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戰秦瓊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夢溪筆談 #揚州 #鹽商 #航運 #發展良機 #大運河
關公戰秦瓊 在 黃逸豪-台灣現場喜劇演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笑普文
既然今天有人在嘴相聲不該提政治這件事,乾脆借機會來認真寫一下相普文好了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相聲起始於清末,到現在差不多150年左右,在傳統藝術當中其實算不上時間悠久的,從撂地、茶館一路演到劇場,其實相聲真正的核心一是語言、二是逗笑,其他的表演形式、內容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規定。
很多人會說「說相聲一定要講北京話」,其實那是把相聲當做了一種地方性、區域性的表演,既然想要和觀眾拉近關係,那就勢必要講觀眾所熟悉的事物,當我今天在北京和北京的觀眾講北京的故事,那講北京話非常合理,但試問當我今天在台灣跟台灣的觀眾講台灣的故事,還硬性規定要講北京話,那就不免徒有其型了(你能想像我用北京話跟你說8+9的故事會有多尷尬嗎?)
脫口秀從來不會要求你一定要用什麼腔調、什麼語言,於是走出了美國迎向了世界,相聲如果堅持以北京話演出,那便是把自己鎖死在了特定的地域之中,對藝術的發展不見得是好事。
也有很多人會覺得「相聲說學逗唱缺一不可」,因此要求相聲演員要會唱京劇、太平歌詞、評戲、數來寶.....。當然,基本功的培養很重要,但事實上在做這些要求之前,我們應該要回到150年前,當初的相聲演員為什麼要會這些東西,一方面的確是因為這些藝術的養分可以增長自己的表演能力,但更重要的是「這些表演就是當時的流行文化」,因為是流行文化,所以觀眾愛聽,容易出包袱。
了解這個前提之後回到現代,請問我們面對的是什麼觀眾?京劇、評戲有幾個觀眾明白,我學馬連良學得像不像對觀眾有什麼意義?當觀眾不懂這些藝術時,演員會與不會不敢說沒有意義,起碼只能說是選修課程,會當然很好,不會也不影響觀眾的喜好。相聲百年前緊跟著流行觀眾愛看,百年後當然也應該繼續跟著流行。老實說在這個年代多學些神曲、饒舌、韓團舞比京劇吃香多了。
最後到了真正要回應的,「相聲是否不該碰政治議題」
嗯.....這就是個假議題
相聲既然是要講人民生活的事,那就勢必會提到政治,尤其在台灣,我們每天活在政治之中,若是段子全都不提政治,反而顯得刻意。
而政治段子也並非台灣獨有,你知道我知道獨眼龍也知道,政治、髒話、性器官都是特別容易引觀眾發笑的內容,既然如此,相聲又怎麼會錯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相聲都以「不講人話」為由拒收女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多髒了)?
台灣我就不提了。日據北京時期常寶霖的「牙粉袋」諷刺日軍,算不算政治?張杰堯的「關公戰秦瓊」諷刺大軍閥張宗昌,算不算政治?侯寶林以「三棒鼓」改編為「寸步難行」諷刺國民黨政府,算不算政治?姜昆「如此照相」、常寶華「帽子工廠」諷刺文革四人幫,算不算政治?更別提相聲裡的軍閥韓復渠「系列」,根本是被相聲罷凌的第一人,在當時又算不算政治呢?
政治從來都是相聲的養分,只是當權者從來不喜歡人民關心政治。之前跟某個大陸演員聊過,說他特別會模仿江澤民和一堆中共的政治人物,可惜英雄無用武之地,特別羨慕台灣,想演什麼演什麼......「想演什麼演什麼」這是演員們最期待的事情(誇張了,最期待的還是錢),而這也應該是台灣相聲對於整個華人文化圈最珍貴的地方,我們或許沒有市場、沒有觀眾、甚至沒有傳承,但是!
「我們想演什麼演什麼!」
#btw順便提一下
根據我的觀察會用「xx不該碰政治」當起手勢的,通常是藍營支持者
而綠營的比較喜歡用「資格論」叫你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