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咒不除 中國只會繼續獨裁
拜讀顏純鈞這週寫的文章《走回毛時代,中國人肯嗎?》,談到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共政權禍國殃民的行為,顏先生在文章中問中國人,究竟是否真的願意失去一切的自由,回到了毛澤東時代那毫無自由的年代。查實,中國一眾菁英,從高官以至一眾中產階級,選擇把錢存在國外,將子女送至外國讀書,以至舉家移民者恆河沙數,足證他們明白自由是一件好事,在外國呼吸自由的空氣,遠比留在中國好。中國人當然不會願意失去一切的自由,他們不予反抗,筆者認為純粹是未到爆發點而已。不過,就算是反抗也好,不反抗也好,實行民主制度,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終究也是不可能。
不知各位讀者有沒有看過卡通片《叮噹》「算了算了棒」那一集呢?該集講到了大雄獲叮噹贈予可以使人暫時放下怒火的棒子,只要將棒子放在別人的嘴巴上,說句「算了吧」,即能使人放下一時的怒火,不會立即發火。該集亦被一名中國大陸網民改編為粵語粗口版,將「算了吧」改成了「收皮」,這一句「收皮」,那每次挑釁過後就來的那一句「收皮」,正正就是獨裁政權虐待百姓,卻同時以法令使民眾噤聲的寫照。
故事的結局,就是阿福從大雄手上搶了棍子後,不斷挑釁技安,又同時用棒子使技安的怒火暫時消卻,但無間斷的挑釁卻最終使技安的怒火累積至忍無可忍的爆發點,最終,技安的怒火爆發,四處的建築物全數倒塌,連飛在天上的鳥兒也劫數難逃。
筆者認為,民眾情緒的爆發,實際上就有如「算了算了棒」中的胖虎一樣,被壓仰得愈久,爆發就愈強。每一次爆發,就是反映着社會何等的不平等,何等的不公義,何等的不自由。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四次最大規模的民怨爆發,計為二零零三年政府強堆二十三條立法,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二零一六年旺角衝突,以至從上年六月十二日爆發,至今仍無止息的反送中運動。很明顯地,四次民怨爆發,一次比一次強,充份反映着香港社會在中共政權和港共政權統治下不斷腐爛的慘況。
一個制度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人民具有充份的言論自由,得以各抒己見,政府由於屬民選,需要向民眾問責,自然會尊重人民的意願。如果社會沒有言論自由,發表反對聲音有機會遭統治者懲罰,那人民只能將反對聲音收在腦裏最深的狹縫裏。
華人社會與外國社會的最不同之處,就是華人的忍耐能力,往往比其他血族的人高。華人社會中的忍耐文化,從來都是舉世無雙的。看看「國際學生能力評估」,為甚麽永遠也是中國、澳門、新加坡、香港、台灣等以華人為主的地區穩佔榜首的呢?在考試中取得佳績,靠的是無間斷的操練,這種操練的艱苦,並非一般人能夠熬過的。偏偏就是華人,對艱苦的操練有着超乎一般人的忍受能力,在這些考試中,當然能夠傲視全球。
華人文化中成功的政治家,也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忍」。不論是使新加坡成為南洋商業樞紐的李光耀,以至使台灣成為第一個實行民主的華人社會的李登輝,終究也是靠「忍」。李光耀使新加坡得以在一眾大國間周旋,而保持國體,靠的是「忍」。李登輝於國民黨由低做起,擊潰黨內外省人勢力,最終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下放權力予台灣人民,使台灣實行民主,又是靠「忍」。就算是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也是靠「忍」,才能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得以倖存,最終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但正正也是這種「忍」的文化,導致中國人普遍明哲保身,怯於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和權威。正因華人有能力「忍」,因此反抗的誘因減低了,別的民族已經揭杆起義時,中國人還在繼續忍受獨裁制度。如果各位讀者有留意反送中運動爆發前的政界局勢,相信一定知道當時的香港人普遍因為雨傘運動失敗收場、禠奪議員資格等事件,而對政局失望,沒有人有興趣遊行,也沒有人有興趣投票,親中派屢屢於選舉中擊敗民主派對手勝出,示威遊行人數有五位數字已屬奇跡。查實,中國大陸在六四大屠殺後,社會運動在缺乏言論自由以至民眾的恐懼下差不多完全消失,然這三十年來,中國卻在表面上依舊歌舞昇平,這充份反映了中國人那種對獨裁制度的「忍」。
