中國「決定」的。其「決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響,也可能是用經濟。
但是,為什麼?臺灣的事情,不是應該用民主的方式決定嗎?
「亡國感」這個集體情緒,它的核心就是這一句提問。臺灣的事情,為什麼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決定?為什麼是由一個我們從未授權也無法影響的政權來決定?那民主算什麼?我們算什麼?
#什麼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用了一款簡易遊戲「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權組織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設計研發、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引進,他很有創意地將這遊戲譯為「民主雞蛋糕」。每一組發一個蛋糕盤,然後提供二十幾種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透明」、「多元媒體」、「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自由公平的選舉」、「公民投票」、「反歧視的法律」、「社會福利」、「正當程序」、「宗教與信仰自由」、「隱私權」等等。學生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建立自己的「民主雞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來都像好東西,但是蛋糕盤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協商與爭辯自不可少,但他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一位學生寫道:「在選擇良心食材時不論哪一項都非常難以取捨,突然有個念頭覺得我們過得其實很幸福,這些食材其實圍繞著我們四周,或許臺灣民主仍然有其進步、改善空間,但大抵來說我們過的很自由,自由到這些食材像是理所當然就該存在的,像是天賦的,捨棄哪一塊都怪彆扭的。」
另一位學生說:「這些良心食材,每一個現在看起來都好簡單,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選六個來堅守,又尤其一想到我們很有可能將在之後失去這些權利,就更要選得戰戰兢兢。」
真的戰戰兢兢,我看著他們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盤子,又拿下來。「每一個食材在被丟棄的同時,總是會有人提出在臺灣過往經驗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況,最後食材又會被順利救回。其實我很慶幸大家對於臺灣歷史的認識較深,讓討論變得更加有意義,但也覺得很困擾,因為這樣每個食材都變得非常重要,就無法選出最重要的六個食材。」綜合討論時,有一組幽幽地說:「我們想要做一個三層的蛋糕!」
這是在桌遊與手遊中長大的世代,在高解析度影像中長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貼上彩色紙的陽春遊戲,卻讓他們認真到產生選擇障礙,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東西「之後可能會失去」。
可以想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言論自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等等,是很受歡迎的食材。但有一組出人意表地選了「社會福利」。據說那是蛋糕盤上的最後一個空位,一位組員唸出「社會福利」卡片背面的定義:「政府應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統,以確保人民能擁有健康、接受教育、經濟穩定」,真誠地看著大家說:「我覺得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認為有社會福利,才會成為一個有愛的國家。」那想必是莊嚴的一刻,全組的人都感動了。一位組員寫道:「原本還在爭論效益或結構的組員都同時安靜下來,神情從冷靜理性轉為溫柔,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將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組員瀟灑地總結:「社會福利是討論後決定釋出的立場,即便在層級上是較後期的目標。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雞蛋糕只是第一階段。遊戲卡裡也有幾十個對民主的攻擊,我稱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監控」、「言論審查」、「選舉詐欺」、「歧視」等等。第二階段的玩法是請同學運用他的民主雞蛋糕裡的六個成分,來抵擋這些「黑心食材」。這個民主遊戲來自北歐,難免有隔靴搔癢之處,因此我根據臺灣處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個臺灣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資訊戰」與「非官方談判締約」。太過切身了,同學說看到這三項,「腦袋抽痛了一下」。
面對攻擊,無力與挫折全部都跑出來了。「訊息戰、以商逼政、非官方締約一出現,瞬間就擊潰我們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們別無他法,而且還遠不及打壓這些早已滲透到民間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後大家都想放棄民主了。有一組說『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對付這些東西』,我覺得好衝擊,確實這些大家這麼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惡勢力』不斷逼近,為什麼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時候也會這麼質疑。」
「我們拿著良心食材想要拼湊出防禦姿態,但卻發現這該怎麼擋?怎麼擋都有漏洞……我們拿著良心食材去對抗這些邪惡,突然感覺像是天安門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擋坦克』。」
有一位同學想起了我在課堂上放的紀錄片,李惠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記得那時看完中嘉併購案的片段後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無力感,即便我們獲得了資訊卻無能為力,在面對這三個中國因素的問題時我也感受到了一樣的無力。我開始回想紀錄片裡的中嘉併購案,當時有一群人發起了抗爭活動,雖然並沒有受到大媒體的關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們最能夠直接參與的,也就是集會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併加進來之後,好像還是遠不及抵禦黑心食材的進攻,真的令人非常絕望。可是,其實上這堂課的同學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辦法,那就大家一起想,總會有辦法……雖然亡國感並沒有減少一絲,但是對於自己所捍衛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知道我想說話、想當好國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擁有人權,所以即使我堅信的民主力量遠小於獨裁,我們還是得團結一致對抗。」
