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非行少年成因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在中國湖北有一位小男孩因為偷了十塊錢，被他的父親送進警局。

這是男孩第二次進行偷竊，第一次已經被懲罰了，男孩卻再犯，所以他的父親將男孩送進警局。最後警察和男童擊掌約定不再偷竊，讓這件事落幕，但這也引起網路上許多討論。

有人說：「這只是用威嚇的方式強制孩子改變外在行為」、「不是每個錯誤都要當成嫌犯對待」、「家長有問過原因了嗎」？

也有人說：「今天偷10元，以後不只10元，這是操守品行問題」、「這是教育好他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孩子需要震撼教育，那就讓他印象深刻」。

身為一個律師：
【法律是道德的底限，偷錢就是違法，不論錢多錢少。】

身為律師，用刑事程序處理犯罪行為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但看到有不少人把正常訴訟程序說成是一種「恐嚇」，這我完全不能認同。

常聽見有人在吵架的時候會跟對方嗆聲說：「我要告你哦！」，對方就會回嗆說「你怎麼可以威脅要告我？那我要告你恐嚇！」

法治國家的規則是：遇到雙方解決不了的紛爭，「告」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解決方法，雙方都認為自己才對的，就由公正第三方的法院來決定誰是對的。

但在華人老舊觀念中，好像去法院是很倒楣、很晦氣的事情，去完法院非得跨火爐、吃個豬腳麵線才行，事實上，法院是解決紛爭、伸張正義的場所，所以「把小孩送去給警察是一種恐嚇」這種說法，根本不成立。

當有犯罪行為發生時，走法律程序不該遭到批評。
（不過在台灣，我們針對未成年人有少年事件處理法這類特殊的訴訟程序。）

身為一個爸爸 ：
【法律程序能成為育兒手段嗎？】

當孩子發生偷竊的行為，對父母來說當然是很大的衝擊，但如果我是那位父親，我會更重視孩子行為的成因是什麼，並試著處理、解決。

想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我是否沒有給予孩子足夠的關注。
需要錢去買想要的東西？是否該檢視孩子的金錢運用狀況。
單純想要叛逆，挑戰大人？那我是否要花費更多的心思來跟孩子溝通。

懲罰不見得可以改變一個人，新聞中的孩子就曾經被懲罰過，仍進行第二次偷竊。因此，了解孩子的行為成因，從根本解決問題會是比較適當的做法。

育兒之道很難，一起來分享，如果是你，你會送偷竊的孩子去警局嗎？

#奶爸律師
#陳又新

🤔🤔什麼⁉️故宮典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竟然不全‼️

👀🔍文淵閣《四庫全書》，可說是故宮典藏文物中的「重量級」國寶，多少年來，人們普遍認為這是現存最完整也最精美的一部。然而，無論從史料記載又或是文物自身透露的訊息，在在提醒我們：眼前這部大書，其實並不完整，且非原汁原味，甚至還有別藏海外的遺珠！本季「院藏善本古籍選粹」例行展，策展團隊一改過往彰顯文物光鮮雍容的選件思維，邀請觀眾把目光轉向更接近真實而未必盡善盡美的那一面。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打從乾隆皇帝發動纂修《四庫全書》的那一刻起，就注定這是一項無法在他任內「完工」的浩大工程。有些書籍，是在官方宣布「告成」後才開始編纂的，就連乾隆自己的詩集、文集，也要等到嘉慶九年二月一日（1804年3月12日）才全數續補完成。因此，絕大多數乾隆朝繕錄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每一冊最後會蓋上「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年間補入的書冊，則改鈐「嘉慶御覽之寶」或「嘉慶尊親之寶」。

🕵️🗄然而，唯有一部從康熙年間便下令編刊頒行的《日講詩經解義》，直到帝國傾覆都未見成書，原本預計寫入《四庫全書》的「經部」「詩類」，最後只留下兩個無書可盛的「空函」，成為南、北七閣《四庫全書》永遠無法彌補的一處缺口。

