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陋室銘學習單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今天在中時副刊有跟書同名的《卸殼》，一整版看來其實十分壯觀，這一篇其實是大學時期的舊作，但也算是銘記了某一部份、最重要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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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10000860-26011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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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記憶裡有一片沙灘，貝殼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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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家庭旅遊，我們都必定要到那裡的沙灘上去晃過一圈，逡巡來回只為覓得一片自己未曾見過的貝殼，帶回分袋並標上曾經去過的景點，不知不覺地，已經收藏了整整一箱。幾年過去，家中經濟不如以往，家庭旅遊的次數減少了，終至再也未曾一家人出遊，那箱屬於童年的祕寶仍安安穩穩地擺在書桌下，與異國的紀念品一起收藏著，直到消失在記憶的角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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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做過這麼一個夢，箱子裡的貝殼原來全都是活的寄居蟹，牠們在睡夢中被帶走，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睜眼醒來成群地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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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們就這樣背著家到處走著，這樣與家緊緊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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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期結束了，整棟宿舍的人來來去去，腳步急促地上下樓梯，在走廊上來回奔跑，隱隱地躁動著遷徙的氣氛。走廊上堆疊著比人還要高的紙箱，室友的爸媽們進出著催促女兒趕快動身，不消一刻鐘的時間，原本嘈雜的房間便歸於靜謐，而我就坐定在這些聲響中，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卻沒有離開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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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將至，我沒有回家，說是要留在台北打工不回去了，若是回鄉，工作會難找得多，從期末考就開始不停地投履歷，最後是找到了個文書處理的工作，輕鬆、但乏味。看著朋友同學們一個個回家，各個笑顏逐開，親密的、交惡的，如今都不在這座城市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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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家的真正原因只同幾個親密友人提過，住了十幾年的房子因為一些法律問題而匆匆賣掉了，十分倉促。在上來台北唸書前其實就已被母親告知可能要搬家，但真正發生時，就連母親都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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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賣，就要被法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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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價錢遠不及當初買的一半，我好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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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常常接到母親的電話，她在電話裡哽咽，連帶著我也失聲問道：「那你要去住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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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舍吧，我也不好意思再回去娘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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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母親要不要我回去幫忙打包，她說不用了，她不想讓我看到家裡頭散落著打包行李的模樣，像極了逃難，「難看死了，」她說。晚上工作結束她一個人收拾家當，夜深了，以棉被裹身睡在沙發上，四周是以黑色大垃圾袋建築起來的堡壘，垃圾袋裡頭裝的是一整個家的歷史，如今是被匆匆包裹於袋中，等待遷徙進另一個陌生的倉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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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的崩毀，竟是如此地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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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記憶中的那個家，在小巷轉角，兩個人住略嫌大了點的透天厝，填塞的全是母女倆捨不得丟的家用品，門口越堆越高的紙箱放的是母親工作需要的物品，也是母女兩人用來抵禦外界關懷的殼。房子的產權出了問題時，也都是母親一個人隱忍著，直到她那肉身再也無法承擔，才戲劇性地爆裂而出，家族裡的人訝異無比，但那時，也無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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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發生之時，我選擇逃避，刻意疏漏母親打來的未接來電，讓手機響了整夜，刻意冷漠以待假裝自己不為所動，當母親在電話的另一頭聲淚俱下時，我佯裝鎮定地在人群中談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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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願回家，是為了逃避見到母親的倦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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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的台北看來格外陌生，所有可以聯繫的人都走光了，也許他們也在逃難，提著笨重的行李、站在郵局窗口寄送體積龐大的學生包裹、在高鐵的排隊隊伍中搓手等待，想要自渾沌的異地生活逃回熟悉的環境裡；但其實之所以在異地生活，也都是出自於自己的決定，想要到大都市來開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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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留下來學習一個人生活，一個給予自己的課題。猶如生活在孤島上，每天固定時間去打工，三餐一個人草草解決，比較多的時刻是待在自己的房間裡讀書寫作，看似愜意，但隱隱仍是有什麼放不下。打電話回去得知母親已經離開了家，住進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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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陋，但是我總是沒辦法順利地上廁所，你知道我不願意上家以外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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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旅館本身沒有停車場，所以每天十點下班以後，母親都要在旅舍的周圍繞許多圈，才能覓得一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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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多，我會跟路邊的一隻小土狗聊天，牠很乖，每天都會等我回來。」