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能教會我們什麼。文學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人們讀書是為了安慰,為了感動,人們讀書是為了想起那些優雅、美麗和愛,也想起痛苦和悲傷。」
—取材自《界面文化》
《這個世界正在暗下來,不要把寫作當商品,你必須發出真正的聲音!》
世界最大書展法蘭克福書展9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會展中心拉開帷幕。法蘭克福書展於1949年由德國出版協會創辦,其宗旨是允許世界上任何出版公司展出任何圖書。今年是法蘭克福書展70大壽,共吸引來自102個國家的7300多家參展商,以及1萬名全球記者,將舉辦各類活動4000場以上。
當晚,奈吉利亞小說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獎。頒獎時,她談到了作家的責任,她認為作家:應該討論「政治問題」,為「公共事務發聲」,「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
「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
阿迪契在演講中說:「這個世界正在逆轉,它正在發生變化,它在暗下來。」
「我們不能在舊有秩序下自滿,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行動、去思考。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中公然充斥著所謂的‘餵給我們的、大量織錦般的謊言’。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品特獎每一年會頒發給一位傑出作家,嘉許其在作品中展現了「生活和社會的真相」。今年這一獎項頒發給阿迪契,評委們認為她「對性別、種族和全球不平等,有著無可估量的、深入複雜的理解」。
以下是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新聞發佈會上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的演講摘錄,在20分鐘左右的演講結束後,現場掌聲持續了長達數分鐘:
《閉上嘴,寫你的書》
一位法蘭克福的朋友建議我以「我喜歡法蘭克福」開始演講,她說法蘭克福人喜歡聽人這麼說。所以:好吧!我喜歡法蘭克福。
我是天主教徒。小時候,我經常去教堂。我的家人每個星期天都去聖彼得教堂,位奈及利亞大學校園中一棟白色高樓,教區牧師是一個大學講師。這座天主教堂相對是開放的、進步的,頗受歡迎,雖然星期天的佈道依然沈悶。
幾年後,我聽說教堂易手,新來的教區神父徬彿更加關注女性的身體。他指派了宗教警察(一群男孩)站在教堂門口檢查每個前來的女人,並且決定誰有權進入教堂。許多孩子的祖母們被拒之門外,因為她們的衣領看起來「太低」。
在離開多年之後,我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再次去了那個教堂。我穿了一條傳統長裙和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短袖襯衫。但在教堂入口處,我被一個年輕人攔了下來。他板著一張正經的臉,如果換作另外任何一個地方,我都會覺得滑稽。他叫我離開。「你的袖子太短了,」他說,「你的胳膊露了太多肉。」他告訴我不能進入教堂,除非我在肩膀上裹上一條圍巾。
我被激怒了。
這座教堂是我快樂的童年的一部分,承載了記憶中多少的歡笑。現在這個地方變得不再把女人當作人來對待?而是把女人當作必須規範以防騷擾的身體來對待!目的呢?只是保護男人傷害到自己。
因此,我決定在奈及利亞一份知名報紙上發表一篇關於這件事的文章。我以為這篇文章可以引發更多的行動,或許大學社區最終會站起來說「夠了」,並向主教、教宗或任何當權者請願,把這位牧師趕出去,把教堂恢復成一個受歡迎的地方,一個不再厭惡女性的地方。
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相反,我自己因這篇文章而受到攻擊,我感到震驚。總而言之就是:閉嘴吧!好大的膽子,你一個年輕女人怎麼敢挑戰神職人員?
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對我文章的批評和神職人員對女性的態度都源自於一個相似的衝動——掌控女人的需要。這個衝動否認女性對自己身體有自主權,它是不把女性當作人看待的標誌,而且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包括那些在中東被迫裹住自己的女人們,以及在西方、東方被認為是蕩婦的女人們,還有在亞洲公共浴室內、廁所內、私人領域被偷拍的女人們。
這種衝動也存在於自由的文學世界。
女性作家經常把她們筆下的女性角色寫得「可愛些」,徬彿全人類的女性都必須小心翼翼維護這份「可愛」一樣,同時她們的題材被限制於書寫親情道德,那些無傷大雅的事。
回到那天在教堂發生的事。
顯然,我的舉動是基於平等原則的反應——如果男人可以決定在教堂穿什麼,女人也應該如此。何況那天天氣很熱,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肩膀上裹上一條讓人發癢的圍巾。
所以我無視了神職人員的存在,走進去並坐了下來。神父被告知有一個固執的女人強行闖入教堂,她為暴露了過多手臂,而有罪。神父在聖壇上訓斥了我一頓,彌撒過後,我的家人說,神父的這些話實在「不友好」,這顯然太輕描淡寫了。
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多麼天真,以為「說出去」就會得到廣泛的支持。
但它同時讓我明白了說出來是重要的——一個人必須說出,不是因為你會得到支持,而是因為你不能保持沈默!
