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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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與名嘴朱學恆、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合唱「塔綠班之歌」嘲諷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歌詞為「塔綠班,塔綠班,綠畜生氣有夠讚,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以「綠畜、塔綠班」羞辱選民,遭批評後,回應「我為什麼整個晚上不說話,因為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會對號入座」,並稱「塔綠班」此詞引起大眾共鳴,是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高虹安並拜託國防部趕快徵召她,讓她潛入敵國唱歌撕裂他們,並再度重申真正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高虹安質疑,批評她的人為什麼在疫情導致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卻只檢討她唱歌. 高虹安認為,批評她的言論的是一種霸凌行為,她說霸凌她的都是塔綠班,塔綠班將會深深的刻化在民眾的心中,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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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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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委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選民罵成是綠畜,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令國會殿堂蒙羞,而且正在拉低民意代表的水準-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一個立委不要出口成髒,沒想到,台民黨的立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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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都必須對此提出譴責,這不但是踐踏立委的專業,也是破壞民意代表的名譽,人民也會提出質疑,是否花費稅金,付出選票,只是為了養出一個立委,登台演唱「塔綠班之歌」,怒罵綠畜,並說,她是在反映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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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想像的立委,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罵髒話,詛咒其他黨派支持者,其實,這不用立委來勝任,隨便找一個升斗小民,在路上潑婦罵街即可,或者找一個三歲小孩,沒有行為與自主能力,也無法判斷是非,給她張歪歌歌詞,叫她照著稿唱.這也是她辯解之詞,她只是應別人的要求唱一首歌,歌詞皆非她創作,她不懂歌詞意思,看不懂中文,還在學ㄅㄆㄇ,只是覺得這個怪叔叔對她很好,給她一顆糖吃,所以她就聽他的話,別人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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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個民意代表,當成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做,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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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就算一個小女孩做出這種事,回家也會被爸媽教育,加以訓斥不能隨便罵髒話,不要收陌生人給的歌單,但她的行為似乎沒有人能制止他,彷彿缺乏監護人的看護,使她失去教養.唯一像是監護人的東西,是她的上司,台北市長柯文哲,而他正是滿嘴「塔綠班、聖蟑士」的起頭者,不免讓人懷疑,她是否耳濡目染,有樣學樣,或者這就是市長教她這麼做的,在高虹安罵人了以後,市長還站在她身旁,稱讚她做得很好,稱她出口成蟑的舉動,贏得了龐大的網路聲量,這下子她的蟑話路人皆知了,就連彰化人都知道這個看似成年的小女孩,當眾罵人髒話,不免令人感嘆,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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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塔綠班這個詞是怎麼在網路上瞬間爆紅成為熱門關鍵字、引起大眾共鳴嗎?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豈是我一人可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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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大樹鋸專家,是怎麼把網路聲量看成是對自身行為的認同,網路聲量,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可以經由少數一群極端的人,不斷刷洗歧視性的話語,而躍上版面,現在,「高虹安」這個詞,也成為網路上瞬間爆紅的關鍵字了,它是否意味著大眾的共鳴、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在我看來,它比較接近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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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塔綠班和聖蟑士,是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在網路上恣意出征不合黨意的公民意見,意圖引發寒蟬效應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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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的理解,透露出常識的缺乏,短短幾個句子,卻有諸多謬誤,令人不知如何吐槽起,為了自己咒罵與羞辱別人,創造出這麼一大串歪理,也真是令人佩服起人類的本能,一種自利取向的自我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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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件發生之初,不就是高虹安莫名的唱起一首歌,羞辱起不相干的民眾?歌詞中,毫無道理的指涉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是塔綠班,並以激怒他們得到自己的歡愉「綠畜生氣有夠讚」,並且糾眾和她一起發出暴言,塑造大家都厭惡的氛圍,要其他人跟隨他們一起進行集體嘲弄,「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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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一種反諷,不如說是惡意的嘲笑,而且是沒有目的,也沒有原因的,並沒有人冒犯她,此前,大家並不特別關注這個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她藉由戲謔一群人,討好一群人,為自己博得優越感,吸取其他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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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還要有一個諷刺你,你加以反擊的對象,講白了,高虹安這種行為,就是單方面的網路霸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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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進行網路霸凌的行為,被看不下去的人批判,卻稱自己遭受到網路霸凌,加害者反倒變成被害者,這邏輯的弔詭,也令人瞠目結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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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妳千不該,萬不該,去謾罵選民,就算他們是別的黨派的支持者,這是從政者的大忌,民意代表,你監督的對象,是政府,不是人民,人民反倒是要監督你的對象,確保你是否有正確的反應民意,立法、審查預算、質詢、召開公聽會,監督你是否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要質詢的是各部會,而不是質詢人民是否偏激,是否是塔綠班.