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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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了WHO招牌的不是譚德賽,而是中國的野心 】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昨日記者會失控演出,裝可憐說自已被台灣網軍侮辱,甚至崩潰亂咬是對黑人社群的侮辱,想拖其他同胞下水,用種族歧視的罪名抹黑台灣。此番言論立刻引起世界憤怒砲轟,歐美各國網友紛紛聲援台灣,畢竟正是這位譚德賽,配合中國假消息攻擊,蓄意降低世界各國對武漢肺炎的戒心,癱瘓世界防疫準備一至兩個月,讓全世界超過150萬人感染,近9萬人死亡。
三個月前,台灣沒什麼人認識譚德賽,我們給他的唯一訊息,是透過IHR傳達武漢肺炎會人傳人的警訊。這個可以拯救數百萬人的消息,卻被譚德賽蓄意掩蓋,甚至說這是「侮辱」,譚德賽所作所為不只失職,還相當於隨機謀殺大量群眾。外交部沒有控訴他是與中國配合的殺人魔,還邀請他訪問台灣、向台灣學習防疫,真是客氣到極點了!
然而,這樣荒腔走板的中國衛生組織CHO,是怎樣走偏的呢? 我今天要花點時間,跟各位完整地講這個故事。
1. 世界衛生交流的開始
故事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在工業革命之後,一方面歐洲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歐洲的船隊征服世界,使得疾病傳播更加容易;另一方面科學知識與技術也突飛猛進,人類逐漸相信,理性能戰勝未知,讓我們免於疾病之苦。
因而,在1829那場殺死數十萬人,持續多年的霍亂大流行後,法國成立了「皇家醫學學院」,派遣科學家到當時歐陸另外三大強國: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進行調查與交流,成為國際醫療合作的起源。在數年研究後,法國人比較了各國採取的不同隔離政策,認為應該組織一個國際會議來制定相關規範的標準。歷經協調後,1851年終於在巴黎召開「國際衛生大會」,共有12個國家各派出一名醫師與一名外交官參加。
有趣的是,在大會上,義大利國家(教皇國、托斯坎尼、兩西西里王國)、西班牙都支持對霍亂患者採取嚴格隔離措施,但英、法、奧不贊成,幾經妥協下,各國同意起草共有137條的國際衛生公約。
1854年,英格蘭內科醫師John Snow 研究寬街霍亂爆發事件,透過分析群聚感染的地理模式,使用科學統計方法,正確推測出了「水源」是傳染病灶,在找到微生物病原體前,就能夠有效的圍堵傳染病擴散,成為流行病學的發端。
在公共衛生的進展下,國際衛生大會的形式也越來越齊備,開始針對更多的疾病制定各國一致的公衛規範,到1938年,一共舉辦了14次,參加國也增加到50個,成為西方世界交換衛生訊息的主要平台,這也是WHO的前身。
2. WHO的誕生:一位中國人與一位台灣人的故事
二次大戰後,在戰火的斷垣殘壁中,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也隨之興起,剛誕生的聯合國被賦予很高的期待,各國希望聯合國希望取代國際聯盟,更好的協調各種國際事務,維持和平,阻止戰爭的發生。
1945年4月,當德國即將投降,而日本仍在垂死掙扎時,第一次聯合國籌備會議已經在美國舊金山展開,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團中擔任醫學專家的施思明博士,在會議上和巴西、挪威代表討論下,共同提議設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在最後的宣言中,各國同意以「世界(world)」取代「國際(international)」,彰顯該組織的普世性,不只限制在特定的會員國中。
1948年,第一屆世界衛生組織召開,將防治瘧疾、結核病、性病,促進母嬰健康、營養和環境衛生列為首要目標。在WHO成立之初,大體上仍有著崇高的理想,並領導了許多重要的公衛成就,包含由美蘇等國共同合作,從1958年開始推動的「根除天花計畫」,結果成功在1980年宣布天花病毒在自然界消失,一時之間,讓世衛成了象徵國際合作與科學成就的力量。