#向內擠壓的委屈中蓄積著向外爆發的能量
這是我對於「亡國感」的體察。在他們臉上,我讀到對民主的珍惜:每一塊「蛋糕」都不想放棄,因為認識到每一塊都重要。我讀到對於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請他們說說各組的雞蛋糕成分有何異同,其中一組解釋,他們沒有選「社會福利」、「隱私權」、「受教權」,因為「我們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體制,和言論自由能帶給公民的民主素養,自然會發展出這些項目」。在有限的蛋糕盤裡,他們沒有選擇某一些,是因為那些可以從更為基本的元素推導而得;這些食材在他們眼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們已經想到了彼此之間的連動關係。他們對民主的認識,不只是知道氯是什麼、鈉是什麼,而且知道氯加上鈉會變成一種讓食物好吃的調味料,如果將氫、氧和鈉加在一起,則可以用來做肥皂或通水管。
我也讀到擔憂、挫折、無力、絕望……與不甘願。還不願意投降或放棄的那種不甘願。這些情緒看似矛盾:擔憂、挫折、無力、絕望都是坐以待斃,不甘願卻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兩段引文所示,這相反方向的兩種情緒,可以共存於同一個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國感」似乎不是一個單一向度的感受,它不僅是字面上看起來的被動、放棄、不作為而已;在向內擠壓的委屈之中,向外爆發的憤怒在蓄積。作用力產生反作用力,「亡國感」的內裡,有一個想要「逆襲」的驅力。
#亡國感真正悼亡的對象為何
值得追問的是,「亡國感」的悼亡對象為何?有人說,醒醒吧,你沒有國家,哪來亡國感?這是所謂臺獨。有人說,容納我們民主生活的,是中華民國臺灣,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它就是我的國家。這是所謂華獨。「亡國感」是哪一種?
在同學的作業裡,「國」的問題鮮少被提起。兩千年左右出生的這一世代,成長於全球化的年代,國界已不似先前那樣銅牆鐵壁,他們對國族的情感與看法,恐怕很難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來劃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國長大,因為父母是臺商,中國和臺灣都是他的故鄉。有的人曾經在中國就學,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國,因為父母之一是中國人。有的人擁有臺灣以外的其他國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認真在評估,畢業後要不要去中國找工作。一位同學表達得很好:「對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國』是一個太難解的概念。臺灣史獨立成冊了,但我們的國名裡沒有這兩個字。」他們拒絕中國因素,並不是因為對中國有敵意,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欠缺瞭解,而是因為臺灣有民主,中國沒有,他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臺灣的生活才是有尊嚴的人的生活。
國族主義最需警戒的,不外乎兩點,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經常召喚個體為國家犧牲。「亡國感」雖然有這個「國」字,卻很難被界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情感動員,因為「亡國感」的話題總是環繞著「民主」這個概念,而非「國族」;有亡國感的人總說著民主機制的毀壞,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強化。他們並不想像一個圍牆高聳的國族共同體,要入會得經過嚴格的血統審查——他們自己原不是血統純正的人。民主的原則是盡可能讓大家都享有公民權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採取三權分立,從人民的立場來避免國家侵犯基本人權。「亡國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嚴前生活經驗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種「亡國感」:「今日不做自由的鬥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難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退一步即無死所」;那些國慶閱兵、晚會、排字、大會操、軍歌比賽,講究「數大便是美」、「整齊畫一」、「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那些「萬眾一心」、「我愛中華」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動就是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要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為自己做為一個小螺絲釘而感動,要你團結,要你愛國,要你支持政府。那種亡國感絕對不容許你談多黨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權;甚至你只是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他都說這樣會亡國。是的,那種亡國感就是賣弄國族主義的威權統治手法。
今日的「亡國感」是那種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見,「亡國感很重」的年輕人總是好想突破同溫層,好想跟長輩溝通,為了自己在乎的議題狂寫臉書,去捷運站之類的熱鬧地方當小蜜蜂,收集連署,製作短片丟上網,用無窮無盡的公民參與去實踐民主。
「亡國感」的「悼亡」對象,不是任何一國,而是民主。「亡國感」只是一個現成的詞語,方便溝通。他總不能說:「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這樣誰聽得懂?說「亡國感」,雖不精確,卻一聽就懂。遂成流行。
「亡國感」甚至不是一種悼亡。不是一種現在式或者過去式的哀嘆:「我們已經亡國了,好慘啊!」而是未來式,一種警世明言:「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民主會完蛋的!所以我們現在——」。「亡國感」不是句點,而是起手勢,重點總在於,為了不要讓現在還享有的可愛的自由消失,我們現在趕快來做點什麼?