代議士(representative)指人民賦權與民意代表,代替自己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實行間接民主,這個代替並非出賣或者轉讓,誠如人民並沒有將自身之權利無條件賦予主權者,在人民與政府之間,代議士作為一個中介者,是人民的辦事員,換言之,和政府一樣,都是人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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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在民,誠如盧梭所說,「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政府與人民與代議士的關係,便是基於社會契約,人們放棄天然自由,獲取契約自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邁入道德和公義,這就是社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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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倡導的絕對自由,就意味著剝奪另一個人自由,當個人尋求自己的利益至上,彼此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社會契約的產生的前提便是基於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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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意志在於接納每一個成員,以群體的福祉作為發想,而非單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是所有個體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是主權者,而人們參與其中,換言之,無論是人民/政府/代議士,都必須遵守這樣的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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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高虹安一樣,身為代議士,卻指控她的主權者是塔綠班,是「另一群人」,「是極端份子」,而將這群人排除在命運共同體之外,並要她的另一群主權者去嘲笑他們,貼標籤,進行仇恨動員,獵巫,與霸凌,這比較符合她口中的部分激進支持者,而這就是毀壞契約的行為,她應該自行辭職,或由人民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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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制裁並不會是另一種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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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委的薪水來自於全體人民的納稅金,這是不分政黨色彩的人所貢獻;該立委的權柄來自於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架構,而這是基於2300萬人的公共意志,所賦予,要求他進行質詢與立法代議士的義務,這些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政治選擇為何,支持哪一個政黨,贊成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來自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能由代議士決定,或者干涉,甚至將之作為一種攻擊性的理由,攻擊自己理當付出責任的對象,純粹是因為人民不選擇她或她的政黨,或者不遵從她的個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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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檢討政府的防疫,應該提出你的論述和客觀依據,與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凸顯其不足之處,但絕非檢討選民是綠畜或是塔綠班,這不會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只是單純地進行惡意攻擊和羞辱,根本是搞錯對象.立委就職都必須宣誓效忠人民與憲法,憲法即規定,議會必須具有有自治、自律之權責,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而權利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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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此舉,是在違背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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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委之議事攻防、辯論、溝通的過程,其判斷標準為「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話來說,你可以向民眾陳述利害關係,爭取他們認同,而不是強制人民遵從自己的意見,反對者的意見都打成對立群體,進行抹黑和汙衊,比起黨意,極端的個人主義更令人無法苟同,前者仍符合民主的範疇,後者傾近於將自己當成一個暴君或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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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汙衊人民是塔綠班或者綠畜,並不屬於「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反的,它屬於侵害公民存在的負面成分,壓制人們表達自己的主張,才有可能製造所謂「寒蟬效應」,當人民表達自身的主張時,隨時會被代議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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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最荒謬之處,那就是代議士拿人民因染疫而逝去800條人命,合理化自己對人民羞辱和歧視的行為,她似乎忘了,她才有質詢權以及代議的職權,而人民並沒有,她說「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事實上,這是她的工作,她不去做,要人民自己去做,而這發生在她被檢討唱歌的情境,只要人們質疑她為何罵人是塔綠班,就必須代替自己去質詢政府,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能質疑她,要接受她的羞辱.