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中的魔鬼,是天使走過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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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智醫生生活2 #全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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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要好好記下這部劇,但又怕刻意,怕自己過於粗莽地把導演溫柔埋下的善意搗破。然而第二季結尾的那一場日落,昭然揭示著尾聲,落日也好,落幕也罷,總該好好寫一篇文字銘記這部紓開許多困頓日子的好劇。
尤其喜歡最後一集的處理,在經歷了前面這麼多醫務的、人情的事故,最後一集的平淡、細碎,幾乎就是真實人生的日常。大手術依然有之,生離死別仍日日上演,甚至於每個主角也都完整地擁有了歸屬,連第一季埋下的遺憾也都在這一季出現曙光。我想這樣就夠好好地道別了。沒有再多喧囂的情緒,沒有再多後續的著墨,就像看著兩房腦死病患卻有不同收場那樣,蔡頌和也只是靜靜地,用眼神敘說一切。或根本連什麼都說不出的,人生终究莫如一聲慨歎。悲歡離合往往只是一線之隔,命運選擇了誰,捨棄了誰,也都只能欣然接受。然而《#機智醫生生活》好看的地方,就是在命運無情的擺弄中,仍有人性光輝的盡展。
實則第一集眼睛就不聽使喚地淌下暖流了。雨夜的韓國餐店裡,張冬天問起安政源關於妍雨媽媽的可疑行蹤。妍雨出生後就一直在醫院接受治療直至離世,在她離世一個月後,妍雨媽媽就三不五時到醫院裡。當所有人都以為她懷有什麼居心,想要為女兒的死向醫院追究責任時,安政源卻提醒了冬天,「妍雨一直活在醫院裡,對外面的世界來說,妍雨幾乎是個不曾存在過的人」。妍雨媽唯有回到醫院,找醫院裡的醫生護士聊女兒,才能確切地提醒她,女兒曾經存在過。也只有在這裡,她才是「妍雨的媽媽」。安政源看懂了這份溫存,用他一貫的笑提醒冬天要用溫暖的心意,溫柔地對待,聆聽妍雨媽媽,陪她回憶已經去了天國的女兒。
兩難對比,深深刻畫第三集。等待換心的小孩民燦和恩芝,故事的張力卻體現在媽媽們的身上。恩芝先民燦進入加護病房並使用心室輔助器,作為「老鳥」的恩芝媽媽不斷鼓勵著「新手」民燦媽媽,教她要給孩子準備更多營養食物,要懂得照顧自己。面對民燦媽偶爾悲觀的想法,恩芝媽亦努力在自己那副倦容上綻開笑容,告訴她一定會等到換心的機會。理應是換心手術第一順位的恩芝,結果卻讓民燦先行一步。命運實在有夠矯情。在民燦媽面前,恩芝媽也只能強顏歡笑,轉個身面對著自己孩子仍未抵達的希望,她再怎麼堅強的心志也終於藏不住抽泣的背影。醫院中央庭院的石凳上,那個連鏡頭都不敢打擾的放聲大哭,是導演給人生一個溫柔的註解。而第四集,這副孤單的背影也終於等來曙光。在孤獨夾帶生死的第四集裡,每一個孤單的暗影下,都有燈火闌珊的陪伴。
每一次看《機醫》,都有一種漫長夜晚終於要天亮的錯覺。天亮以後每一個人又重新帶上笑臉,朝氣蓬勃地迎向一天。其實明知道昨天並沒有代謝,但他們還是願意打開今天。每每心疼著疲倦的五人幫,卻又被他們的敬業、積極、鬼馬逗得哭笑不得。
以親情為主題的第八集無疑是最漫長的一天。想必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看到這集一定感觸很深。在這一集裡,平日叱咤白色巨塔的頌和哭得像個小孩,面對生病的母親,她也只能躲在自己的世界裡舔舐傷口。原來所謂的大人不過只是軀殼,每個人心裡都是一個不願長大的孩子。政源對母親的一句「你要活得自私一些,為自己而活」,也是多少子女對父母的心聲。父母這一生最大的責任,就是放手讓孩子好好去成長。孩子成年了,責任盡了,父母也該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政源握著病床上母親的手,「就算有一天你忘記了,我也會幫你全部記得」,母子淚眼相望。直到如今,開場那一首鄭京浩演唱的〈回想〉(Reminiscence)仍不斷迴蕩在耳際。
如果你深愛過一個人,就算閉著雙眼,你也會記得他途經你時散發的氣息。然後你會毫不猶豫地,回頭,凝視,不語,心裡卻早已萬馬奔騰。這就是深夜的巴士上,金雋婠和李翊純的相遇,說多了,就把思念說破了。秋敏荷的第三次告白雖被楊碩亨捷足先登,但她一句「你或許只是剛愛上我,但我已經愛著你很久了」,道盡自己的多少努力,才換來木訥熊的熱吻。回想起第一集寒雪中她故意避開楊碩亨的視線,往昔的傷透心與如今終得所願,秋敏荷的打不死精神多少教會了情路多舛的人們,持之以恆的真心,或許有一天就能牽到理想情人的手。
許多情節不動聲色地推進,似乎是導演申元浩擅用的手法。譬如頌和準備向翊晙表白時,只有雨聲和雨刷頻頻動作,此外長達十幾秒的沉默,足以讓頌和醞釀多年對翊晙的傾慕之詞,以及翻頁先前婉拒的尷尬。翊晙在這裡面肯定是最討喜的人物。他鬼點子多,善於交際,主唱擔當,又是一個穩重的肝膽胰外科助理教授。搗蛋時火力全開,沉靜時卻總在掛心別人。翊晙心思細膩,善於體察人性,即便是對方幽微的表情變化,他也從不說破,早早為別人設想或圓場。頌和躲在房裡煩憂母親病情時,翊晙只是一句「要載你回家嗎?」,卻是最暖心的一句我來承擔你。烤肉石板驚喜登場,不僅頌和喜極而泣,熒幕前的我們也為之動容。而這樣的人設,除了靠曹政奭的演技以外,也是編導精心設計的功力。
申元浩從《請回答》系列就展現出驚人的動情能力,他從極其細微的日常入手,梳理一道道生活哲理,刻畫人物之間的角力。這角力從來都不是暴烈式,即便再大的衝突也都會化成一個天使的舉動,一句溫柔的叮嚀。《請回答1988》首先讓人折服,以《機智》系列而言,從《機智牢房生活》到《機智醫生生活》,申元浩處理人性的課題已經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監獄或醫院不過只是場景,他選擇讓故事更貼近本來就散射狀的生活,回到平凡,卻處處動人,實屬不易。
觀眾即有可能等不到第三季,申元浩也透露機醫開拍第一季後面對接二連三的困難,因此決定停止第三季的拍攝計劃。然而他沒有把話說死,未來如果有機會,還是有第三季的可能。若真如翊晙在五人幫最後一場團練的那句「看來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了」所言,我想,以Loveholics樂團歌曲〈Butterfly〉作結,也是五人幫對每一位愛著他們的朋友的祝福:「即使這個世界殘酷地阻擋你/耀眼的人啊/我愛你/展翅高飛讓世界看到你」。
《機智醫生生活2》選擇一場日落作為結束,留給觀眾恬淡而雋永的告別。曲終人散,我們需要從律帝醫院的虛構世界走出來,回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但我們或許可以帶著五人幫身上的光輝人性,繼續與生活的猛獸搏鬥。無論如何,努力過就好,無愧於心,就是給自己最好的交代。畢竟「有時候不幸的事,也會發生在善良的人身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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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告訴我,這篇專訪刊出之後,她決定休息一下,空了幾個月,推掉幾個工作。「因為忽然發現自己停在那個樣子很久了。」她說。我聽了覺得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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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最近傳來的訊息說,她這陣子又開始爆忙。於是,我又沒那麼愧疚了。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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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要在高雄與她對談。