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攝影:蔣銀珊)
這是藝術大學裡的一堂通識課,學生的主修是電影、戲劇、動畫、美術、音樂、傳統音樂、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他們本來不是對政治特別有興趣的人。但是,對民主的珍惜與體會,在這個歷史時刻變得巨大而急切,因為他們感到,「以後可能會失去」。所謂「這個歷史時刻」,就是中國積極向外輸出專制影響力的這一段時間,就是中國因素滲入臺灣骨髓的時刻。
有人擔心,亡國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將在總統大選中成為政治操作的議題。其實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極為簡單,就是民眾把自己擔心的事情大聲說出來,而候選人想辦法說服民眾: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投給我別擔心。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所有重要議題,都應該是選舉的影響因素啊。誰積極反對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和平協議,誰就會獲得「亡國感」一族的青睞。背離民心者在選舉中落敗,本是選舉制度的設計初心。
「#有錢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會是天理
課堂上也有另一種意見,是不打算捍衛民主的。有一位同學寫道:「我認為臺灣的兩黨惡鬥,不太會像是民主的在進步,而是在濫用,那要民主有什麼用?我個人會覺得專制體制會更讓我們的經濟往上升起,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強國,那我在想的是保持著民主有什麼用呢?我個人會覺得有了麵包才能夠談這些之後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錢了不喜歡極權專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為為了保持民主,而讓我們全國人民都快餓死,那維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經濟,有錢了就有自由,因為有錢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選擇要當哪一國人。這推論裡有幾個關乎事實的環節,值得拆解檢視。其一是他認為只有專制才能拚經濟,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認為臺灣的經濟現況是大家都快要餓死;其三是他認為專制並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這也就是常見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他很禮貌地寫說希望聽聽老師的看法,所以我在課堂上仔細提出事實的說明,不過,那堂課他並沒有出席,此後也沒有再見到他。
這位同學理所當然地覺得「有錢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為他在民主的制度裡長大,習慣了這種民主框架裡的資本邏輯。在專制國家,那才不是天理。專制國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國家的恩賜特許,而不是權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選擇了一個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魚也覺得用鰓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條小魚,為什麼要跳上岸來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寫定的未來
以上是我從「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上,捕捉到的「亡國感」的面貌:在中國因素影響下,因為感受到可能會失去民主自由,而產生的一種既無力又亟欲奮力一搏的集體情緒;「亡國感」本身就蘊含了「逆襲」的能量。
這門課到六月時接近尾聲,那卻是香港抗議「逃犯條例」的開端。我清楚記得當時,各界一致認為「逃犯條例」一定會過,包括上街抗爭的人。大家平心靜氣地「知道」香港立法會的生態就是那樣,平心靜氣地「知道」不可能贏;香港人上街只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們課程結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卻在街頭上一天一天地創造奇蹟,那麼多的人從各處冒出來,終於擋下了不可能擋下的,令歷史為他們轉彎。如鍾耀華所寫:「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稍稍挪移其彈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贏我們未輸,是大家的努力。」