一個代議士,主動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並對著自己主僱惡意的謾罵,並拿他人的悲痛,來為自身歧視言論進行背書,可以說,符合亞里斯多德所稱的「惡行」(adik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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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說,羞辱與歧視是一種民意,霸凌與嘲笑是公民的行為,「塔綠班」是一種惡意的標籤,框架在無辜的人身上,對於他人進行莫須有的指控,用意在於報復與逼迫他人服從他們權威,如同盧梭所說的自爽之愛(I’amour proper),把民主社會當成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經營這種人際關係,試圖與他人比較並進行貶低,他們想從他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藉由反覆激怒與刺激他人,引起別人不悅,討好極端的對象,取得他們的認同,他們越生氣,我越高興,越將他們非人化,越能建構自身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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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的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必須依賴他人的認同才能生存,必須試著去忌妒和怨恨,他們的戲碼才能繼續演下去,在這個螺旋之中,它是在服膺另一群主權者嗎?我想不是的,它像是在爭奪獲得支配自己的權力者的寵愛,一種怨婦式的忌妒,奴隸般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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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之所以是歧視的字眼,是因為它遭致了台灣本土伊斯蘭教信徒的反對,他們屬於客觀的第三者,就像柯文哲當初說「希特勒屠殺600萬人的歷史悲劇,是猶太人對國際上最大宣傳」,而遭到猶太協會所杯葛一般,台灣伊斯蘭協會對於ptt上「塔綠班、聖蟑士」的戲謔用語,認為是一種謾罵並且像是一杯毒藥,牽連無辜穆斯林,並認為使他們遭受到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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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羞辱與歧視的詞彙,它所指涉的對象,以及加諸的語境,並不是由加害者所定義,那只會淪為二次傷害,加害者出於自利取向,必然會合理化自己的羞辱行為,認為他們十分合理,如此,就會出現「我所指稱的就是一群可恨的人他們應該被憎恨」,或者「塔綠班當然不是塔利班就如同塔利班早已不只是字面上的神學士」,這樣虛構的謊言,將原本人們欲脫離的傷害字詞,再度烙印在被害者身上,使惡意成為一種平常,將錯誤變成一種正確,原本應該被遏制的行為,變成強迫別人接受,而不許抗拒的日常,明明感受到了惡意,也確實被傷害,他們要其他人裝作沒這回事,掏洗人們的認知,只能默默的忍受,把他們惡意當成善良來解讀,為了少數人的慾望,施暴於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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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與羞辱字詞,應該由受指涉的對象,他們的感受為主,以普世價值審視他造成的傷害性,塔綠班不是塔利班但卻將塔利班與之連結,如高虹安想指涉的對象是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她就直接說「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就好了,犯不著使用塔綠班,她也可以使用傷害較小的網軍或1450,但是否,從她本身的意圖來看,她故意使用塔綠班標籤他人,就是要讓觀者往塔利班神學士的惡行進行聯想,say,「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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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好了,或者她所謂「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他們可曾去強暴婦女,或是殺害平民?他們可曾對公共設施進行恐怖攻擊?他們可曾解釋一部律法,剝奪女孩子的受教權力?他們可曾說,「女生不能養寵物」而在飼主前面槍殺他們的毛小孩?他們可曾毆打或殺死記者,阻止人們說出真相?或入侵電視台,用槍逼迫主播說出他們想令她說出的口不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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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高虹安,作為一個代議士,說他們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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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黃士修,曾經攻擊立委王婉諭為「小綠燈媽媽」,他們慣性以「綠」作為一種原罪,並拿他人的創痛,使他人無法忍受,難以反駁,讓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而諷刺的是,當神學士把女性當成羔羊那樣宰割,身為一位女性,卻把兇手的暴行嫁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這是在利用太平洋一端的受害者,拿著她們的吶喊聲,來為自己取暖,尋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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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不是神學士,淪為負面的詞彙,塔綠班卻不是塔利班,是一種無害的歌頌,這理科出身的中文造詣,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既要罵人,展現自身的惡意,又想要免於責難,掩飾自身的意圖,要其他人當這股惡意都不存在,不准別人批評,可以看見其中極度自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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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塔綠班一詞的發源地與推波助瀾者,ptt八卦版與成衣商人,他們明確的使用這個詞,用來指涉所有泛綠的支持者,只要遇見泛綠支持者的存在,無論他們說什麼,贊同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來上一句「好的,塔綠班」,高虹安既然稱歌詞皆非她所創作,但又認為歌詞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樣,而是自己所獨創的那一種,「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這是沒有邏輯的,她獨創這樣的概念,又加以違反,對於這個詞彙有反應的「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是自己「對號入座」,凡看不下去她出口成髒,羞辱他人行為的人,都是一種霸凌,而霸凌她的人又會將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在人民心底,塔綠班將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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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將所有具有正常道德與價值判斷的人,看不下去她惡行的人,都當作是塔綠班,「只要批評我的,都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我說你是,你就是」,只要我爽,我就能將塔綠班貼在不合我意的人身上,而對我有利的人,就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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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像是當初母豬教徒的「仇母豬不仇女生」,將女生分為好女孩、壞女孩,被我仇視的,就是母豬,遵從我的女孩,就是好女孩,不是母豬.