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的角度來看,誤解、衝突、性格差異,甚至是憤怒的口角,這些都不是愛情的殺手。自我辯護才是。
自我辯護,並不是那種我們在犯錯或跟伴侶對小事意見不合時,傾向使用的普遍自我辯護,例如誰忘了蓋沙拉醬的蓋子、誰忘記繳水費。這種常見的自我辯護,能暫時讓我們覺得自己並不笨拙、不無能,也不健忘。不過,真正會侵蝕婚姻的自我辯護,目的並不是維護我們的實質行為,而是極力維繫自我形象。
這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再來則是:「就算我是錯的,那真是遺憾,但這就是我。」(伴侶吵架)之所以無法找出解決方法,就是因為他們都在替根本的自我形象辯解。他們非常重視這些屬於自己的特質,而且不希望有所改變,或是認為這都是與生俱來的性格。他們不是在告訴對方:「關於那件事,我的記憶是對的,你的記憶是錯的。」而是:「我是對的那種人,而你是錯的那種人。因為你是錯的,所以無法欣賞我的優點。更蠢的是,你甚至認為我的優點是缺點。」
每段婚姻都是獨一無二的故事。但婚姻也跟所有故事一樣,都受制於伴侶雙方各自扭曲的認知和記憶。這些扭曲的認知與記憶,能維繫雙方各自對這段關係的認知和解讀。(雙方)正面臨婚姻金字塔中的關鍵抉擇時刻,面對「我愛此人」跟「此人行為讓我抓狂」所引發的失調,他們為了消除失調跨出的那一步,有可能讓他們感情更融洽或是令關係徹底破裂。
伴侶的瘋狂行徑會引出一些關鍵問題,而他們必須決定該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他/她之所以有這些行徑,是因為性格中有無法改變的缺點嗎?我能忍受這些行徑嗎?這些行為會構成離婚的原因嗎?有沒有辦法找到妥協的方式?雖然想起來根本是天方夜譚,但我有沒有可能從伴侶身上學到什麼、或改變自己的行事作風?
此外,他們也要決定該對自己的處事作風抱持何種觀點。打從出生就跟自己相處到現在,他們難免會覺得「自己的作風,理所當然,而且是無可避免的。在自我辯護的阻撓之下,伴侶都不會捫心自問:「我有沒有可能是錯的?我有沒有可能犯錯了?我有可能改變嗎?」
婚姻問題越積越多,雙方各自發展出一套內隱理論(當事人通常不知道自己心中有這些想法),並用這套理論來解釋對方是如何破壞婚姻的。一旦我們發展出內隱理論,確認偏誤就會出現,使我們無法看見其他不符合理論的證據。針對自己與其他人的行為表現,我們的內隱理論有兩種版本。
第一種是將原因歸咎於外在情況或環境:「銀行櫃員對我發火,因為她今天工作量太大。銀行人手不足,沒辦法應付排隊人潮。」或者我們會說那個人本身有問題:「銀行櫃員對我發火,因為她本來就很沒禮貌。」
然而,解釋自己的行為時,自我辯護則是讓我們對自己拍馬屁,我們將好的行為歸因於自己,將壞的行為推給外在情境。做出傷害別人的舉動時,我們很少會講:「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性格殘忍、沒血沒淚。」我們通常都說:「我被激怒了,換作是別人也會這麼做」、「我別無選擇」,或是「對,我是說了一些惡毒的話,但那不是我的本性,因為我醉了」。
不過做出慷慨助人或英勇的行動時,我們很少會說自己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被煽動、喝醉、別無選擇,或是因為電話那頭的男子讓我萌生罪惡感,所以才捐錢給慈善團體。我們之所以有這些善舉,是因為本來就很慷慨熱心。
感情融洽的伴侶會把這種寬以待己的模式,延伸應用在另一半身上。他們會原諒對方的過失,認為這些過失是外在因素所致,並且肯定對方體貼細心的舉動。假如對方做了一些未經深思的舉動或顯得心情暴躁,另一方不會認為這是對方的錯,而是情境所致:「他現在真的壓力很大,好可憐」、「我可以理解她為何對我發脾氣」、「她這幾天剛好背痛」。不過,假如其中一方做了特別貼心溫暖的事,另一方就會歸咎於伴侶天生的善良本質與溫柔性格。老婆可能會說:「親愛的老公無緣無故送我花,他真的是最貼心的男人。」
看待另一半時,幸福的伴侶總會往好處想,但感情不睦的伴侶則徹底相反。假如另一半做了什麼體貼的事,那都是因為一時僥倖或情勢所逼:「他是買花給我沒錯,但那都是因為他同事買給他們的老婆。」假如另一半做了什麼粗心或煩人的事,那就是性格缺陷使然:「她對我大發脾氣,因為她本來就是個賤人。」
內隱理論會造成強大的後續效應,因為除了影響各個面向之外,內隱理論會影響伴侶吵架的方式,甚至主導伴侶爭執的目的。假如爭執的前提是雙方仍是好人,只是做了件錯誤但可導正的事,或因為在一時情勢所逼之下做了一些蠢事,那一切都還有修正和妥協的希望。不過這裡也一樣,感情不睦的伴侶會顛倒這項前提。
為雙方都是自我辯護專家,大家都把對方不願改變的原因歸咎於人格缺陷,卻將自己不願改變的原因解讀成性格優點。如果他們不想承認自己錯了,或是不願調整造成另一半困擾或不快的習慣,他們會說:「我也沒辦法。我生氣的時候,講話本來就比較大聲,我就是這樣。」