我知道教堂曾經是什麼樣子,我親眼看到它變成了什麼,對此:我不能保持沈默。
有時我被稱為積極分子。我並不很情願,或者在精神上抵觸這個名詞——我從來不會用這個詞來形容我自己。
也許是因為我在奈及利亞長大,我看到過真正的積極份子是什麼樣的人,那些為事業獻出生命的人、那些展現出非凡奉獻精神的偉大的人,而我只能仰望。我配不上他們。
我兄把自己看作一個作家,一個講故事的人,一個藝術家。寫作給了我生命的意義,它使我在一切順利的時候感到最幸福,也讓我在失落時候痛苦。
但同時我也是一個公民。
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
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
最近一個熟人讓我明白了這之間的區別。由於奈及利亞對我發表的關於女權主義言論產生了敵意,他對我說:「奈及利亞人對你的書沒有意見,他們只是對你的政治傾向有意見。他們希望你‘閉上嘴,寫你的文章去’」。
幾年前,奈及利亞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同性戀是犯罪行為。我認為這項法律不僅不道德,在政治上也是荒謬的。同樣是這位朋友告訴我,他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反對這項很多奈及利亞人支持的法律。
他告訴我:「你可能會失去很多東西,而且沒有收穫。」
他是認真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我。
但是那句「沒有任何收穫」是不正確的,因為生活在一個公正、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社會是每一個公民的夢想。
如果我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想法,讓一個人獨立思考、反對法律,我就收穫了很多,作家的收穫不是掌聲及銷售量!
因為那樣的話,我只是個寫作商品,我在人類進步的過程中,沒有貢獻一小步力量。
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
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
這個世界正在逆轉,它正在發生變化,它在暗下來。我們不能在舊有的秩序下自滿,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行動、去思考。
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中公然充斥著哈羅德·品特所謂的「餵給我們的、大量織錦般的謊言」。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這是一個勇氣的時代,我對勇氣的理解就是無所畏懼。勇氣可以讓你在感受到阻礙時依然一往無前。
這是一個需要講述更多複雜故事的時代:僅僅知道難民在受苦,以及知道他們不適應新的社會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是什麼在傷害他們的自尊,他們渴望什麼,誰想要戰爭以及誰把難民逼上了這種絕境,是誰需要為此負責。
這是一個需要闡明經濟優越性,不等於道德優越性的時代。
這是一個需要對移民主體逐項分析的時代,並且保持絕對誠實。
搞清楚問題出在移民中,還是只存在於移民中的少數一些人——穆斯林、黑人,或有色人種?
這是一個需要大膽講故事的時代,一個需要新的講故事方式的時代。
我們需要出現不同的聲音,不是因為我們想要附合「政治正確」,更是因為我們想要真理。
如果我們繼續假裝只有一小部分人代表整個世界,那麼我們會永遠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
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重新反思如何看待故事的時代。人權問題不僅僅是關於政府鎮壓的大事件,它也關於那些私密的故事。
家庭暴力和難民庇護權利一樣,也是人權問題。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在談到人權時說:「如果公民在自己家裡都不能言行一致,那麼我們在更大世界裡的努力也將是徒勞的。」
