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兩用中
不信任精神醫療的代價
◎ 沈政男
政大搖搖哥，也就是長期在政大校園裡邊走邊搖頭晃腦、儀容凌亂邋遢的男性中年精神病患，在台北內湖殺女童案發生後衛生單位過度警戒之下遭規勸就醫，結果只在松德精神醫院住了一晚就出院，原因是包括人權組織在內的數十名民眾向法院檢舉非法拘禁。
法官找了搖搖哥來問：「你要不要住院？」搖搖哥不負外號地搖搖頭。法官又問了問松德醫師：「有沒有自傷傷人之虞？」醫師頓時搖搖哥上身，也搖了搖頭，意思是未達《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門檻。
於是當晚搖搖哥回復自由身，又是一條好漢，繼續回到政大校園搖他的頭。網路與媒體上隨即有人撻伐台北市長柯文哲侵害人權，也要將他「強制送醫」。
實在太扯。台灣社會竟是如此處理精神病患強制就醫問題，就只是一齣從上錯到下，從頭錯到尾，從哲學、醫療、社會，一直錯到法律的鬧劇。台灣隨時都有一萬多名正在住院的精神病患，法官要不要也一一找來詢問一句：「你同不同意住院？」
不能通行四海的正義不是正義，這是很簡單的倫理學原理。搖搖哥已經在政大晃蕩多年，衛生局關注多時，也曾經協助就醫，這次並非第一次，卻因在敏感時刻發動，引發喧然大波。法官雖事後裁定搖搖哥不須住院，但這不代表衛生局的行動違法，因為依據《精神衛生法》，衛生局接獲疑似精神病患有自傷傷人之虞，就必須啟動強制就醫流程，將人送到精神科醫院以後再判定到底需不需要強制住院。
有人說，「搖搖哥是政大校園的一員，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政府不應遂行『人口淨化』手段」，聽到這一句，真的讓人要不大搖其頭也難。實在佩服在當今台灣這樣的時空還講得出「人口淨化」這幾個字的人，社會學不曉得讀到哪片背脊去了。講這幾個字，或者據以執行主張，可以頓時提升道德權威與正義快感，但絕非慎思明辨之舉。
精神病患絕非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好像竹林七賢那樣，再怎麼放浪形骸只要不妨害他人也沒什麼不可以。須知精神症狀是腦中之火，症狀越活躍，持續時間越久，對精神功能的損害越大。臨床上早已證明，得了精神病，五年十年不治療，比起積極治療的人，將會更快退化。思覺失調症為什麼最早被稱做「早發型失智」？因為那時沒有藥物治療，絕大部分患者年紀輕輕就會退化到好像失智老人家。
搖搖哥現在是政大校園一員，但如果繼續不接受治療，五年十年後未必還有能力維持目前的功能狀態，屆時政大師生未必還能夠接納他。許多人談到強制治療或精神醫療，總輕蔑地撂一句：「我也怎樣怎樣啊，他也那樣那樣啊，乾脆我們也被強制送醫好了！」究其根源，皆因對精神醫療不了解，好像得了精神病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只要那人喜歡，不願意接受治療，有什麼不可以？
差別就在於，精神病不是一般疾病，糖尿病高血壓不會影響現實判斷能力，但精神病會。竹林七賢與搖搖哥差別何在？前者是在現實判斷能力完整下所做的生活選擇，但搖搖哥病前並非如此，是生病了以後才變這樣，這不是一種自主選擇。
所以說在歐盟許多國家與美國許多州，以及其他工業國家，精神強制治療的門檻有兩種標準，一是跟台灣一樣的「危險準則」，也就是「有自傷傷人之虞」，另一則是「治療需要準則」，也就是患者的精神病情需要就醫，但已失去自行抉擇能力。兩者只要符合其一，便可啟動強制住院。國外的「危險準則」，也有兩種涵義，有的國家或美國某些州意指拿刀自砍砍人這類身體傷害，這是最嚴格的定義，而有的國家除此之外也包括對自身健康或社會地位，或對他人安全的危害。只要符合一種，就算構成危險。
從這樣的狀況來看，台灣的強制住院標準，可說是世界最嚴苛。何以見得？德國強制住院標準嚴苛世界有名，因曾受過納粹迫害，但德國一年強制多少國民住院？每十萬人有一百七十件。台灣呢？一年七百件，等於每十萬人只有三件。也就是說，德國的強制住院件數，是台灣的五十多倍。
何以致之？因為台灣的強制住院被侷限在「拿刀自砍砍人」這類危險狀況，排除了其他因精神疾病可能導致的對健康、安全或個人福祉的危害。為什麼2007年要將《精神衛生法》修成這般模樣？根源就在於社會對精神醫療的不信任。那些修法與後來負責執行的人，認定2007年以前，台灣就像中國，透過強制治療製造「被精神病」，或者藉此賺醫藥費，於是修法找來兩根繩子將精神醫療綁住，一根是繁瑣又急迫的強制住院申請手續，另一根則是由各界代表組成的強制住院審核把關委員會。
然後強制住院件數，降到了只剩五分之一。強制標準嚴苛，固然可以保障人身自由，然而代價是拒絕治療又未達強制門檻的患者，大幅增加。不少家屬因此必須將液體精神病藥物偷偷滴在患者食物裡，因為患者根本自認沒病，不需就醫住院吃藥。強制送醫？患者雖然成天認為警察要跟蹤與迫害自己而不敢外出，雖然偶而半夜弄到乒乒乓乓或大吼大叫，但未曾攻擊別人，送精神急診也不會收住院。
這些未能接受夠好精神醫療的患者，就是被過度嚴苛的強制治療門檻犧牲的人。現行《精神衛生法》當初修法時，或許有人也知道強制住院門檻太高，而弄了個強制社區治療，讓未達自傷傷人門檻，但有治療需要的人在家治療，只是這些年試行下來已發現窒礙難行。
一個社會對精神醫療越不信任，越不願越不敢將患者治療需求交給醫療人員決定，代價就是越多患者得不到夠好的精神醫療。然後當中有極少數患者，在精神狀態不穩下犯案殺人，這個社會再用極刑伺候，眾人皆欲殺，然後說這叫公平正義——為什麼那麼多人得精神病不殺人，而你要殺人？
胡鬧至極的公平正義。在不信任精神醫療的氛圍之下，大眾以為精神病院就是關人的地方，而將人強制送醫，當然就等同於非法拘禁，迫害人權。於是強制門檻必須修到世界最嚴，而一有人似乎逾越，便用「淨化人口」或「執行社會控制」這些從二手傅柯看來的字眼，為其扣上大帽子。
為什麼台灣漸漸興起一股「精神科胡亂診斷過動症」，或者「胡亂開藥給沒病的人吃」這一類反精神醫學風潮？其實也是社會不信任精神醫療的表徵之一。
不信任通常肇因於不了解，精神科醫療人員必須負起一部分解說、宣導與教育的責任。比如精神病房到底長什麼樣子，是不是像監獄一樣用一格格鐵柵欄關人？精神科怎麼診斷病人，會不會為了賺醫藥費而胡亂診斷？如果有人假裝精神病，醫生看得出來嗎？凡此種種，都應該設法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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