在這邊,高虹安把她不同政治傾向的朋友,以及她認可的,就事論事的民進黨員和非民眾黨支持者,定義為「聰明溫暖的活人」,她「永遠也不會用塔綠班來稱呼他們」,至於她稱呼塔綠班的人,都是一群愚笨冰冷的屍體,她不需要在意他們的感受,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簡單的劃分成對我好的和對我不好的,孩童般的世界,我想,在她的朋友中,也必然存在不認同她羞辱他人行為的人,在她認可的非民眾黨支持者中,也有看不下她罵人綠畜的人存在,是說,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不過,在她眼中,就會突然被歸類成「不能就事論事」,哪怕,是針對她辱罵別人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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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意的,就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證據就在於,她的定義不斷地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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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的人,都容易產生這樣自我掏洗腦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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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八卦版早前,在塔利班攻進首都喀布爾時,改版標「賀阿富汗酋長國成立」,成衣商人則在此時直播中表示,「塔利班以前就是一個政權,是後來美國人來,把塔利班政權趕走,這才是整件事的開端.」,並稱「美國人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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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濫用這詞彙的前提,和其他人不同,是肯定塔利班的行為,並對他們展開奇異的同情,透露出他們隱約的反美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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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塔綠班」標籤在任何他們認為是本土派支持者的人身上,他們某種程度贊同塔利班的行為,又將他們的暴行轉嫁給其他人,無的放屎,這樣的行為,就是在認同惡意,轉移加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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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一個強暴犯在強暴凌虐另一個女孩,他們一面大聲叫好,一面對加害者抱以同情,並大聲嚷嚷著,無辜的路人,你們是強暴犯,對著所有想幫助被害者的幫助者,說,你們就是那個強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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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維,無疑是一種共犯的思想,我們周遭的人們,出現了一群強暴犯預備軍,而高虹安唱起他們的語彙,並說,不是她創作的,是應觀眾要求,話鋒一轉,又直接指控「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不正是坐實了民眾痛恨的塔綠班?」、「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直接將塔綠班說成是刻畫在民眾心裡的你的名字,噢,我想她真正想說的,是已經刻畫在自己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名字,她已經命定了,所有批判她的人,你們就是一群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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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不敢說,說成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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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人正在受苦,他們被用鞭子鞭撻著,被蓋上罩袍,遮住了眼睛和嘴巴,而一群人不同理他們的處境,不正視他們的痛苦,甚至捨不得別開眼睛,當作事不關己,看著一群人被奪去了自己的名字,被另一群人奴役,你不為他們發聲,反倒是把加害者的名字,當作是鞭子,試圖鞭撻另一群人,活在你身旁的人,也奪去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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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痛苦,而他們卻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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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剝奪,和兇手又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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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虹安為了保護自己,而將自己周遭的人,都刻化成兇手的名字,那麼,神父必須為那些被削去自己臉孔的人,找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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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為和她同樣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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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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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同樣活在島上的人,她必須意識到,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不是一個鄉民,或是名嘴,她是一個代議士,具有公職的身分,她具有著權勢,立法權,質詢權,要代替人民上國會殿堂,理所當然,具有較多的社會責任,必須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省視,何況,她還任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教育、文化政策的議案,難道她要用謾罵綠畜的眼光,去制定民眾教育的規準?用唱「塔綠班之歌」的方式,去審視族群的文化?