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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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張居正之事,坊間多有著述,故不詳敘)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而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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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孟郊:高天厚地一詩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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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開林
眷眷者,慈母之意。拳拳者,遊子之情。《遊子吟》總共三十字,竟無一字不是催淚彈。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十歲前,孟郊喪父,他與兩個弟弟孟酆、孟郢由母親裴氏辛苦養大。在這個單親家庭裡,父恩天高,已摸不著邊際;母愛地厚,才立得住單薄的身體。
孟郊,這位大唐詩人,以詩風矯激而著稱。一千二百年來,無數遊子的淚水都源自他的筆下!我猜想,他寫完那首《遊子吟》後,一定泣不成聲,頃刻間淚濕襟袖。
年輕的孟郊抱負不凡,他揮灑筆墨,徬彿運斤成風,全是顧盼自雄的豪言壯語:「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還未見識世路上的風波險惡,還未遭遇命運之神一記小指頭的輕敲,此刻,他胸中跳蕩的是一顆將以有為的少年心。
我願分眾泉,清濁各異渠。
我願分眾巢,梟鸞相遠居。
此志諒難保,此情竟何如?
「情」也好,「志」也罷,日後皆與世事圓枘方鑿,難以吻合。善惡相羼,美醜莫辨,最是人間常景,誰能了了分明?誰又能獨秉公正?濁水遍地橫流,梟鳥盡佔高枝,清泉因此遠避,鸞鳳為之低徊。孟郊是赤子,也是痴子,他對外面的世界抱有極高的期望值,認定「物皆備於我也」,徬彿舉目可見,唾手可得,殊不知,海面雖遼闊,可取飲者無一勺。
現實有時比盛氣凌人的繼母更冷漠,也更苛刻。年逾不惑,孟郊遵從母命,遠赴京師。大唐禮闈的門檻比踵其後塵的任何朝代都要高得多,滿打滿算,單科進士名額不足三十人。李白不肯嘗試,是明智的。杜甫偏不信邪,結果在京師困居十載,飽嘗悲辛,苦無所獲。
孟郊的運氣如何?他一入長安,空手而返;再游西京,鎩羽而歸。似乎命中注定,他面前不會出現一條平坦的仕途。只能放歌詠詩,「劌目鉥心,鉤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一腔怨氣化作滿紙哀聲:「曉月難為光,愁人難為腸。誰言春物榮,獨見葉上霜。……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忽忽多年,懷才不遇,孟郊對於冷酷的現實有了切膚之痛,「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他索性結廬嵩岳,過起了白雲為田、絳雪為飯的隱居生活。衣褐懷寶者,既然得不到當途者的賞識,那就將一腔孤憤訴與群山去聽:「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
在大唐帝國,貧寒書生的出路有限。倘若孟郊的政治前途受阻,就多半會淪為涸轍之鮒,那頂「詩人」的桂冠固然光鮮好看,但它兌現不了現世的安穩。一方面,命運薄待孟郊;另一方面,則給他補償。儘管時乖運蹇,孟郊有志難伸,但他與韓愈結下的深厚友誼不失為高山流水的華彩樂章。
孟郊比韓愈年長十七歲,按理說,這條代溝又寬又深,然而他們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結為了比忘年之交更好的忘形之交。在唐人傳奇《龍城錄》中有一則《韓退之夢吞丹篆》,可謂奇談:「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可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人生如夢?人生如戲?人生如傳奇?命運歸定數,情誼續前緣?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
韓愈二十五歲登進士第,此後數年,參加過三次吏部考試,均未能通過銓選,他的官運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孟郊羈旅長安,一介布衣,詩才固然不薄,但要在仕途上軟著陸,找尋到一個可靠的落腳點,殊非易易。韓愈在京師大名鼎鼎,毅然以古文運動的旗手自任。他為孟郊延譽,難度很小。他為孟郊解憂,難度很大。
韓愈的神作《與孟東野書》述及了兩人的知己之情:「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若非至交,無此深言。精神吸引,靈魂映照,世俗的計慮盡拋,方有此一番告白。
韓愈賦詩《醉留東野》,其真摯熱烈的情誼於字裡行間呼之慾出:「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杜甫一生寫過《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傳世的詩篇,韓愈對其風義景慕不已,但他也扼腕嘆息:李、杜二位前賢未能常相過從,遂成千古憾事。