她說：「你不跟我說話，我就跟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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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的另一頭，我只能說著「嗯，」再多的話也無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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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馱著沉重負荷的母親走在巷道中的模樣，不知為何，想像起來格外熟悉，她是否背負著的就是家呢？躺平在宿舍的床上、躺平在旅館的床上，我們都躺在一張屬於自己、卻又不屬於自己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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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靜靜注視著那黑暗，失根的感覺特別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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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去到沙灘上，都不撿貝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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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見過公視拍的一部紀錄片，寄居蟹因為沒有了可以棲身的殼，紛紛選擇棲身於瓶蓋之中。一直覺得寄居蟹是種很可愛的生物，因為長大了而不堪使用的殼會褪去給較小的同伴使用，有種生生不息的旺盛。只是現在牠們只能選擇棲身在不具有任何歷史的居所，一個褪去之後隨即成了廢物的居所，人類看了是驚愕，牠們住起來想必也不會太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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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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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該是怎樣的形體呢？不是旅舍、也不是宿舍，那都只是一個棲身之所罷了。在宿舍中，一切從簡，因為只是暑假暫住的房間，所以期末時打包的行李到了新的處所，也都沒有打開，只有需要時才會在箱子中翻找。遙想南方的旅舍，不知怎地，我只能想到泛黃的床單、幽暗的走廊、老態龍鍾的領班，每一個房間都蘊含著一個故事，而母親就身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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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關於一個女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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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離異時，母親曾帶著年幼的我回娘家住，每天母親從娘家出門上班，久而久之鄰居們竟有了閒話。祖父母是愛面子的人，自然承受不起這樣的壓力，母親又何嘗不是？初出社會的她便用了所有的薪水，苦苦攢下來的，買了間透天厝，在當時不算便宜，而這一住就是近二十年，直到它不再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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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年歲尚輕，可以說是遇人不淑，才得寄人籬下；此時已是徐娘半老的年紀了，想必更是止不住街坊鄰居的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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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地我在台北回想這一切，是最不願意觸碰的部分，就像褪去殼的蟹體一般，白軟的肉身脆弱易感，對於外界的風吹草動感受特別深刻。窗外下起暴雨，便會希望母親不要淋濕了，而這些話，我是從來無法同她說出的。為此我常常怪罪於東方人的含蓄內斂，較西方人的大膽示愛比起來，東方人實在保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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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再度將武裝的殼裝上，才敢搭車回家。甫下客運便到外婆家落腳，卻是按捺不住地往外跑，在黃昏的公車總站，等待那班引領我回家的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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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拉得很長，搭這班公車的人不少，但班次卻不多，常常要把車體空間運用到極致才能塞下所有歸心似箭的人。我躋身在他們之中，體會到的是過往背著書包回家時從未感受過的，我也許是要歸去，歸去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漸漸地有人下車了，新鮮空氣逐漸充盈老舊的冷氣車裡，坐在博愛座上的老人打著盹，我望著窗外熟悉的景象，它們將不再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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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車，我像是要闖入什麼軍事重地似地緊張難耐，走入熟悉的小巷，位於街角的那棟透天厝真實地如夢似幻。我想起上大學以來第一次回家，搭了五個小時的夜車，一整夜僅是淺眠，頭昏腦脹地到了家門口，發現母親正敞開門等著我回來，我拎著巷口買的飯糰與她一起吃過早餐，待她出門上班之後，在床上睡得酣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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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鐵門深鎖，身上還留著鑰匙，但想必是打不開了。屋裡頭透出亮光，我實在希望那是母親忘記關的一盞燈，總是會有那麼一盞燈照亮整個夜晚，直至白日才將其關上。我懸念著幾個書櫃的書如今去了何方，那些童年時期留存的美好又是流落何處，我想將它們統統都帶回北方，不再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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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外徘徊已久，也許我只是期望門會再度打開，與母親見到我在門外的驚訝神情，而那是無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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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搭上那班帶我回家的公車，而這次，它將帶我永遠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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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在外婆家的日子，母親會暫時跟我一起住，離開暫居的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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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盼到母親下班回來，紅色行李袋裡是她的換洗衣物。外婆家的人都早睡，十點就準時將鐵門鎖上，不消一刻鐘整幢房子便陷入死寂。我與母親在這幢巨大的房子裡，吃宵夜、看電視，享受僅有可以相聚的時光，因為我知道，明天早上當我醒來，母親就已經出門上班了，而我也不會在此多做停留，頂多是一個周末，周一一到，我回到台北繼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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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之間鮮少有交談的時刻，大多時候都是直盯著電視螢幕，母親也從不過問我在台北的生活，只是偶爾還是會嘮叨幾句，而我也只是虛應故事。