而她犯了錯,不肯道歉的態度,難道不會有家長問「我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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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鄭太吉所說的,「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如果他不是一個代議士,他只是一個罪犯而已,他說的話不具備影響力,但他選上了議長,這就表示,他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話語,不可避免的會對公民社會造成極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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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隨口說出「塔綠班、綠畜」的代議士,是不是認同「只要是綠的,辱罵無罪」,如果是,他擁有立法權,不知道會提出什麼樣的法案,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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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她必須具有基本的常識認知,自己的話語,對照自己的職權,是如何的撕裂這個族群和社會,她絕非只是隨意唱歪歌的小女孩,如果她認為她是,請辭職,辭去自己的職務,想要罵什麼樣的髒話或是羞辱特定族群,沒人會理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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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伊斯蘭信徒,並不認同塔利班的行為,認為少數人曲解伊斯蘭後還自詡為穆斯林,使得他們受到了牽連,而這份心情,轉化成同理,使他們精確的辨明了,那些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正在消費他們的信仰,將罪加在冤枉的人身上,正如其他人用塔利班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歧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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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同身受,發出不平之鳴,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其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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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能,我們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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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那些謾罵塔綠班和嘲笑綠畜的人,能使自己的心靈早日得到平靜,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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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酋本酋天諭 在 無影無蹤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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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是怎麼看待天主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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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先參考《羅馬風情畫 Roma》(1972)。費里尼在劇中安排了一場詭誕不經的神職人員走秀大會。可見主教、修女與修士齊坐在觀禮台上,看著神職人員們像是時裝秀的模特兒般隨著尼諾.羅塔(Nino Rota)輕盈而古怪的配樂,依序走上伸展台展示經過特殊剪裁的華麗聖衣。整場戲可說是既華麗地令人著迷,卻又荒唐地引人發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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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回顧家鄉往事的《阿瑪珂德 Amarcord》(1973)之中,面目呆滯的神父只管問男孩有沒有「自瀆」,其他一概不在乎。更不用說《生活的甜蜜 La Dolce Vita》(1960)的開場,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飾演的主人翁馬切羅坐在一個懸掛著耶穌像的直升機上橫越城郊,雖然畫面一度有如耶穌再臨的神蹟,但下一刻我們卻看見馬切羅高聲搭訕一群美女。耶穌像頓時像是一個被夾起來展示的商品,神性蕩然無存。這個經典的開場,同時預示了道德淪喪的主題,而看在教會眼中,這無疑是對天主的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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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影迷們從費里尼的作品來推敲他的信念,絕不會認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然而,費里尼在受訪時從來沒有直接詆毀過天主教的權威,甚至一向都以天主教徒自居。不過在義大利影評人的喬瓦尼.葛拉契尼(Giovanni Grazzini)的一次追問之下,他才忍不住露餡說:「我已經說過我喜歡天主教,而且生在義大利,我還能有什麼選擇?」(註1)從中可見難以道盡的無奈,畢竟天主教對於費里尼而言,乃至於對所有義大利人而言,幾乎是如同父母般的存在。即便你有能力忤逆之,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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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費里尼在早期擔任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御用編劇之時,便與宗教主題的創作結下不解之緣。在羅塞里尼執導的《愛 L'amore》(1948)之中,他甚至參與演出,飾演瘋婦的安娜.麥蘭妮(Anna Magnani)將費里尼當作是下凡的聖徒,而這部辯證信仰意義的作品不出意料地激起了教會保守人士的批評。兩年後,當羅塞里尼與有夫之婦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發生婚外情之後,卻風格丕變,找來費里尼編寫了歌頌聖徒方濟各(St. Francis)的天主教電影《聖方濟各之花 The Flowers of St. Francis》(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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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塞里尼甚至找來兩位天主教神父進行劇本監修,以確認作品完全符合天主教精神。不過當時收到劇本大綱的費里尼,卻是苦不堪言,要不是因為他允諾費里尼能以助理導演的身分參與拍攝,他是壓根不想參與。在回憶錄裡,費里尼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該片「故事單調,角色沒有說服力,講述的題材對現代觀眾過於遙遠而且難以置信。不過我自己還年輕,有本錢面對一個這麼差的劇本」。(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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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只是費里尼覺得難以置信,就現代觀眾的眼光,大概都難以想像大導演羅塞里尼何以好端端放下寫實主義題材,去拍攝一個傳說中的完人,而且故事呈現確實頗為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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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費里尼後來開始擔任起導演之後,引領其入行的師傅羅塞里尼卻多次扯後腿,刻薄地批評他的電影。然而,費里尼卻不願公開與之辯駁,唯在羅氏過世之後,他才坦承自己其實質疑羅塞里尼當時拍片動機不純,指其拍攝《聖方濟各之花》是為了「安撫被他和英格麗.褒曼緋聞所震怒的天主教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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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案例可知,教會當時對義大利電影的影響力是超乎當今所想像,如果遭受教會方面抵制,不僅作品上不了,嚴重可能連膠卷都可能面臨被沒收並銷毀。早期執導演筒的費里尼還不敢造次,並未刻意諷刺教會的迂腐,但亦不屈服於其淫威之下。