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青書評】潮流的海水退了才知道村上春樹沒有褲子穿以及張愛玲賣輸誰
「日常生活中，一條藍牛仔褲一件毛衣足矣。不過我有我自己的一點點哲學。」村上春樹《國境之南 太陽之西》中主人翁這樣一段自述該也適用於他自己，我們對這位作家的想像似乎就擺盪在兩條褲子之間，要不是短跑運動褲（那同樣適用於馬英九），否則就是牛仔褲（村上春樹的中國譯者林少華談到村上春樹印象，「總是藍色T恤，藍牛仔褲，梳著小男孩的髮型」），我好奇的則是，為什麼每逢慾升，想起薇閣，思及村上，腦中便浮現牛仔褲？村上春樹的牛仔褲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呢？再進一步提問，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穿牛仔褲？又如果文學界要代言牛仔褲，多的是候選人，村上春樹如何讓評審把椅子轉過來？你瞧若讓無賴派的太宰治穿洗白破褲多慵懶，越破越貴才好意思說「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三島由紀夫練起肌肉可不就是直筒Levis501尋尋覓覓硬漢風格代表。
看了W.大衛・馬克思的著作《洋風和魂》我才知道，牛仔褲在日本流行是上世紀很晚才開始的事情。他考據到，二次戰後隨著美軍進駐日本的，就是這種張力甚大洗到褪色的褲子，他穿在美國大兵身上，通常你只能在黑市或是阿美橫丁的二手市場買到，卻非常搶手。要到六零年代，日本商人才開始想要「國艦國造」，自己做牛仔褲，1965年終於進口大量丹寧布，卻發現自家三菱牌縫紉機連一針都挺不進這頑強的合眾國藍色布料。
好不容易盼到第一件印上MAKE IN JAPAN的牛仔褲誕生，但自己人不買帳，調查原因，原來民眾想要的，不是這種深藍色、硬巴巴的全新牛仔褲，六零年代日本人心中所謂的「牛仔褲」的形狀，是二手市場所流通，被洗白了、因為長期穿著變得柔軟有延展性的那一種，於是「美國進口的二手貨要一千四百日圓，這些新牛仔褲只賣八百日圓，但二手褲的銷售量還是全新牛仔褲的十倍」，賣得很差啊，沒有辦法，這批商人只好把牛仔褲拿去機洗，試著讓布料變軟，並呈現刷色（「但操作一週後，洗衣工廠的機器竟全數損毀」，你瞧，美帝豈止船尖炮利，連布料都不戰而屈人之兵）。但這樣作卻又被百貨公司退件，西武百貨與伊勢丹百貨的採購人員對牛仔褲廠商說道：「你們先洗過？我們只賣全新商品，你們到底想什麼？」
是這樣的年代。與其問牛仔褲怎麼在日本被發現，不如問它如何在民眾印象中被重新發明，當刷白取代深藍色，柔軟與皺摺勝過硬挺，舊的反而是新的，曾經戰敗的國家連針尖都打不進戰勝者的一條褲子上，但誰知道有一天，日本會成為輸出牛仔褲精品的大國，你敢說衣櫃裡沒有一條Big John或EdWIN？
要到六零年代後期，馬克思主義者和警察在街上窄路相逢、學生革命、全共鬥…..那就是村上春樹小說沒寫到的風景，而這一切反抗、虛無，叛逆都集中在一條牛仔褲上。這富有延展性的單寧布成為眾多瘋癲族、日本嬉皮、反抗學生身上的共同點，「政治與反叛的擴大了牛仔褲市場，銷售量從1966年的兩百萬件增加到1969年的七百萬件。」，日本製牛仔褲產量也跟著逐漸提高，牛仔褲正要風行全日本，這年剛從大學離開的村上春樹終於可以套上那將成為他後半生形象的牛仔褲。
潮流的海水退了才知道村上春樹一開始沒有褲子穿──至少不是穿牛仔褲，我們現在召喚出「藍色T恤，藍牛仔褲」的村上春樹形象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可服裝確實提供辨認的體系，借用村上春樹小說標題〈起司蛋糕的形狀和我的貧窮〉，對六零年代日本年輕人而言，牛仔褲是一個叛逆的表情，他不只是一件褲子，他成為〈牛仔褲的形狀和我的反抗〉。而在六零年代之後，則成為詮釋村上春樹風格的一個詞彙──無論它代表是隨性？自然？低調？硬漢？──終究成為「牛仔褲的形狀和我的村上春樹」。村上春樹用運動短褲寫小說（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而用牛仔褲穿出自己的臉。
這是看W.大衛・馬克思的著作《洋風和魂》讓我思考的事情。
2.
1952年海明威寫出《老人與海》，美新處以高價公開徵求中文譯者，譯者「範思平」則要到第三版再刷後才正名：「張愛玲」。華文世界首度遭遇《老人與海》，祖師奶奶相逢老硬漢。考究起來，祖師奶奶替美新處翻譯不少作品，作為推廣美國價值並在文藝上反共，美新處這個龐大的文化翻譯計畫成效如何？那有待台灣文學史研究，但如果只是論業績，單純看台灣人因此有多愛美國？美新處倒可以考慮請教東京美國大使館美國旅遊服務處
《洋風和魂》談到七零年代《POPEYE》創刊。作為一本潮流雜誌，創刊號聚焦滑板運動、加州，不但在推波助瀾再日本創造一波滑板文化，「《POPEYE》開始關注衝浪文化後，日本衝浪人口躍升全球第三大」，「美國又酷起來了」，NHK民調顯示喜歡美國的日本人，「於1974年，僅有百分之之十八」、「一九七六年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七」，《POPEYE》雜誌版權頁上一行短短的「本刊承蒙東京美國大使館美國旅遊服務處協助」曾引發一波陰謀論，臆測這是否又是美國中情局策劃的一次強大心理戰，要從時尚層面藉由一本推廣Nike和橄欖球衫的雜誌遙控日本年輕人的心。《Men's Club》雜誌插畫家小林彥泰便打趣說：「美國政府應該在駐日大使館前樹立紀念碑，感謝平凡出版社和《POPEYE》雜誌」。
祖師奶奶根本不在乎美國有沒有因為他的譯筆受歡迎吧，她自寫《秧歌》
《赤地之戀》去了。他有他的搭配，講「參差對照」，「讓蔥綠配桃紅」，這是張愛玲的美學風格，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他的穿衣風格。其實村上春樹寫過一篇散文叫作〈隆美爾將軍和餐車〉：「我為什麼會清楚地記得這無關緊要的一句話呢？是因為顏色搭配得鮮豔。首先是隆美爾將軍穿著筆挺的藏青色綾織毛料軍服、白色桌布、剛剛炸好的狐狸色牛排、薄薄掛幾道奶油的麵條，而車窗外延展的是法國北部遼闊的綠色的田園風光——實際上也許不是這樣，但閱讀時，浮上腦海的，便是如此鮮艷的顏色的搭配。正因為這一點，那些本來沒有特殊意味可言的文章，才會久久留在記憶庫的一隅。我想這不妨稱之為『文章之德』」，這是村上的配色風格，其實也就成為他的寫作風格。他們用寫作穿衣，人們用穿衣寫自己，可就算衝浪風穿得很飄撇，滑板風多寬鬆，其實裡頭層層疊疊，是歷史與文化的內搭。這也是看W.大衛・馬克思的著作《洋風和魂》讓我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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