大聲抗議說「我就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將這種寬以待己,的自我辯護用在伴侶身上。反之,他或她有可能將這種說法,轉換成令人惱火的侮辱:「你就是這樣,跟你媽一模一樣!」通常這種評論指的不是你媽精湛的烘焙技巧或跳探戈的才華。這種說法指的是你遺傳到你媽,而且已經改不了、無可救藥了。當人感到自己無法改變任何事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受到不公平的指控,就像被批評身高太矮或雀斑太多一樣。
社會心理學家朱鄧尼發現,比起因為你做的事情被批評,因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受批評,會引發更深刻的羞恥和無助感,讓人想躲起來或消失。遭受批評而感到羞恥的人,因為無處可躲,也擺脫不了那股凄凉的羞辱感,導致他或她往往會憤怒反擊:「你讓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罪無可赦的事,因為我很惡劣、很無能。但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這麼糟糕又沒用,你才該因為羞辱我而被指責。」
等到爭執演變成羞辱和責備時,爭吵的根本目的就變了。雙方已經不是在努力解決問題,或是試著讓另一方改變他或她的行為。吵架的目的只是要傷害、侮辱、訓斥對方。這就是為什麼羞辱會讓人再次以更激烈的方式自我辯護,拒絕與對方妥協,並引發關係中最具殺傷力的情緒: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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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修自社會心理學經典書籍《錯不在我:為什麼我們會替愚蠢的信念、錯誤的決定和傷人的言行辯解?》,作者卡蘿.塔芙瑞斯(Carol Tavris)與艾略特.亞隆森(Elliot Aronson)兩人皆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本書不談艱澀難懂的心理學理論,而是從豐富多元的案例故事著手,幫助讀者了解,只要意識到自身偏誤、了解偏見的運作模式,並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心理機制缺陷上,我們就能發揮更多力量來控制認知偏誤,更聰明的決策、思考、看待世界。本次好書由 大牌出版‧出版大牌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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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傷害會影響找工作嗎 在 報導者 The Reporter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回顧【小燈泡案5週年:我們的社會改變了嗎?】
5年前的3月28日,患有思覺失調症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死女童「小燈泡」,震驚全台。這起案件激起的多重社會問題,並未隨著兇手去年無期徒刑定讞而止息。過去幾年,台灣社會以一年一例的頻率發生精神疾病患者當眾隨機殺人事件:2018年5月台中,30多歲男子賴亞生闖進牙醫診所尋找妹妹未果,刺死上前勸阻的牙醫師;2019年7月嘉義,50多歲男子鄭再由於自強號上,因補票事宜刺死上前處理的鐵路警察;2020年3月新店,20多歲男子王秉華與妻子爭吵後,下車隨機砍殺機車騎士。
■一起不幸個案散發的漣漪,從政治到文化影響無遠弗屆
另一方面,這起案件也不僅只停留在個案家庭的不幸悲劇,而是進一步向公共領域幅射出各種不同面向的深刻影響:政治上,當年在媒體前因冷靜發言而引發大眾不同角度議論的受害者家屬「小燈泡媽媽」王婉諭,於2020年當選第10屆立法委員,持續關注兒少、社福與精神疾病照護相關議題;文化上,以該案作為田調與劇本素材之一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年播出後,引發熱烈的迴響,帶領大眾更進一步思考難以理解的犯罪事件背後的人性與社會面貌。
延伸閱讀:【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https://bit.ly/3cqhO3C
小燈泡案發生隔天的3月29日,剛當選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尚未就職的蔡英文即發出公開信,表示將「用盡全力」修補「社會安全網」,明確提出要從制度上積極改善、避免再發生類似憾事的承諾。
當類似案件仍一再發生、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判決持續引發外界爭議,我們盤點此案5年後,到底帶來什麼結構與制度上的改變?特別在社安網進一步的安排、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處境,以及因精神疾病減刑或無罪後的監護處分,在過往5年間有了什麼變化,相關政策是否能回應現實?
