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回合經濟談
〔#間接比直接更有效 #行為經濟學如何幫助疫苗接種〕
五月疫情爆發之後,台灣人民搶打疫苗,幾乎不會有疫苗過剩的問題,但如果壯士回想到疫情爆發前的四月,台灣疫苗其實是乏人問津的。
當時這種疫苗接種率低的狀況舉世皆然,許多歐美國家或城市的經驗都能借鏡。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各種機制設計隨之而生,包含州政府祭出接種獎金、樂透、贈禮等等...。
而談到透過機制設計,促使人們採取行動,就一定要提到行為經濟學啦!機制有非常多種,今天八百想跟壯士們聊的就是「輕推」(Nudge)。
▌ 什麼是輕推(Nudge)?
輕推(Nudge)的概念,是由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勒(Richard Thaler)提出。
意思是在不妨礙人們自由選擇的前提下,鼓勵或誘導人們決策,引導人們選擇對本身最有利的選項。
▌ 不太能理解嗎?馬上來看看 Nudge 的成功案例
2010 年,英國成立了「行為研究小組」(BIT,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試圖解決英國公民不按時繳稅的問題。
雖然英國是全世界「稅收欠款」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前一年未繳納的稅金仍然高達 340 億英鎊,幾乎是英國向歐盟支付經費的 3 倍。
當時,拖欠稅款的英國公民會收到一封信,信中寫了他們欠了多少錢,以及可以如何支付,然而並沒有任何效果。
面對這樣的狀況,BIT 一樣使用信件,只是改變當中的幾句說詞,測試不同信件是否會引發不同的心理反應。
在眾多實驗組之中,當研究人員在信中將不繳稅的行為說成「不繳稅意味著我們將失去重要的公共服務,例如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道路和學校」時,信件的效果最顯著!
繳納的稅款增加了 1.6%,相當於增加了 76 萬英鎊的稅收。
這種說法背後的假設是「損失規避」,意思是當人們面對同樣數量的收益和損失時,損失的痛苦程度會遠大於獲得收益的開心程度(損失帶來的負效用約為收益正效用的 2 至 2.5 倍)。
因此,提及「不繳稅的損失」能夠成功促使一些人們繳稅。
之後,BIT 又做了另一組實驗,這次研究人員在信中加了這句話:「90% 的人都按時繳納了稅款」,想測試「從眾心理」是否會影響人們繳稅行為的表現。
最終的結果令人震驚,與控制組(收到普通信件的人)相比,僅僅增加這句話,就讓支付率提高了 15%,相當於在 23 天內增加了 1,540 萬英鎊的收入!
最後這項實驗成果,實際變成政策在英國實施後,第一年就增加了 2.1 億英鎊的稅收收入。
▌ 回到疫苗這回事
當現在各國都在努力,在最短時間內提高疫苗覆蓋率的同時,「輕推」(Nudge)是不是能夠像上述英國的例子一樣發揮作用,僅是改變訊息中的語句,就讓人們更容易付出行動?
行為經濟學家 Katy Milkman 與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Walmart、醫療保健服務供應商 Northeast Penn Medicine、Geisinger Health 等公司合作,測試不同類型的短訊息和各種激勵措施,對鼓勵人們接種疫苗的實際成效。
例如,鼓勵人們施打疫苗是為了保護他們所愛之人,而不是出於自身利益;或是嘗試開玩笑,用更輕鬆的角度去溝通這件事。
Milkman 也測試各種「從眾心理」衍伸的字句,例如提及「更富有、受過更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接種疫苗」。
Milkman 表示這種訊息的效果很差,但換做提及「有多少人已經接種疫苗」就會有效,這個結果與 BIT 的實驗不謀而合。
而在眾多短訊息之中,最有效的訊息是:傳達「我們已經為您保留了疫苗,隨時可以施打,快過來吧。」
為什麼會這樣呢?Milkman 表示這就是行為經濟學中的「預設選項」(default option)。
當現狀客觀上優於其它選項,或訊息不完整時,人們會傾向於維持現狀,並認為這是一種理性的行為。
在這種維持現狀的心態下,只要某一選項被設定成預設選項,就很有可能成為最多人選擇採納的選項。就像訊息告訴決策者的:「疫苗已經安排好了,你什麼都不用想。只需要出現在那裡就好。」
▌ 小結
Milkman 在研究時表示,他非常鼓勵大家在各種場合測試不同的說法對人們的影響,因為沒有一種說法是對任何人都有效的。
當政府、企業選擇決定發接種獎金、或提供疫苗接種者贈品做為誘因時,也許這種用訊息輕推一下的方式,能夠以遠低於其他做法的成本,創造更大的影響力!