人們六月的時候不能預測香港,現在又何能以失敗主義論定臺灣?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已經寫定了的未來。臺灣的前途仍然在於,珍惜民主的人們能夠發揮多少能量,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展開逆襲。民主自由是臺灣的理想,我們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本文摘自《亡國感的逆襲──臺灣的機會在哪裡?》,新書係失敗者聯盟及春山出版編輯部共同策劃。由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作者,正面且直接的對於亡國感現象進行拆解,希望能從中找出抵禦、甚至是「逆襲」亡國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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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是教育的一種,這種教育的目標是: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間的知識和價值觀。 通識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Study"的譯名,也有學者把它譯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 自19世紀初美國博多學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第一次將它與大學教育聯繫起來後,有越來越多的人熱衷於對它進行研究和討論。 雖然人們對於通識教育這個概念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是,對於通識教育的目標人們可以達成共識。詞語起源
80年代中期,中文“通識教育”一詞由臺灣學者根據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的思想翻譯轉換而來。 翻譯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通”和“识”的解釋。 在此之前,有人把general education譯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將liberal education譯作“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等。
復旦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中心
發展歷史
通識教育本身源于19世紀,當時有不少歐美學者有感于現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於是創造出通識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且對不同的學科有所認識,以至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最終目的是培養出完全、完整的人。 自從20世紀,通識教育已廣泛成為歐美大學的必修科目。
古代中國
通識教育的思想,源遠流長。 《易經》中主張:“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張,做學問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古人一貫認為博學多識就可達到出神入化,融會貫通。 《淮南子》中說“通智得而不勞”。 通識教育可產生通人,或者稱之為全人。 《論衡》中說:“博覽古今為通人”、“讀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揚雅言,審定文牘,以教授為師者,通人也”、“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 通識教育可產生通才,即博覽群書,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學多識,通權達變,通情達理,兼備多種才能的人。
古代西方
西方文化中通識教育思想同樣也很古老,亞里斯多德主張“自由人教育”,他的對話式、散步式、討論式多學科教育,被稱為呂克昂式逍遙學派。 伴隨工業革命,由紐曼宣導的博雅教育,主張培養博學多才、行為優雅的人。
現代教育
由馬修·阿諾德多方宣導的現代大學“通識教育”影響廣泛,備受關注,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學的認同。 例如,較早開展自由教育的耶魯大學宣導學生選修人文藝術課程;哈佛大學則在通識課中極力打造通識核心課程,在教育計畫中宣導文理交叉;北京大學的“通識教育文庫”與芝加哥大學的“名著課程計畫”在通識教學中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試圖把“全人類的文明經典”介紹給學生。 臺灣大學、臺灣輔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在通識教育中,也試圖增加學生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拓展學生視野,使學生兼備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把學生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教育理念
