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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部分的博士論文都沒有出版成書的機會，
還有很多人讀了博士寫不出論文，
一直掛著博士候選人。
我很幸運，
能夠出版，
又是華文最具人文影響力的聯經出版社。
星期六晚上來讀長文，
讀書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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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歷史學徒，大學的時候我深深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當時我熟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數十遍，並且沉浸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我始終記得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所說的：「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懷抱著浪漫且孺慕之情，愛好中華文化。然而，隨著知識的開展，我漸漸認識到同一個時代的學者顧頡剛和傅斯年。大二那年在臺大對面的書店買了整套的《古史辨》，並且開始讀傅斯年對於古代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擴充歷史研究的方式就是要增加材料，並且擴張研究的方法。

大三的時候，開始讀了杜正勝院士的著作。從《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有機且整體的歷史解釋，而且杜正勝院士強調要有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解釋。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開始古代史的研究。由於不滿足於歷史系所開的課，沒有辦法理解考古和人類學的方法，於是同時雙修了人類所。

碩士開始，我到了中國進行田野，從山東、河南、陝西，最後選定了四川作為我研究的基地。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陳伯楨教授（1973-2015）帶領我到四川，我們從成都、郫縣、綿陽，到都江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次。他讓我了解親臨當地的感受，還有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碩士畢業後，我感到自己在知識層面上的薄弱，特別是理論上的貧乏，缺乏比較的視野。於是，我開始精進日文、英文和法文，選擇出國讀博士，希冀增進自己在理論上的認識。

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葉山（Robin D.S. Yates)老師，還有亨利．魯斯（Henry Luce）基金會的幫忙，我有了全額的獎學金。除了學費全免外，還有固定的生活費。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希望我增加學問的視野，於是開始修習羅馬考古、殖民主義考古和相關的考古學理論。羅馬征服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歐洲海外擴張時期，對於大量異民族的統治，發展出多樣化的「殖民主義」。透過比較的視野，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

在本書中我認為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秦漢帝國的「殖民主義」不亞於羅馬和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嚴厲與殘酷，而且從本書的例子來看，秦漢帝國的統治技術更加細緻且深入。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加以思考，邱吉爾曾說過：「英國歷史由凱撒征服開始。」英國的歷史由羅馬征服者殖民後開始；艾瑞克．吳爾芙（Eric R.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沒有歷史的人」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秦漢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麥基爾大學有很好的人類學系傳統，過世的特里格教授（Bruce Trigger）是當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雖然沒有機會修習他的課，但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系深受其影響。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除了自己導師的課，也大量修習考古理論的課，讓我知道理論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性。修完了兩年的課，在麥基爾大學要考資格考，當時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是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教授，還有專長在民間宗教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博士資格考要準備超過兩百本以上的書籍應考，現在想想雖然有點辛苦，但也是在那樣的過程中，確認本書的理論還有材料上的堅實。

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走訪田野，曾經在四川的不同地點待過。感謝田野過程當中，每個單位都熱情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讓我在四川的田野有了豐富的收穫。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還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讓我有更加充裕的資源完成最後的部分。

二○一四年一月，剛完成田野工作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母親謝秀琴打電話通知我說父親胡得鏘（1949-2014）罹癌的消息。放下手邊的論文，回到臺灣照顧父親，從一月到七月，父親最後以六十四歲的壯年離世。父母從小就讓我追求自己的興趣，任性的在知識中遨遊，但父親過世前，還是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帶著父親對我的期許，還有自己對於「沒有歷史的人」的責任，在二○一七年十月我完成了學業。期間我的兒子也出生，給予了我新生命的力量。

博士論文的審查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還有我們學校歷史系的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教授，其他還包含中國文學專家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東亞系主任巴克萊（Philip Buckley）教授。在口試的過程中，都給我很好的意見，成為此書的基礎。拿到博士後，雖然在國外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但我在臺灣還有不少的工作與責任，毅然決然地回臺。感謝中央研究院讓我剛回臺之際，在學風質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做博士後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黃銘崇老師也給我很多學問和工作上的建議。二○一九年二月，我開始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我將本書的初稿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問世，得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聯經是我知識啟蒙的重要泉源，能得到林發行人的首肯，簽下此書，是我莫大的榮幸。本書的編輯黃淑真，仔細的梳理文稿，並且洽詢版權圖片，都讓本書增色不少。現任的聯經總編輯涂豐恩博士是我臺大歷史所的學弟，也是「故事StoryStudio」的創辦人，過去我曾在網站擔任主編，我們對於歷史有很多相同的理念，很開心能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完成此書。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說了一個過去與我們認知的歷史不同的故事，建立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之上。回顧我的學習過程，從臺灣、中國到北美，我有幸得到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和漢學的資源。在不同的學習傳統還有文化脈絡中，我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歷史，同時也讓中國史有了世界史的比較視野。
辛丑年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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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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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8 黃偉民易經講堂