目前疫苗覆蓋率是各國首推的目標,也衍生出各種機制或誘因來鼓勵人民施打,像是發獎金、彩卷、贈禮,這些方式真的有效嗎?期待之後再跟壯士們介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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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回想一下,自己最近遇過「最難說服的對象是誰?你想說服他什麼?」我們從說服小孩整理房間,到進行提案希望獲取他人支持,往往會急著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對別人的意見難以採納,導致對話陷入僵局。然而,爭吵解決不了對立,有效提問,才能讓人不知不覺被你打動。如何善用「提問」來說服對方?
部落格圖文 https://readingoutpost.com/doesnt-hurt-to-ask/
Podcast 用聽的 https://readingoutpost.soci.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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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好問》的作者是前聯邦和州檢察官特雷.高迪(Trey Gowdy),他曾擔任四屆美國眾議會的議員。他在這本書裡分享如何透過有效的「提問」來說服陪審團(泛指你想說服的對象),說明各種不同的提問技巧和效果,也引用自己擔任檢察官時期的法庭案件進行補充。
他認為:「最有說服力的人傾聽跟講話一樣多;最有說服力的人,問的問題與回答的問題一樣多。」提問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必要條件,如果你想讓別人更瞭解你的立場,或者只是讓他人相互瞭解,那麼在對的時間用正確的方法提問,可能會是你最有效的工具。
這本書教我們如何確認自己的提問「目標」,辨認自己的「陪審團」是誰,評估支撐自己的「證據和論點」是否與預期的目標相符。對我自己而言,或許沒有法庭的嚴肅議題需要面對,但是學習一些提問技巧仍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以下分享四個實用的例子:提問可以建立和破壞信任,也可以推捧和削弱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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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建立信任】
如果你想透過提問,來達成特定的目標,例如請求對方幫忙、說服對方轉換成你的思考方式、達成共識、異中求同,那麼就必須要注意「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是否能支撐得起你的目標,也就是「我需要多少證據和支持論點,才能贏得辯論並達成我的目標?」訴求越大,就需要越大的說服力。問題越具爭議性,說服力就要更強。相反的,訴求或問題越小,就能以更少的事實或更少的說服力來達成目標。
而通常,當對方跟你之間的信任逐漸累積起來之後,你可以更有效說服對方,或是達成請求的目的。在作者擔任議員的生涯中,有一位名叫雪莉亞的議員很擅長利用「舉證責任和目標不對稱」這個招式來累積信任。
她的典型開場白經常是:「特雷,我想請你幫個大忙。如果你不答應,我可以理解。我真希望自己不必開口,但我沒別的人可以問了。」這常讓作者會以為是什麼天大的請求。
但她下一句的請求通常是:「我可以跟你借支筆嗎?我的不能寫了。」