至於發起人施思明博士,因為後來進入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服務,而與WHO的管理職位擦肩而過,但仍於1948年開始,擔任聯合國醫學總監,負責所有聯合國職員的醫療,以及執行海外任務行前的醫療衛生準備工作,前後長達20年之久。這位後來就不生活在中華民國國土的中華民國國民,最後在美國安養天年,活到90歲,於賓州享高壽過世。
1949年,中華民國政權逃難來台,並宣稱以台灣為國土的中華民國,是全中國的正統代表。當然,在這段時期裡,台灣人就以「中國代表」的名義,得到了參與WHO的機會。
其中,在WHO中擔任過最重要職位的,莫過於林宗義醫師。他是台大第一位神經精神科主任,是日治時期的典型台灣人菁英,一路從台南公學校、台北高等學校、唸到東大畢業後回台行醫,然而,就在他年紀輕輕就當上台大科主任同時,他的父親,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當時擔任台大教授的林茂生卻在228事件中被中國國民黨特務抓走殺害,連屍體都找不回來。
228後,林宗義全心投入工作,曾獲美國哈佛大學、母校東大獎學金,在美、日、英等國研究,在1955年就被WHO邀請成為心理衛生部的專家委員,並在1966年成為該部主任,決定遠赴日內瓦工作,主導了WHO的精神流行病學方向,然而,同時林教授因為228受難者的身份,又在海外接觸異議人士,支持台獨運動,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黑名單,不能返國,卻能拿聯合國護照通行無阻。中華民國的異議人士在國內被迫害,卻在WHO當大官被保護,一生流亡海外,相較今天的政治環境,真是諷刺至極。
3.爭取中國正統失敗的中華民國,以及被國際遺忘的台灣
1971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也就是PRC取代ROC成為中國唯一代表。先前十多年間,不斷嚴詞拒絕各種「雙重代表可能」(簡而言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中華民國政權,突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但我們今天嘲笑譚德賽時,不要忘記中華民國政府在50年前也是一樣的口氣。
當時,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蔣介石痛訴:「聯合國大會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退出我國參與締造的聯合國。」.....「對於此項非法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
簡言之,一切就是「毛共匪幫」動員聯合國小混混霸凌我們「七億正統中國人民真正代表」,我們絕不屈服,歷史將會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什麼,聯合國沒了中國國民黨,聯合國就會毀滅! 這真是太威了吧!
總之,蔣介石政府把有機會平局的牌,打成輸到脫褲,結果害到台灣,從此因為掛著「假的中國」招牌,無法加入任何聯合國下的國際組織,但他的徒子徒孫一樣爽爽跑去「附匪」啦!
總之呢,在兩蔣在世時,對於聯合國各種組織,抱著「我們退出聯合國,聯合國就要毀滅啦」的心態,被趕出門後,趕快表示是我拒絕參加。到了李登輝時期,則轉向務實,開始嘗試用各種名字加入國際組織,也不再計較代表「中國十幾億人」,但如果用了中國,就違反一中原則,用了台灣,就被說搞台獨,而被中國用力打壓。
2003年,SARS爆發,台灣因被中國排擠,無法接受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而導致之後政策誤判,釀成嚴重傷亡。當時,台灣第七次申請加入WHO,雖然美日歐盟都支持,但卻被中國強硬否決,中國駐WHO代表沙祖康更怒嗆台灣採訪記者「(台灣2300萬人的防疫需要)早就給拒絕了!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誰理你們!」
在那個年代,台灣要取得國際新興流行病等資訊,幾乎都是透過美國CDC等組織的管道協助,WHO完全將台灣人民的健康需求遺忘。
2009年,當親中媚共的馬英九政權上台後,中共為了「表達善意」,默許台灣以「中華台北」為名參加WHA大會,但WHO卻在內規中把此身份表達為「中國的一省」大吃台灣豆腐,而參與會議也限制重重,無法取得所有資訊,還要時時看中國臉色。
蔡英文上台後,中國施壓WHO不繼續發給台灣觀察員邀請函,台灣改以其他身份派員混進去旁聽,並拉攏各國支持。期間曾與美日法澳英德共同參加多邊防疫會議,陳時中部長也曾堵到剛當選理事長的譚得塞,恭喜之餘表達希望參與WHA的意願。