⋯⋯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有一次被人問到,「你認為最高法院中有多少名女性法官是公平的?」她回答:「全部九名」。
人們在聽到這個回答往往極為驚訝,他們會說:「可那是不公平的呀。」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九名法官全部都是男性,沒有人覺得不公平。就像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掌權者都是男性,卻沒有人覺得不公平一樣。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女性在這個世界還是隱形的,女性的經歷也是不被重視的。
現在是我們大家承認這一切的時候了,就像聶魯達(Pablo Neruda)說的,「我們屬於偉大的人類,不是少數人類而是大多數。」很多時候人們都把我當成女權主義偶像,我有一頂帽子上面寫著「女權偶像」,但我今天沒戴。
⋯⋯
文學是我的宗教。我從文學作品中學到人們都是流動的,所有的人類都生活在一條長河裡。同時我也學到了,人們本性善良,在我們做到行事正確和公正之前,我們不需要追求完美。
我有兩個家,一個在奈及利亞,一個在美國。我經常對有兩個住址的人翻白眼,直到有一天我也變成了其中一員(有些時候我會對自己翻白眼)。
當我二十年前第一次到美國上大學時,我發現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在尼日我只對自己的種族和宗教有一定的認知——我是奈及利亞人並且是個天主教徒,但是在美國我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黑人。我不經常把生活的經歷放到我的小說里,但是讓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自己是黑人的那個場景卻很難抹去,我把它寫進了小說。那是一個有關種族歧視的情節,一個白人編輯告訴我太假了。她說:「這種事絕不會發生在真實的生活中。」
我想告訴她的是——可是,它的確發生在了我的生活中。但是我沒有告訴她這一點。
因為當我教授創意寫作課時,我告訴我的學生千萬不要用真實的生活去評價小說,「如果你的小說情節對於讀者太過離奇,那就說明你沒有達到足夠的文學性,用你的文字終止懷疑。」
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政治題材的故事——更多面對世界的故事。但我也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不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報導。
我每年在拉各斯教一個寫作工作坊。當我選擇最後的參與者時,我有意識地努力去獲得不同的聲音——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宗教。
⋯⋯
文學不能教會我們什麼。文學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人們讀書是為了安慰,為了感動,人們讀書是為了想起那些優雅、美麗和愛,也想起痛苦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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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神職階級 在 [知識] 台灣民間信仰,為何如此多元與佛道融混- 看板marvel 的推薦與評價
台灣的民間信仰,佛道儒相互融混,縱觀整體,可以說是一團雜絮,自成鬆散的系統。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最簡單來說,別說台灣的民間信仰理不清,從明朝以來,中國大多數的百姓就分不清了。
別說百姓分不清,連許多專業的神職人員,老道長,大和尚,儒官員,也是分不清。
這篇文章很長,如果有興趣想要知道他們為啥分不清,請聽我娓娓道來。
