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與勇氣】
呂岱衛 l 文
近日，在樂壇上分別出現兩則新聞，恰巧都與香港佔中事件有關。一則是著名薩克斯風樂手肯尼吉在推特上貼出了數張照片，內容是他親赴香港佔中現場並且表達希望活動能有和平且正面的收場。但沒想到他此一舉動觸怒了中國政府，在中國外交部嚴詞批評後，肯尼吉隨即於隔日將推特上的照片撤除，並且對外表示自己只是「路過」佔中現場，本身從未支持過佔中行動。
另一則新聞則是大師阿胥肯那吉公開發表聲明，他將在今明兩晚免費指揮兩場香港愛樂的音樂會，做為「給香港的禮物」，用以表態支持港人以積極態度爭取民主的心意。今年已七十七歲的大師如此說：「我在蘇聯生長，我知道政治可以讓人過得多麼艱難。但只要我們不斷嘗試改變，沒有事情是絕望的。綜觀人類歷史，任何讓事物變得更人性化且人人都可得的努力，到最後都會成功。」
的確，只有曾經失去過自由的人才能體會自由有多可貴。以上這兩則新聞正好反映了人們面對普世價值與利益取捨間的兩個面向。或許你會不齒肯尼吉的行為，然而當面對大國威逼利誘，我們又有多少人能站出來捍衛人性價值？此外，對威權妥協難道只是唯一選項嗎？
我想以下這個關於李希特、羅斯托波維奇與普羅高菲夫的故事，或許值得朋友們思量：
俄國鋼琴大師李希特的琴藝高超有目共睹，然而支撐他完美琴音的不只是紮實的技巧，更多的是他年輕時在鋼琴之外所受的藝術訓練。事實上，當年李希特拜入俄國鋼琴教育祖師爺涅高茲門下時，他已經廿多歲了；而涅高茲也說過，李希特拜師當時早已是個訓練有成的藝術家了。那到底李希特受過的是什麼樣的訓練呢？
其實說來簡單，但也不簡單。年少時的李希特曾在歌劇院裡擔任歌手排練時的鋼琴伴奏，看似枯燥無聊的伴奏生涯卻讓李希特琢磨出了各種敏銳的音色變化與豐富的表現力。配合不同的歌手、不同的劇碼，李希特隨時調整自身的技巧與詮釋方式，因此練就了一身近乎完美並能完整掌握各個樂派的絕世神功。不只李希特，就連霍洛維茲所蒐藏的唱片中也可發現，他幾乎只聽聲樂與歌劇作品。由李希特與霍洛維茲的例子，我們可知要成為傑出鋼琴家的首要條件就是要能夠讓鋼琴像人聲般歌唱。
除了在歌劇院擔任伴奏外，李希特還有項人格特質十分不尋常，那就是他似乎從未想要當一位專職的鋼琴家。不僅如此，年輕時的他原本還立志要當一個畫家的，而他繪畫的水準與功力完全不輸給任何一位專業的畫師。也許就是這樣的「不務正業」，反而讓李希特學到更多作為一位「正常」鋼琴家所難企及的敏銳觀察力與寬廣視野。除此之外，李希特也曾走上指揮台，在歌劇院裡認真學習指揮技巧並下了不少功夫鑽研管弦樂法。
既然說到了李希特的指揮，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的指揮處女秀，因為這可是一段轟轟烈烈的故事。從文獻上查考得知，李希特首次以指揮身分上台是在1952年二月十八日，當天晚上李希特指揮了莫斯科青年管弦樂團，演出的曲目則是普羅高菲夫為大提琴所寫的《e小調交響協奏曲》，而擔任大提琴主奏的則是另一位巨星，同時也是普羅高菲夫與李希特共同的好友－羅斯托波維奇。
而普羅高菲夫這首《e小調交響協奏曲》有個曲折的創作故事，故事本身饒富深義，且聽我道來。這首《e小調交響協奏曲》的前身其實是普羅高菲夫在1938年所創作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然而當年這首協奏曲在首演時完全得不到觀眾的青睞，甚至連普羅高菲夫自己都認為這是首樂曲是個失敗之作，首演後便將曲子束之高閣了。沒想到九年後，出現了一位即將從莫斯科音樂院畢業、年僅廿歲的年輕小伙子，直接跑去找普羅高菲夫邀請他出席他的音樂會，因為他將在音樂會中演出當年這首失敗之作。
