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為了數字好看而任用不適任的人。
但有時候數字確實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社會現象。
例如，48位一級內閣閣員，平均年齡62.4歲，45歲以下只有1位，佔2%。
數字顯示，在中央行政權，目前仍然是以高齡者（以及高齡者的人際圈）掌握絕大部分的權力。
這樣的現象，可能讓政策制定的過程，偏重從中高齡者的角度出發。較難思考到年輕人的需求，也比較不容易體察年輕人的困難。
因此，年輕人所關心的勞動、居住正義、租稅正義、托育、環境正義等議題，不容易成為內閣關注的優先議題，也不容易端出對青年世代最有利成果。
同時，年輕人欠缺歷練的機會，對於世代交替人才的甄補和培養也是不利的。
以即將卸任的文化部長鄭麗君為例，她在35歲時（2004年）入閣擔任青輔會主委，經歷10幾年政治歷練，如今成為最受好評的文化部長。但2016年以後的內閣名單，讓人看不到下一個像鄭麗君這樣受到栽培的青年人才在哪裡。
或許有人會說，適任內閣閣員的45歲以下人才，因為各種原因，就是這麼稀少，找不到合適的人。
但如果我們以國會當內閣的對照組。目前立法委員平均年齡52歲，45歲以下有19位，佔16%。
客觀的數字顯示，政治界不是沒有年輕人材。只是因為某些原因，年輕政治人材很難進入掌握行政權的內閣。
如果要講說「反正就是剛好找不到適任的年輕人」，那就代表，未來必須投注更多資源和心力，解除社會上限制年輕人參政的因素，矯正內閣人才甄拔的盲點。
如果有人跟你說「啊就找不到合適的年輕人啊」，同時又認為「台灣是個平等的社會，年輕人參政已經沒有任何系統性的障礙，不需要採取什麼措施來改善現狀」。
那就代表他真正的意思是「制度沒問題，年輕人就是不夠格」。他已經清楚表達他不理解，也不願意去理解青年參政的困境。
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拿來思考性別、階級、族群等議題。
台灣的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可以達到42%，但在內閣卻只有8%。這樣巨大的落差，顯示內閣人才甄拔的過程，一定有值得探究的盲點。
如果你在世代議題都看得懂，但在性別議題就覺得很難接受，或許你可以想一下自己為何有這樣的思考差異。
世代、性別、階級、族群的問題在現實上就是存在。而中央行政權的組成若有不平衡的地方，未來就必須付出更多努力，矯正政策思考上的盲點。
指出問題的聲音，有時非常不悅耳。但我們需要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新內閣即將上路，未來的挑戰只會更多、更艱難。
比起盲目護航、否認問題存在，務實地認識到內閣組成的脆弱點，才是真正的台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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