本文主要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說明分不清之三大理由。
第二部份說明台灣民間信仰混到萬紫千紅的歷史背景。
第三部份說明台灣民間信仰五花八門之混亂多元的現況。
(本文相關每一句論點都有歷史文本之憑據,為求行文簡便順暢並不多引用,
如有相關問題,我再補充根據之出處。)
分不清有好多個理由,每一個理由都是非常專業的主題,簡寫如下:
理由(一),因為在歷史上大家早已難以分清你我彼此:
儒道釋三個宗教,長期影響中土思想,思想信仰互相融攝,甚至連神明譜系也彼此收編,
長期混血之下,都已經有所沾染。
比如,道教裡的斗姥天尊,佛教稱為摩立支天菩薩,
佛教的觀世音菩薩,在道教裡認稱為慈航真人。
道藏有收經書說老子化胡,西傳道法化身為釋迦牟尼。
佛教許多法師稱玉帝是忉利天主,作為佛家護法神。
然而在北宋末期,宋徽宗下詔企圖將佛教併入道教之中,官方支持道教收編佛教神祇。
釋迦牟尼,在道教裡亦被歸為大覺金仙,觀世音菩薩被稱作觀音大士(大士為道教稱謂),
羅漢們被稱為尊者(尊者亦原為道教稱謂)。
觀世音菩薩作為佛道二教共同信奉的神祇,在過去台灣許多觀音廟雖然主祀觀音,
其實是大多用接近道教的神廟儀軌(兩教儀軌其實也早已有所混血)奉祀。
另外在台灣尚有傳承的道教支派普庵派,其宗師便是佛教的僧侶普庵禪師。
除了神系相互影響,佛道二教彼此經書抄來抄去,也在所多見。
這部份扯到許多偽經考證,本文不多探討。
至於道家大師註佛經(呂祖注金剛經),佛家大德解道經(道德經憨山註)等等,
三教之間的宗師彼此用自己的教義解識他教的經典,更是歷代常見。
明清以來,道人習佛法,僧人住神廟,道廟作佛懺等等,這都已經不是稀奇的事情。
尚有許多出家大師紛紛提倡三教同源,互有高低。雖然是"同源",
佛家的說道家儒家低點,自己最高;道家的說佛家儒家低點,自己最妙,
反正最後也是大家各自表述,信者恆信。
既然大家都這樣融來混去,各顯千秋,那自然會有人脫古奉新,自創新教。
理由(二),充滿創意與革新的新興宗教,直接結合三教教義合一:
在明清以來,許多宗教勢力打入民眾,蓬勃發展。
1.有的宗教直接以三教原始經典為學習對象,但是修行方法自己走出一條路,如:
理教:以儒家為基底,奉觀音為主神,習道法道術濟世。
台灣在戰後有位理教大法師,是越戰前南越的國師,道功十分精湛,也是著名中醫。
許多人不知其理教背景,視其為道門人士。
2.有的宗派自創新經典,新背景,新教義融合三教,如:
羅教:只要跟無生老母或真空家園有關的信仰系統,都是源於此教。
羅教在明清傳播甚廣,發展出數百種各式各樣的宗教,此教自創經典、神系與世界觀,
採用許多佛道二教的說法與術語,但是被二教人士認為其偏離二教原始教義。
因此羅教系統的相關經典,自然也不會被二教承認。
在羅教的傳承發展裡,在台灣比較有名氣的宗教有一貫道跟齋教。
齋教在清朝時分別傳入台灣,其實是龍華教、先天教與金幢這三個羅教子孫教派的統稱。
而一貫道則是在民國之後才傳入。
一貫道方面,主要是講五教共和,儒道佛耶回一家親,多為人知。
而齋教是日治時代才有的名詞,被日本政府視為佛教的支派,被稱為白衣佛教。
齋教之稱,也是因為其神職人員吃素但不出家仍主持教儀之故。
3.伏乩寫經書的鸞堂:
明清時代,沿海各省常有乩童被神靈附身寫書,或藉人操器具書寫經文的宗教活動。
此類宗教活動的場所稱為鸞堂,寫手稱鸞生,寫出來的東西稱鸞書或鸞經。
在台灣,鸞堂與齋教信仰有時會相互結合,其主要又與恩主公信仰密不可分。
恩主公信仰五恩主,主要供奉關聖帝君為主神,台灣有許多關帝宮廟,
其背景出自恩主公信仰的鸞堂系統,著名的行天宮即是此一背景。
恩主公的關帝信仰,只是關帝信仰的一個派別,與道教的關帝信仰(武廟系統),
事實上仍有所不同。
恩主公信仰中的許多關帝經典是鸞經,尚未被道藏收錄。
這類鸞經所提出的關帝接玉帝說法,自然也不會被純道教信仰者接受。
既然宗教信仰如此混合多元,一般民眾如果未仔細了解,
有拜有保庇,信者得佑護,自然不了解其中源流差別,也不會去在意其差別。
理由(三),紅塵俗子多半重視靈驗,少有時間專讀經典教義:
三教的教法不太相同,雖然原始的經典皆有自己的獨立體系與思想,
但是如沒有仔細深究,自然搞不清楚其中的區別。
反過來講,想要分得清其中差別,多半是純粹三家的修行者或奉行者,依照經典的教法,
還有戒律的框架來提供分辨的依據。
這涉及許多複雜的問題,比如經典的真偽考證與認證,一般來說會把放在道藏或佛藏經