政府唔緊張我們的健康，但好在意個「健康碼」！

這個「健康碼」，和抗疫無關，只是配合香港全民檢測，造成香港DNA數據庫，亦即大陸的社會信用系統。

大陸的城市，已在推行這個計畫，香港不能獨善其身。

大陸人最討厭香港人那種，和大陸人不一樣的姿態。他們認為，即然香港已經回歸，香港也只不過是大陸的一部份，香港人驕傲些什麼的？

只有邱騰華不同意。

邱騰華局長說：
Made in Hong Kong就Hong Kong, China就China;
一件加拿大製造的產品，會寫成Made in US嗎？

他將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比喻成加拿大和美國的關係。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這幾年來，香港人的抗爭，多少人流血，多少人流淚，多少人入獄，多少人死亡，多少人遠走天涯……都是為了這句話：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義士們的抗爭，由一個現職的問責局長來總結。

疫情會持續下去！

林鄭誓不封關，還開放機場給大陸人轉機，借香港名義，轉機到世界各地。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病毒，真是好使好用。

年多來，無法止息的示威遊行；
反政府的集會；
街頭暴亂；
過百萬人的上街；
北京最介懷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七一大遊行；
延期一年，違反《基本法》的立法會選舉；

未來幾項重要任務，全港全民檢測，健康碼，個人數據庫，港幣數碼化，配合國家的大數據分析……

這些本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都一一落實搞定。

就全賴這個肺炎病毒，所以說，林鄭政府，怎捨得疫情完結？

當前完成了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的任務，疫情可以稍微放緩，下一波高峰，應該在推行全民檢測和健康碼的時候。

這些政策，遇到阻力，便將每日感染人數扯高，大家又乖乖的合作。

疫情，是最好的行政工具。

林健鋒代表工商界，李慧琼代表的建聯，已經在搖旗吶喊，沒有健康碼的市民，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能進入商場、餐廳，要接受種種限聚令，要在家上課上學，因為他們沒有健康證明。