像是共有的默契，兩個人都不碰觸到共同的傷口－－那些家具都去了哪裡？將來會有地方安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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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又要如何過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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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了燈以後，兩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已經是許久未曾與母親同枕而眠，卻聽見身旁的人來回翻身，怎麼樣也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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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著眼前的巨大黑暗，似乎要將人窒住了。我抱著的是母親自家裡帶來的抱枕，那是戰亂時刻唯一能夠搶救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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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母親說：「一定要再買一棟屬於我們的房子。」聞此言，淚水不知不覺地沾濕了枕頭，奇異的是我卻也因此安適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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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同時入夢，靜靜地，我竟感覺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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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早晨，見到母親坐在床沿整理行李，正準備去上班。她扛起那個紅色行李袋說：「妳一回去，我就要去住旅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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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是沒有留下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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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細看母親的臉，以及她肩上斷了一條帶子的行李袋，好不吃力，忽地有些不忍，我還是沒有辦法對她說愛、好愛妳這種字句，只能替她搬其他的家當進車。自玻璃門的反光見到馱著大購物袋的自己，我也同母親一般，變成寄居蟹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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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之前，母親扛著一袋我高中時的衣服，還有從小到大收藏的玩偶，問我有什麼需要留下的。我看了看，原以為已經失去的這些又開展在面前，但我依舊是擺擺頭說都不用了、不需要了，然後讓這些東西堆到陰暗的倉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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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隻玩偶是當年高雄尖美百貨虎年的娃娃，不知道為什麼母親把這隻拿了出來，時序也來到虎年，這過了整整十二年，尖美百貨早就不存在了，而家呢，我也遲遲不敢回頭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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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些衣服跟玩偶就捐掉吧，也不戀棧，小時候苦苦收藏的泰迪熊過了十幾年依舊十分新穎。母親挑出了幾件休閒服說要留著穿，我不忍看。還有那些書，母親說：「書多得可怕，目前都堆在跟人借的倉庫。」我已經不期待自己有天會買房子，然後把這些書都收回，一本一本地放進書櫃裡收藏。若真有那麼一天，這些書也早已經流離在時間的變動之中，難以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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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人生有什麼值得失去，我想可以失去的太多了，而每每失去的都是在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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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東西一箱一箱地搬上車，送到暗不見天日的地方，我突然覺得，再失去什麼都無所謂了，反正接下來的人生裡，我也只會再失去更多更重要的東西，而無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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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北以後，只帶回一些家當，多半是書，還有一些是異國的紀念品，其中有一小袋當初忘了標記日期以及地點的貝殼，安安靜靜地待在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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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我，總愛撿拾那些在沙灘上安穩躺著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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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近去買頓晚餐時，走進一條人聲鼎沸的巷子，混雜著脂粉味、油煙味、人的氣味，以及人們吃完麻辣鍋後談天混雜而成的城市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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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這裡，轉進另一條巷子，走回自己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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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母親的電話，她說：「舅媽他們在日本買了房子，說不定哪天我們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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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期待著那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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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空氣裡有什麼隱隱生根，空氣飄散著肉眼不可見的孢子，緩緩地落在乾枯的大地，外頭下起無聲的雨。走到窗旁，我靜靜看著大雨過後蓬勃開展的菌落。生命充滿著平安喜樂，平靜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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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身望向桌上袋中的貝殼，許多隻寄居蟹已挑好了適合牠們尺寸的殼，身居其中，牠們狼狽的蟹體再也不必在砂地裡磨出傷痕，這些殼，如今都找到了真正從屬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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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想起母親背上的重荷，以及附在自己身上那些無以名之的傷悲，如今似乎都已卸下，困擾著我們的那些，都已不復存在了。