想到兩年前,〈無病呻吟〉的 MV 剛出來的時候,我在網誌上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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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可能是那一年媒體造謠 Kurt 因為吸毒過量而半身不遂,為了嘲諷,Kurt 在巡迴演唱會上坐著輪椅出場,吊著點滴,在歌迷歡呼中猛地站起來開始表演。〈把所有煩都燒了讓它變成煙〉裡 Leo 王也坐著輪椅,無論是不是用了 Kurt 的典故,裝病似乎是被亂貼邊緣標籤的人對所謂『正常』的反擊:你說我病我就病給你看了吧。故意對號入座,只是這個座是輪椅。社會給某一群人的位子永遠是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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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的歌詞開始會提到才華焦慮,不知道是誰,是什麼事讓他必須如此拮抗。身為同樣開始覺得自己才華不夠用又不願示弱的路人,聽歌時竟然會可悲地見獵心喜。那天聽完歌做了筆記:『什麼是才華焦慮呢?其實就是別人的才華。我們總是先看見別人的才華、然後才看見自己的才華。如果這個世上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世上最有才華的人了。但要是那樣,他根本就不會曉得才華是什麼東西、是用來幹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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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和佩萱,所以我不斷說服自己:是對談、是對談,所以我沒有打破自己不辦講座的誓言。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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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很緊張,因為她太有才華了。而且這個世界有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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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就只有她,站在台北某一條路邊哭。那是 2010 年,剛從高雄北上的郭佩萱 18 歲,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真的,我那時候就真的哭出來,想說台北到底是怎樣,為什麼公車那麼多?根本看不懂要去哪裡。在高雄,我們家附近只有一班公車,只有一個號碼。我只需要坐那個號碼、去它會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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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輔大旁還沒有捷運站,郭佩萱手上也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 Google Maps。但這些並不是當時的她時常迷路的全部理由。爸媽都是老師,高中大學都上第一志願的哥哥受到的管教還稍微鬆一些,郭佩萱卻連去離家最近的 7-11 次數都用手指就數得出來。她數學不好,考高中時分數剛好在雄女門檻,但單科沒達標,進了高師大附中;填大學志願時,文組的她順著父母的意,把政大每一個系都填上了。心想:好,志願表前半部就讓給你們,但政大以下要是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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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終究沒有鐵了心。說是自己想要,手仍默默照著學校分數高低把眼前的岔路排了順序。想走藝文、傳播相關科系,而輔大分數「對家長而言還是比世新高」,因著這樣一份隱隱願意降順上一代期望的念頭,郭佩萱進了輔大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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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來,彷彿一直都不是她選路,而是路選她。但,無論高師大附中還是輔大影傳,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了郭佩萱的階段性迷路——進高中第一天,她看見如今是大象體操吉他手的學長張凱翔坐在樓梯間大彈大唱,覺得這個人是瘋了嗎?然後又覺得,這樣很帥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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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為他才決定加入熱音社的。那時候入社還要筆試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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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張凱翔出給學弟妹的其中一個題目是:你覺得音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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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覺得,如果要說可以拯救世界的,就是像他這種人。」28 歲的郭佩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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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張凱翔,她人生看的第一場演出可能不會是滅火器加馬猴的不插電。從小學古典鋼琴的她,可能也不會成為社內的吉他教學,和現在大象體操的鼓手涂嘉欽組團;沒有這份和音樂的聯繫,說不定兩年後成為她高中學弟的 Leo 王與她便少了一些話題。要是 Leo 王與她因此稍微疏遠一點,郭佩萱的 MV 導演之路就不會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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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台北就在路上哭,也不是突然。讀過高師大附中/師大附中者,或許會懂得附中病的滋味,何況郭佩萱的附中經驗是和將來的大象體操一起度過的。