■社會安全網將投入252億元預算,為何仍與現實脫節?
行政院於2018年初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1期計畫」(107-109年),3年投入近70億元,今年即將進入社安網2.0的計畫,預計投入252億元。這個以家庭與社區為中心的計畫,理想上希望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社福資源,用更全面的角度關照高風險家庭的需求,實際的作法則是補助各地方政府增設社福中心、增聘專業社工人力。
但在今年1月初跨黨派立委召開的社安網公聽會中,第一線工作者反映的卻是中央大量進用人力的同時,卻未建置完善的督導與行政分工機制,導致人力也不斷流失,而將自殺個案與精神疾病患者關懷訪視這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工作模式合併,更是與實務經驗嚴重脫節。
雖然政策上號稱要朝向「整合」的服務方向,仔細檢視卻發現,執行面上仍如多頭馬車,社安網是委由各地方社會局執行,但實際在社區第一線面對精神病人,了解其病況穩定程度與生活狀況的「社區關懷訪視員」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則隸屬於衛福部的專案計畫,猶如網絡中的尷尬存在,即使已運作超過10年,仍面臨一年一聘沒有專業發展遠景、人力極度不足的窘境。
延伸閱讀:【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2Vtne4h
審計部近日公告訊息指出,近年社區列管精神病人約13萬至14萬餘人,衛福部原推估全國所需社區關懷訪視人力為425名,但囿於預算限制,僅有99名人力,每人平均約須負擔350至400名個案訪視工作,較英國(1:35)、香港(1:50)、日本(1:10)高出許多,監察院去年也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字號:109內正0006),衛福部承諾將於今年再增加75名社區關懷訪視人力,只是類似的承諾在3年前(2017)就已提出:「每年增聘超過百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但現實上從2017年至今,只從96名增加3名。
■ 被害人參與訴訟,提升司法中弱勢處境
當年小燈泡案發後,家屬往往透過新聞媒體獲知偵查進度,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除了凸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淪為口號,在後續的審理過程中,也讓當事者深刻感受到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弱勢處境。
由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以被告為主體,最關鍵的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上訴權,都只能由檢察官進行,被害人家屬猶如法庭中的邊緣人,有鑑於此,2019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強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若是「故意、過失致人於死或致重傷」案件的被害人,或性侵害等案件的被害人,得於檢察官起訴後,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可向法院聲請參與該案訴訟,以具體的制度規範使被害人有表達意見、檢閱卷宗的權利,加強在訴訟過程的參與程度。但有學者認為,當缺乏最關鍵的調查與訊問權,被害人在法庭中弱勢的地位並無改變。
■精神鑑定頻惹議,以無限期延長的監護處分回應民意
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在近三年的審理過程中,分別在一、二審委託榮總與台大進行精神鑑定,結果都呈現出其犯行受精神疾病的影響,符合《刑法》第19條減刑的條件,最後於去年4月15日由最高法院以無期徒刑定讞,刑後監護處分5年。
該判決結果與家屬及大眾的期待有明顯落差,法務部長蔡清祥更表示,不願意樂見「每個犯了重罪的人都是用這樣的理由(精神疾病)來讓自己的責任減輕」;整個社會已醞釀出一股對於犯下重罪者屢因精神疾病減刑的不滿集體氛圍。不久後的台鐵殺警案一審、同年8月桃園男子梁崇銘吸毒弒母二審,接連因《刑法》第19條獲判無罪,瞬間引燃了民間的怒火,針對該如何處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問題,立法院各黨團在上個會期先後提出10多個版本的修法草案,顯示出回應民意的急迫壓力,中央部會與各專業代表更頻繁召開會議,討論此一橫跨司法與醫療的複雜問題,甚至具體提出設置一處專門針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精神病院」。
本月初行政院正式宣佈,將修法刪去現行《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高的5年上限,經由專業每三年評估一次,可無限期延長監護處分的時間,意謂著往後即使因精神疾病無罪或減刑,犯下重罪並風險仍高的病患,國家仍可透過此一方式將其無限期與社會隔離,確保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小燈泡的幼小生命不幸消逝5年過去,面對仍不時發生的精神病患觸法事件、與實務脫節的社安網、標準令大眾困惑的司法判決,整個社會似乎已經失去耐心——像當年小燈泡媽媽嘗試理解地追問著:「他到底怎麼了,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去理解犯罪者背後的生命歷程,從而思考如何從家庭、教育、經濟等更廣闊的社會面向徹底改善與解決相關問題。
為了止息沸騰的民意,國家在面對精神疾病重罪者,選擇朝向防堵的思維,無限期的隔離。此刻箭在弦上的政策推行後,未來勢必要面臨更多從醫療單位的資源落差、受處分者的人權主張、精神疾病患者的汙名化更加嚴重等議題的挑戰。(文/張子午)
#報導者 #小燈泡案 #王景玉 #五週年 #精神疾病議題 #司法
過失傷害會影響找工作嗎 在 蕭詒徽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我想起按下遙控器後八德路三段十二巷的鐵捲門緩緩升起的樣子,緊接著推開玻璃門,迎面而來的味道是被我們用過的風。我,又瑜,子華姊,有陣子抵達出版社是依這個順序,所以我先餵貓,旁觀貓於貓碗之寵幸,站在門邊遠遠地和貓飼料與有榮焉。然後開始裝箱訂單,整書,小乙老師設計的《最後一封情書》在倉庫裡是一袋一袋待在紙箱裡抱著的。偶爾,要從黑色針織書套和粉紅色針織書套裡隨機出貨,而好像嫌這些還不夠暖似地這本書竟還有附圍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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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說,我居然訪到林小乙的時候,在我面前分成知道我為什麼說居然的,以及不知道的。那些知道的也會同時知道,林小乙不受訪的,貓站在冬天的傍晚裡就是不走過來的那種不受訪,你還在心想站在那裡不會很冷嗎的時候其實你自己常常忘記你是為了看見祂才走出門,然後才發現了氣溫。