4. WHO為何變成中國的樣子
陳時中部長遇到譚德賽時,他剛打敗英國籍對手,成為第一位非洲裔秘書長,自然風光至極。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他當選的背景,就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譚德賽念的大學本科是生物,後取得公衛博士學位,是第一位非醫師的WHO秘書長。但他過去在擔任衣索比亞衛生部長任內,三度阻止記者報導霍亂疫情,顯然和中國氣味相投。而他在擔任外交部長任內,和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密切配合,大量引進中資,讓中國在衣索比亞首都投資了機場、輕軌、工業區、到吉布地出海港的鐵路,提供了約4000億台幣的貸款,佔該國外債的一半,也讓衣索比亞面臨嚴重的還債壓力。
譚德賽的競選,受到非洲聯盟的大力支持,而中國在非洲國家中運作為時已久,支持這樣一個連國內霍亂都治理不好的人當上世衛秘書長,原因很可能是譚德賽好控制、握有把柄,易於讓中國發揮影響力。也讓中國在陳馮富珍(SARS期間防疫不力的香港衛生署長)卸任後,能夠繼續控制WHO。
陳馮富珍擔任的WHO秘書長,正是中國第一個拿下的國際組織首腦。近十年,中國大舉佈局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全球大撒幣,攏絡這些國家,獲取國際組織控制權。於是,2013年,中國拿到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和WTO副總幹事;2015年,又奪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接著曾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專門屠殺與迫害異議人士的孟宏偉,竟然於2016年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但卻在2018年10月回中國時「被失蹤」,過幾天才被中國宣布逮捕,國際刑警主席一職也「被辭職」,而今年,最喜歡盜版、最沒有人權的中國又叩關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一連串的努力,目的在於滲透國際組織後,更改遊戲規則,替中國在國際上打壓異己,或是幫中國竊取機密消息,好讓中國在世界競爭中可以透過各種作弊賤招來獲勝。
但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反應緩慢,盲信中國表示自身不具威脅的說詞,金融海嘯後孤立主義興起,都給了中國趁虛而入的機會,也讓一度充滿理想的WHO,變成了CHO。
5. 台灣的機會
在中國崛起之際,台灣看似處境艱難,中國國民黨之流,則認爲台灣完全沒有機會,只能依附中國、仰人鼻息,靠著雙膝下跪討口飯吃,看能不能混進去這些組織當「中國台北」,以中國附庸的方式存在。
然而,正是在最不利的時刻,台灣過去壯大自己的努力卻意外有了成果,讓國際暮然回首,才發現台灣在燈火闌珊處活著,活得比你們這些相信中國讓大家發大財的國家都還好。
台灣防疫之所以成功,最大原因在於「不相信中國」、「不相信WHO」,既然WHO不給我們一手資料,我們就當作你和中國聯手說謊,從自己的經驗嚴格來判斷,三個月過去了,相信WHO的國家都死傷慘重、全面停擺,只有死也不信的台灣還在上課、還在打職棒,成為世界奇蹟。
台灣退出聯合國已經七七49年,被沙祖康痛罵「誰理你們」也17年了,現在的台灣,需要國際組織援助的,基本上沒有;可以幫忙國際組織的,非常多。但直到這波疫情,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建立起非官方的聯繫管道,開始交換情報、支援物資。主流國際社會才突然發現:「哇靠,台灣這麼有用」、「被中國打壓成這樣竟然打不死」、「早聽台灣的說不定沒事」.......
國際社會,是實力的社會,不是沒有原則道義,但要證明自己,才會有人幫你。而台灣,已經拿到了那張名為「信任」的國際入場券。然而,現在並不是自滿,也不是擺出姿態,全盤否定所有國際組織的時候。
接下來,WHO與台灣的恩怨情仇並不會落幕,真正的遊戲才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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