🇹🇼🇹🇼中華民國肇建初期，紫禁城內的「小朝廷」內務府對文淵閣《四庫全書》做了一次全面的清查盤點，果然發現若干書籍遺失，遂就近前往保和殿，調閱當時存放在「古物陳列所」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照樣重鈔、裝潢、鈐印，重新補回文淵閣書架上的木函裡面。幾年後，竟意外尋獲一部《四書大全》遺失的書冊，而先前重鈔的本子便成為整座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內容重複、新舊並陳的唯一個案。時至今日，這六冊重鈔本正好可以放在前面提到《日講詩經解義》的一個空函裡，讓失而復得的原鈔本歸回原函，各得其所。

🖱💻至於其他幾種遺失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大多不知所終；其中一函五冊早在光緒年間提調至懋勤殿後，就再也沒有送回文淵閣。幸運的是，這五冊裡面有二冊目前仍保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另外二冊則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他們皆是文淵閣《四庫全書》遺落天涯海隅的零星手足。拜圖書出版和網路科技之賜，世人猶能訪察其蹤跡身影，也為我們認識文淵閣《四庫全書》帶來新的收穫與想像。雖有遺珠，不成遺憾。

🎖📚曲折的歷史因緣與時空背景，造就了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同階段或不同面向的「不全」，卻未曾稍減其作為一珍貴文化遺產的整體價值。「天下佳物，原不必以完善而始獲珍祕」，原鈔、空函、補繕、遺珠，共同建構起文淵閣《四庫全書》在歷史、文化、學術、文獻乃至文物各方面的多重意義和獨特內涵。倘若只因他是乾隆皇帝親封的「書城鉅觀」而輕信、摯愛，恐怕更是錯付情意了。

🔑✍️想了解更多細節❓敬請參閱《故宮文物月刊》第462期（2021.09）〈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續補、空函與遺失〉：
https://www.facebook.com/109503509133442/posts/4312771645473253/
並關注續篇〈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失而復得、遺珠無憾〉。