而不知道林小乙的人啊,你這輩子可能就是因為不知道她所以才這麼寂寞的吶,因為這個世上沒有人要跟不認識林小乙的人結婚,我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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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出版社後偶爾遇見那時認識的人,他們總遠遠的。秋天時安走來,說:你生氣啊?我說我沒有啊,我那麼愛,我只氣我自己,沒有能力消滅那些只會傷害別人,卻又美不勝收的人。然而,原來到頭來選擇逃避的我,在別人眼中就和他們一樣嗎?風、圍巾、鐵捲門,貓在八德路三段生老病死。因為感到冷而把自己包得緊緊的,現在的我知道那不是人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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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小乙老師的工作室,她開的第一個話題:你是那種會整理自己過去的人嗎?我說,我非常是;她笑,應該是因為覺得我真年輕的緣故吧。「可是,我做完一件事,下一件事就來了啊。」她說。我點頭,但我有時候覺得,下一件事是在前一件事來之前來的,最近尤其越來越頻繁。我想起第一天走進八德路三段,自顧自把出版社裡書架上的書全部卸下來、按照書系書號排好,一邊自以為是地做筆記:哪個設計師做出什麼風格的書,喜歡什麼顏色,整理到中途還自己和自己玩未看版權頁先猜設計師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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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不斷出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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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以為,所有事情都可以從現在開始。但我錯了。所有事情都是從昨天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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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第一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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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識到自己嘗試以寫作來描寫現實真相,卻被現實的沉重、晦暗所沾染、凝滯時,卡爾維諾以數個例子說明小說如何以「深思熟慮的輕」來抵抗世界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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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維德《變形記》裡,珀修斯腳踏飛天鞋,手持雅典娜贈與的盾牌前往討伐蛇髮女妖,藉由盾牌折射的影像確認梅杜莎的位置,避免因直視而被石化,成功砍下梅杜莎的頭顱。所謂創作,可以是「不直接觀視現實」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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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萊的詩作〈小誓言〉:「夜間,在我腦海中/那閃閃發光的/如蝸牛涎線發出的貝母般光澤/如拋光玻璃留下的碎屑,/不是教堂抑或工廠的燈光」。當文學藉由細緻的象徵,轉化感官所見的現實,人便不再受限於知覺所構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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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輕,在另一首詩裡:「塵埃微粒在暗室裡一束陽光柱中漂移旋轉/薄細的貝殼/全都相似卻又各自不同」。當事物被以最微觀的尺度來審視,原先堅實而不可拆解的世界就能分解、消融為新的認識——這是盧克萊修的《物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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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個段落,便是林小乙著手設計 2019 金點設計獎年鑑時,主要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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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設計研究院執行的金點設計獎,去年以聯合國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關注主軸,最後收錄逾六百件設計作品,邀請林小乙設計製作年度專刊。由於內容龐大,亦有規格上的需求,林小乙認為與其從物質層面來詮釋,不如從精神概念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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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所有的創作都是現實的折射。透過一個作品鏡射出來的世界,可以讓你面對不可直視的現實。透過折射、變形、轉換、甚至於思維的跳躍,能夠離開沉重的處境。我想或許所有關於現實的沉重,無論生理或心理上,都可以透過創作轉化成美麗的事物。」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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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修斯砍下梅杜莎的頭顱後以此作為武器、歷經數道險阻,最終將頭顱埋葬在阿爾貢的市集。他從水中撈起枝葉,鋪在土地上,把梅杜莎的頭顱朝下掩埋,而那些枝葉一碰觸蛇髮女妖的目光,全都變成了珊瑚與水仙——枝葉、珊瑚、水仙、貝母般光澤的形象,貫串 2019 金點獎年鑑的封面與內頁,成為林小乙以創作轉化現實之重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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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對「輕」的追求,不只體現於這本年鑑上,也展示於林小乙大部份的設計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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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曾親手接觸過林小乙的作品,必然會對它們的精緻細密印象深刻。