無論是聖母、妓女的角色原型抑或關乎救贖的結局,都有濃厚的宗教底蘊鋪陳,也偶有巧妙訊息參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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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騙子 Il bidone》(1955)之中,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Broderick Crawford)飾演的老騙徒奧古斯都偽裝成神父走入民居,利用了義大利人對教會權威的盲目遵從,順利從平民手中詐取錢財。然而,當他再次故技重施時,一名罹患小兒麻痺的少女卻對這奧古斯都扮演的假神父熱切地闡述自己的信仰觀,反而與墮落的他形成了諷刺性的劇烈對比。費里尼很清楚地告訴觀眾這個神父是假的,但至少在那一剎那,我們所看見的是一個神父之於平民百姓的意象(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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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卡比莉亞之夜 Nights of Cabiria》(1957)準備在義大利上映時,費里尼所面臨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打擊。卡比莉亞是曾在《白酋長 The White Sheik》(1952)當中驚鴻一瞥的妓女,由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飾演。她是一個始終對人深信不移,卻屢屢受騙的悲劇角色。在百廢待舉的戰後義大利,費里尼呈現了街頭的買春景致,又以妓女為主人翁,自然惹火教會,未上演就先被威脅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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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費里尼在耶穌會友人阿帕神父(Angelo Arpa)的協助之下,找來一位樞機主教在熱內亞觀賞影片。該主教看完片後對費里尼說:「可憐的卡比莉亞,我們應該要幫她一點忙。」(註3)隨後電影果真獲准上映,這固然是費里尼想要的結局,但費里尼在回憶此事時卻不帶感激,戲稱:「不知道那位位高權重的主教是真的看完或睡著了,可能是阿帕神父在適當的時刻,如宗教行進儀式或有聖像畫面時把他搖醒了吧。」(註4)此說算是相當明瞭地表達了費里尼對教會介入電影創作的不滿,顯然也對神父素質感到不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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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很不幸的,電影最後仍然挨了刀,片中一場戲描述一位善人分發食物給流浪漢,看在教會眼裡卻是嚴重冒犯,只因為他們認為這似乎是在諷刺教會沒有善盡行善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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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費里尼與教會苦苦周旋,只能試著在「夾縫中求生存」,但基本上他仍然處在可被接受範圍之下。然而,當他以《大路 La strada》(1954)和《卡比莉亞之夜》連獲奧斯卡獎殊榮,奠定國際聲譽之後,表徵其創作史新開端的《生活的甜蜜》便完全露出了真實面貌,直接反映出了信仰淪喪的命題,並且露骨地揭露了肉慾橫流的義大利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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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反對他的影評人予以盛讚,反而原本為他背書的神職人員紛紛叛變,雙方在報章雜誌上你一來,我一往地打起筆仗,使得電影未演先轟動,爭議十足。大概對於一般觀眾而言,直覺會讓教會氣得直跳腳的影片肯定值得一看,反而帶動起觀影熱潮,使得該片在義大利在當時創下破天荒的票房佳績。當年影迷爭相觀影的盛況可以在皮亞托傑米(Pietro Germi)執導的《義大利式離婚 Divorce Italian Style》(1961)中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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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場觀影熱潮,卻形成了教會內部的腥風血雨,當時在米蘭擔任樞機主教、未來的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竟出手掃蕩了出手聲援《生活的甜蜜》的耶穌會信徒,諭令其團體解散,並將教會領袖調往曼谷。自此之後,費里尼反而更不假思索、也更直覺地反映他對教會的見解。他在《羅馬風情畫》之中對教宗的浮誇刻畫,也顯然可解讀成是對保祿六世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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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卻也是有自覺性地意識到天主教確實是驅動他創作的能量來源,他並不否認自己確實為天主教的概念感到著迷。對此,他曾說:「我喜歡它(天主教)的行進儀式、永遠不變像催眠的場面、寶貴的佈場佈景、沉鬱的詩歌、教義問答、新教宗選舉、奢華的死亡一事。我對一切的隱晦、扭曲、禁忌都有一份感激⋯⋯」(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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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認從小深受保守教會壓抑,但諷刺的是,天主教那不合時宜的儀式道統,卻啟發了費里尼開創了自己獨有的美學觀,或是他中後期創作得以完全脫離寫實的原因之一,那是他對所謂「一切的隱晦、扭曲、禁忌」的探索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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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會關係的千絲萬縷,一言難盡。在教會眼中,費里尼肯定不是值得被表彰的傑出教徒。只是也沒人會想到這個和解居然來得特別快,在費里尼過世後兩年,梵蒂岡的宗座教會文化資產委員會公布了教廷觀點的45部影史十佳,又稱作「梵蒂岡的電影清單(Vatican's list of films)」,《大路》與《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同樣在列,雖然不免避開了《生活的甜蜜》,但仍可以視作是教廷對費里尼的善意認可。只不過在費里尼眼中看來簡直一無四處的《聖方濟各之花》卻也入選其中,他若地下有知,大概也不免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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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84。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Peter Bondanella,《電影詩人費里尼》,林文琪、刁筱華、羅頗誠譯,萬象出版社,p.164。
註4: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115。
註5: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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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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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匈和議早已達成 匈奴為何仍不放蘇武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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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武帝駕崩、昭帝即位後,漢才改善了與匈奴的關係,兩國開始外交談判。但匈奴一直拒絕承認蘇武還活著。當時,匈奴的單于已經換了好幾茬,兩國和議也達成了,為什麼還不願釋放蘇武?