獨裁制度得以行得通,必需建基於統治者得以拑制言論自由,控制資訊傳播,使民眾無從得知統治者的計劃以至一切的真相,導致他們連需要反抗統治者才能得到更好的生活也不知道。獨裁制度於二十一世紀壓根兒行不通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資訊大量流通,要取得資訊,易如反掌。就算是在中國大陸,人民也能夠「翻牆」取得中共政權禁止人民看見的資訊。
而獨裁制度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反人才。獨裁制度下,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往往疑神疑鬼,懷疑自己的下屬有機會取代自己,故通常均會實施人治,以隨時根除對自己有威脅的事和人。人才在獨裁制度下,亦會因為人治的制度而難以發光發亮,最終只能夠選擇離開。筆者在文章開首提到中國大陸菁英每每在賺到錢後即逃離中國,移民外國,正是獨裁制度反人才的寫照。
各種不同的政策,會帶來不同的結果,而有些政策則是有必然結果的。比如,嚴刑峻法會使民眾憤怒、向外國的強國學習能夠使國家進步、在沒有技術下挑戰外國的強國會損害國家發展,這些皆是有必然結果的政策。單單從中國在缺乏人才和技術下,妄圖與美國正面交鋒,已經看見了習近平政權注定滅亡的命運。
中國人傳統的「忍耐」文化,造就的便是一種「口不對心」的行為特質,這亦是中西文化差異中的一大重點。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以至習近平的看法究竟是怎樣的呢?筆者無法回答,皆因在中國人習慣的「忍耐」文化下,要得悉他們的真正想法是件不可能的事。但其對中共獨裁統治不滿,卻是必然的,差在何時會爆發。於習近平冒進統治下,以至外憂內患俱全的情況下,筆者以為,中國大陸民怨爆發之時基本上已快將來臨。愈殘忍的獨裁制度,於滅亡時的景象往往愈是血腥,中國歷史上每次有統治者被推翻,往往就是大批民眾被殺被宰,血腥一片。於二十一世紀下,仍將有可能有如此的災難,實為悲劇。
中國民怨大爆發,導致習近平甚至共產黨垮台,是否代表民主制度得以實現?當然不代表。中國大陸一天民智未開,換了多少個統治者,換了多少個執政黨,終究仍會實施獨裁。柏楊於《九十年代》月刊所刊登的《塔什干屠城》,所述及中國人受到的咀咒,可說是最深刻地解釋到中國的境況。
「皇后陛下,你加到中國人身上的詛咒,什麼時侯可以解除?」
「它永遠不會解除,除非中國人醒悟到自己受到詛咒。」
獨裁制度的實行,從來也是建基於民眾的怯懦和冷漠上。有甚麽樣的人民,就有甚麽樣的統治者。獨裁者來自那裏?他也是群眾的一份子,他就是受到民眾的支持,才得以攀上統治者的大位。試試將《塔什干屠城》一文的高仙芝屠城的景象,與新疆的再教育營比較一下,又或者將港共政權打壓香港人的景象比較一下?你會發現,表面上可能有所不同,本質上卻是一模一樣。那詛咒的本質,就是中國人的不擇手段,不講誠信以及毫無原則,做就崇尚強權,無視民主自由的本性:先害了中國周邊的群體,之後就是窩裏鬥,最終受難的就是中國人本身。中國人一不知道其所奉行的價值實為咀咒,獨裁制度只會繼續在中原大地進化繁衍,直到永遠。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76萬的網紅memehongko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即時聊天室:http://goo.gl/ToDqof 謎米香港 www.memehk.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memehkdotcom...
雨傘運動失敗 原因 在 楊衛隆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何必投票自殘
當勞侵沒有達成貿易協議的意願,為何跟中共纏了那麼久?