聰明如你，當然知道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正是羅斯托波維奇。而原本興趣缺缺的普羅高菲夫在音樂會當晚聽了羅斯托波維奇的演奏後大為感動，這位小伙子演奏出了連普羅高菲夫自己都想像不到的活潑曲趣，整首協奏曲猶如脫胎換骨般充滿了光彩與活力。而就在演出大獲成功之後，普羅高菲夫決定下功夫好好修改這首塵封已久的樂曲，並找來了羅斯托波維奇一起研究檢討大提琴演奏技法，直到1952年初才完成這重新修訂的版本。
很熟悉的情節，不是嗎？當年的杜普蕾也是這樣讓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起死回生。只不過杜普蕾與艾爾加生不逢時，直到六十年後才為這首協奏曲翻案。造化如此弄人，令人感嘆。不過普羅高菲夫的故事還沒完，當這首大提琴協奏曲重新修改定稿時，普羅高菲夫將之命名為《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這是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因為所有樂迷都知道這首曲子明明就是從原本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翻修而成，為什麼還要稱為《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如此一來，那原本的失敗之作不就成了「第一號」？難道普羅高菲夫要連這原本的失敗作品一起被流傳下來嗎？事實上普羅高菲夫此舉背後的動機與涵意與當時的蘇聯當局有關。取名為「第二號」其實是個政治動作，表達的是對蘇聯箝制創作自由的不滿與暗諷。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舉動呢？原因是這樣的：
1948年，也就是羅斯托波維奇成功平反《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的隔年，普羅高菲夫發表了他的第六號交響曲。然而這首交響曲在首演後即遭到蘇聯當局的大肆抨擊，說這首交響曲太過前衛，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聽起來好像哲學名詞的「形式主義」其實是個莫須有的政治名詞，在當時蘇聯的藝術家們發表作品只要被指稱有「形式主義」的風格或思想，就等於是犯了禁忌、必須遭到批鬥與思想改造。不僅是普羅高菲夫當時被蘇聯當局用這種手段對待，連蕭士塔高維契、哈察度量等人都曾因此受害而遭到整肅。其中最慘的應算是普羅高菲夫的妻子莉娜，她甚至為此而被控是影響音樂家創作，注入資本主義國家毒害的間諜，不只被捕下獄，甚至被判流放西伯利亞勞改廿年。那麼所謂的「形式主義」究竟是什麼樣的風格？一言以蔽之，史達林聽不懂的、不喜歡的，就是「形式主義」作品！
受到如此龐大壓力的普羅高菲夫其內心之煎熬可想而知。1949年，他與羅斯托波維奇合作完成了《C大調大提琴奏鳴曲》，這首樂曲捨棄了現代前衛的音樂語法，調性風格明顯且結構嚴謹，純然就是首遵循古典時期概念所寫的樂曲。此時，蘇聯當局宣稱普羅高菲夫已「嚴正反省」了自己的形式主義路線，並回到了「社會主義」的正途，選擇與人民站在一起。