的經典視為正典,不在其中經典與相關說法,視作為附會外道。
但是對於求保佑的俗子們來說,是較少會去關注的議題,反正大家信者恆信,
在習俗上也是照樣延用,自然就成為了現在的風貌。
基於前三個理由,可以再從歷史的發展來解釋台灣民間信仰道佛混血的現況。
在台灣歷史上,造成神佛難分之原由主要有五個貢獻者:
1.鄭家王朝 2.移民 3.官員 4.神職人員 5.日本政府
(一)鄭家王朝:
羅教系統的教派,由於在中國基層人民傳播很廣,組織嚴密,受到朝廷的忌憚與壓制。
這些教派往往轉為地下傳播,秘密結社甚至轉為幫會。
鄭成功抗清的背景與天地會有十分密切的關連,與許多秘密幫會只要同以抗清為目標,
多互通聲息與串聯合作。
因此,有別於清廷的嚴加禁止,鄭家王朝對於羅教系統的宗教傳播採取寬鬆的政策,
信眾們隨著鄭氏來台,羅教的神佛融合教義,慢慢地融入並影響台灣人民的生活。
(二)移民:
從中國歷史文化來看,漢人的民俗信仰就是以道教為基底,其中天公城隍與土地公等等,
就是最普遍的民間信仰對象,早已深植人心。
自鄭家經營台灣時期開始,大量漢人移民來自沿海各省,特別是福建。
閩地多山,原住民多行巫術,算是道佛二教傳教的邊陲地帶,歷史上閩地的風俗就有
特別好祀鬼神的習慣,各類的神廟很多。只要"相信"對方能夠有所保佑,
各路的神靈不論出身與背景,都可以供奉。
這裡面從二教的神靈(觀音菩薩,玉皇大帝)、高道高僧(純陽真人,清水祖師,普庵祖師
,慚愧祖師),鄉里的賢達(保生大帝)或是功國的神靈(開漳聖王,開閩聖王)等等,
都可以作為保護移民的信仰對象。
漢人的移民大多來自閩地的漳泉二州,面對堅苦的環境,從渡海到開墾,處處都是危機。
為了集群力開墾合作,建立聚落與大型公共設施(比如水利灌溉系統),
同鄉的移民們帶來了自己家鄉的信仰,作為凝聚力量的重要依據與信心。
為了祈求渡海的平安,移民們信奉媽祖與玄天上帝(北極星化身)。
為了能脫離新墾地的瘴厲之苦,移民們信仰能夠去除瘟疫的王爺們。
當工商業漸漸發達後,關帝的信義精神成為商家或幫會的信仰,
加之鸞堂興盛,恩主公信仰對於關帝信仰的普及更是推波助瀾。
這種有保佑就拜的民俗習慣,將道佛二教的神靈與賢者民俗化,而非作經典教義上的探討
與分辨,許多信眾是"逐靈驗而信",常有兼拜多神的習慣,甚至一廟寺多祀數神,
間接造就了宗教混血的狀況。
(三)官員:
官員如果沒有在經典教義上多所涉獵,自然大多也搞不清楚狀況。
別說明清時代的官員,當今的許多官員可能也不太清楚純佛教與純道教是怎麼回事。
許多官員在主導廟寺的建立時,有權力安排奉祀的神祇與延選主持的僧道。
常常蓋一個城隍廟或天后宮,後殿就安排陪祀個觀音菩薩。
或是建了個佛寺,旁殿也安排個土地公坐坐,反正這些神明都有大慈悲心,
救苦救難,彼此也不會計較門戶之見。
這些廟寺每逢神明們壽誕,亦照樣辦法會不論佛道之分。
另外,清代官員們多半從閩地延請神職人員來台辦理廟寺事務,然而清室尊佛抑道,
佛興道衰,僧人多而道人少。
台灣的官員往往聘任僧侶來當道廟的住持,管理廟務,以天后宮與關帝廟最常見。
這也影響到近代廟眾管理委員會自理廟務的習慣,比如北港朝天宮就以出家師父主持廟務
,甚至請和尚(妙傳法師)撰寫天上聖母經作為唸誦之用。
(四)神職人員:
在清朝的時候,台灣的神職人員往往來自福建這個二教的邊陲地帶,
許多佛教僧侶不一定受嚴格的戒律要求,也不見得非常仔細的深研經典,
他們把宗教當作是糊口的工具更甚於自身的修行,本身對於純粹的二教教義不見得有
非常清楚的分別與分辨,但是這些並不影響他們為信眾完成宗教法事,科儀經懺等等。
因此自然不會特別要求信眾去分辨其中的差異。
以道教來說,福建一地的道教信仰以支派閭山派為大宗,此派有很濃厚的地方巫教色彩,
結合了道教南系的正一派,佛教的禪宗思想,甚至部份密教的修法與咒語,
本身就是一個混血濃厚的道教支派。
閭山派主要分二派,紅頭道士奉三奶夫人為主神,多作生者法事。
黑頭道士奉法主公為主神,多作亡者法事。
另外齋教與鸞堂等等三教合一的信仰在清朝時,亦漸漸在台灣生根興起,
隨著這些神職人員的不太認真(分辨彼此)與認真傳教(三教合一思想的新教),
這都促成了台灣歷史宗教文化上的佛道不分情況。
台灣民俗信仰的佛道不分,在清朝時已經完全融入人民的血肉之中。
進入日治時代後,雖然政府大力嘗試改變此狀況,最後反而加深了混血。
(五)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對於台灣的宗教信仰政策,主分為三個時期,以兩個重大事件作為分界點,
