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哀慟不僅僅是生理性的 | 盧斯達 on Patreon】
幾年前就發現，政治社運圈裡面，年輕人罹患精神疾病的人越來越多。我的並非自留意政治開始，而是之前。年長者多數不了解這個現象。一陣之前台灣的娛樂圈大佬在節目說，因為不知足，才會得抑鬱症；香港那邊的社會賢達也多數歸結為年輕人心靈弱小，吃不了苦。
很多年之後，我發現了來自社會科學的解答。社會學大師 Liah Greenfeld 在 2018 年公開大學有一個演講，談到香港處於西方和中國文明思考方式的中間。一方希望控制全局，但控制並未完全成功；一方希望容忍外來的改變，卻也不完全馴服。那些採取西方式思維、不能容忍自己受到一個外部控制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因為兩種文明觀念自相衝突，就特別容易曝露於精神疾病的高風險；而能夠全面擁抱中國式思維、視受外部控制為「天地之常經」的人，心靈就不容易失調。Greenfeld 說：「……中國式思維的人，不會受這種苦，他們就很開心。」是否受這種苦，跟階級、性別等並無絕對關係，重點是他們思考的內核屬於西方模式或者中國模式。
也許精神病並不完全是生理現象，而是文明衝突折射於個人精神層面。將這種問題純病理化，是在掩蓋某事情。經典西方文化談個人尊嚴、人權、主權在民。這個思維模式下，對外部勢力、政府、權力、文化加諸於自己的限制，就特別敏感，這套思考便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以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但中國思維是授權的思維，人本身是沒有權的，是做了某種義務，例如認了宗主、徵賦謠役，成了編戶齊民後，你才有權利。人本來是沒權的，要通過群體互動及權力階梯才能後天得到權利。
東方世界假設，沒有東西可以獨立存在。佛教傳來就合了這點，某些佛教系思維認為萬物存在是由因緣而「假合」，因緣消失，現象就消失，沒有根本不移的自性。
西方基督教文明設定人是神聖的，依耶和華的形象而造，也依連著上帝那口氣中的永恆，又得到管理天地萬物的權柄。人類的概念設定本身就有點獨特/立，也是人權概念可以誕生的憑藉。後來教會壟斷權力被中產、宗派、各地的民族主義者削弱，裝入獸籠，因信稱義攻破了作為救恩代理的教會，為國族建立和民主主義鋪平道路。各民族開始自昏暝入覺醒，本來停滯的時間開始流動，就開始不能忍受被其他種族或文化的勢力從外面遙控，認為這樣是沒尊嚴的。
然而處理這個念頭的時候，一定充滿失範和瘋狂的可能。本來的君父，今日成為仇讎；本來的祖國，不再是祖國。兩種自相衝突的文明思考、對尊嚴的執著，可以引發道學家不能鼓動的強烈力量，但作用在個人，則肯定是令受者充滿了痛苦、無所適從和精神分裂。
自巴爾幹到東歐，乃至之後的亞非拉精英，都要面對西化與否。是否接受這種跟自己全然不同的文明，服從的人，精神也挨了刀，不服從的就直接拔刀相向，玉石俱焚。朝鮮有東學黨、中國有義和團、日本則有西鄉隆盛。歷史書只會寫他們暴亂，參與者的內心則一定充滿矛盾。心理防衛機制會排除過多的思考模式，取日子最老最穩定的那種。西化的就西化了，而不願西化的就乾脆自殺式攻擊，引刀成一快。
瘋魔上一代的粵劇《帝女花》，也是在表現兩種文明模式一旦碰撞，就可能引起自殘行為和精神錯亂。崇禎發瘋斬死家人像《閃靈》的男主角，後來長平公主和駙馬結局也是雙雙自盡殉國。也許他們可以不死的，像劇情那樣浪蕩野外、隱姓埋名，亦未必死，但他們不能接受外面已是清人天下，睹物思明，看著故人變成異型，內心悲痛，活著也沒有意思。
明人為了不留髮，要死人的抗爭；到民國要剪辮時，辮子人又不免黯然銷魂。換衣裳容易換心難，兩種心共存於一體，就挑戰人類心理防衛機制的厚度。一旦金屬疲勞，心理防衛系統就變成精神疾病。
文明的傳統（思考方法）越單一，心靈和意志就越強大；越紛雜就越容易矛盾，心靈和意志就越脆弱。曾幾何時香港年輕人製作了一句示威文宣：「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這已經預告了兩種價值並存的折磨。現在人們多數認為，文化越多元越好，但其實越多元就越繃緊，我與非我之間的權界就越緊張。本來想推廣和平，但動亂反而增加。
