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鄉愁──羅智成《問津:時間的支流》中的詩境 ◎陳怡安
前言
《問津:時間的支流》是羅智成二零一九年出版的詩集,屬於「羅智成故事雲」計畫中的一環。以魏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為底本,敘述了一個穿越時空,尋找並如願進入桃花源的奇幻故事。羅智成轉化了古典傳說中的桃花源,從建築物、語言、社會制度、教育、金錢觀、時間觀、生死觀等諸多面向切入,重新再創造了一個羅氏版本的桃花源,一方面呈現了詩人心目中理想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透露了詩人嚮往的詩境面貌。
這份評論想從:詩語言手法、虛空間的創造、理想的文明,這三個角度探討、分析《問津:時間的支流》中的詩境,解構羅智成理想的文明,究竟是什麼樣的文明?又詩人是如何用詩語言,一步一步實踐,打造他嚮往的詩世界?
詩語言手法
「喜直覺、善隱喻的羅智成正是微宇宙中的教皇,他語言的驚人魅力,籠罩了許多八○年代 詩人的視野,近乎純粹的神祕主義,使得他在文字中坦露無遮的陰森個性,以及他牢牢掌握的形式,同時成為他詩思的本質。是的,個性 和形式不僅是羅智成思想的部分,也是他詩思的本身。」——林燿德〈微宇宙中的教皇──初窺羅智成〉
正如林燿德所評論,初讀羅智成作品,首先會立刻被他自成一天地的敘事魅力所吸引。他動用五感,細膩描寫了一個介於虛實之間的時空。讀者都明白書中的故事純屬虛構,然而因其中湧現出的豐富的閱讀樂趣,一再召喚,使讀者超越真假議題之外,心甘情願進入他打造的奇幻空間。我認為這正是閱讀羅智成詩的一大樂趣所在。
不分篇目的長篇敘事結構
在內容之外,《問津:時間的支流》在形式上也很特別,全書是一首逾三千行的大長篇敘事詩,且並沒有以篇目、分輯的方式拼湊出故事的全貌,而僅僅以詩人自己設計的,類似小篆的「桃」字符號「」,作為停頓與休息。推動敘事的方式不仰賴章節,而全依靠羅智成的敘事邏輯,及使用文字的高度掌握力。
要推動篇幅這麼長的故事進展,羅智成展現了繁複多元的敘事方式。使用了對話、夢境、五感感官描寫、場景白描、自問自答等,充分展現了敘事詩的幾乎所有手法。這樣長篇幅的敘事,恰好可以呈現「微宇宙的教皇」以形式作為詩思本質的特性,也可見其創造自給小宇宙的龐大語言魅力。
生澀的用字
詩是由一個又一個「詞」和「字」所組成的,羅智成認為「迷戀文字本身就是詩人基本的特質之一」、「不止是它所指涉的對象,還包括它本身的形象、腔調、字質都是文學創作的重要髓質」。
這或許可以解釋羅智成用字的精確,甚至近乎獨裁。他經常使用一些較為生僻、不常用的字詞,例如:「到窗『牖』半敞的咖啡座發呆」;「玁狁」;「『犬牙交錯』的嶙峋山嶺之間」;「和『巫咸』大神爭辯交心」;聽見大『鯢』遠遠哀鳴。」等,都是在現代日常生活中不大會使用到的語言。
也多有轉化古文,並用現代的語言交雜辯證的句子:「我們到底重返了誰的夢境?/「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我自始至終懷疑這一切/因為我要求/可以滿足科學的解釋/至少不違背理性與常識」引用了陶淵明的句子,並提出懷疑。
雖然用典繁多、用字生僻,然而在閱讀的過程中,卻不似閱讀文言文時,因時代和語境差異,而有隔閡或障礙的感覺。想是因羅智成流暢的行文風格,能使古典與現代語言融合為一,保有恰好的節奏感及密度。既不造成閱讀的距離感,同時還形成精緻、耐讀、具有知識和歷史厚度的文字美學風格。
(三)敘事方式:告白體、對話
如前所述,「沒有距離感」的閱讀體驗,是羅智成語言特色之一。朱雙一曾評論羅智成作品:「詩人藉此構成了一種輕聲慢語、款款而訴、有如促膝交談的傾訴體風格。」羅智成則自創「告白體」一詞,形容那是為了滿足傾訴的需要,創造一個能真誠告白的對象。《問津:時間的支流》開篇首句便是「有時我會忍不住 想跟你描述桃花/那充滿療癒和神秘力量的粉彩植物」迅速縮短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告白的對象,也是詩人理想文明的其中一種化身,透過傾訴、告白,詩人可以跳脫自問自答的處境,向一個「他者」自然地表露自己最私密,也最幽微的心思。讀者也在行文中,自動承接了「傾聽者」的位置,進入放鬆聽故事的狀態。
除了告白體,文本中也常用不同角色、不同立場的對話方式,呈現對理想的文明的多重思考層次。故事中主要有四方角色:奶奶﹙永周邑人、離開並重返﹚;詩人﹙外人,進入永周邑並想離開﹚;Q﹙外人,進入永周邑並想留下﹚;小司命﹙永周邑人,想離開﹚。這四個角色恰好是完美的對照組,有來自烏托邦而拼命想往外探看的永周邑人,也有不斷在向內探看的外人。
奶奶:「於是有了被無知禁錮的恐慌/確定愛上他的時候/我也確定不想再多待一天/在一成不變的鄉里」
小司命:「我不知道要如何/完成這個願望/但是我很確定/沒到外面看看/我這輩子都不可能死心」
Q:「我想近距離跟時間相處/看看它的廬山真面目/就在當下 就在這裡/不被行程/不被還沒發生的事打擾」
詩人:「『也許我對妳/又一次犯下了像/對奶奶那樣的無知之過……』/她憂戚地苦笑/我凜然感覺/她已成為幽靈的一部分/我們無法相擁了」
關於出去或留下、開放或封閉;崇古或進步。詩人雖有自己的立場,但也保留了處於不同背景和位置的,其他角色的想法。藉由四方交叉對話,讓讀者對桃花源有多面向的看法。這些對話正像看待一個空間的不同視角,有俯瞰的平面圖視角、有從正門望過去的風景視角、也有從內往外望的內在視角。透過這些不同視角,我們才可以想像出一個較立體的、客觀的空間。
虛空間的創造
羅智成是善於創造「虛空間」的,打從《夢中書房》中,他就創造了一個「有痛覺般」的書店,在書店裡自願且耽溺的陷入文字的迷宮:「書店以不起眼的門面對外經營/在重重書架後頭/它卻兀自生長/以一種初生星球的能量、暴力/和不可思議的可能……」;《夢中邊陲》中有個「多出來的」第二十五時區,是一個詩人心智上的家鄉:「在彼/我還沒出生/還沒有戶籍/我還沒醒來/還沒有故鄉/只有一個/未曾謀面的地方/我卻渴望回去」
對那個沒有戶籍、且未曾謀面的地方,詩人卻產生了「鄉愁」,渴望回去。因為那雖然不是身體的出生地,卻是詩人心靈上永恆的家鄉,永恆的夢土。
在《問津:時間的支流》本書裡,也延伸了這樣的「鄉愁」,只是詩人創造的虛空間,或者該說是虛時空,從二十五時區變成永周邑。永周邑沒有地圖,僅依靠人的記憶,而且只有在六十年一次的漲潮中才能尋到通往永周邑的小溪,永周邑可遇而不可求,是一個夢境一般介於真與假之間的空間。
這個詩人所創造的虛空間是一個容器,容器有各式各樣的樣子,也許是書房、也許是不存在的二十五時區,也或許是《問津:時間的支流》裡頭,掉落在時空夾縫中的桃花源,詩人創造了虛空間,為了盛裝他對理想的文明的想像。
理想的文明
「什麼是理想的文明呢?」羅智成以多層次辯論的方式,提出對現代文明的反思:「現代人又為什麼/得創造這麼多事物來追求?/活得更豐富、體驗得更多/無休止地加快生活節奏/以焦慮和亢奮撐出充實假象/來告訴自己沒有白活」;「過多新生事物的追求與刺激/壓縮了回顧與回味的時辰/我們的生命遲遲無法展開/甚至淪為無止境的過渡/時間被滿滿的行程替換/時間也被偷走了」。