高師大附中校園就在高師大內,高中部脫掉制服走出校園也不會有人管,大學部搞什麼事、高中部也都看在眼裡。等上了大學,許多附中人發現同學瘋的事情自己早就瘋過,難免曾經滄海難為水,其他新生對大學生活滿是新鮮與過份積極的表情,讓見怪不怪的附中生反而顯得是異類了,「他們到底在 high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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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看附中病離群索居,其實那症狀本質只是物以類聚。「我會說自己在系上很邊緣,但我說的邊緣,是不覺得有人跟我興趣很像。所以我一直往外跑。」大一大二,她到遠在輔大 12 公里外的早秋咖啡打工,只因為覺得和自己有連結的是早秋的人。「就逃去那個地方。比較不想待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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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因為作品,她被冠上「怪奇」「鬼才」「kiang」的標籤。她自己卻後知後覺,大概因為習慣了這種遠。2017 年和鄭宜農到紐約拍片,脖子掛著相機,嘴上抽著草,迎面兩個男人走過來邀請她到一座陸橋上幫他們拍照。她不疑有他,沒想到一上橋就觸動警鈴,NYPD 圍上來,若非她一臉無辜觀光客,就被帶走了。「怪人怪事吸引機」,郭佩萱那陣子在 IG 貼文上這樣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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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以為紐約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結果宜農說,沒有,她之前在那邊,完全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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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她才開始懷疑怪事聚攏和自己有關,「我就問凱翔說,會這樣,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很奇怪啊?凱翔就說,咦妳是現在才發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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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這倒是附中病識感中迷人的一塊了:我並不奇怪,我只是做自己,結果讓別人覺得我奇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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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每個人的本質都很怪,差別只在有沒有表現出來。我真的有很怪嗎?我覺得大家說我怪的時候,都還是把怪當成某種『潮』;但真正的怪,比如說在公園對著樹打拳的阿伯,那種怪是沒有人理解的。當一個人很真誠地表現自己,他就有可能『被當成怪的』,那對我而言不是真正的怪。」真正的怪,是和盤托出之後仍不被理解;自我風格的展現,在郭佩萱的尺度裡算不上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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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她的風格何來?其中一支脈絡仍與離家有關。自稱高中畢業之前在家中「像照著課本過活」,北上就學獨居脫離管教,郭佩萱一口氣大解放:「我想要看這個世上所有負面的東西,看 B 級片、變態的片;網路上列的什麼十大禁片,我全部都要找到、我就是要看。從書上找那種最黑暗的東西⋯⋯」除了打工,她就窩在沒有對外窗的租屋看片,分不出白天夜晚。作家言叔夏在散文裡寫過看電影到日日不見天日,反正我很閒鍾佳播談他那醒來看片睡著做夢的大半年,竟與郭佩萱的大學生活不約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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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脈絡,則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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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交通各有潛規,郭佩萱摸不透市民大道和忠孝東到底哪邊不能騎機車,傻傻騎著騎著,好幾次被警察攔下。偶爾上錯橋,機車下不來,一人一車在陣中不知所措,卻又不能停下,因為停下來更蠢,更危險。安全帽下表情淡定,是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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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台北騎士經驗既是真正發生的處境,也是處事的隱喻。「在台北會有某種自卑感,某天發現潮流不是自己想的那樣,發現我的 fashion、設計感,根本和別人不同。猛一回頭,發現自己 sông sông 的。一開始,我會覺得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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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能停,停了更蠢,「後來在 MV 創作上,我知道要創造精緻的美感要有很強的美術,但隨便一個設計科系的人都可以做出比我漂亮的 MV,那我的 MV 到底好在哪?我需要的並不一定是把自己變得和別人一樣。我需要的,反而是誠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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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爛爛的,但又好像沒有完全那麼粗糙。想著:算了啦,就這樣啦,雖然很爛但照樣弄出來⋯⋯到了某個程度,反而覺得,欸,好像那個東西打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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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還是有在聽,但影傳系學生畢竟要拍片。原想繼續玩團的郭佩萱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大學中後期以拍攝短片為重心。