迫近瘋狂之牆也會產生巨大創造力。在擁抱新知和固守傳統之間，最終會發展出第三條道路，即美洲模式。現在我們發現，美洲先賢也是愛著英國，自豪母國文化，但在地緣利益上又發現母國在壓迫自己，發現自己被非我控制著。最後他們創造了美國這個獨立概念去調和兩個衝突方，只有肉身分離，靈魂才能安心；否則精神分裂的危機一旦持續，精神核聚變所發出的能量就不會終止。甚至可以說美洲人由認英關社到被迫獨立的動能，是一小撮人特別複雜的大腦希望化解那種自相衝突而引發了一連串行動。這些菁英為了解決自身的精神問題而意外建立了美國意識。
中國意識和後來的全球化思潮是異曲同工，即大家都推廣一種想法：這世界互相依存，每一個人都被他以外的機制所控制。每個地區分別專精於某種產品或技術，然後互相交換，長期實行下去，就沒有人能離開誰。這共同負一軛的狀態，也許能避免大戰爭爆發，但對人的尊嚴其實是一把貶損的刀。正如五毛告訴你，你們連喝的水也是東江來的，有甚麼資格投訴這個那個。你的邏輯運轉之前，首先就感到生理性忿怒，因為你潛意識知道對方在貶損你作為獨立個體的尊嚴。
然而 1789 年以來現代性的大傳統就是講人的獨立尊嚴，但現實卻是走向相反方向，現在有民主壓倒自由之勢。所以整個世界的人都在發怒，都在感到被自己不認同的異己所宰制。這些人會張牙舞爪試圖劃界，試圖重奪自我；而大體制則通過文化統識來界定這些行為是排外和不文明。希望界定自身、排除內在衝突的「不文明」和「瘋狂」，是現代性種下的。現代世界想將它完全清除，就像兒子妄想將父祖的污血撇清一樣。現代自由派與中國皇帝混一宇內的理想是一致的，所以中國在達沃斯人之間越來越重要，便有極幽深的根源。
問題是兩種事物彼此都消滅不了彼此，隨便一方只剩下一點，戰爭就不會完結。極小的核子就可以放射出用之不盡的能量。耶穌說自己為地上帶來刀劍，人的自尊亦然。
Greenfeld 說香港很獨特，兩大文明在一個極小的地方對撞，像一個萬花筒，當中的不少文化碎片互相排斥。如果我們暫時界定這個衝突在回歸中國後進入白熱化，那成長於這個階段的那群人，內心的交戰程度就不難想像。或者說白一點，那個階段成長的人是畸型的，但那是後天形成，就像你把一個西瓜放進四方型玻璃容器，它就長得「不正常」，然而這也誤打誤撞培育了一個新品種。
自尊越高，越痛苦。最可怕的是你不能靠吃藥消滅自己的尊嚴，無法消滅那痛苦的源頭。因為你已經沾上了文明，沾上了文明就會沾上痛苦。然而這一群人的生還者也會變得越來越深邃，因為內在的驅力在自我鬥爭的窮山惡水得到昇華。例如網絡迷因，最流行的那些迷因，其實都是懷著深深的反諷、黑色幽默和世故，最後是那些東西獲得共鳴。在此悲劇比起喜劇更要深刻。喜樂往往是指向未來，是未存在的，像他們創作的「煲底相見」，就是將救贖後設在未來，而當下永遠是爬滿蟲子，就是那些痕癢令人不斷發力。沒了蟲子你反而沒有搖晃的驅力，但因為在未來有一個指望，當下的痛苦能夠融入精神的大海。哀慟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最終會得到歷史的安慰。
重新探析很多人罹患精神疾病的現像，並不是說否定異常，也不是說吃藥沒用、精神病不存在之類的後現代咒語，而是病確實存在，既非咒詛也不是恩賜，只是大文明、多重思考模式互相磨擦時，人類被拋入的一種極限經驗，這極限狀態給你負載，也給你力量，但你能不能跳出抑鬱去看待自己的抑鬱，並且在烈火中取出金子呢？若取出了，這是一句文青不會引用的尼采話：你離群索居，總有一天你會成為一個民族。一直快樂的人，是不會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甚麼特別的事。當一整代人，甚至全個地域的人都墮入心靈的黑暗處，會有很多人消亡和枯萎，但他們作為整體，之後肯定能夠長得更接近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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