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較不為人知的台東的戒護監獄
在小時後記得台東有二件事很有名也很多,第一是風飛砂多(小時侯台東人叫台東又叫砂城),第二就是監獄多
印象中台東市區就有三個,一個是在中山路靠近森林公園,那是叫做台東看守所(犯罪還沒有確定刑期的犯人暫時關押的地方),市區廣東路那家則是台東監獄(犯罪行為已走完法院審判程序最後執行關押的地方),另一個就是惡名昭彰令歹徒聞風喪膽的「岩灣」監獄,那是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日據時期之「臺東廳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把它拿去做戒嚴時期對於地痞流氓的管訓處所,另外在民國65年也在鹿野地區蓋了一個武陵監獄,75年時在美濃東成營區那,用舊的營區也蓋了一個監獄後來改成技能訓練所,它是泰源技能訓練所的分部,這樣算一算台東就有5個監護(有的叫看守所、有的叫技能訓練所)加上離島蘭嶼的軍事監獄監勵德班(1989年裁撤)及接收日治時期火燒島浮浪收容所(綠島監獄),那就一共有7個了。
戒嚴時期的戒護監獄~
以監獄的數量和密度來說,台東這地區算是全國有名的,在日治時期,岩灣位於臺東市西北方,明治40年(1907)總督府公告設置「臺東廳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用以管訓流氓,大正8年(1919)改為「岩灣浮浪者收容所」,昭和3年(1928)又改為「臺東開導所」。當時並有「財團法人臺東保護會」,對收容者實施生活技能訓練,如木工、編藤、農業等等,光復後幾經改組,現為「臺灣岩灣技能訓練所」😅(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日治時期火燒島浮浪收容所(綠島監獄),後來在國民政府執政時期成為關押重刑犯的地方,後來更成戒嚴那時政治犯的最終去處,許多在抬面上的政治人物都還在那裡渡過,也就是大家較熟悉的白色恐佈時期,一清專案大哥等等都是直昇機直接送綠島的,那時未審先判的情況很多,加上是一個行政命令,違反法治國精神,後來才由大法官釋憲,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檢肅流氓條例)~
在這個時期,關押在離島的受刑人,如果生病要送醫,都必需後送來台灣本島,而大部分都是送到台東來就醫
而大多也都是坐直昇機來台東,它就直接降落在体育場,然後就直接押解到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地方,一個較少人知悉的台東的戒護監獄,805醫院內的戒護監獄(這個梗是不是鋪的有點長)
台東人都知道,在馬階醫院旁那個軍醫院叫805,1986年7月以前正式的名稱叫臺東縣陸軍八三二醫院臺東分院,後來改編才統一稱為805醫院(這個歷史我就不說了),因為是軍事機構,所以它也有許多奇怪的任務,其中一個任務就是看守軍事犯,是不是因為這樣子後來也看守政治犯就不得而知了~
805後來在民國93年(2004)年任務結束,遷移回花蓮總院,在花蓮的805醫院有三個院區,其中二個院區民眾也可以去看病,另一個是專門看軍人的,是不是還有那個戒護人犯的功能及廳舍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根據前駐守在台東805的老士官長回來我上的地方洽公時告訴我,我們辦公室一旁的這個建築,它是一個戒護監獄沒有錯,在戒嚴時期,有一些很有名的大哥及政治人物都有來這裡看病治療住過這裡(據說有前呂秀蓮副總統及彰化副議長粘仲人,但這只是說說,沒有考據)
在這所戒護監所中,可以看到確實是一個監獄的模式,包括外面的高牆及內部的水泥隔間,還有有些隔間內部有廁所等等,它都是監獄的樣子
後來我們移民署民國96年(2007年)來接收這裡時,這裡已荒廢了3年了,中間有許多的有價值的金屬及物品已被宵小偷走,這裡是一片廢墟,後來我請人整理了好久,這裡才重見天日,就如同現在這個樣子
這個不為人知的監獄及它當中的故事,或許有人可以補上~
我就說到這兒