看到福衛七號升天，我們高喊台灣之光。
看到《下町火箭》，我們感嘆日本堅持。

而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聽到，宇昌案摧毀了台灣生技業。

在上次選舉和公投過後，我跟朋友說：
「我最擔心的是「不作為」。其他國家、城市都在做，停了四年，再慘一點，停了八年，這樣的差距，怎麼追？」

而不幸的，這樣的討論，卻逐一成真了。

更不幸的，還有。

在公部門工作的朋友，在一次聚餐中說：
「妳知道嗎？有很多加入現在政府新計劃的認真公務員們，拜託我們在選舉前，將他們調離現在的工作崗位，他們怕被清算。」

現在，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者，開始覺得政府的政策制定、走向、執行，越來越有效率，符合期待，甚至逐漸填補、翻轉一些過去的陋習。

能做到這些，靠的是政府的政策、世界市場、已經準備好的台灣優秀人才、創意跟資源，以及那些積極作為的公務員。

然而，從過去的經驗中，這些人都知道，稍有不慎，自己對於工作的熱情、熱心，會轉身成為最利的刀，傷害自己。

無論是謝清志的故事，或者是宇昌案，還有許多相關的案件，都值得我們省思。

昨天福衛七號發射升空，受到很多人矚目。但說到臺灣的太空發展史，有個人的故事不能不知道。

他叫謝清志，1941 年出生在臺南，從成大土木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密西根大學得到航太工程博士學位，隨後加入美國衛星公司工作。

謝清志年輕時就對臺灣政治頗為關注，也持續參與海外臺灣人的社團活動，結果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長期漂泊海外。一直到 90 年代，臺灣政治逐漸鬆綁，他才有機會回到故鄉一展長才，投入臺灣的航太事業發展。

在自傳《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中，他這樣描述這段在臺灣發展太空夢的過程：

「多年的航太工作經驗，促使我在 1990 年起積極投入籌組並參與『台美航太學會』。1994 年夏天，我還以團長身分帶領二十多人訪問團回台，遍訪台灣航太科技單位、產業及學術界，並向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提出軍備民營化的建言；那年年底，我也接任該學會會長。」

「我認為，人造衛星從無到有，整個研發是條長遠且所費不貲的路，以台灣的小國國力及研發能力，並不値得採此模式；相反地，台灣應發展『實用性』或『商用性』的衛星，且國外衛星已十分先進，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花錢買衛星，空中交貨（衛星發射至定位且發揮功能後交款），可能來的較實際。當然，沒有說出來的是，我希望台灣能發展具軍事用途的衛星與導彈。」

「果真不久（ 1995 年初），太空計畫室主任徐佳銘前來美國直接面試，回台後正式來函通知聘我回太空計畫室負責系統工程。我印象很深，當時隨同前來的另一位也是從美國回台服務的研究員，向我直言太空計畫室人事複雜、台灣太空計畫沒希望之類的警語，我聽的出他的善意，但我回台心意已決，到時候會是什麼樣情況，一切隨緣。」