普洛高菲夫看似輸誠的表現暫時解除了自身被迫害的危機，後來更在黨的脅迫下，陸陸續續修改自己以往的作品，以避免被扣上各種「形式主義」的罪名。而這首1938年所創作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事實上也正是被蘇聯當局點名，「必須」要修改的作品之一。然而就如前所說，普羅高菲夫對於這首作品修改的真正動機，是出自於聆聽羅斯托波維奇演奏時的感動，並非為了討好官僚。只要稍微有頭腦點的人都知道，在這風聲鶴唳的當下，乖乖聽從當權者指示修改舊作會比直接發表新作品安全，但普羅高菲夫卻刻意將修改過的作品冠上了「第二號」的新標題，這種遊走在當權者刀口上的冒險舉措，實在讓人為其安危捏把冷汗。更可從此看出普羅高菲夫在被壓迫下，吐出的一口怨氣。
作曲家不顧己身安危，用這樣的方式來抗議政府實在危險。而當時普羅高菲夫在整個莫斯科音樂圈遍尋當局審核試演音樂會的指揮人選時，大家畏懼於局勢緊張，竟沒有任何一位指揮願意為普羅高菲夫進行試演，最後是由年輕且從未站上指揮台的李希特仗義襄助，並由另一位年輕的音樂家羅斯托波維奇擔任大提琴獨奏。一個年邁的老師帶著兩位初出茅廬、前程似錦的年輕人不畏強權、用這種方式衝撞體制，實在令人折服。幸好，在如此緊張的氣氛下，《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的審核試演驚險過關了，並未受到當局「關愛的眼神」。然而這樣的結果卻讓長期籠罩在壓迫環境下的普羅高菲夫大感意外，他以獨特的政治嗅覺判斷史達林的爪牙們竟會認同這首曲子，是不是代表這曲子真的太過「修正」、太過「親民」了呢？於是不死心的他再度修改，把這首《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再次改寫成了當今樂壇眾所週知的《e小調交響協奏曲》。
越改越上癮的普羅高菲夫還特別為這首《e小調交響協奏曲》的第三樂章寫了兩個版本供演奏者自行選擇。這兩個版本其中一個遵循原作《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並無太大的變動修改。然而另一個版本卻十分明顯的置入了蘇聯愛國歌曲《為史達林乾杯》的旋律片段，普羅高菲夫用近乎戲謔的作曲技法處理了這段旋律，挑釁意味十足。普羅高菲夫似乎是對演奏者喊話：「如果你沒有勇氣跟我一起嘲弄史達林，那你就就去拉另一個比較安全的版本吧。」。於是，1952年二月十八日，這首蘊含著多重意義的《e小調交響協奏曲》終於在李希特的指揮與羅斯托波維奇的首演下平安完成了。普羅高菲夫這一輩子就這樣與獨裁者開玩笑、測試他們容忍的底限。他的音樂總是充滿著對這世界無情的譏諷與訕笑，也對這種被操控的人生感到憤怒。
然而上天對他所開的玩笑卻不止於此。一年多以後，1953年的三月五日，箝制蘇聯藝術家藝術生命最大的禍首史達林逝世了。然而普羅高菲夫卻完全無法開心，因為就在這同一天，他也跟隨著史達林的腳步一起離開了人世。可悲的是，普羅高菲夫過世時全蘇聯沒有一個人關心這則新聞，甚至連參加追悼會的人都沒有，因為大家都趕去參加史達林的葬禮了。想到普羅高菲夫的墓前為他獻個花嗎？很抱歉，當時全莫斯科花店的花全都拿去獻給史達林了。
一代音樂家竟然在命運的安排下用這種方式辭世，實在令人唏噓。幸好，歷史終究還是為普羅高菲夫留下了定位。在史達林死後，他所欽定、允許的各種藝術表演迅速被時代洪流淘汰；而當年那些犯了「形式主義」錯誤的作品卻成為了後人們眼中的藝術經典。藝術從來就不該為政治而服務、更不該由個人來決定去留。普羅高菲夫意在言外的抗爭讓我們看到了作為一位藝術家該有的風骨與勇氣，更突顯了藝術超然於一切的偉大價值。
藝術，不可能自絕於人性之外；更不應為政治而服務。半個多世紀前在形勢更為嚴峻的鐵幕下，藝術家使用種種方式，或明嘲、或暗諷為人權而抗爭。在當今自由民主早已是普世價值的時代，我們又怎能充耳未聞、默然以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