無論是近年由木馬文化發行的川端康成系列作品,其中《雪國》、《古都》、《千羽鶴》以不同顏色的布料書封、佐以刺繡勾勒書名與隨筆畫線條;抑或在中文版勒卡雷系列,以三種不同色度的黑、白紙材來呈現間諜世界,運用同色系不同質地的油墨、燙工堆疊出「影子」、在白色紙材上構成蜉蝣的薄翅。林小乙的作品,常常需要以一種近乎檢查的觀看才能見得全部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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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盧克萊修,最讓我感動的是,一位遠古詩人藉由他的詩,告訴你這個世界是由最微小的實體支撐⋯⋯他凸顯那些空虛的、微弱的、幽微的東西,讓你感知即便看不見,ㄧ樣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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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乙的設計工作室「atom no color」,其名便出自《物性論》:「Tis thine to know the atoms need not colour」。回歸到最小的、不可見的、甚至沒有重量的,原子組成的世界,是林小乙所有設計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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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設計師,林小乙認為畫面記憶的擁有與表達非常重要。她引用導演安東尼奧尼《一個導演的故事》:「當一行詩變成一個感觸時,就不難把它放進電影裡。」這本導演的創作隨筆在剛成為設計師的幾年常伴林小乙左右,是她內心想法具象化時常常回溯的文本。她同意:當一行詩變成一個感觸時,就不難放進設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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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部的作品,都是仰賴我閱讀過的文字構成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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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克萊修詩中的塵埃微粒,對林小乙而言不只是文字,也是童年記憶。她幼時居住的台南老家曾是一棟日本時代的老房子,室內日光被繁複構造層層篩過,時常昏暗。林小乙喜愛藝術與科學的哥哥曾在那樣的幽暗中,指著光柱中的塵埃,告訴小時候的她:「那就是原子。」即便長大之後明白那僅僅就是塵埃,那個夏日清晨的畫面卻成為了林小乙的永恆記憶,直到哥哥辭世後的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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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記得自己在小學時,一下課就會爬到樹上去。倒不是怕人,而是不想花費太多力氣和人說話。哥哥帶著這樣的她,到圖書館、到書店,指著一整道書櫃,說:「妳把這些書看完,看完妳就會變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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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之後,她發現自己一直用這個方式做每件事。她說,無論爬樹或閱讀,都如同珀修斯的飛鞋,是逃逸現實的形式。聽哥哥的話,林小乙坐在書店裡,輾壓式地大量吸收,「那時候沒有網路,你會覺得今天存在的東西、第二天就死掉了,沒有了。我不管拿到什麼,就是拚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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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香港蘇富比〈La déesse du sommeil〉藏家專冊時,林小乙以純蠟為材質,雕刻日本畫家藤田嗣治為當時的創作繆思小雪而作的畫像。藉由蠟,林小乙呈現出人體肌膚的有機質感,來表達畫家筆下女子肌膚的觸感。但蠟媒材駕馭不易,包含灌蠟模具的雕刻、降溫凝固的速度、灌蠟方式、蠟的配方等等,都會造成質地甚至顏色的差異。光是測試,團隊就製作了六十幾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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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是一張 163 公分的畫,小雪的皮膚在畫上非常晶瑩剔透。思考如何製作時,我想到白居易〈長恨歌〉裡的詩句『溫泉水滑洗凝脂』,就請助理幫我調查包括沙子和塑膠的質地⋯⋯但後來,塑膠材質的觸感太現代了。」不只思考質地,也要考慮書冊放入蠟盒後是否會變形、保存時的軟硬程度如何影響它留下碰觸的痕跡。因為配合拍賣,蘇富比專冊通常從設計到製作至多 25 天或一個半月時間,那一年除夕夜,林小乙和工廠老闆談到晚上七點多,吃完年夜飯還要繼續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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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在做一件作品時會思考的事。從文本本身切入,能不能更深層地去理解它想表達的事情?我想知道創作者有沒有想說的話,即便是一張畫都有過程的累積。我不希望是自溺的,所以需要參考很多的作品、包括創作過程的影片和訪問資料,消化之後找到一個觀點,才有辦法下手做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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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最細,再以最細的手法傳達。林小乙作品所呈現的精緻,是以紀錄片式的反芻雕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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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她大量閱讀習慣的年代適逢第二代《影響》刊行,引介大量西方藝術電影,也以豐富的專題撐起雜誌骨幹。林小乙讀《影響》,從封面開始讀到讀者回函,連廣告頁也不放過。從閱讀,林小乙愛上電影,一天要看兩到三部。