「對於我的決定，有些人說我『傻』，也有人說我『勇敢』，他們倒不是認為我不該回台，而是要我再等幾個月。因為，那年我才要滿五十四歲，距離可正式退休的五十五歲只差十五個月，包括我太太在內，大家都建議我留在美國，待取得退休金後再回台也不急。」

謝清志毅然決然放棄了高薪與退休金，回到台灣：

「1995年5月返鄉進入太空計畫室，不久之前太空計畫室才大幅改組，稍早建議我不要回台的那位研究員也已離職；太空計畫室沒有給我原先談妥的職位，我只是擔任一位普通的特聘研究員。在一次防空演習上，我認識了幾位年輕女同事，當我告訴對方我是誰時，她們都瞪著眼說：『原來你就是那位大台獨！』」

「我本身學的是火箭，太空計畫最重要的就是火箭發射，剛回來的前二年，我並沒有被指派什麼重要的角色。倒是，自己主動將在美工作時所學的相關電腦程式拿來做模擬分析；剛好那時有二位新進的年輕研究員，於是我又像是指導教授，帶著他們做研究，教他們如何運用這套模型。在後來衛星發射時，我們師徒間的這種學習也做出了一些貢獻。」

「直到199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福衛一號（原名『中華衛星一號』後更名為『福爾摩沙衛星一號」』）進入發射準備期，我的專長才被重視，也才出任發射組組長。發射前二個月，我們團隊進駐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角（又稱卡那威爾角Cape Canaveral）的空軍基地。」

「火箭發射的最關鍵階段，就是自離開發射台到將人造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時是由火箭本身的控制系統操控著。發射前，馬丁火箭製造公司(Martin Marriatta)必須以數字一再證明其火箭能安全且準確地完成任務，此工作就叫『入軌誤差分析』，這也正是我在美期間的專業之一。」

「發射前一個星期，我發現馬丁公司用假造數據做分析，起初該公司現場督導經理還不承認，態度也不友善。我便當場挑明告訴他，這些分析模型與過程，是當年我在美國太空公司時的工作團隊協助馬丁公司所建立的，所有內容我十分熟悉，不容他們蒙混過關，該公司因此被迫立即改正。我不敢說，沒有那次的改正，發射任務可能失敗，但至少讓美國這些火箭公司的人員，見識到台灣航太人才的豐富經驗與水準，一切都得按部就班，不容馬虎。」

「2001年，我做了重大政策決定，要求太空計畫室自行研發IPS。不過，自行研發，也存在著風險，為避免萬一研發失敗，造成福衛二號升空延宕，我們也另有備案，打算透過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加入該中心既定對法國採購相關軟體的計畫，雖然太空計畫室也因此要支付部份經費，但我認為應該『給台灣一個機會』，而這些風險管控所增加的經費，也可算是對自行研發的另類投資。」

「2006年4月14日晚間八點左右（台北時間），福衛三號帶著國人的祝福，精確成功地抵達距地面400公里的太空軌道；發射那一刻，『台灣』、『TAIWAN』與『FORMOSA』隨火箭直衝雲霄，緊緊扣住每位台灣人的心弦！台灣十五年的太空計畫，至此百分之百成功，畫上圓滿句點。」

不過，在慶祝這個成果的同時，等待著謝清志的，卻是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暴。

2006年，特偵組檢察官指控謝清志在擔任國科會副主委期間，主導南科高鐵減振工程一案，但有圖利與洩密的嫌疑，將他起訴，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在野陣營，開始提出激烈批評，而媒體也立刻隨之跟進，案件喧騰一時。