通識教育與專業化教育,只是教育模式的不同選擇,但其本質上,卻是對“教育”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通識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因為通識教育沒有專業的硬性劃分,它提供的選擇是多樣化的。 而學生們通過多樣化的選擇,得到了自由的、順其自然的成長,可以說,通識教育是一種人文教育,它超越功利性與實用性。 之所以要以“大學問家、大思想家”為榜樣,是因為他們身上有著獨立人格與獨立思考的可貴品質,而這正是通識教育的終極追求。 因為,教育不是車間裡的生產流水線,製造出來的都是同一個模式、同一樣的思維。 而是開發、挖掘出不同個體身上的潛質與精神氣質。 因為通識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產品”。
概念論述
其一,從通識教育的性質角度加以闡述。 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通識教育是“非專業、非職業性的教育”;通識教育是對所有大學生的教育;通識教育是一種大學理念,即整個大學的辦學思想;通識教育與自由教育同義,通識教育的實質就是對自由與人文傳統的繼承。
其二,從通識教育目的的角度進行闡述,如:“通識教育指非職業性和非專業性的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健全的個人和自由社會中健全的公民”;“通識教育作為大學的理念應該是造就具備遠大眼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層的文明教育和完備的人性教育”;“通識教育旨在給學生灌輸關於好公民的態度和理解”等等。 這類定義強調通識教育是關注人的生活的、道德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和諧發展的教育。
其三,從通識教育的內容角度進行論述。 如:“给20歲-25歲的青年一種關於人類興趣的所有學科的準確的、一般性的知識”;“通識教育是一種使學生熟悉知識主要領域內的事實的思想的教育類型”。 這類定義認為,通識教育是關於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的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是非專業性的、非職業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為職業作準備的知識和能力的教育,其涉及範圍寬廣全面。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主編的《教育大辭典》中對“通識教育”闡述為:
1、近代關於教育目的和內容的一種教育思想以及據此實施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階段,指大學生均應接受的有關共同內容的教育。 通常分屬若干學科領域,提供內容寬泛的教育,與專門教育有別。1829 年,美國帕卡德撰文為大學課程設置中的公共課部分(當時包括古典語文、文學和科學課)辯護,認為作為進行專業學習的前提,學生必須學習這些公共課,以得到應有的共同培養,並稱這部分教育為通識教育。 此後這一概念有所變化。1945 年,哈佛大學發表《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報告(即哈佛“紅皮書”)提出:教育可分為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兩部分。 前者作為大學教育的一部分,主要關注學生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後者則給予學生某種職業能力訓練。 兩者有區別,但並非相互對立和割裂。 報告所建議的通識教育課程包括:文學名著、西方思想與制度、物理科學或生物科學導論課,以及屬於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其他課程各一。 後哈佛大學歷年均對本科生提出學習此類課程(稱“核心課程”)的具體要求。1992年的要求是:在外國文化、歷史、文學與藝術、道德修養、自然科學、社會分析6 個領域各修若干課程,其總量應達畢業要求的學習總量的1/4。 還要求學生通過自學考試或選修某些課程達到規定的“數量化推理要求”的標準。 美國其他高等學校實施通識教育的方式約有三種:(1)與哈佛大學相同,在全體學生均須學習的若干領域內開設一系列內容廣泛的課程,並規定學習此類課程須達到的總量。 (2)分佈必修式。 學生須在規定的不同學科領域(一般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至少各修習一定門數或學分的課程。 (3)自由選修式。 學校對通識教育要求學習的課程不作具體規定,由學生自行選擇有關課程組成。 通識教育的思想已被廣泛接受,這種教育亦已在許多國家實施。
2、見“自由教育”。
意義價值
1、通識教育已是世界各大學普遍接受的國際化議題,因而應當引起中國教育界的充分重視。 如果對通識教育沒有國際化的認同,就會在相當程度上失去話語權,失去國際共識,從而也就失去國際交流的一些前提。 對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使通識教育溶入中國高等教育的基礎概念中,從而豐富和發展我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2、通識教育實際上是素質教育最有效的實現方式。 在通識教育中,貫徹“博學與精專相統一的個人化素質教育”,把通識教育分解成哲學社會科學素養、人文素養、自然科學與技術素養、美學藝術素養、實踐能力素養等五大模組。 鼓勵學生結合自己實際跨學科、跨專業自由選課,充分發展個性,博學多識;鼓勵學生從難、從嚴、從自己實際出發自主選課,從而增強學生學習主動性全面提高素質。