蘇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國人感動,蘇武不屈的英雄形像也起著對後來很多封建王朝對待北狄蠻族的垂範作用——對單于和酋長們「以禮諭之」、「以節斥之」,這樣的大漢使者們雖然不一定能夠完成外交使命,但在聲名上總會有加分,至少可以達到立言的效果。《漢書》裡,大漢的使節蘇武、張勝、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邊都是惡棍和奸賊。這是後人在讀《蘇武傳》時很容易產生的感情效果。《漢書》的編纂者班固,也正是帶著這個目的對有關蘇武、匈奴的史料加以處理的。
而事實上,蘇武到匈奴出使時,正值漢匈戰爭最激烈的第一階段剛剛結束。新即位的匈奴單于想用緩兵之計改善與漢朝的關係,爭取時間鞏固內部,所以就主動提出雙方互相釋放扣押在己處的外交使節。當時,漢武帝很痛快地答應了。為什麼呢?這裡邊就有玄機。而且,這個派蘇武出使的時機,從後來的結果看,是非常險惡的,也是蘇武被扣押在匈奴長達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為,漢武帝當時正在策劃一次對於匈奴的攻擊,而且是規模空前的一次攻擊,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徹底消滅。
而這次攻擊的大背景,則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戰爭——漢匈百年戰爭。
匈奴是漠北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戰國時代,匈奴還沒有成大氣候,與中原國家也沒有大的交手記錄。那時,北方的晉(後來是趙)、燕等國,主要對手是山戎;西方的泰國,面對的西戎也呈一盤散沙的狀態。秦朝統一天下後,著力擴張,四面出擊,其中,對北面用兵最狠。秦始皇派蒙恬帶精兵30萬,攜帶當時最先進的複合兵器——弩機,把匈奴的部落驅趕出了其世代棲息的河套一鄂爾多斯一帶,並在那裡設郡築城鎮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園,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裡漂泊流浪。但到後來,匈奴出現了輕騎兵大軍團戰術,這種戰術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馬(速度)、弓箭(遠程殺傷)合一,呈現出強大的機動性和殺傷力。
靠著這一當時世上最強的戰術,匈奴的大英雄冒頓單于統一了北方所有的騎射民族,並組建了多達30萬的人、馬、箭主力兵團。
憑藉此,匈奴迅速重新佔據了河套故地,並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國,將當時佔據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趕到中亞養駱駝去了;又伸出「左臂」,消滅東胡,一直打到興安嶺以南。
然後,匈奴雙臂合攏,準備擁抱中原,卻發現新興的漢朝十分難纏。
漢初,因為打楚漢戰爭而民窮財盡,所以,高、呂、文、景四朝,都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滿足匈奴上層,延緩戰端,同時,在國內不斷積極備戰。匈奴多次犯邊擄掠,漢軍都只是嚴防要塞、堅壁清野而已。
因為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到武帝時,漢朝國力大增,軍隊實力也得到迅猛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名將衛青、霍去病在漢武帝的授意下,連續對匈奴發動了不計成本和傷亡的攻擊。衛青奪取河套鄂爾多斯,霍去病佔據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門。而且,從霍去病開始,漢軍開始對匈奴境內的人口採取了犁庭掃穴式的攻擊,也就是開始了對非戰鬥人員的滅絕式殺掠。匈奴沒有辦法在漠南立足,只好全部避往漠北,等待時機反撲。
而漢武帝這邊幾次派兵到漠北,結果連匈奴的人影都沒見到。於是,漢武帝開始使用外交手段,企圖以派使節交涉的方式,偵察匈奴的虛實,蒐集北方的氣候與地理情報。到蘇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經掌握了匈奴的虛實和位置,準備動手了。