以為會與音樂漸行漸遠,高中學弟 Leo 王這時正好從巨大的轟鳴轉戰饒舌,找上她拍影像作品〈唐伯虎點秋香〉,場景就在郭佩萱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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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本新台幣 32 元,用來購買兩大張綠色的紙,貼在她房間牆上當綠幕,燈光用家裡的檯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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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就想說,好,沒錢,要爛我們就要爛到超屌,把爛東西全部弄上去。那不能單純說是裝作嚴肅或刻意幽默,主要還是那份真誠。如果你有一點點意圖精緻、做作的感覺就會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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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生哲學,也是導演心法,騎錯橋也要騎下去的覺悟,仍能從郭佩萱如今的作品中見得。在她的 MV 裡,雖然會採用實景,但在美術或取鏡上,畫面往往並不極端寫實,留有刻意讓觀眾感受到非寫實空間的破綻,例如〈你朝我的方向走來〉中半實半虛的電影院票口,例如〈Hotel〉中亦真亦假的日式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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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的演出,也被調整在類似的狀態,一方面在早期案子經費不多,讓素人或音樂人親自演出能有效壓低預算,另一方面,素人演出的不協調感,與上述郭佩萱的影像美學確實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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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也影響她撰寫拍攝腳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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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希望在某個地方有幽默感,但我們知道素人一定沒有足夠的演技去表達劇本上寫的『幽默感』,所以我很習慣腳本寫得很清楚、很簡單,簡單到會告訴演員『這個地方你要用某某動作拿水起來喝幾口』這種地步;這種情況下,演員並不需要知道太多情緒,我會來掌控所有動作銜接起來的效果。反而如果是有經驗的演員,他們對腳本上的動作和情緒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時如果他們的演技沒有到最佳,很容易兩面都顧不好:既沒有素人做不到動作時那種可愛的不知所措,也沒辦法表達腳本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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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手來演戲,現場可能會尷尬,所以那個東西才好笑,因為那是真的,不是演出來的,」郭佩萱說,「但硬要演尷尬卻演不好的時候,後期再怎麼剪,都不會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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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對大家說,拍演員最可怕的,就是卡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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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萱式的爛到極端,成了她的招牌。最近找上她的業主,不少指定要這樣的風格。今年中,Leo 王發布的其中一支新曲〈時間的奶昔〉,郭佩萱第一次玩 3D 動畫,就挑戰將動畫中的破圖和失真玩到最底。製作時,她站在動畫師螢幕旁,下的指示是「做爛一點!再爛一點!那邊太精美了,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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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郭佩萱的「草口未工作室」圓夢之年:拍到了偶像斑斑(林以樂)的作品〈假期〉,也因黃子軒與山平快〈Hotel〉的機緣請到另一個偶像拍謝少年當演員,還讓拍謝的薑薑穿上女裝。七八月有時間受訪,是郭佩萱刻意拍出空閒給自己。上半年實在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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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曾在路邊大哭的少女,如今成了為了找工作室空間守在電腦前、凌晨三點一看到房訊馬上傳訊息、隔天直接衝到房東面前簽約的行動派。草口未現址落在中山區與大同區交界、獨立書店與五金修繕共存的巷弄裡,一整層樓的老公寓。陌生人來訪,第一句話總是問:這是妳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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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才知道,她是真的少回她真正的家了,有事回高雄時甚至會借住朋友的住處;與家庭的連結淺,郭佩萱的情感支持多半來自友人。自嘲人生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為小時候看太多王道漫畫,被灌輸了「在偉大航道上就是要有伙伴」的價值觀。她仍維持著附中人的風骨,縱然被當成異類也要持續尋找同類,除她以外,草口未兩位成員劉政瑋、徐廉傑都是她的大學同學,她開玩笑說是她們是系上唯一有電影夢的人;長期合作的服裝余冠儀是她的高中死黨,也是她少數交好的女性朋友。今年一忙,郭佩萱三番幾次想過擴編,但一想到需要適應不熟悉的對象,又決定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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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案子,是朋友牽的線;偶爾拍到原本不熟悉的樂團,拍攝前就盡量他們聊天,也是為了先把他們變成朋友。「越熟悉的人,我拍得越好。真的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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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就是由朋友構成的啊。」