務求造成錯覺，工商界和打工仔，都要求政府，用健康碼分別「健康」和「非健康」的市民。

政府從善如流，用行政手段，將市民一分為二，限制不接受政府檢測的市民日常生活，做成不便。又放風使用健康碼的健身室，可以提早正常營業。

政府和保皇黨，正在合演一場大龍鳳，務使這個「社會信用系統」如期推行。

這個病毒，真是天降貴人給林鄭，協助她施政上過關斬將的。

這個病毒很功利，很醒目，很林鄭，很建制思維。

它只殺死老人家，長期病患者，不曬太陽的衰弱人士。

年輕人，壯年，患了很快康復，你看看麥德羅，鄧達智，感染瞓完幾日，又紮紮跳。

但老人院那些院友，糖尿病，腎病患者，一染就死。

那種低級思惟，陳健波價值觀的，凡沒用的，阻住社會，拖住社會，沒有經濟效益的生命，這個病毒幫你清除。

全世界的藥廠專家，在試驗疫苗，臨床的，都試在十八至五十五歲的人身上。

他們的目標很清楚，要這些壯年人不再成為帶菌者，病毒傷不了這個年齡層的人，但他們會成為帶菌者，傳染給他們接觸到的老人。

功利上看，病毒是用來清理老人，長期病患，和不應該生存的社會負擔。

這不是當年希特拉的優生學思維？

這樣的病毒，怎會是自然界的產物？這樣的價值思維，不正是目前社會的歪風？

著眼的，是眼前的功利！

當年港大周永新教授，研究全民退休保障計畫，認為要老有所依，政府需要開展工作，連林鄭冷眼，傲慢的問：
錢從何來？

這就是今日政府的價值取向，也是陳健波說的，年輕人阻礙他的收成期。

今日香港政府，由一群，年年考第一，自認學歷高的菁英在施政。

在中華文化中，做學問，只有一個目的，是為政，服務社會。

孔子之前，春秋時代，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的。

讀書人，稱為「士」，用現代的說法，是知識分子。

中華文化，對士的要求和期望很高。

士，不是在學校考第一，拿了什麼學位，讀了什麼名牌大學，或在大學找個什麼安全位置，做做研究，教教書，搞下人事，一副了不起的樣子，就叫「士」。

孔子的學生子張，在孔子死後，承傳孔門的責任，繼續授課，《論語》第十九篇記述，他對士的要求，有四大條件：

子張曰：
士，見危致命，
見得思義，
祭思敬，
喪思哀，
其可已矣。

一個讀過書的人，見到社會，時代艱難的時候。會自動的走出來，挑起這個責任。

見危致命，準備將整副性命，交給時代了。

黎智英沒有進過一天學校，沒有什麼學位；周庭也不像林鄭，年年考第一。

但他們都是士。他們和中國歷朝的知識分子一樣，時代艱難，國安惡法在前，黎智英沒有繼續做他的富豪，躲去台灣（他有很多地在內湖），繼續主理他的《台灣蘋果日報》；或去加拿大小鎮，和親人隱居；也沒去巴黎，陪妻子兒女讀書。

他有很多藉口離開香港。

廿三歲的周庭，也沒有像其他廿三歲的少女，在發她的白馬王子荳牙夢，想像結婚、生子、做母親，去日本泡溫泉。

她在危難時嫁了給香港。

他們可以和你我一樣，找到不同的借口，為自己的生涯打算，但他們是「士」，中華文化的士，見危致命，不可為也要擔當，將生命交給了時代。

他們和文天祥、譚嗣同、黃梨洲、顧亭林一樣，將生命交給社會。

他們和香港無數的年輕人一樣，他們都是士，沒有年年考第一，但卻是讀書人，沒有畏縮，因為這是做學問的初心，是時代的責任。

見得思義。

義者，宜也。是恰當的。

一個讀書人，一個士，得到任何利益，第一時間應該考量的，是問自己，是否應份得到的？

末世時候，金權勾結，今日香港，官商鄉黑，官員和企業，官僚和議員，家屬和企業，警察和黑幫，親屬交結，利益輸送，看看鄭若驊……

一般人生活艱難，玩弄權勢關係的，遍地黃金……

這個時候，見得思義。香港，是考驗人性的時代道場，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要每天問自己，這是否你所應得的？

這是一個士的基本反應。

祭思敬。

祭，不單只是宗教上，鬼神上的拜祭。

祭泛指對一切形而上，天人之間的宇宙規律，有一股敬意。

宇宙運行，有一股不變的規律。

陽盡陰生，陰盡陽來，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所以，一年有春夏秋冬，人間是物壯則老，時代是盛極而衰。

有生就有死，有聚就有離，凡美好的都會朽壞，擁有過的都會失去。

但不需要為這難過。

孔子說：
陰陽不測之謂神。

如果陽是好的，陰是壞的，什麼是好的壞的，你永遠不知道。什麼際遇才是真好？什麼才是真壞？

神，是莫測，根本不知道的意。

少年貧困，衣食奔波，才培養出踏實感恩的性格，一生知足安穩。

家庭疼愛，父母蔭護，學業一帆風順，學歷高，人氣傲，人生上少少逆境，便覺苦不堪言。人事上稍稍不順，就是生不如死。

敬，才會尊重這個宇宙規律，才能享受這個高低多變的人生。

喪思哀。

喪，狹義來說，是指我們說的白事。但《禮記》說的喪，廣義的，包括了時代的失敗。

一個士，讀書人，對時代的失敗，應該有自發的悲憤；黑白顛倒，正義不張，有種責任的痛思。

看看今日的香港，稍稍接受過基本中華文化教育的，對時代的失敗，都有莫名的悲憤。

子張說：
其可已矣。

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士，具備了這四點原則，也算是可以了。

https://youtu.be/uP5ZYzMFGgc

漢書地理志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早在東西交通的曙光時代，中國生產的絲綢織品就已銷往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和希臘的城邦，深受歡迎。對中國這獨有的優良手工業產品「絲」，有人稱之為「賽路斯」（seres）。而在印度人那裡，「支那」（cina）一名的由來，據說也是和絲絹的輸入有關。由於產絲而聞名，人們就以「絲」來稱呼這個國家。在古老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你的名字就叫「絲」。