並且在反思現代文明的同時,卻又對一手所創建的虛空間,所謂的桃花源或烏托邦,提出質疑:「封閉的世界/似乎保留更多原汁原味/讓我們加倍珍惜/但如果拋開崇古主義/你會發現最古老的/雖然極為難得/卻往往不是你想要的」;「可是充滿現代意識的我/卻不由為他們感到悲哀/因為他們失去了某種現實性/一旦重見天日便會煙消雲散/墓穴壁畫無法和空氣接觸/這讓一切美景顯得徒然」。
羅智成心目中理想的文明,似乎是相對於現代世界、同時又相對於桃花源,存在於這兩者之外,另一個尚未被抵達、等待被一步一步實踐的自我空間。
羅智成的詩境
音樂家以音符建構自己的城堡;詩人則是以詩語言,建立自己的宇宙。對羅智成來說,「詩」這個文學形式,不是詩人建立理想文明的一種「手段」而已,詩這種文字形式即是理想文明的本質。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文本中諸多對理想文明的辯證,其實也是詩人對「詩」的嚮往和論證:
「人類內心最裡面/一直渴望無條件去相信……」
「如果凡事一成不變/連「最古老」都會失去意義」
「單是與世隔絕/成就不了桃花源/我必須更坦率、更無成見地/和我的故事對話」
「只有暴露於它/我們才能和現實世界/成為一體」
詩人所嚮往中的詩境,並不是像傳統的桃花源那樣,隔絕於現實世界之外的,而是暴露於現實世界中,能夠不畏現實,與它「成為一體」。因為若一昧崇古、一成不變,古老也將會失去意義。詩歌應勇於創新,並且更無成見、更坦率的與自己的故事對話。詩人相信,理想的文明和詩歌,是每個人內心的鄉愁。詩人的內心最深處,有一個渴望去觸碰和無條件相信的,永恆的家鄉。
參考資料:
書籍
羅智成,《問津:時間的支流》,聯合文學出版,2019.03
羅智成,《夢中邊陲》,印刻出版,2008
羅智成,《夢中書房》,聯合文學出版,2002
羅智成,《文明初啟》,聯合文學出版,1999
朱雙一,《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揚智出版,2002。
論文:
林燿德〈微宇宙中的教皇──初窺羅智成〉,《一九四九》,臺北:爾雅出版社,1986。
田運良,〈詩密室的黑與亮、囚與逃〉──羅智成詩的空間意象,《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三十七期,2017.03
曾琮琇,〈從自轉到公轉──論羅智成《黑色鑲金》中的後設美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10
李泓柏,〈羅智成詩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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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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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2/20210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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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桃奶奶的桃子樹》創作背景🌱】#湯姆牛
林桃奶奶真有其人,她住在四季花朵爭相綻放的高山上,樂於分享,日日忙著農事與家務。林桃奶奶的孫女告訴作者湯姆牛關於奶奶和自己童年對山上的回憶,由於湯姆牛很著迷中國文字與山水畫的優美與意涵,聽到「林桃」這個名字——林中有桃,桃中有林,讓他心中充滿了畫面,感覺到自然生命的延續。
因此,他以充滿意境的想像力加以改寫,以他一貫的簡潔造型和文字描繪,結合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裡迷路的漁夫,偶然發現世外桃花源的故事,簡單美好又富詩意,巧妙自然的鋪陳出一個兒童版的現代桃花源。在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單純世界中,分享是如此的快樂自然,生活是那麼的純淨美好!
在都市中長大的湯姆牛,對桃樹和農事都感到非常陌生,為了追尋「落英繽紛」、「雞犬相聞」等場景氛圍,他探訪拉拉山的桃花林,但開車卻導航出錯「遂迷不復得路」,只好買水蜜桃和桃枝回家觀察。最後為呈現八十棵桃子樹的美麗大場景,湯姆牛特別以大拉頁設計,並參考中國元代山水畫的布局和台灣素人畫家吳李玉哥老奶奶對果樹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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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與母國-陳丹青演講全文】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註: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
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係,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麼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麼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麼「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顛覆國家罪」(眾笑)——照片裡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麼乾淨、多麼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裡沒弄好,那裡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讚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麼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於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裡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裡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 ,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讚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社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 「法輪功」。法輪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 「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麼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佔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
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係,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係,也都是政治關係。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麼,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麼。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麼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國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 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
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
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於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裡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於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麼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闢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
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麼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麼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麼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裡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
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
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
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
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划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
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啓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
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
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
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瞭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
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準,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
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
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
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
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徬彿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
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 「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唸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 「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
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 「人權高於主權」 的思維,是尼采 「藝術高於一切」 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鼓掌)
希望沒有傷害到哪一位,如果傷害了,別上來打我,怎麼都行。
by 彭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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