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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又是總質詢的日子了！

翻了翻之前總質詢的資料，很多建設類的建議不是已完成、就是正在進行。這有賴鄭文燦市長帶領的市府團隊能夠將士用命、使命必達，只要答應了，就會全力完成。

但也有未能完成的建議，例如爭取桃園做為台灣的防災副首都，今天是國家防災日，回頭看這個建議真有點不甘心。

推動尊重寵物生命的「寵物生命園區自治條例」，希望能打造合法的寵物焚化爐，讓家人毛孩子有尊嚴的走完最後一程，可惜也未能如願。

前幾天去看2016年的總質詢項目，為了平衡平鎮區長久以來的文化落差，我建議在山仔頂坤慶重劃區興建「山仔頂圖書分館」，目前已臻完工，只差使用執照到手，收尾工作完成就能啓用了。

感謝文化局張至敏主秘、圖書館唐連成館長及區公所同仁陪同，看到山仔頂圖書館結合地方歷史文化，設置軍事專區及鄧雨賢展覽空間，並在一樓規劃適合長輩及親子使用的閱讀空間。

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可以繼續去寫作業了（總質詢）。

＃山仔頂圖書館
＃平鎮棒球場
＃義民社福館
＃南勢行政園區
＃長安物流園區
＃龍慈路打通到66
＃金陵路五段替代道路
＃雙連坡碉堡公園
＃推動共融公園改造
＃不能再列了我要去趕作業了
＃OYaSuMiNaSai

#聯合講座

說話的城市

林一平

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23-1985) 。作者林一平繪。

「說話的城市」（CityTalk）源自於我發明的物聯網平台IoTtalk，利用物聯網技術串聯出一系列的智慧城市的應用，靈感則來自於忽必烈（一二一五至一二九四）。最近「智慧城市」成為顯學，但各種應用瑣碎分散，見樹不見林，難以成為整體的大亮點。

若想體會「突破見樹以見林」的感覺，我會建議閱讀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一九二三至一九八五；如圖／林一平繪）的《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這本小說最有趣的地方是，讀者越想弄懂書中的細節，越會鑽牛角尖，越不知卡爾維諾在說啥。書中拋出很多碎片般的意象，讀者若無法安插自己的想像力來接續卡爾維諾的碎片意象，就會「見樹不是樹」，不知所云。您若能體會到《看不見的城市》文字中有很強烈的畫面，學會「安插自己的想法」，就會引導出無盡延伸的想像力，不但看到樹，也見到了樹林。

《看不見的城市》書中的意象經由忽必烈和馬可波羅（Marco Polo；一二五四至一三二四）的對話露出端倪。忽必烈留意到，城市差不多都是一個模樣的，只要改變一下組合的元素就可以從一個城轉移到另一個城，不必動身旅行。於是，每次在馬可波羅描繪一個城市之後，忽必烈就會在想像中出發，把那座城市一片一片拆開，又將碎片用另一種方式重新組合起來。本書後半部敘述城市頹圮的意象，暗示忽必烈的帝國正在瓦解，然而忽必烈仍拒絕接受事實。

在真實的世界，忽必烈不但能「見樹又見林」，更是「見樹即能造林」的人。他重用劉秉忠及郭守敬等人，花廿五年的功夫建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亦即今日的北京），將行政中樞由上都移到大都。他有無比旺盛精力，七十歲時領軍打仗，用兵仍如鬼神（當時的蒙古人活到五十歲，已是非常長壽）。他統一稅制，採用紙幣，讓商務暢通（身為商人的馬可波羅夢想不到，世界上竟然有「紙幣」這麼美妙的玩意兒）。

忽必烈創造出政治、經濟、軍事等大樹，並且巧妙的將之拼湊出跨越歐亞兩洲帝國的大樹林。我稍微做了統計，以北京當首都的政權，都撐得比較久。以金陵（南京）當首都的政權，則較為坎坷，往往以屠城結束政權（當然和南京地形沒有屏障，易攻難守有關）。由此觀之，忽必烈實在有遠見，本領高強，讓吾輩甘拜下風。今日台灣發展「智慧城市」，最需要的是忽必烈的創意格局。

（作者為交大資工系終身講座教授、科技部前代理部長）

#微冷 【四六事件之前的「南京四一」事件】

今天是四六事件 70 週年，一般來說，四六事件可以說是台灣 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開端。除此以外，黨國教育和反共教育也開始逐漸進入各級學校，逐漸滲入人們的日常與生活之中。

1949 年，歷經長年戰爭，國共內戰戰火下，已經厭倦的百姓不斷發出停止內戰，呼籲國共雙方進行和談。1949 年 4 月，國共雙方在北京開始展開和談。在和談開展的同一天，南京一共十一所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包括了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政治大學和戲劇專科學校等，超過五千人向代總統李宗仁請願，主要訴求是要求學生全面施行公費、改善教員待遇。當時南京已經戒嚴，不過這次的請願遊行，治安當局奉命不予阻止，並協助安排秩序。

早上九點半出發的隊伍在下午一點左右各自解散。正當以為這起遊行要平安落幕時，遊行學生在行經光華門，突然和國防部軍官收容總隊爆發衝突，雙方開始互毆，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甚至造成了學生傷重不治。不過，後來這起事件被首都衛戍司令部定調為少數職業學生受到指使，陰謀擾亂治安。而政府消極的作為也讓青年學生更為反感，南京各校學生代表集結到立法院請願，要求正午追究四一事件的責任；除了南京以外，各地也陸續爆發聲援南京四一事件的運動。國民政府也擔心國內各地的學運會蔓延到海的彼端。

南京四一事件爆發沒幾天，在海峽另一端的臺北，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 4 月 5 日跟台大校長傅斯年見面。上個月剛去南京述職的陳誠在四一事件後對於南京的前途更加感到了無希望，詢問傅斯年如果南京完了，台灣該怎麼辦？傅斯年回答先求安定，並認為要求安定的話一定要肅清匪諜。陳誠告訴他，台灣匪諜的大本營正好就是台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應該先從這兩個地方開始斬除匪諜。傅斯年立刻贊成陳誠的肅清匪諜行動，不過同時他也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是要快、第二是徹底、第三則是不能流血。於是，隔天的 4月 6日陳誠就展開行動，也就是後來的四六事件。

堅持反共的傅斯年也在四六事件時，展現出和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不同的反應。根據當時學生張光直的說法，警備總司令部在抓台大學生是依照名單抓，而在抓師院學生時則是一網打盡後再詳細調查。傅斯年雖然支持逮捕行動，但仍然堅持不可以傷害學生，試圖在肅清匪諜和學生權利之間取得平衡。不過，大家往往只記得傅斯年曾說過「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尤其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反而忘記傅斯年是歡迎陳誠進入校園肅清匪諜的。

為了杜絕共產黨，固然可以當作許多行動的出發點，不過，它的界線可以畫到哪呢？或許這是四六事件七十年後，可以持續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