分別是西來庵事件與蘆溝橋事變。
在西來庵事件之前,日本政府與台灣人民之間彼此還在磨合與了解,政府對台灣的民俗
信仰採取寬鬆的態度,不太多作干涉,也尊重宗教各自發展。
西來庵事件(1915)是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抗日活動,也是一個很悲慘滑稽的起事,礙於篇
幅,儘量簡寫。起事者余清芳信仰齋教,號稱得到台南西來庵五福王爺降乩的密旨,
說日本人在台灣只有20年的氣數,現在時機已到,大家要合力趕出日本人。
宗教信仰是團結人心最強的利器,余清芳這個大神棍,開始販賣號稱配帶後可以刀槍不入
的靈符,告訴信徒轉賣靈符不只可以保佑全家,還能自己抽成賺錢。
余清芳允諾大家事成後大分日本田,信徒們都可作富翁,
並喝騙信徒說自己得到呂祖的密法,藏了一把寶劍在深山,
他只要唸咒,這寶劍就自動飛出擊殺日本人與叛徒,
最後逼大家在神明前發毒識,如果事洩便全家不得好死。
於是,余發了財又聲勢浩大,然而風聲不幸走漏,被迫提前起事。
不怕死的信徒們配著靈符,擺出宋江陣衝鋒,拿著柴刀與鋤頭一一被日本兵用槍炮擊殺。
最後余被處死,倒楣的王爺廟被拆,神像全數燒毀。
在此事件之後,日本政府開始積極清查台灣宗教,
並在蘆溝橋事變(1937)後展開皇民化運動,企圖改造台灣人民成為日本人,
著手積極介入轉變台灣民俗信仰。
日本政府的策略,是打算用日本的神道教取代並消滅台灣的道教信仰,
並用日本式的佛教取代台灣的佛教信仰。
這迫使許多齋教信徒選擇改信日本佛教,或轉入地下秘密傳教。
道士們被迫在職業登記上強制成為僧侶,傳教活動受到限制,
所有的道廟都必須漸進式地改為佛寺,否則很有可能遭受拆毀(各地查緝力道不一)。
日本人想將台灣的民俗信仰連根拔起,首先祭出優惠政策,只要把家裡拜祖先的神主牌
交出,就可以換到可觀的白米三斗,然而幾乎沒有人真的拿去換。
鄉民們的智慧是靈活的,當時神主牌好刻而白米難得,所以有許多鄉民假刻神位,
去換了白米享用,把真正的牌位藏在家裡。
接著由警察強制取締道教神廟,廟方須將所有道教神像交出,集中管理。
日本進一步主導了所謂的"神升天運動",當時的口號是:
支那神由支那人拜,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已經脫離支那了,因此支那神請統統回家吧。
於是,日本天皇派了大臣到台灣擔任主祭,在祭文中感謝這些中國神為台灣人民的護佑,
並責備台灣人民竟敢將天界神靈請到人世,這實在大不敬。因此,這次由日本政府作主,
祭拜後恭送祂們回去天庭。
祭拜完後,一把火把這些神像全燒了。當時被毀的神像近兩萬尊之多。
有許多信眾事先聽到風聲,把神像偷偷藏起來,信眾們發現只要是佛寺就能倖免於難,
紛紛在廟裡改放佛教神像,指廟為寺,試圖躲避警察的追緝。
很多神廟為了避免被毀,寧可空空的什麼都不拜,有廟無神。
或者甚至被迫成立新廟宇,合祀兼拜日本神靈。
到了日本戰敗之後,信徒們紛紛把藏起的道教神像拿出來,繼續拜原來的神明。
有些添了新佛像,假稱為寺的廟宇,總不能不再拜佛祖,只好一起奉祀,
於是間接造成了廟祀裡佛道混血的情況。
至於那些被迫拜日本神的廟寺,原本的神像紛紛復位,
日本神道教的神靈便被忍耐已久的鄉民燒毀或扔掉。
然而在日治時期,也有積極想要融合日本與台灣本土信仰的例子。
比如台北天母地名的由來,取自當時的天母神社。
日本人有見於台灣人民對媽祖信仰的熱衷,創立了一個"天母教",
合祀天照大神與天上聖母媽祖,想要調和神道教與道教的信仰,
但這個新教派在日本戰敗後便一起衰亡了。
台灣民間信仰五花八門之混亂多元的現況:
台灣的民俗信仰,可以說是以道教信仰為基底,風俗習慣為介質,
結合不同有能有力的對像崇拜的產物。
鄉人們除了奉祀神靈賢達祈求平安,也常為了避免陰靈作祟而蓋廟供奉。
人民信仰的基礎多半是追求務實生活上的幫助,只要能夠有助於務實面上的福祿壽,
或是避開災禍,都可以成為立廟的理由。
因此對崇拜的對像來者不拒,非常多元離奇,跨越宗教,物種,國界與職業。
從建廟立像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
從怨死的母豬到顯靈的天皇,
(台南鎮山大將軍廟,長濱天龍宮祭日本天皇)
遇難的公主到溺斃的姑娘,
(墾丁八寶宮祀荷蘭公主瑪格莉特,萬丹水流仙姑寺)
荷蘭的硬漢到菲律賓的小哥,
(水林綠佑將軍廟祀荷蘭將軍Leo,太平菲賓大哥廟祀不知名姓的菲國男性水流屍)