3、通識教育也是“大學精神”的課程實現方式。 現代大學,大多數都貫徹和踐行著“民主、科學、真理、正義、自由、寬容”的大學精神,這種精神不僅需要大學體制保證來實現,同樣需要課程體系來實現。 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力圖把學生培養成崇尚科學和民主,追求真理和正義,尊重他人善於溝通並能“仰望星空”的人才。
4、通識教育是現代教育理念中國化的實踐過程。 無論是國外與通識教育相關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能力拓展訓練等教育方式;還是中國貫徹多年的素質教育和“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教育;以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還有培養一專多能、德才兼備的人才教育;或者弘揚傳統文化教育等等,都能涵蓋在通識教育的範疇之中。 這種包容體現了中國通識教育即有中國特色,又全面改革開放面向世界。 用通識教育的理念可在相當程度上,整合多樣性的現代教育理念和模式,賦予通識教育以中國傳統文化內涵,既體現時代性,又保持民族性,把現代科學技術與中國傳統的文化典籍結合起來,把現代資訊文明與中華優秀文化歷史統一起來。
5、通識教育是防止學生偏科的重要方式。 中國教育由於歷史的原因,偏科、專業過窄的情況比較嚴重,在中學打基礎時就分文科、理科,進入大學又產生較嚴重的文理分家。 而通識教育則規定學生必須跨專業、跨學科選課,禁止選那些與本專業相重複或相關相近的課程,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學生課程結構的合理性,從而也就能使學生知識結構趨於合理。
6、通識教育還能防止因應試教育出現“高分低能”學生。 因為通識教育特別強調學生實踐能力培養。 以北師大為例,他們把能力素養課作為通識教育五大模組之一,強調讓學生必選和通選,同時與國家人事系統的專業資格證書自願培訓相結合,從而可以全面增強學生社會實踐能力。
必要性
通識教育的性質決定了通識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而現今教育制度的漠視通識教育及其所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愈發表明了通識教育的必要性所在。 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2]
1、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多元文化之間的衝突碰撞,迫切需要大學的通識教育。
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整個世界日趨一體化。 在此一體化的過程中,首先即會碰到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不同文化之間衝突碰撞的問題。 在這種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我們必須要相互尊重各種不同的文化,必須要學會欣賞其他文化的長處,而不能以自己的文化固步自封,當然,同時不能去閉著眼睛一味盲目崇拜。 當代教育的日趨專業化,不僅使人變成了單向度的,而且知識也變成單向度的。 知識與人的基本情感、道德倫理開始劃清“楚河漢界”,使整個社會日趨冷漠、無情甚至是殘暴。 面對這種問題,我們不能不承認,正是我們大學對於通識教育的不夠重視,才引發了這一系列問題。[2]
2、我國高校長期實行的專業化教育模式迫切呼喚大學通識教育的出現。
專業化教育模式是我國高等教育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背景中的選擇。 這個選擇儘管在當時有合理性,對我國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缺陷也是明顯的。 過分強調專業劃分,把學生的學習限制在一個狹窄知識領域,不利於學生全面發展。 社會生產的發展日新月異,舊工作崗位不斷消失,新工作崗位不斷出現。 而高等教育中專業的變化,已經無法跟上社會職業的變化。 過去大學畢業生就業中的“專業對口”已經不再是一個目標了。 高等教育的專業化做得越好,學生就越難適應變換了的工作,情況可能越糟糕。 應對工作崗位的變化,培養學生的一般能力,似乎比專業化更為有效。 而當前的產業升級和建立創新型和諧社會要求高等教育培養深入瞭解人性、市場和社會的人才。[2]
內涵外延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首先指的是一種教育理念,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大學的辦學理念,來自各方的人一起學習。
最大困境
通識教育所需要的“通識”有待研討,正如清華大學劉東教授指出:要想深入打破通識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當今這個亂糟糟的全球化時代,究竟什麼才算得上名符其實的“通識”? 事實上,在這個各種文明規則不斷衝撞磨合的緊要關頭,究竟作為一個地球人至少需要知道些什麼,還根本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通識教育缺通識”是通識教育的最大困境。
基礎教育
詞語定義
基礎通識教育是在中國基礎教育階段實施的通識教育,由素質教育專家裡京創立。
創立背景
由於中國基礎教育多年形成的以學科為主導的教育模式,以及應試教育的長期導向作用,使基礎教育在單一學科教育上越來越深入,學科分化加劇,基礎教育功利性越來越明顯,而在人文、心靈和智慧等會通教育方面卻越來越弱化。 基礎教育已經走向思想單一、思維狹窄、僵化,缺乏思辨性、創造性思維的模式,對中華民族的智慧培養非常不利。