所謂南科高鐵減振案，起因是當年政府在規劃時，缺乏全盤考量，造成高鐵與南科園區距離太近，高鐵行車產生的振動，影響南科晶圓廠商的生產。結果雙方僵持不下，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在這期間，擔任國科會副主委的薛香川，就因為束手無策而宣布辭職。（就是那位後來八八水災時打電話進政論節目說「拜託，父親節耶，吃個飯過分嗎？」的薛香川。）

2001年，謝清志接手國科會副主委一職，決定以他的工程專業來解決這個大問題，以挽救南科上看一兆元的產值。但他沒想到，這個原本應該是光榮的事蹟，不但遭到污名化，還為他帶來了大麻煩。

謝清志回憶當時檢調對待他的方式：

「從他們提問的性質與種類，我漸漸看出已經有一個『劇本』。原來，他們預先規劃好了一個我犯罪的景象，希望透過訊問，誘導我去印證我確實犯了他們所預想的罪行！」

「七點半，我與顧立雄律師被帶到地下室的另一間偵訊室。這次是在地下室，沒有窗戶，一股陰森的氣氛猶如身處地獄，我覺得這是檢方刻意營造的。」

「訊問的高峯祈檢察官，坐在墊高的審問台上，我則站在地板上。他重複著檢察官上午和下午就已問過的問題，偵訊一整天的我，疲倦不堪。隨後，他宣稱我涉嫌犯下『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重罪，依法最少5年刑期，是現行犯應立即當場逮捕，並聲請收押禁見，理由是為防止我與還在外面的其他嫌犯串供。換言之，我可能被收押2-4個月，收押期間，我被禁止跟任何外界人士見面、通訊，也不准接觸任何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等。」

「環顧四週，拘留室裡沒有床，只有木地板，沒枕頭，也沒棉被，角落則有一座馬桶，沒有衛生紙，也沒水龍頭。這一夜，我是唯一『進住』的嫌犯。」

「我心中坦蕩，覺得我們這團隊對國家，特別是對台南縣，已做出很大貢獻！因為，初步的監測結果顯示，高鐵行經南科所導致的振動已被這項工程有效降低到可被接受的水平。這表示，近期（3-5年）內，年產值占5%GDP的南科將復活，高鐵振動的惡夢也將結束。那夜，我滿腦子想著這項『偉大的成就』。」

「清晨三點半，我自己對自己說：『白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該睡一覺，好補足體力』。」

這一仗一打就打了兩年。

其中謝清志一度遭到收押禁見，他這樣回憶獄中的生活：

「牢房裡，沒有桌椅、床鋪或任何家具，地板是由約3吋寬的木板鋪設而成，老舊而有些腐朽，木板間縫隙，讓螞蟻、蜈蚣有機會上來陪睡。」

「牢房內那另外『五乘三台尺』的地方，有一個沒有沖水設備的蹲氏馬桶，一旁有水龍頭、水桶、面盆等，無論大小便、盥洗、洗碗盤匙筷、洗衣、洗澡，都必須在這不到一個榻榻米的小方塊內進行。水龍頭的供水有管控，每餐飯後、洗澡時及運動後才有供水，平時則以水桶來儲備用水。

「吃，像極在工地用餐。地板上舖一張過期的大本對開雜誌紙，三人圍坐地板上，飯菜擺在中間，大夥彎腰駝背地吃，只須五分鐘，用餐就完畢。吃，不是為了飢餓，而是慶幸時間又向前推進了些；吃完晚餐，就象徵著苦日子又少了一天！」

「有位看起來敦厚老實樣的法警，官階一毛三。有一次，在進出看守所中央控制台時，看到我正坐在角落等著與律師會面，他利用沒人注意的刹那，俯身小聲的對我說，報紙抹黑的報導讓他們感覺非常氣憤，大部份的人都知道我是被陷害的，『為國家建設出了那麼大的力氣還遭誣陷坐牢，台灣人欠你一個公道！』我聽了感動之餘，一下子也不知如何反應，只能故作平靜，誠懇地回答：『大家一起努力，明天台灣一定會更好！』」

