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致精準扶貧】
文/容海恩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筆者為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扶貧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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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億去咗邊】林本利//雖然近月失業率有所回落,但依然有26萬人失業,以及14萬人開工不足,總數逹40萬人,較疫症前多出一倍,這還未計算一些因搵工艱難,已離開勞工市場的「沮喪工人」。今次世紀疫症,是百年一遇,一般家庭很少預留超過一年的生活費,以備不時之需。另外,疫症對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和建築業的打擊特別嚴重,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實應對上述行業的打工仔提供協助,以解燃眉之急。
政府上個和今個財政年度合共動用4,000億元救市,但大部份是藥石亂投,大量受疫症影響的打工仔實際只能得到少量援助。結果出現受惠疫症的行業可以得到巨額經濟援助,就連本應破產的航空公司和機管局高層,仍然可以享受巨額薪酬。//
【全文】壹角度︱失業援助金 解燃眉之急︱
自從去年1月疫症入侵香港,至今已超過15個月,大量工人失去工作,或者開工不足,生活極其艱難。市民及政黨的共識是政府應提供失業援助金,並設有時限和上限。政府則以擔心出現濫用,難以「劃線」為由,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改為向失業人士提供8萬元低息貸款。
雖然近月失業率有所回落,但依然有26萬人失業,以及14萬人開工不足,總數逹40萬人,較疫症前多出一倍,這還未計算一些因搵工艱難,已離開勞工市場的「沮喪工人」。今次世紀疫症,是百年一遇,一般家庭很少預留超過一年的生活費,以備不時之需。另外,疫症對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和建築業的打擊特別嚴重,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實應對上述行業的打工仔提供協助,以解燃眉之急。
政府上個和今個財政年度合共動用4,000億元救市,但大部份是藥石亂投,大量受疫症影響的打工仔實際只能得到少量援助。結果出現受惠疫症的行業可以得到巨額經濟援助,就連本應破產的航空公司和機管局高層,仍然可以享受巨額薪酬。
政黨提出的150億元失業援助金,若平均分配給26萬失業工人,每人可以取得約6萬元。這150億元,不過是4,000億元救市資金的3.75%,相等於300億元打救國泰航空的一半資金,便能夠協助數以十萬計失業和開工不足的工人度過難關。
政府官員說擔心「濫用」,難以「劃線」,這些都是技術和行政問題。今年五月打工仔要報稅,政府可以參考他們在2020-21年度的收入,與之前一個年度的收入作個比較,例如若下跌了10萬,便提供30%的援助,即3萬元,並設有6萬元的上限。現時本地經濟逐漸復蘇,職位空缺增加,期望未來數月,這數萬元可以協助失業人,或者開工不足工人過渡,幾個月後能順利覓得工作。
若然收入大減的打工仔過往並沒有報稅,政府可以參考強積金戶口資料,或者要求他們宣誓或作出聲明,現在申請8萬元低息貸款也有類似要求。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要求所有在職人士,不論收入高低都要報稅,若申請政府福利,例如公屋、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生活津貼、關愛基金、租金津貼等,亦應一併申報資產。這樣便可以更精準地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也避免政府部門架構疊屋,由多個部門負責扶貧工作,不單浪費資源,亦未能有效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原文載於2021年5月8日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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