但這可不是你想來看就可以進來的,現在門口是有管制的,大家還是不可以隨便進來參觀的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或許這是個可以保存的歷史建築也說不定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06的網紅Ginny Lu,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富貴的牡丹搭配八吉祥圖騰, 又稱為 #富貴吉祥 #牡丹 #牡丹花 #富貴花 #八吉祥 #吉祥 #錫雕 #金屬押花 #歐式金屬押花藝術 #MetalEmbossing #PewterArts #Repousse #精靈與您愛在藝起 Ginny and Jenny’s Art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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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的判決]
早前的47人案保釋聆訊,五日四夜馬拉松式開庭至深夜,被告體力不支暈倒庭內。
然而,今次「國安第一審」的唐英傑案,卻沒有出現這個情況。結案陳詞完結,三位法官宣佈,一星期後的今天下午3時宣判。這天開庭時間準時,並於十分鐘內,宣判程序已完成。
然而,為了這十分鐘,有人願意花6個小時,於早上9時便到來高等法院。能進入內庭的公眾票只有20張,入不到內庭,就沒法親眼看到唐英傑。
這天記者也特別多,長長的人龍在千多呎第一庭外的大堂打蛇餅。庭內26張票迅間派完,庭外也派多了40餘張直播票。百計記者關注,公眾也有約一百二十人到來,在兩個直播延伸庭收看結果。
辯方律師劉偉聰依然穿着他愛的條子西服,拿着棗紅色Fendi皮革袋子。控方的周天行專員拉着黑色金屬拖喼進入高等法院一號庭。
在犯人欄裡的唐英傑,依然穿着他那灰藍色的西裝外套,髮型乾爽,額側剷青。開庭前,七、八個辯護律師圍着犯人欄外,跟他傾談,開庭前氣氛還有點輕鬆,輕輕笑着與律師們道別。
「扑!扑!扑!」三下敲打木門的聲響,預視三位法官將會步入內庭。時間是下午3時01分。個子最小的杜麗冰,脫下她那粉紅色口罩,嬌柔細語地以英文說,她並不預備把62頁的判詞讀出來。只簡短讀出8點總結。
在犯人欄內的唐英傑,專心聽着翻譯先生,從欄外以耳機告訴他的命運。連押送唐的懲教職員,也側耳傾聽。杜麗冰再一次說出那八個字:
「光復香港Liberate Hong Kong 時代革命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這支旗,在唐案的處境中,展示出來後,有自然及合理的效應(natural and reasonable effect) ,令這些字可以產生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戴着白色口罩的唐英傑,臉容嚴肅起來。
「被告人當時明白這口號有顛覆意思,亦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來。」
「被告人展示口號的行為,有意向其他人傳遞顛覆國家的意思,煽動其他人去分裂國家。」
「這口號是被告人當時正倡議的政治主張。」
「被告人在警方防線不停車,衝擊防線,是刻意向警察挑戰,而警察是代表香港法律和秩序的象徵。」
「被告人的行為是嚴重的暴力並影響公眾安全。」
「被告人的行為構成嚴重社會危害。」
「被告人行為威嚇公眾以圖實現其政治主張。」
「故此,第一項控罪(煽動分裂國家)及第二項(恐怖活動罪)控罪罪成,第三項(危險駕駛)控罪毋須處理。」
審訊進行了十多天,這一刻氣氛肅然,平日歪着坐的唐英傑,這時挺直了腰,頻密地眨眼。
***
此時,六十多頁判決書,就在庭外向記者派發。判決書由三位法官以英語撰寫,長達六十頁,交待三位法官審決的理由。
「這是國安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第一宗案例,沒有先例,法庭需要處理一些事務。」判決書寫道,例如在高等法院不設陪審團,被告曾上訴但被駁回。
判決書然後引用了不少案例,指「煽動」可以是印刷報章或單張,並要考慮個案的處境。
判決書也指出,「恐怖活動」不需要實際造成嚴重傷害,亦不需要局限於人身受害。
判決書詳細記載唐英傑開車那天的路線和行為。當他路經警方防線,即使警方使用胡椒球槍也沒有停下來,有圍觀者拍手喝采,也有人從高處扔物,亦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在現場。判決書指,唐特意過警方防線,期間車速加快,與警察距離只有短短幾米。
「被告人刻意開車針對警察防線,而且展示有口號的旗幟。」