為改變這種基礎教育態勢,裡京先生毅然辭去省政府等公職,全身投入到基礎素質教育研究實踐中。 經過多年調查研究,裡京將全人教育劃分為“靈性與情感教育」「技能教育”和“創造教育”三個層次,認為從少年兒童的學習心理和思想發育來看,基礎教育正是“靈性與情感教育”的主要建構階段,包括情感、藝術、語言、思維與思辨思想基礎,也可以說基礎教育就是靈性的教育。 所以,在基礎教育階段,我們更需要給少年兒童提供一種普適的靈性教育,在這種普適的靈性教育中去發現天賦,而不是培養預定的天賦。 裡京認為,我們當前的基礎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是一種學科單一模式化的定型教育,是一種首先賦予了成年人強烈功利性的設定“天賦”培養的教育,大大擠壓了靈性教育的空間,不利於思辨和創造性思維培養。
裡京認為,適合基礎教育的普適的靈性教育最基本的知識體系應由本民族的文史、全人類的文史和基礎科學人文思想構成,這是一個未來人才所應具備的最基本的思想底蘊。 所以,在未來的基礎教育中,應該加強不分學科的具有基礎教育特性的會通教育或通識教育,即加強基礎通識教育。[4]
為實踐基礎通識教育,裡京汲取人類發展史中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科學、人文精華,借鑒傳統啟蒙韻文編寫形式,創作出一套主體為四字一句,雙句成韻,通篇押韻,為學習者提供一套易於上口、博導聯想的通向古今會通、中西會通、文理會通 、科哲會通、思想大成的基礎學習典籍,名為《英才通識·四字經》,並創立基礎通識教育模式,使孩子在無壓力的韻文誦讀中,在琅琅上口、鏗鏘悅耳的文學美感中,潛移默化地承悟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精髓,為孩子們打開思想之門,在遼闊的思維空間中播種思辨、創造性的種子, 開拓一條少年精英思想基礎教育之路。
明末大科學家、中西會通第一人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先會通”。 我們處於資訊化時代,資訊的過濾與基礎“會通”越來越重要,因此基礎通識教育必將成為未來基礎教育成功的關鍵。
80年代中期,臺灣學者翻譯得來。
general education
曾譯
一般教育
普通教育
通才教育
拉丁語(stadium generale)詞源含義
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学习。
general
不是“普通”“一般”“平常”,是“for all”,为所有人而设。
牛津英语字典“general”解释
解释:非专门的、一般的、普遍的;普遍的、全面的、整体的。
揭示通识教育特点。
对整体产生影响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与专门教育相对应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基本理念
1. 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
2. 大学的办学理念。
各国及各地现状
美国
美國通識教育運動代表人物、事件赫欽斯(Robert M. Hutchins,1899-1977)
1. 宣導通識教育。
2. 面向所有人的教育。
3. 不管他是否進大學繼續深造,它對每個人都是有用的。
4. 「沒有通識教育,就沒有大學。”
1945年,哈佛紅皮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包括大學和中學
1947年,杜魯門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報告《美國民主社會中的高等教育》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這場通識教育運動產生的影響。
1. 所有美國高校都捲入其中。
2. 社會及各種學術團體都表現濃厚興趣。
3. 呼籲“教育中在民主社會中的作用是確保不同個人和群體的平等自由和平等機會。 教育要起這樣的作用,就必須改變其手段和方法以適應多樣化的學生群體。 通識教育應該給學生一價值、態度、知識和技能,從而使他能夠在自由社會中正確地、很好地生活。”
目標:培養富有責任感的公民、有教養的人具備的能力。
1. 有效思考的能力。
2. 邏輯推理。
3. 關係理解。
4. 想像力。
5. 清晰溝通的能力。
6. 適切判斷的能力。
7. 對多種價值觀的識別選擇能力。
能力培養需要三大知識領域整合的學習。
1. 人文。
2. 社會。
3. 自然科學。
課程設置通識課程。
1. 英文寫作。
2. 核心課程。
3. 自由任選。
4. 主修專業課程。
5. 自由選修課程。
6. 想像力。
中國臺灣
目標:培養完整的人、通達有識見之人
時間:1984年開始
大學教育的目的
1. 培養有能力的工作者、生產者通識教育是當今大學教育的發展趨勢,它由中世紀博雅教育發展而來,旨在培養健全的個人和負責任的公民。 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對大學課程進行設計,以建立能夠適應通識教育要求的課程體系。 作為一門課程,科學史能夠滿足通識教育培養學生的核心要求,是通識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課程。 科學史融入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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