被外界想像為特立獨行女子的她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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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MV 導演,不能不說是受同溫層影響。朋友都在做音樂,所以她拍 MV。從她的職業足跡來看,自然會意外 2017 年受訪時,她說自己的目標依然是拍個人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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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熱愛自己的工作,但,「在 MV 裡,我不是唯一作者,我跟音樂人是一半一半的。我自己不喜歡在 MV 裡把我放得非常重,影像導演太過支配一切、蓋過音樂,MV 就無法感動人。因為這樣,MV 裡我只有一半而已。還是想要建造自己的世界,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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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非一開始就曉得表達的方法。回到 2008 年的高師大附中。校園裡,熱音社的男同學常常「捉弄」郭佩萱,一個人架著她,另一個騷她癢。說是捉弄,郭佩萱是真不舒服,卻只懂得埋頭逃跑,連老師看到都忍不住對她說:我教妳防身術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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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覺得,這應該是因為當時的我不會表達我的心情。大家看我平常好好的,其實我對於人之間很細微的事情很敏感——如果今天他跟我玩,我生氣了,導致他尷尬的話,我看著他尷尬會比我自己尷尬還難受。而我沒辦法不看到別人因為我而產生的情緒反應,所以我乾脆不表達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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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內隱的情緒,只好反饋回虛構。「我認知到現實生活沒有辦法實現我的想像⋯⋯我想像的世界跟現實是不一樣的。然後,我就會覺得,唯一可以實現我想像中世界的,好像只有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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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是她回應同類的方式,而電影讓她往更深、或許連身在同類之中都不被理解的部份邁去。想起她的譬喻裡那位對著公園的樹打拳的阿伯。郭佩萱真正的怪,還沒有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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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執著,讓她即使忙到連續工作四個月,空閒時仍在想本。也是這份執著,讓原本想成為攝影的她改當導演到如今,「在業界,女生當攝影,意見會很不被看重;還有一些很現實的事,比方男生可以兩個沙包,妳只能扛一個,那沒有攝影師會找妳去當助理,妳就沒有管道可以摸索這個領域。我居然也做過造型欸!因為我是女的,大家找我幫忙,就是問我要不要做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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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當導演與剪接時,她不會感覺自己被身體或身體所被附加的印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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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這個身份,讓我覺得我在想什麼有被重視。這一點還對我來說還滿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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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她的作品中那些注視女性時的微妙視角:MV 裡,女性角色現身時常被郭佩萱給予慢動作、近距離特寫;同時,她會刻意展示女性身體帶有性魅力的細節或動作,例如〈無病呻吟〉裡演員穿著護士裝甩點滴管、〈我朝你的方向走來〉中 9m88 以指節騷後腰、淺堤〈陷眠〉中冒汗的依玲啜飲紅茶冰的唇形,是性感,也帶點過份誇張化雄性凝視的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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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她,在作品中放入這些,也和身為生理女性有關嗎?她卻說道,其實她曾經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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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太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國中時有點懷疑自己喜歡女生,但後來知道不是⋯⋯可是,反而是因為確認自己是異女這件事,讓我開始懂得去欣賞女性。因為有太多事情是生理男無法理解的。當我發現男性無法理解這些事之後,這一點又反饋到我以前恐女時那種『為什麼我不能當男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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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說我想變性,或變成 T 什麼的,不是這樣。是我一直想要擁有很多男生會有的那種中二眼光。那種眼光是因為沒有體驗過社會上女生的遭遇才能保有的。我的作品很多中二視角,應該是一種彌補心態吧?我當不了中二的男生,但是我可以去重現我想像中的那種還沒有被破壞的、看世界的眼中,應該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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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自己的眼光不要這麼敏銳,卻反而捕捉到了最微小的地方。許多地方,身為直男的攝影師沒什麼特別感覺,是郭佩萱在攝影機旁喊:「你要拍那個脖子!那裡男生會覺得很好看!