還有一個微觀的背景,就是漢不光在打擊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來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後來武帝的託孤重臣金日磾一樣,其實,當時還有大批的漢人也混雜在匈奴人中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張勝等還策劃綁架單于的母親,此舉導致兩國外交形勢急劇惡化。在屠刀面前,張勝投降,蘇武不屈被扣。兩國就此事件展開激烈交涉。
恰在這時,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突然發動了對匈奴的新一輪攻勢。當時,霍去病已經早殤,武帝任命了新統帥李廣利。此人是武帝新寵李夫人的哥哥,是新得勢的國舅。衛青當時還健在,但因為衛子夫已經失寵,大將軍衛青只能負責東、西、南三面的戰線,不再參與對匈奴的作戰了。李廣利的軍事水平並不次於衛青,但他的戰績卻遠不如後者。因為,當時漢的軍事潛力和後勤供給能力,都已經遠遠不如衛、霍統率兵馬的時候了。
新的一輪攻勢兵分兩路;主力由李廣利率領西進,出河西走廊,直撲匈奴與西域的結合地帶,意圖掃清匈奴對漢朝準備佔據的西域地區的威脅;李廣之孫李陵,率領一支步兵(所有好馬都已經撥李廣利使用),北上進入匈奴境內牽制單于主力。
這一戰漢朝失敗,李廣利先告敗績,李陵也基本全軍覆沒。李陵本人投降後,成了匈奴的大將。
蘇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漢朝。漢朝接下來連年進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土地,也感到了疲憊。於是,兩國較量的核心環節開始從直接軍事對抗,改為主要在西域各國作外交對抗。武帝晚年,國內民窮財盡,上層禍起蕭牆,國家陷入重重危機。主帥李廣利的家眷,因為國內的「巫蠱之禍」被滅,李廣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單于當作了祭天的犧牲品。而匈奴內部同樣還是天災人禍不斷,並沒有因為李廣利作了犧牲就有所改善,反而天災更加劇烈。
古人云,大戰之後,必有凶年。窮兵黷武的漢匈雙方,也逃不脫這個規律。 直到武帝駕崩、昭帝即位後,漢才改善了與匈奴的關係,兩國開始外交談判。但匈奴一直拒絕承認蘇武還活著。當時,匈奴的單于已經換了好幾茬,兩國和議也達成了,為什麼還不願釋放蘇武?
因為,蘇武在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牧羊的地方正是匈奴與丁令(即後來的鐵勒)的邊界。我們慣常的認識,是蘇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涼,沒有人跡,兔子都不拉屎。其實不然,那裡有包括丁令在內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鳥語花香,草原上歌來歌往,熱鬧得很。後來,蒙古人的數次西征,出發點都離那裡不遠。
蘇武在北海生活多年,當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態、氣候與虛實。匈奴給蘇武娶了媳婦(當然是匈奴人),蘇武在那裡還有了小孩,其中有個孩子名叫蘇通國,後來隨漢使回國,為蘇武延續了香火。在匈奴看來,男丁就是戰士,生育人口當然也就是國防建設的一部分,從這一角度上說,也算是蘇武變相給匈奴作出了貢獻。
這時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虛實與規律的漢使們,回到漢朝,再帶著漢軍來攻打他們。尤其是蘇武這樣的傑出人物,回到漢朝,他就是又一個博望侯張騫了。這就是蘇武一行在匈奴的後期繼續被扣的主要原因,兩國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但是,蘇武的部下常惠偷偷把蘇武的情況通報給了漢使(這次會面竟然能實現,說明了漢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內鬼」),這樣單于不得不放歸了蘇武。
蘇武和常惠回國以後,理所當然成為漢制定對匈戰略的高參。常惠後來搞了一個匈奴包圍網,包括匈奴西邊的烏孫、東邊的鮮卑、北面的丁令、南邊的漢朝,趁匈奴內部衰落而發起了對匈聯合軍事作戰。其中,常惠本人作為烏孫軍的參謀長,指揮烏孫軍重創匈奴。這一戰直接導致匈奴內亂分裂,呼韓邪單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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