叛亂的份子到平亂的功將,
(內門興安宮祀朱一貴,鳥松大將廟祀征朱一貴殉職的陳元)
民國的歌手到日本的警察,
(二林廣懿宮祀鄧麗君,東石鄉富安宮祀義愛公 森川清次郎)
二二八的元兇到殉難的烈士,
(蔣公王爺廟祀蔣介石,虎尾三姓公廟祀二二八烈士顧、李、王三人)
有求必硬的陽具到鐵嘴的大砲,都可以成為立廟塑像崇拜的對象。
(萬里百花宮祀陽神爺,東石福靈宮祀鐵嘴將軍)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民俗信徒逐靈驗而奉,是台灣民間信仰的一大特色,
從大家樂與六合彩報明牌,誘導出人性的貪婪面,
到文化教育與社福推廣,發揚信徒們的善心與虔誠,
廟方的主持風格,足已主導風氣的正邪與良劣。
列舉數例:
1.竹山紫南宮土地公廟雖小,每年出借發財金後回收,其中差價多達數以億計。
委員會決定挪出經費作為社會公益,提供周圍住戶托兒所到國中全額費用,
健保費補貼,鄉里敬老與育兒津貼等等,促使里民安居樂業。
2.台南海尾寮朝皇宮主祀保生大帝,二戰之後海尾寮多為民眾聚賭場所,治安敗壞。
廟方數年來提倡興學,勸化當地民眾,開設各類免費才藝班,並推廣品德教育,
確實改善了當地的治安與風氣。
3.新竹關帝廟將善款用作興學與改建設施,輔導風化區信徒轉業,
並將廟址附近的風化區一一買下,興建忠義圖書館與巡守隊隊部,移風易俗。
因此,民間信仰的多元與組織鬆散作風,倒底是讓人民墮落,還是讓信徒成長,
仍是必須視民間廟寺的具體經營成果而定,勢在人為。
結論:
宗教混合的狀況已經非常深入地影響了台灣的民俗信仰,
各家的傳教士拼命傳教,自成山頭,自立為王,比賽誰的信徒多,發言權自然多一點。
宗教這種東西,往往信徒是白紙一張先接觸誰,建立了系統價值觀後,就比較難撼動。
在台灣傳播的宗教系統非常多元,甚至可以說是混亂,要一一釐清源流與教義,
對一般人來說,要分清是不太容易的。
大多會想要討論"分清"純道教與佛道教與民俗信仰的差異,這是國民政府遷台後,
帶來江浙佛教僧侶與龍虎山張天師一系、全真道與正一道等等修士之後的事情,
在那之前,混合式的民間信仰早已是台灣人民的主要信仰方式。
國民政府遷台後,在佛教方面,涉及江浙佛教與閩粵佛教(本土佛教與宗教)的爭端,
現代許多佛教山頭與著名高僧,可以說都是屬於江浙佛教的系統。
如聖嚴,淨空,日常,證嚴,星雲等等諸位法師,師承與背景多屬江浙佛教。
江浙佛教在戒嚴時得到政府支持,大力釐清法統,取得台灣佛教的傳法與受戒權力,
無形中壓迫到本土閩粵佛教(閩粵佛教在台尚有四大山頭,九寺系統)、齋教與民俗化佛教
的生存空間。這些故事很長,此處略去。
至於道教方面,大家一律尊張天師為首,然而道教支派繁多,除了台灣獨有的靈山信仰,
在那之前,本土的花蓮慈惠堂靈乩系統,受到六十三代張天師收編為瑤池派後,
大力地傳播。近年六十五代張天師傳承鬧出多位男女繼承人,亂作一氣。
這其中的風風雨雨,是另一些故事。
至於齋教信仰,一貫道信仰,鸞堂信仰等等,於二教間的紛亂戰局,
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故事。
人人都想爭正統,搶信徒,宗教都不宗教了,實在是台灣宗教與民俗信仰的一大憾事。
至於其他那些故事,由於本文篇幅實在太長,如果日後還有機會,
這邊也適合發表的話,擇期會再一一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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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亂上加亂。
飛行員、警察跟阿兵哥等等。至於如果是神道教的神,這可能是後面神道教傳來的??我還
沒親身見過說。
教的神的佛化形象,這樣台灣倒是拜蠻多的www
第一部份:
文化上佛道不分的原因有三個:
1.道佛儒三教在歷史上融合得很厲害,傳到明清時,彼此早已混血很多。
2.明清時,直接用三教的教義所創造的新宗教,因為信仰便利所以迅速廣泛打入民間。
比如羅教,鸞堂系統的宗教。
3.人民信仰多半只看靈驗,不讀原始原典,所以不會去主動想分辨區別。
第二部份:
在台灣造成佛道不分的共獻者有五個:
1.明鄭政權跟天地會有關,抗清的秘密幫會許多是羅教系統,在中國被禁,在台灣可傳。
2.政府官員有廟寺的建立與請住持的權立,因為官員自己佛道不分,所以很多在蓋廟時