書店的人都記得她,一看到她來就自動提醒:「這個月《影響》下午才會到⋯⋯這一期明天才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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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頭的她,有ㄧ天中午去出版社買電影書,引起了出版社總編注意。對話間,林小乙忍不住詢問對方有沒有招工讀生。「我很喜歡電影,又喜歡音樂,覺得書是最能夠乘載所有我喜歡的事物的形式,但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編輯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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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乙就這樣進了出版社。總編請她做資料性整理的工作,在電影劇本、文本資料間往復。這份多數人覺得枯燥的差事,林小乙卻戴著耳機,一邊做一邊心想:我得到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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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她真的成為了《影響》雜誌的專題編輯。每個月,她負責撰寫封面專題和組織兩個專題提案,每個專題她都如當年在書店一樣,廣泛閱讀文本:該導演拍的廣告、短片、電影,出版的著作、演講⋯⋯她常常工作到早上八點半,回家睡幾個小時,中午又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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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影響》的工作環境自由,只要任務完成,沒有多餘規範,讓林小乙可以採用這樣彈性的工作模式。1998 年,《影響》停刊,往後幾年林小乙繼續至其他出版社做編輯,她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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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有它的優點,但在那段時間,我對它是排斥的。」那時,林小乙即將三十歲,轉換職業對他人或對她自己,都是很難相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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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出版社兩年,我接了幾本書籍的視覺統籌工作,可能因為那時候和聶永真合作的關係,讓我有一個誤會,覺得做設計好像還不錯⋯⋯因為他做什麼事情看起來都游刃有餘,事實上大部份的人都做不到他能做的事。」為了想要「安安靜靜地自己做設計」,林小乙請聶永真鍛鍊自己的設計技術,懷抱著「誤解」,開始自己的設計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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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決定從編輯轉設計,是因為自己喜歡太多東西。「美麗的事物、憤怒的事物,各式各樣的感知,只能一直把它們裝進自己身體,但我想要有個能釋放心裡沉默負荷的地方。」到頭來她仍選擇了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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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乙的首件完整設計製作作品是 2009 年的《RIVER KUO》,確實讓人感受到一種釋放的渴望:3 種白色、19 種紙材,外加布料等其他媒材,極其繁複。非科班出身的她,為了掌握加工技術,常騎著腳踏車拜訪中和的工廠、與老闆聊天,問有沒有可以參考的加工樣;研讀設計裝禎相關書籍,她會遮蓋住工法的說明,看著書中提到的作品自行寫下可能採用的印刷加工,再一一對照,直到自己全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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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想做一本美麗的書,但逐漸意識到所有影響我的美,都能夠在一個人心裡成為很深刻的事,不能只因為有一個糢糊的興趣。專業的世界是很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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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是,正是在那段日子裡,她在誠品翻到了日本編輯菅付雅信《編集天国》,深深震動。菅付雅信身為編輯,也跨領域經手唱片、廣告、時尚工作,曾為音樂家坂本龍一製作網站、公演企劃,並且經營出版社,為他自己熱愛的藝術家、攝影師等創作者出版書籍,無論那些人身在世界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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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製作的這些書,都是許久之前曾經啟蒙我、讓我想做設計的原因。他就像一位策展人或製作人,看到了那些創作者將來的代表作。即使後來有些出版社倒了、雜誌停刊了,他所做的一切卻影響著他不認識的、身在另一個國家的我。我想起我過去非常排斥的、不願意再去碰觸的編輯的部份。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必須要把製作人這個概念,放到我的作品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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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迴避編輯的體制勞務而走入設計,卻又在實踐設計的過程中意識到編輯意志的力量。林小乙試圖在作品中融會這兩種脈絡,形塑出她的工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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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La déesse du sommeil〉,林小乙也設計了香港蘇富比數件限量藏品專冊。