憂戚傷人,勝過鉛刀割肉。孟郊之憂是謀生,孟郊之戚是落第。莫非長安真就不是他安身立命的福地?沒有上策,只有中策,韓愈送孟郊去謁見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貧寒書生做幕僚可算一條入仕的捷徑,倘若能得到封疆大吏的力薦,袞袞諸公或許會對他另眼相看,頂不濟,生活總歸有個著落。臨別時,韓愈再三慰藉好友,賦詩鼓勵道:「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卞和獻玉,稀世之寶無人識得,被誣為欺君而慘遭刖足之禍,可說是天下有名的苦人兒,但他最終獲得了楚王的接納,所獻之玉也被視為天下重寶。韓愈用這個典故激勵孟郊,是提醒他:衣褐懷玉者終必有遇。
命運肆虐,禍不單行。孟郊三次得子,一一夭殤。落第之悲尚可轉念,失子之慟如何釋懷?至此,孟郊被逼入了「積怨成疾瘳,積恨成狂痴」的絕境。
總會有否極泰來的那一天,天公鐵石心腸,也有歇手消停的時候。貞元十二年(796),孟郊四十六歲,終於榮登進士第,喜赴瓊林宴,置身在一群志驕意滿的青年人當中,其滿頭華發格外引人注目。這一天,他等待得實在太久了,徬彿等待了整整一百年。孟郊賦詩《登科後》,意氣洋洋,但知情人讀了無不為之泫然淚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宋人尤袤的《全唐詩話》評論此詩:「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遽也。」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據此而議,更進一層:「識者亦證其氣度窘促。卒漂淪薄宦,詩讖信有之矣!」莫非真的是「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便宜不可佔盡,聰明不可用盡」?居然連長安城的鮮花也不可一日看盡。李白朗吟「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同樣晚運不佳,這似乎又額外添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一生中,孟郊難得有如此極情盡興的日子,夙願已酬,懸而未決的功名終於到手,真是莫大的慰藉,在老母親裴氏眼裡,這不僅勝過人間的錦衣玉食,而且勝過仙界的靈丹妙藥。
四年後,孟郊出任溧陽尉。城東,古木蓊鬱,孟郊常去林中,棲息在積水旁,飲酒彈琴,徘徊賦詩,終日不倦。他厭煩曹務和案牘,請人代理,將自己那份微薄的薪水分給對方一半,終於窮到辭職。此後,由韓愈舉薦,孟郊追隨尚書留守鄭餘慶,輾轉數地,依舊沈淪下僚,毫無起色。正如韓愈所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孟郊歷盡坎壈之後,昔日的樂觀悉數歸零。「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男兒久失意,寶劍亦生塵!」他怨恨命運,悵觸西風,終極的解決之道,唯有幡然覺醒。
「願存堅貞節,勿為霜雪欺!」從迷失的地方回到原點,孟郊依舊貧寒,依舊孤苦,但他參透了生之榮枯,心境遂如一泓秋水,波瀾不興。昔年,孟郊憤然絕叫過「我欲橫天無羽翰」,現在想來,皆因心中迷障太多。天穹猶如一張大幕,受苦的靈魂匍匐在蒼茫的原野上,吮吸清露,踐履嚴霜,就算所有的夢想凋落於眼底,只要能找到內心的寧靜,即可瞬間脫困。既然孟郊以鳳鳥自居,以俗世的功利為羅網,他久在羅網中苦苦掙扎,又豈能自由翱翔?
所有滴落的同情之淚都無法逆流到唐朝去,否則,它們將匯成大河,載起一葉又一葉擱淺之舟。孟郊病逝於元和九年(814),韓愈召詩人張籍會哭,出葬前,張籍說:「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眾人無異詞,於是朋友們私謚孟郊為「貞曜先生」。孟郊的忘年詩友賈島賦詩《哭孟郊》,頗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意思,其中那句「故人相吊後,斜日下寒天」,讀者品咂再四,苦澀無比。
蘇東坡能夠在豪放派與婉約派之間從容來去,衣不沾塵,鞋不沾土,這門絕技罕有傳人。他瞧得起隱逸派,迷戀陶淵明的詩歌,無以復加,但他不喜歡苦吟派,對於孟郊的詩歌不無微詞,「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蟚蟹,竟日嚼空螯」。誠然,依照美食家的標準來欣賞孟郊的詩歌,不免大失所望,他的詩歌太苦澀,太生冷,能供人大快朵頤的「魚肉」、「蟹肉」少得可憐。孟郊的詩歌更像是毫不起眼的芥末,待它把你辣得倒吸一口涼氣,淚水奪眶而出,頓時忘記了盤中的魚和蟹,才會覺得它真強,認為它極好,微量品嚐才是王道。
金朝詩人元好問作《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中一首針對孟郊:「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有人說,這是對孟郊的貶低。也有人說,孟郊就是詩囚,評價恰如其分。其實,做詩聖、詩仙、詩魔也好,做詩囚、詩丐、詩癲也罷,匆匆都是一生。千古愁也得放下,萬古悲也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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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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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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