雪莉亞前面鋪陳的敘述與後面的請求「極不協調、且不對稱」,讓作者經常在聽到請求那麼小之後就鬆了口氣,然後立刻答應她。雪莉亞故意讓她的要求和作者的預期不對稱,結果每當她要求什麼,作者都很容易下意識地說「好」。在小事上答應的反射性作用,讓作者很有可能在對方提出更大的要求上說「好」。
另一種相反的例子是作者曾在超市買菜的時候,鄰居跑來問她:「嘿,特雷,可以耽誤你一下嗎?」作者當然沒什麼心防,「一下」是吧?那就聽聽看對方要說什麼囉。
鄰居:「你覺得邪惡的起源是什麼?我…(以下省略百字)」
作者:「你現在是問了我一個困擾偉大哲學家幾個世紀之久的問題嗎?」然後兩人只好尷尬地結束這場對話。
這是標準的提問目標和請求不對稱的例子,但這種例子會破壞你在別人眼中的信任。因此,提問就像逐漸累積信任的過程,你如果覺得對方提出小要求都這麼謹慎,那麼提出大需求的時候一定也是如此。若對方會認為你對自己的請求沒有審慎評估,漸漸會失去對你的信任,之後你再提出類似的問題時,對方會先採取防禦心態來應對,甚至果斷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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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破壞信任】
作者在書中提到,尼采曾經說過一句經典名言:「我難過的不是你騙了我,我難過的是我不知道將來何時才能相信你。」友誼、婚姻和商業關係之所以破裂,都是因為起初的微小謊言,最終使人對更大的真相產生懷疑。如果一個人會在小事情上撒謊,那在大事情上面會不會也撒謊?書中有一個作者擔任檢察官的時候的起訴案例,同時展示了利用提問「破壞信任」和「重複提問」的力量。
有一個男子名叫蓋瑞,他被指控殺害了分居的妻子弗里達。弗里達的屍體被人發現在一輛掉落水溝的車子裡,身上有九處刀傷。根據蓋瑞的說詞,當時他獨自開著車子跟妻子在道路上相遇,兩人把車子停在路邊之後,弗里達提出跟他性行為的要求,但他拒絕了,接著弗里達拿刀威脅他。經過一番爭吵後,兩人進到弗里達的車上,蓋瑞說他想阻止弗里達把車開進水溝裡,但他失敗了。接著弗里達拿出刀來說要殺了蓋瑞,所以他為了自我防衛,只好奪刀反刺了弗里達一刀。最後,弗里達身中九刀死亡。
由於蓋瑞始終以自我防衛自居,作者認為他不會說出自己的動機,而且陪審團成員說不定有些還對事實麼真相半信半疑。這時候,作者採取了一個方法來達成目的,他對蓋瑞提問,讓陪審團的十二人從這些問答中聽出端倪。
作者:「蓋瑞先生,你第一次刺在你妻子身上的什麼地方呢?」
蓋瑞:「我不記得了,我想應該是在手臂吧。」
作者:「車內只有一把刀,你奪來之後可以掌控那把刀,你沒有把他丟出窗外,而是刺向她的手臂對嗎?」蓋瑞沉默不語,作者接著問:「你第二次刺你妻子時她說了什麼?」
蓋瑞:「沒有。」
作者:「你想讓陪審團相信你用刀刺了一個女人,她卻連『住手』或『很痛』之類的話都沒說嗎?她真的什麼都沒說?」
蓋瑞:「沒有。」
作者:「你對她曾經向你求歡的細節記得非常清楚,那你記得你第二次刺她的時候,她說了什麼?」
蓋瑞:「沒有。」
作者:「那你第三次刺她的時候呢?」蓋瑞開始保持沉默,作者繼續一字一句問出後面的問題。
那你第四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五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六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七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八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九次刺她的時候呢?