「週一到週五，我們每天遵循著這樣的『課表』：早點名、靜坐一小時，廊道運動十分鐘，靜坐一小時，午睡一小時，洗澡二十分鐘，晚點名、靜坐一小時，睡覺。其餘時間，坐著、看書、寫字或移動，也可以站起來伸伸腰，但不准躺下，最多只能斜坐。」

「週六、週日，則形同放假，除了三餐、吃藥和點名以外，其他活動全都免了；要躺下，可以，要睡一整天，也沒人管。」

「十一點左右，已是半夜，我又與十多位他案嫌疑人成串被送回牢房。在看守所廊道上，一位友善的警衛向著我念念有詞：『傻瓜，你回來貢獻個什麼？這個國家不値得你這麼做，現在搞到這樣，活該！』我只能報以感激的微笑，一時間，內心還真想告訴他：『聽你這麼一說，我倒覺得這一趟也算値得了！』」

2006年12月25日，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高峯祈以圖利與洩密罪，起訴謝清志，求刑15年，併科罰金3000萬元。

但2008年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宣判謝清志無罪。

2012年台南高分院更一審，也宣判包括謝清志在內等十多名被告，全數無罪定讞，謝清志並獲得三十萬元賠償。

面對這一段過往，謝清志寫著：

「假如，當初已完成80%的減振工程因此中斷，高鐵通車後，南科振動問題還是沒能解決，今天，我們所有參與者，就算沒做虧心事，一切合法，誰能諒解？就算未來我們在司法上清白無罪，對國家社會的損害，又誰能來彌補？」

「這段生命振動的遭遇，我正面看待，視它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即使飽受不少非議與冷漠，但也因此『振動』出更深刻的親情與友誼，直直地觸動我心，此刻，我只有感恩兩字！」

＊謝清志、彭琳淞，《謝清志的生命振動》，玉山社，2008。
▎讀冊☞ https://www.taaze.tw/usedList.html?oid=111000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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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文章總結

今年的我比較有在更新半路出家軟體工程師在矽谷部落格。我想從我本身的觀察、體悟，分享給大家。以下是我的年度文章總結：


軟體工程師無法逃避的宿命：持續學習、大量練習: 這篇是我今年部落格最熱門的文章，有近1萬7千個點閱，看來大家都很努力向上呢。我從 Hacker News上 How do you keep improving? 討論軟體業的持續學習之必要。要如何判斷你有在學習呢？Learning without a mentor: how to become an expert programmer on your own 提到一個很好的判斷方法：如果你在煩惱、困惑，如果你感到笨拙及一切事物都比想像中難，那麼你就有在學習了。而學習的內容可以參考 Effective Engineer 的 Edmond Lau：首先找你有熱情想要學的領域，如果你沒有特別對哪個方向有熱情，他建議學習和你最專精才能相近的技能。學習貴在實踐，大量練習，用你新學到的知識來開發新產品則讓你更加掌控技能。之前我問了一位 Facebook Engineering Director 軟體工程師如何成長，他的回答很簡單，就是 code, code, code。持續寫程式、用更有效率方法寫程式、寫出更好更高品質的程式，從做中學，從錯誤中學，你就會持續改進變成更好的軟體工程師。

2017年科技業全球薪水趨勢: 矽谷帳面上平均薪水上還是全球之冠，但是考慮到物價、稅率後，德州奧斯汀其實是實質薪水最高的地區，比矽谷高出近50%，西雅圖及丹佛緊接在後，也高出近35%，詳細比較內容請看我的分享。

矽谷流行指南：矽谷標準配備入門包: 矽谷標準配備入門包的圖片，還蠻精確的把當下矽谷流行的事物放進去。Zero to One、各種公司 t-shirt、Venmo、PurpleTie、矽谷工程師潮鞋 Allbirds、Oculus、特斯拉電動車、Blue Bottle Coffee、Soylent等等。