選的祀神就道佛混合,請住持時也常請和尚去當道廟住持。
3.福建的漢人移民本身就是佛道不分,有靈就拜,所以把這樣的信仰方式帶到台灣來。
4.神職人員自己也道佛不分,佛教僧侶戒律不嚴所以不很計較區別。道教道士多是福建
閭山派系統,此派本身佛道混血色彩就嚴重。
而齋教與鸞堂系統也在台灣努力傳教,所以人民就愈來愈搞不清楚,因為這些神職人員
也不清楚。
5.日本政府想禁道教毀道廟,逼得信徒道廟裝佛寺,藏神像改祀佛像,日本戰敗後神像
再拿出來跟著改祀的佛像一起拜,間接造成二教混合不分。
第三部份:
舉例千奇百怪的民間祀神,提出例子說明民間信仰的廟寺經營,直接影響風氣的好壞。
結論:
民間信仰已根深台灣,很難分清彼此。會想去分的大多是國民黨政府帶來的和尚與道士
們,尤其是江浙佛教的大和尚們。然而現在宗教愈來愈亂,道佛二教自己一堆支派,加
上一貫到齋教與鸞堂的恩主公信仰,大家亂成一團,更難分了。
何況知識類別的東西,板上本身有許多民間信仰的故事分享,應該不算偏離版規吧。
如果版主判決偏離板規,我會配合砍文。
節常常集體聚賭,治安也不算好,所以這是誤傳嗎?是的話我要改一下文章。
聽說近二十年改變很多,是不是這樣我不確定說。
宮組織陣頭來防禦,但這是爺爺奶奶那代的事了,是不是這樣後來影響到治安我不清楚@@
抵禦外敵。至於外敵是不是那些北方鄉民我就不清楚了。
※ 編輯: ga037588 (106.104.36.171), 08/25/2016 15:09:23
因為這兩教也是彼此收編神祇收到不亦樂乎。我甚至懷疑信奉婆羅門教也有可能能成就覺
悟而成為覺者。婆羅門教是一個更為複雜多元的教派,其多元化與差異度非中土文化能輕
易想像。
不只婆羅門教,佛教在日本與神道教之間,或是佛教在越南所產生的高台教,也有類似的
狀況。
的神祇自創新教,而印度教脫胎自改革後的古婆羅門教,由商羯羅集其大成,再反收編那
些被佛教化的婆羅門教諸神,重新定位祂們的神格價值,並提出佛陀是毗濕奴第九化身,
否定佛教的信仰價值,全盤吃下。
導致佛教僅能存於東印度孟加拉一代,最後於本土幾近滅絕。嚴格說起來也不算"收編佛教
諸神",因為佛教諸神本來就是來自印度教的各式地方信仰神祇,只是還復其本來面目而已
不過我認為在目前歷史學與民俗學研究結論的立場上,這些資料有誤的機會不高。
二教相互試圖收編而已。本文也未宣稱斗姥與摩力支天誰抄誰,只是列出共同信仰的神靈
異名而已。誰抄誰的例子在學界上有很多討論,目前確實是傾向認為斗姥天尊是道教收編
自佛教的摩力支天菩薩。
原住民信仰又是另一大主題了。
若是還有機會發這類文,我可以嘗試再寫寫看。
不曉得台灣現在有沒有拜日本神道教的神廟。
至於那些抄來抄去的,後來大多被大藏經推到疑似部,比如說佛說七千佛神符益算經抄道
教太上老君說益算妙經,佛說三廚經抄老子說五廚經等等。
理精神,然而,地藏經在"學界""目前"的認定是漢造機會很高。不過我認為這不影響其精
神價值。
寺派山頭,這被歸屬在本土閩粵佛教系統內。明鄭時後許多大臣是虔誠的佛教居士,在台
灣史上稱為名士佛教,說沒有佛教是太嚴苛了。
1.歷史考據學術上"目前"對佛經來源的研究結論。
2.對佛教與佛經信仰的信心與理解。
3.經典誦唸的效果。
以上這三點完全是各自獨立的三件事。把這三件事混在一起談,那是你的信仰方式,
不是我的。如果混在一起而無從分辨其中精神,著於名相,反而會較有迷信的風險。
學術界目前大多公認的結論就是地藏本願經應是漢造,不管信仰者情感上再怎麼不喜歡,
客觀的結論就是如此,未來是否會有新證據推翻此說法則不清楚。
同樣是地藏系統的地藏十輪經,就較無此爭議。
但是就算是漢造那又如何?對我來說,這不影響這部經典的價值與精神,第一個,或許未
來學術上的證據會推翻。第二個,或許漢人某僧搞個神通自己接上阿難訊息把經給造出來
。這在道教造經也蠻常見的,許多經典到底是道士自己編的還是真有神來傳,這只有天知
道。天知道歸天知道,人間法"所可考的事實面"是另一回事。
我對地藏經有信心,精神亦感佩,親自驗證超渡的效果也很切實有用。就算是漢造,我還
是肯定這樣的價值,這才是真正談得上對其精神與信仰的信心吧。
都無法直接確認。如果證據力夠,頂多說是宋人造經說,但一樣源流、譯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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