為何負責談判的中共副總理說不知道當勞侵想要甚麼?
原因非常簡單,當勞侵用中美貿易協議壓制中共,讓中共不直接介入香港反送中示威鎮壓行動。他說得對,要不是他壓住中共,香港在14分鐘之內就完蛋。當勞侵說為了達成中美貿易協議會否決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告魯斯立即威脅會推翻總統的否決。總統否決也好,不否決也好,法案已成定局。這是不折不扣的美式政治鬧劇。當勞侵的做事手法跟民主黨和茶黨不同,經常做出令人意料之外的怪動作或者大動作。侵侵跟習習握手說大家是好朋友,話音剛落,貿易戰就打起來,華為公主也被生擒。
當勞侵不停叫中共港共人道處理示威,立場鮮明,絕不含糊。他拖著不簽法案,港共也不敢放肆。現在的局勢是,港共不放人,不追究黑警,要達成貿易協議難比登天。
幹嗎美國總統要玩彈弓手幫助香港義士?
那是因為香港人不爭氣,香港茶黨死傷數千人,無力再戰。販民是禍港暗共,
販民全心全意拉票,不理會義士生死,不追究黑警罪責,甚至在網上對付楊某。試問把楊某從網上打下來,對爭取香港民主有甚麼好處? 當勞侵不出手救人,誰去救義士?
獻世曾慾成確實走進理大救人。販民妖孽說獻世曾只是要救共女。我不理會那個女孩子的父親母親是誰,她死守理大就是義士之中的義士,救她出來絕對沒錯。我痛恨獻世派,但是,獻世曾今次做對了,販民做錯了。
香港茶檔和美國茶黨已經盡力而為。楊某出了不少絕招毒咒,天天找人求救,日日關注形勢發展。茶黨那邊連阻止政府停擺的撥款案、美國二億人受災的北極寒流和彈劾案全部放下,先處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一切都去到極限。販民盲毛天天在我的臉書說「又要等,等到幾時,天天說盡力,甚事情沒有發生,得個講字」。找茶黨幫助也要給他們時間做事,國會不是快餐店,不能心急。販民那伙妖孽,香港人權法有進展就急著邀功。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卻不承擔責任。楊某看不到連理大學生也不拯救的販民有甚麼功勞。
何大狀掛著抗暴大招牌,見死不救。販民坐擁億元621捐款卻拒絕救助勇武派,而且一毛不拔。每次何大狀掛彩,楊某都開心一整天。講和平,不用暴力,怎樣抗爭? 簡直多餘。
各位去投票,投港共和暗共都是一樣傷天害理。
雨傘運動失敗 原因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以小制大 莊敬自強
【#香港革新論文章】❝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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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
(原文刊於2019年10月31日《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金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
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和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
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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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香港前途宣言/方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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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方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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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香港革新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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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失敗 原因 在 Campus TV, HKUSU 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持續七十九天的雨傘革命最終以失敗告終,輿論對於一開始發起罷課的學聯,在整場佔領上的表現持不同意見。最近有線電視《新聞刺針》播出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的訪問,其中提到學聯在十一月尾的升級行動是為了展示激進手法的無效,引來支持勇武路線的人不滿。
最近一群港大學生於Facebook發起「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希望能發起全民公投,令港大學生會脫離學聯。他們稱脫聯的主要原因為它的內部制度欠缺民主,而在雨傘革命的各種決策上正能反映出此問題。
以十一月三十日學聯升級事件為例,原來當時學生的意見不被接納,令學生感受到學聯現時內部抗拒聆聽改革意見。關注組發起人表示港大學生會現時需顧及身為學聯成員的身份,不能個別違背學聯方向,故有完全脫離的必要。他們希望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後,能繼續參與爭取民主,但可與學聯走不同路線。
學聯在二十六日於專頁回應有港大同學希望退出學聯一事,表示一旦學生會退聯,外界會視此為學界分裂,削弱學界整體實力,中央政府會是最樂於見此的人。但關注組發起人則表示其實在學運有不同聲音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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