「我從 2014 年和香港蘇富比前二十世紀現代部門主管 Vinci 合作,在紙本逐漸消亡的年代,我很幸運,客戶非常信任和支持我,這些專冊都是從她和我說了一張畫作的故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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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Lalan〉時,林小乙從謝景蘭同時身為舞蹈家的這一點切入,希望將現代舞者的肢體關節感融入設計,另一方面也藉由刺繡技法、蠶絲布的運用來涵納東方元素。製作時,為了呈現關節的轉折,林小乙要求整本書裡不同尺寸的頁面燙金,彼此都要對位重疊。裝訂複雜的內頁卻不上膠,只能用結點固定。封面的山水圖,則要求刺繡師必須以單針刺繡的技法,在沒有可以回勾節點的前提下讓針針相連,同時不可留下任何可見的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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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機器,林小乙必須要將每一個節點在圖面上的 XY 軸座標都算出來。最後,每個節點裸露的線段,還需刺繡老闆手工一針針把它們穿進布面後藏起。成品上,金色蠶絲布上透著紫色繡線,書中也以極細的燙銀線條、縫紉銀線交織表現抽象繪畫、現代音樂與即興舞蹈。「我希望它是一本在暗中仍透著微光的書,藏家透過近距離地觀看與觸摸,如同捧在手上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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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生前的最後一場個展,在他晚年摯友、法國勒維家族被庭園植物纏繞的玻璃屋中舉辦,畫作〈睡美人〉(Nu endormi)便收藏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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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讓我和〈睡美人〉獨處,告訴我它在屋裡安靜地躺了 60 年,藏家把這幅畫拿出來,已經不是因為畫的價錢。她轉述,能不能為藏家和她的朋友(常玉)做一本書?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很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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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中,林小乙選用纖維較長的手感紙,將網印銀色墨壓在綠色墨上印刷,讓銀色顏料薄薄地凝在紙面的纖維上;透著光線,可以看見葉子上鋪著一層銀光,如同晨霧停在葉子的表面。書中穿插了數台以 75gm 竹尾アリンダ(類似 PVC 片)加工的插頁,翻頁時,光線互透呈現了繁枝茂葉投在牆上的植物光影。此外,林小乙在庭院中摘取被蟲蛀蝕的真實植物,以金工實體方式鑄造出 100 株皆不相同的枝葉,為的是將藏家友人與常玉的回憶凝結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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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書冊的外罩,原先製作成化石的形象,但林小乙無法說服自己這樣了事。「我想要做的是『時間的凝結』,首先想做玻璃屋,卻因爲過年期間窯廠公休,沒有人願意承接。即便後來用水泥和樹脂灌出了一個類似化石的東西,仍覺得不對。不管怎麼試、做出什麼,我都不滿意,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我做不出來。那時只剩兩個星期就要交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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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心中,那是像一個泡泡一樣的東西,這個泡泡是很多時間淤積出來的,裡面有風、有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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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三,她和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所有認識的工廠老闆,拜託他們製作符合需求的玻璃。然而,這麼大的吹製玻璃、加上林小乙要求以清透的高白玻璃從中製造出淤積與細小的氣泡,來呈現回憶的「雜質」,想當然又吃了不少閉門羹。好不容易找到新竹窯廠,ㄧ位老師傅願意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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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溝通的時候,如果對方說做不到,我會想知道是不容易?還是不可能?如果只是不容易,那麼我們就來討論怎麼處理或調整這個不容易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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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林小乙而言,她面對的早已不只是強度很高的設計工作,而是強度很高的製作統籌與溝通協調。如今,能安安靜靜做設計,反而是她感到最開心的時刻,因為在近期的工作裡,設計需要用最精簡時間完成,大部份精神投注在如何讓整個團隊的人在統一的想法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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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寫完設計工單,我就可以整份背下來,不是因為我多厲害,而是因為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一個細節的連動,包含所有預算、流程,以及過程中可能會有的誤差。工單寫好,就已經可以想像作品完成的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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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吸收消化,加上繁複嚴格的工序,自然需要大量的時間。林小乙說,反正她本來就不怎麼喜歡睡覺。有時為了等早上的光線看紙樣,她索性工作到太陽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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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愛睡覺?