作者並不期望蓋瑞自己認罪,而是透過重複的提問,一字一句地讓陪審團透過九處不同的刀傷感到難受,然後難以相信一個被刀子襲擊的受害者竟然什麼反應也沒有。最後,透過對事實的提問,讓所有陪審團對被告僅存的信任感徹底瓦解,排除所有懷疑的因素。這就是重複提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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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推捧對方】
有一種提問叫做「軟球問題」(softball question),指的是容易回答的問題。軟球問題可以佐證事實、鼓勵對方表達、建立雙方信任、培養親和力。
例如在白宮記者會上,記者如果想讓總統發表正向的言論,可能會問:「總統先生,你的勞動節假期過得愉快嗎?」或者是面試官對求職者問:「你最大的優點是什麼?」這類型的提問,讓對方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還有鼓勵和邀請的成分,間接地達到推捧對方的效果。
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候選人被問這類型問題:「你為什麼是最有資格的候選人?請問你一直以來表現這麼出色是什麼感覺?你已經厭倦了完美的形象嗎?」這些都是軟球問題,讓回答問題的人可以侃侃而談,提升正面的形象。下次你如果想藉由問題推捧對方,不妨試試看問一些這種軟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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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削弱對方】
另一種提問叫做「硬球問題」(hardball question),指的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這類型的提問可以用來反駁、削弱或質疑事實。仔細觀察以下提問,會發現這剛好跟軟球問題是相反的作用。
例如記者如果想要削弱一位候選人,可能就會問:「你當州長時調整了三次稅,那你這次說的不加稅是怎麼回事?你什麼時候停止上班喝酒了?你的民調為什麼能夠超越XX%呢(刻意問一個很低的數字)?這些問題會讓回答者很難招架,也會被其他聽眾投以防禦性或負面的眼光。
通常採用硬球問題時,希望達成的目的是:降低回答者的信用、信賴度、親和力。在我們平常生活中,你或許也可以察覺人與人之間的提問,誰會對誰提出軟球問題?誰又會對誰提出硬球問題?當我們自己想達成特定目標時,又該怎麼利用不同的提問方式來達到預想中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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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是一種藝術】
我很喜歡書中這句話:「要成為一個很好的說服者,得讓自己先成為一個可以被說服的人。」只有當一個人的心胸夠開闊,能夠廣納不同意見和想法之後,才能產生最有說服力的論點。說服不只是單純以邏輯和證據出發,更多的時候你要訴諸同理心和情緒的感受,和對方產生情感上的連結,在異見當中尋求共同的特點。
作者在接近結尾的時候總結到:「說服是漸進的、細微的,有時甚至無法察覺。人類天生不喜歡承認錯誤,我更擅長合理化。讓人重新思考立場是成功的說服,讓人不帶偏見地傾聽你的立場是成功的說服,讓人理解你的來意是成功的說服。」
因此,成功說服的定義「不是強求對方徹底改變想法」,而是在對方心底埋下願意傾聽的意願、讓對方產生新的想法、開始從不同的觀點看待事情,這就已經是很成功的說服。畢竟,能夠說服人們的,通常只有人們「自己」。我們只是利用提問,埋下一個種子,讓它自己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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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好問》這本書的內容偏硬,或許是作者檢察官的資深經歷,在書寫的時候他用了很多法庭的專業術語,有些段落對於沒有相關經驗的我稍嫌難懂。幸好作者在每個方法和觀念之間,都以實際的案例進行說明,這才讓我比較能進入狀況,進而發揮跟日常生活的聯想力。
作者提到,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個良好的溝通者,他們大多經歷過痛苦的成長,遭逢諸多溝通上的失敗和挫折之後,仍然努力改善自己的溝通技巧。作者也不斷強調「準備」的重要性,在進行任何溝通時,事前的準備、蒐集、規劃都不可或缺,如通他很喜歡說的:「雖然準備並非成功的保證,卻是避免失敗的唯一最好辦法。」這本書提供了一個良好溝通的準備工具。
讀完之後,我仍不斷思考作者給的建議,如果你不是一個有趣的人,那麼用笑話展開互動就沒什麼道理;假如你天生是個嚴肅的人,那就找些嚴肅的話題來貫穿談話的內容。或許每個人都應該給自己機會去持續練習,準備,失敗,然後再準備,再失敗。一步步前進,去成為你希望別人成為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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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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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文章連結:
https://bit.ly/3vD1B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