絲綢貿易的運輸興販，在古代，有著名的「絲綢之路」。惟，除了我們熟知駝鈴狂沙中的陸上絲綢之路，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我們在地更為密切的，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著名學者馮承鈞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漢時有通道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這條南海道的海上絲路，最早被中國正史記錄下來。那就是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的一段文字。它記述了迄今約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朝廷派遣宦官，聯同中國海商，從（今廣州以西的）雷州半島的徐聞、合浦出航，到印度東南岸黃支國（建志補羅）的一段旅程。途中，他們沿印支半島，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經邑盧沒國，至諶離國，又「步行可十餘日」，可到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再經「蠻夷賈船」轉送，二月餘，可到黃支國。返程，則經已程不國，到皮宗，再回中國。學界考證，這條從中國東南沿海至印度黃支國的航道，間中所經歷的「都元」、「邑盧沒國」、「諶離」、「夫甘都盧」、「皮宗」等，一般斷定都在今東南亞區域內。

從《漢書》這段文獻的記載，中國漢代的海商是帶了「絲綢雜繒」去南海和印度市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的。很明顯，這是一條以交易絲綢為主，粗具規模的海上絲路。當時，中國的航隻和航海技術或許還是很有限，航行週期相當長，可能只是沿海岸航行，而且航海貿易並不是「直航」，中途需轉搭「蠻夷賈船」，分程轉送，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海洋長程貿易發展史的萌芽時期，我們應予客觀評價，不須過度曲解或誇大其原文原意。

由於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提及的地名，中外學者曾多次反覆討論考證。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在其《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一書中更指出，《漢書》這一段文獻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有關東南亞的最早記錄，是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歷史開始的文字紀程碑。中外學者對其所記的口岸和國家方位縱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即當時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必定經過馬來半島。古代的東西海上交通，馬來半島是過境的必經之地，展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文獻所記之「都元國」的方位，學術界歷來爭論分歧頗大。籐田豐八、費琅、馮承鈞和邱新民均認為，都元應在馬來半島東岸，而許雲樵更主說，都元國就是今馬來半島登嘉樓州的龍運（Dungun）。近來，周偉民和唐玲玲在登嘉樓幾次實地訪問，也支持許雲樵的論說（雖然周、唐也以為其論點目前還「顯得軟弱」）。此外，廈門大學韓振華考究，都元應是在越南南圻一帶。姚楠、陳佳榮和丘進等亦以文獻記載，船從徐聞、合浦出發，順風「船行五月」才到都元國為據，認為不可能是在馬來半島。因為船行要五月，其航行方式應是航海技術有限的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會是由南海順風直駛馬來半島，從而考訂都元國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個城市。

縱然如此，暫擱置「都元」不談，對《漢書》〈地理志〉所記之「諶離」和「夫甘都盧」兩地的方位，大抵就沒有太大爭議，而且更顯重要。一般認為，諶離國在今克拉地峽東岸；夫甘都盧國則在克拉地峽的西岸。

在我們熟悉的地理知識裡，東南亞不僅有條著名的馬六甲海峽，實際上還有一個「地峽」。這個地方就在馬來半島北端，今天馬泰緬邊境之處。這地段特別狹隘，其窄處東西僅寬56公里，名為克拉地峽。

在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尚未凸顯之前，中印海上交通主要是穿越地峽往來的。這在《漢書》〈地理志〉得到印證。因文獻記載中國船隊抵諶離國時，捨船上岸「步行十餘日」，才到夫甘都盧國，再從夫甘都盧轉搭「蠻夷賈船」航向印度的黃支國去。很明顯地，這裡所指，就是克拉地峽東西兩岸的地望。邱新民考據說「地峽通道實際上是東西航路第一紀程註腳」。

若說，中國古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東南亞，或是重建了馬來西亞古代史，這話一點也不假。馬來半島的歷史，在馬六甲王朝伊斯蘭化以前的印度化古國，多是集中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像狼牙修（Lengkasuka）、北大年、吉蘭丹、吉打等，其考古遺跡是可以和中國古代文獻雙重印證的。

又，《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上絲路航道的回程，印度商船的航行路線顯然與中國商船來航的不一樣。他們是從已程不國（一般考證是今斯里蘭卡）到「皮宗」，再至中國。「皮宗」究在何處？學術界也多有討論，大抵認為是在馬來半島南端。許雲樵認為，大概是指今柔佛和新加坡一帶，而多數學者以為是馬來半島南端柔佛西南外海的香蕉島（Pulau Pisang）。至今，該島仍是東西航線上，船隻由新加坡欲轉進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導航地標。

中國海洋發展史是有源頭的。華人的南來，不在於200年前的「賣豬仔」，也不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正史的典籍裡，早已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