她說,她只有在兩種情況會感覺像死。其中一種就是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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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善於自處,世界給我太多太多精緻豐富的東西了,我一個人也可以很開心地做任何事,不會覺得無聊。可是睡著的時候,你跟世界的所有連結是停止的。只有當睡意覆蓋了我,才瞬間會覺得有一點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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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讓她感覺死亡的,是時間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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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蓮羅賓遜提到,『回憶就是失落感』。我沒有想過失落不失落這件事,但對我來說,過去的記憶會殘留在生命裡,好像你身上沾著一個氣味,盤旋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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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住院昏迷的那天,林小乙正在做遠流版《流浪者之歌》的裝幀,她在醫院裡十分冷靜地與編輯通電話,對完所有的印樣。「對完的瞬間,我意識到一件事情:我哥其實是不會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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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始終盤桓在林小乙心中的疑問。「時間走掉了,就連我想著『時間走掉了』這件事的時候,時間也在走掉。可是我卻沒有辦法把它設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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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赫士身患遺傳性失明,晚年於《沙之書》寫給年輕的自己:「等你到了我的年紀,你也會幾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見黃色和明暗。你不必擔心,逐漸失明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那像是緩慢漸暗的夏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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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赫士的文字影響了我的設計,我想像他眼前的緩慢漸暗,像是在ㄧ片霧靄般灰濛地發著光的霧裡,充滿雜訊,更重要的是,我幾乎看得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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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侯孝賢談《童年往事》,提到爬上樹偷吃芒果的記憶,風灌在耳裡的聲響清晰可見。年輕時林小乙看侯孝賢的作品,並不明白其中的感覺,多年之後回望,才意識到電影凝結情感記憶與時間的深刻。「我透過了很多文學可以『看到』時間,例如瑪莉蓮羅賓遜在《管家》中寫融雪,你看得到冰雪在消融,看得到人的憂傷隨著融雪而漫長,還有餘燼火光快要熄滅的部份⋯⋯我用繁複的裝幀形式表現,是希望能夠藉由紙本的翻閱,呈現ㄧ段時間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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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複述著她深愛的導演們:安東尼奧尼、侯孝賢、布列松。這些導演的作品,將演員放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中,不去「演繹」,而是很遠很遠地注視。林小乙也以相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作品,「所有我喜歡的事物,事實上最後是全部連結在一起的。有一天你會去回想你看見某個畫面的時光。為什麼會用盧克萊修的詩作為我的名字,就是因為我所有的作品,其實都是關於小時候那一道黑暗中白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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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金點獎專刊中的珊瑚與水仙。內頁中,林小乙以局部亮油印刷這些形象,油光透明隱形,必須在光線下以特定角度檢視,才能看見。枝葉之中,藏著林小乙對各種文本的理解,既可見又不可見的狀態,也恰如同空氣中似乎無形的塵埃,並非不存在,而是僅在日光打進時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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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客戶看不到,也許讀者看不到,對我來說這只是自己的功課:我想做到我看到的細節。即便大部份時候它不被視為重要的事情。」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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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承受之輕,專訪林小乙:即便看不見,一樣是存在的
https://bit.ly/3mnkU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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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封面照片攝影_slow light
內文圖片提供_ 林小乙、台灣設計研究院 TDRI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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