至於專家證人的口供,判決書用22段去寫控方專家劉智鵬及警方錄影調查的發現;而辯方專家證人的口供內容,在判決書中只有9個段落提及到。辯方的研究如連登大數據調查,全港住戶電話調查,焦點小組等,於判決書完全沒有出現過。
關於口號解讀,判決書寫道,「不認為辯方專家的分析對法庭特別有幫助」。判決書引述李立峯教授的話,「李教授的研究是要證明『光時』口號不只一個意義,但沒有測試口號是否如控方專家劉智鵬所說,含有分裂國家的意義。」
法庭指出:「我們關注的不是口號有沒有多於一個意義,而是口號是否可以煽動別人顛覆國家。」
法庭如此理解:「三個專家沒有異議,在事發的2020年7月1日,中文口號有可能像劉智鵬教授說,含有『將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的意思。」
判決處如此述說:「辯方專家沒有反對口號可以有顛覆意義 (the Slogan is capable of bearing a secessionist meaning)」
判決書特別提到,辯方專家報告有提及梁天琦是在參加新東補選時,對港獨理念表達支持。而判決書指出,「李詠怡教授亦同意,梁天琦口號可能被某些人理解為鼓吹港獨。」
三位法官亦引述辯方專家在報告中指,「光時」口號其中一個含意可以是港獨。判決書紀錄道,「李詠怡教授被盤問時,亦同意『光復』可指恢復失去政權,『革命』可以指推翻政府。」
判決書亦指出,不論是控方還是辯方,三位專家證人均強調理解口號需要強調其「脈絡」(context).
而判決書亦指出,今次要理解口號的脈絡是,被告人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展示旗幟,當日港島區有大型反國安法示威,被告人在不同方向的車路來回,而且不肯在警方防線停車,而這一天也是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周年日子,國安法剛剛生效的第一天。
故此,在這些脈絡理解下,「自然及合理」的效果是,綜合各個因素,這口號在這處境帶有「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來的意思」,而且可以「煽動他人去顛覆」。
判詞又提到,即使被告人理解口號並不代表港獨,「又即使口號像辯護學者專家說,只是想恢復失去的事物及追求徹底改變,我們認為該口號仍是鼓吹一種政治主張。」
法庭指出,不相信被告當天只是擔任救護員或只是約了人午飯。從唐英傑與友人的電話訊息可見,唐知道當日甚麼時候「聚人」(群眾聚集),亦關注自身「安全」及警方設置路障情況,亦知悉警方舉起干犯國安法警告旗是紫色。這些對話或訊息,反映唐知道這支旗不是沒有意思的。
而唐衝向警方防線,挑戰警方權力,令附近的人留下印像。所以,法庭認為唐是有意展示一支帶有港獨意思的旗幟,而法庭認為唐知道自己行為是向其他人傳遞顛覆國家的意思。
判詞又提到,唐開車衝防線的行為,對公眾構成危險:「電單車可以是一個潛在的致命武器」。而「明目張膽於大街大巷衝過警方防線,可令守法的市民感到驚恐,覺得安全及和平的社會有可能變成無法無天。」
三位法官指,恐怖襲擊的「威嚇性」在於,「被告追求政治主張,令社區裡不支持其政治主張的人感到威嚇,令他們不敢張聲或提出反對意見。」故此,「威嚇效果」只要出現於一部分人當中,已是對公眾做成威嚇性。故此,恐怖活動罪的控罪元素被確立。
***
審決宣佈了,緊接的法律程序繼續運行。
杜官說,兩天後星期四早上進行「求情」程序,辯方八旬的外籍大狀Clive Grossman說,唐英傑有大批求情信,會早一點交給法庭。
而控方周天行專員則向法庭申請,把涉事的電單車充公。
十分鐘內,國安法第一審已判決完成。
三位法官只有一位曾經開口說話。
唐英傑還未消化自己的命運,已要脫下耳機交還給翻譯先生。辯護律師團隊走到犯人欄旁,跟唐英傑商討了一會兒。保安員不斷催促旁聽席的人離開,但仍有人不肯走。唐英傑從法院步回羈留室的那幾步路,與旁聽席擦身而過。
旁聽席傳出叫喊聲:「加油!愛你,英傑!」
英傑只有廿四歲,平日會孩子氣地用單手做心型手勢,今天只輕輕舉起了左手,微弱地揮動了幾下,沒有力氣般,他的壯碩身影,倏地就消失於法庭內。
(圖為宣判後記者於高等法院外進行直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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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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