你是性冷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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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時說笑,偶爾被當成哥兒們,想過最多以後,看起來反而像沒想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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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我真的是會跟人家說我想死的那麼低潮。可是到了最底,我想到最負面的事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身體反而是笑出來的。聽起來很荒謬,但或許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吧?然後我才發現笑這件事對我來說好重要喔,笑的時候我好像別人,像一個旁觀者,看所有痛苦都是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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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真實的途徑可以是誇張與虛幻。她說,她最喜歡的創作者都是能將現實和虛幻結合得非常好的人。「純粹的虛幻,是你腦中想什麼就是什麼;可是,真實是需要發現的。當對事物的了解深到一定程度,才有辦法將兩者結合在一起,讓人從腦子想的東西裡發掘出真實來。我還是想要保留我的想像世界,但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這是我現在想要創作出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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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通過張凱翔的考驗,進了熱音社,是這一切的開始。音樂能不能改變世界?16 歲的郭佩萱對著景仰的學長回答:「人們所有戰爭、衝突,都是人類思想的發表。而音樂,也包含了人類的思想。如果說戰爭可以改變世界的話,那麼,音樂也可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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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她又試著逗我笑:我只有自己回答得好的事情,才會記得這麼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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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啦,就這樣啦 ——
專訪導演郭佩萱:那邊太精美了,麻煩再爛一點
https://bit.ly/3l0DZ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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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洪以樺 Chair Hong
責任編輯_ 溫若涵、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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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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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南方 —— 以百年之名:文學沙龍系列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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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學館二樓: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 39 號
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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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8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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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楊佳嫻 VS. 騷夏:從身體出發由詩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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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5:00
鄭秉泓 VS. 鄭烱明、曾貴海、陳坤崙、彭瑞金、鍾鐵英、鍾鐵鈞、鍾舜文等:點亮臺灣文學的火炬,我們眼中的葉石濤、鍾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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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8:00
凌性傑 VS. 楊子霈 VS.沈信宏:你家與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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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 21:00
鄭聿 VS. 徐珮芬,林達陽主持:痛並快樂著,廢且慢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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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9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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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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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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