2016 數位廣告營收首次超越傳統電視廣告營收: 2016 年去年數位廣告營收首次超越傳統電視廣告營收、手機上的廣告收入也首次超越桌面廣告收入、而影音廣告則是成長極快的部分。數位廣告的優勢就是更精確的投遞給更可能購買的消費者，我想2017年數位廣告營收會大幅拉開和傳統電視廣告營收的距離。

軟體工程師是否過得很淒慘不快樂呢？: 瑞典一個收集1300個軟體工程師回答的問卷探討軟體工程師是否過的很淒慘不快樂: Are Software Developers Miserable? 結果顯示軟體工程師平均而言"稍微快樂"。矽谷這邊的情況來說，為了要讓員工開心及少為工作外的事情分心，許多公司員工優惠(perks) 給予免費提供三餐，吃不完的零食、喝不完的飲料外，還有符合人體工學的 standing desk及電腦椅、進修補助、免費健身房、免費乾洗服務、家居清潔服務等等。從公司角度大量採購可能不會花費太多，但對員工的心靈及家庭幫助很大，員工心情安心了、快樂了，才可以無所牽掛的高效率寫程式阿。

Coding bootcamp 程式語言密集班- 從不會寫程式到3個月被矽谷科技公司雇用的終南捷徑？ 矽谷乃至於全美國各個城市都有許多3到6個月的 coding bootcamp 程式語言密集班，主要的訴求就是不需要你之前會寫程式，只要你上完課程，畢業3個月內可以找到矽谷科技公司的初階軟體工程師職缺。我也以我個人 Hack Reactor的經驗，分享上課內容及如何找尋 coding bootcamp。

有感 ”陳瑞聰之矽谷誰在一例一休？" 不知是哪個矽谷？: 看到台灣身在公司高位的管理階層講一例一休，上位者不是應該帶領大家走出更好的路，讓大家工作生活更有品質嗎？況且矽谷這裡公司都是在比福利的，領導階層是不會（也不敢）公開要大家長時間工作的。

”Lyft总监沈思维谈“硅谷职场”：到底有没有天花板？” 之心得 我參加了在南灣 BitTiger 辦的活動Lyft总监沈思维谈“硅谷职场”：到底有没有天花板？許多分享的內容在他的文章 "职场丨你的老板也是人" 及 "职场丨硅谷职场，如何更好地“挖人”和“被人挖”？"都有所著墨，我認為他的口才及思考邏輯都是華人中頂尖的，許多觀念和我心中所知互相印證。

西雅圖要超越矽谷了？ 全世界許多城市都想模仿矽谷、成為矽谷、或是超越矽谷。最近一篇 Seattle’s software job openings outpace Silicon Valley’s 顯示出在 2017 年六月，西雅圖地區的軟體工程師職缺數超越了矽谷（計算方式其實是很簡陋的看職缺標題中有沒有軟體這個詞）。矽谷各大科技公司 Google、 Facebook 都在西雅圖有辦公室，Microsoft 及 Amazon 則是把總部設在西雅圖。 最近 Amazon 的擴張，更是驅動西雅圖科技職缺上升的關鍵。

學習成為更好的軟體工程師: podcast 推薦及尋求推薦: 我每天通勤上下班的時候，喜歡聽 Podcast 來找尋靈感，學習新知。有兩個 Podcast 是我蠻喜歡且一直持續收聽的。其中一個是Soft Skills Engineering: 節目座右銘
IT TAKES MORE THAN GREAT CODE TO BE A GREAT ENGINEER.
另一個是 Front End Happy Hour: 節目以輕鬆的方式討論前端開發的相關主題，參與討論的來賓多為 Netflix、Evernote、 LinkedIn，及矽谷科技公司的前端工程師。

感謝你今年的支持及閱讀，下一篇："2017- 3個精彩經歷回顧、及3個人生領悟分享" 會分享我今年的心得領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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