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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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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講到因為比卡超升政務司,突然又令好多香港人關注起香港政制上黎。
「專業記者」林妙茵認為:政務司司長統領九個政策局,包括教育、社福、食衛、房屋運輸等,並且是臨時代理特首職務第一順位官員,然後藉此質疑李家超學歷、工作資歷無資格擔當呢個席位:呢種睇法,其實都好反映倒一般抱殘守舊嘅傳媒老屎忽,完全忽略政治現實嘅誤解。
綜觀全港媒體,似乎都係得共媒01點出歷任政務司嘅一個特性:就係永遠無一個政務司可以做完一屆完整任期。咁其實反映咗由回歸而黎,政務司長有兩大特徵:
1.政務司長從來無你想像中咁重要
2.佢只係一個過渡性職位
然後我地作一個簡單嘅回顧,究竟歷任政務司長有啲咩值得一記嘅地方:
第一任陳安方生作為港英餘孽只因政權交替先獲留任,響回歸後好快就同董建華不咬弘,之後響2000年黯然下台
第二任曾蔭權在任期間被董建華全面架空,更於沙士時投閒置散負責全港清潔,被嘲為「無兵司令」、「掃街大隊長」
第三任許士仁為曾蔭權指定軍師,似智囊多於政務司,短短任職兩年後,於換屆時被撤換
第四任唐英年為第一位非AO出身、算係有比較完整任期嘅政務司長。但佢在任期間一直欠缺令人留下印象嘅實績(我最記得就只有拍賣自選車牌),而且往後更因參選特首時表現無能,被人批評廢柴
第五任林瑞麟任期只有9個月,純粹為換替辭職參選嘅唐英年為過渡性任命,相比佢任職政制事務局時作為「人肉錄音機」,印象可以話更加模糊
第六任林鄭終於為第一個擁有實權及執政意志嘅政務司,但更多人認為治港政策皆為梁振英主導,林鄭主要為同流合污、協助落實。林鄭同唐英年一樣,皆因參選特首而未能完成政務司長完整任期。
第七任張建宗一直被視為過渡性人選,幾年黎外間從未停止過揣測佢幾時會被換走;老實講以佢嘅無能去到最後一刻先被炒,反而幾令人意外
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清楚明白,政務司從來唔係果班「傳媒精英」、「時事KOL」想像中咁重要,
時事KOL分析香港政局,長期以黎都出現三大謬誤
一、每當特首希望強政勵治,政務司長就成為一個篤眼篤鼻嘅存在,關係好嘅政務司會成智囊、代行人,但一個將政務司架空嘅政府,亦唔見得對政局產生乜嘢重要影響;反而負責揸數嘅財政司,屢屢係比政務司更搶鏡。
二、其實公務員系統長久以黎都有佢固有一套運作模式,對於不滿嘅行政命令,公務員都會有不同方式進行抵制;但掉番轉頭佢地亦無一般市民想像中咁有骨氣(例如集體宣誓)。
呢種「中央同地方」嘅勢力抗衡,其實中共本身都存在呢種問題,但並唔係話有一個能幹嘅政務司就能解決──舉個例,林鄭「好打得」、夠資歷未?但佢對於各種土地規劃問題,由梁振英時代開始一樣係無從入手。
三、更重要一點卻係,好多人高估咗特衰政府嘅執政意志,其實自從董建華響八萬五一役奶咗嘢後,由曾蔭權無為而治、去到曾俊華嘅守財奴政策,去到今時今日仲未上倒馬嘅明日大嶼……基本上每一樣嘢都係hea住黎做,既然係咁,就算比你有個出色嘅政務司,都無用武之地啦
結果今時今日政務司真正嘅意義,只在於作為宣示特首接班人嘅銜頭:就好似美國副總統一樣,只有當美國總統死Q咗,又或者搵接班人時,佢先有存在意義──真正打破政務司先例嘅,從來唔係李家超,而係唐英年囉,因為佢係第一個被欽點後接班失敗嘅政務司長,而點解張建宗成日都比人質疑點解咁耐都唔落台,亦唔係因為佢無能,而係佢從來都無被視為下任特首人選。
甚至乎推國安法立法,都從來唔撚需要政務司架,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個保安局,一個警務署長,經已乜Q都搞掂哂啦,拿呢個就真係實質Police State嘅含意勒!
至於以比卡超嘅學歷,足唔足以勝任特首?呢個問題我諗應該要等佢正式宣佈參選先再講啦,記住,政治一日都嫌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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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四海一家|知史百家
安煥然
為了重新調整明朝與海外諸國的關係,明成祖復置市舶司,而且將諸國來朝的附帶性貢舶貿易自動放寬到令「夷人」驚喜的地步。明成祖下令:「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使明知朕意。」
鄭和、張謙等海外使節之任務,亦誠如(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所言,彼等之奉使出海招諭,不過是「以重利誘諸番,故相率而來」,借此以擴大中華朝貢體系之陣容。
隨著鄭和等使節團之出使海外招諭,永樂時期是海外諸國來朝入貢最多的一朝。僅鄭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效應,永樂21年(1423),就一次招徠了西洋、古里等16個亞非國家使團1200人來朝貢方物的盛況。鄭和下西洋期間,有4國的11位國王親自到過中國朝貢。明成祖也積極於調停海外藩屬國的爭端,包括滿剌加(馬六甲王朝)與暹羅之間的主從紛爭問題。
無論在朝貢圈的地域和數量上,海外諸國來中國朝貢,永樂朝實達有明一代之頂峰。鄭和下西洋的本質,即使是當今力主「鄭和經濟開放說」的中國學者萬明,在2000年出版的《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亦坦言:「將鄭和下西洋作為明代對外政策的標志,是因為它成功地實現了明初對外政策的目標,增強和擴展了中國明王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也使朝貢貿易這一官方壟斷的海外貿易發展到鼎盛。明初海外政策得到成功實施,主要體現在鄭和下西洋上。」
正因為如此,明初的中央集權政府才愿意及能夠調動與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去造就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明成祖當年的「對外開放」,只能說是對朝貢體制內的開放,而不能輕言是對民間社會的開放,也不能說是對海外貿易的全面開放。明成祖一面遣使招撫流寓海外之華人商販,一面又施壓不馴服者,誅殺舊港頭目陳祖義。
看清這一層含意,誠如張奕善〈明帝國與南海政略〉所認為的,「史家詡為明初盛事的鄭和下西洋事跡,確實中南(中國與南海)關係的一個重要環節。不過,其實質卻是執行成祖的政略,績效卓著而已。只因中國本位立場的大漢主義渲染過甚,幾乎掩蓋了當時中國的對外精神」。相較於明太祖,明成祖之海外政策,二者的相同似點皆是待番國以誠,其不同之處,僅是一消極、保守,另一積極、主動而已。
很明顯,鄭和是為明王朝政權服務的,有其時代的格局。鄭和船隊是由明朝皇帝欽命派遣到海外進行特定政治、外交和經濟活動的官方船隊。永樂朝一直都未曾解除海禁令,鄭和下西洋作為朝貢和海禁政策的一種補充,其活動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上層少數統治階層服務的。
朝貢體制達至如此之高峰,是空前,也是絕後。永樂以後,僅宣德年間最後一次的大規模航行,下西洋就在各方的反對聲浪中從此停廢了。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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