📖 「院藏善本古籍選粹」例行展
📆 2021年8月5日（四）～2021年11月14日（日）
🖼 北部院區正館（第一展覽區）104陳列室📕

9/10「世界自殺防治日」，請和我們一起重視，結合家庭、校園、衛政三方的資源與專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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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新北市去(2020)年的自殺死亡人數為635位，在自殺通報人次與占率方面，24歲以下，總共有2,475例，占率高達42.8。其中14歲以下的通報人次為641，占率為11.1，若再納入25～44這個年齡層，44歲以下占率高達76.6，顯示自殺防治工作的推動與再改進，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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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世界自殺防治日」的今天，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召開「校園專輔待改善 心理健康不漏接」記者會，說明台灣現行青少年校園心理健康促進促施所遇到的困難，並提出建議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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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記者會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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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邱顯智委員首先表示，根據去(2020)年死因統計報告指出，自殺（蓄意自我傷害）已連續第 4 年成為國人主要死因第 11 名，死亡人數雖較 2019 年減少 5.3%，但今年上半年全台自殺通報數，也比去年同期多了 3 千人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自殺已經成為 15-24 歲、25-44 歲兩個年輕世代的第 2 大主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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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檢視過去衛福部的承諾，邱顯智委員強調，據「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所設立的自殺防治目標，政府近年成績不盡理想，也未達成 2020 年的中程目標，自殺防治工作長期而言未見顯著改善，政府應該持續精進、有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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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長王婉諭委員接著表示，兒少面臨的心理壓力與求助門檻，絕不小於成人。自殺是多重因素造成，因此，防治工作是跨領與跨團隊的巨大工程。然而，目前自殺防治策略與教育部三級輔導機制，實務執行面仍存有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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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殺通報系統 #亟待跨部會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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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醫院端的第一線人員反映，衛政自殺通報系統與教育端的校安通報系統，長期以來橫向聯繫狀況不佳。王婉諭委員已於今年 3 月針對此情況進行質詢，促使兩部會決議將衛福部的自殺通報系統介接到學生學籍資料、休退學狀況，但目前尚未落實。另外，囿於各級學校之輔導紀錄表單格式不一，且各級學校之輔導系統尚未整合，因此仍無法介接受通報學生是否接受過輔導諮商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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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視學生輔導需求 #輔導人力資源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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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相關報告指出，自殺身亡個案當中，高達 67% 未曾尋求校園三級輔導資源，顯示各級學校輔導資源與學生需求間顯存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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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諭委員進一步說明，目前負責三級預防的各縣市輔諮中心，組織型態為隨時可能被裁撤的「任務編組」性質，且礙於地方財政，專輔人員採一年一聘約聘制、調薪幅度低、專業人力薪資與自費市場落差過大，再加上行政工作負擔重，導致流動率高等情況時有所聞。而負責二級預防的專業輔導老師及相關人員，同樣存在人力不足及行政工作負擔過重，以致影響輔導效能及學生接受輔導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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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學端專業輔導人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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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召陳椒華委員就大專院校的部分指出，現行《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生 1200 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 1 人，但實際上大專院校內部的諮商輔導體制同樣存在人力缺口，以及有難以專業久任的嚴重問題。
陳椒華委員說明，因為目前一年一聘的方式，除造成專業輔導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外，他們還需要從事無關輔導諮商專業的行政業務，加上專輔人員長期待遇不足，與人力不穩定等問題 ，都是大專院校在學生輔導上成效不佳的原因，也明顯影響學生接受輔導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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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統計，每年休學的高中職生有近 2 萬人，大學生更是高達 8 萬人。而在疫情期間，這些離開學校的學生，也可能同時的失業，而變成「雙失」的年輕世代。然而「雙失」的年輕世代因為離開校園，因此無法獲得學校系統的心理諮商資源，其自身的經濟狀況，也難以負擔心理諮商所需的費用。因此，整個社會或是家庭與醫療系統，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承接這樣的需求，是一個令人非常擔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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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椒華委員呼籲，教育部與衛福部應積極研擬因應措施，協助離校後的年輕世代，仍有適當管道，能及時獲得諮商或治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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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醫師表示，儘管從去年統計來看，台灣同日本、韓國情況，自殺人數略有下降，但疫情期間，國人工作就學和民生經濟都受到影響，自殺防治仍不可輕忽。另外，去年台灣 0-14 歲族群的自殺人數卻反而上升，擔憂恐有「年輕化」的趨勢，而 15-24 歲去年狀況雖有好轉，但自殺通報數還是上升，有 1 萬多人試圖自殺，他們事後是否有被關心跟協助，需要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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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醫師強調，這群出生在網路通訊發達的 Z 世代，在遇到情緒問題時，往往不會尋求協助，平均而言，Z 世代的憂鬱症和自殺風險都在增加。今年年初，有位 17 歲高中生在公共政策平台提案，希望精神與心理疾病的知識能納入課綱，教育部也確實應該思考讓大家更能認識精神疾病，察覺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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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醫師也分享校園自殺防治有三個面向，分別是自助、助人、求助，同學要能認識自身心理狀況，並學習與同儕間的陪伴與支持，學校也應暢通求助管道，建立穩定的專輔資源和人力。青少年的自殺防治工作，需要大家繼續關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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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政府應結合家庭、校園、衛政三方的資源與專長，共同守護兒少心理健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尤其在校園三級輔導機制中，接受諮商輔導個案，往往都需要長期深入的服務，因此，教育部須正視專輔人力流動率高、專輔人員行政工作繁重、專輔人力實聘率無法符合應聘數量等問題，讓專業人力得以專業久任，提高輔導效能，都需要政府重新檢視及提出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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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期一開始,教育部大動作宣示反霸凌,但最近接連幾起校園外的霸凌暴力案件,部長吳清基坦承,反霸凌的工作做的還不夠,尤其如果霸凌發生在校外,學校要在第一時間掌握並通報,的確有困難!

教育部其實在各地都設有校外會,解決像學生車禍等突發狀況,但畢竟是教育人員為主,牽涉到暴力犯罪行為,幫助非常有限,還得仰賴警方的幫忙,而社工指出,學校雖然平時和少年隊保持一定的聯繫,但實際效果不大!

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學生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在校外解決事情,一方面是相信暴力可以快速解決問題,一方面更是因為沒有辦法信賴大人.

林哲寧說,校外霸凌暴力的成因非常複雜,不少在校內被霸凌的學生,為了自保,到校外尋求保護力量,結果反而變成施暴者.學校迫切能做的,還是落實三級預防,讓學生在還沒淪為街頭小霸王之前, 得到關注與輔導.
林曉慧沈志明台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