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非 商業 委託 合約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保密合約（Non-disclosure agreement，亦時常簡稱為NDA）或者在契約中特別訂立保密條款，是一般商業上十分普遍的合約型式與內容。在智慧財產授權、代工或一般委任契約中經常可見，甚至在僱傭契約中也有其蹤跡。

商業行為之所以訂立保密合約的目的，當然是因為這些機密資訊帶有商業上的價值（例如具有專利價值的相關技術、具有營利價值的客戶名單等），或者可能成為敵對競爭對手的武器（例如公司未來營運上的規劃），因此必須要求知曉這些機密內容的交易對象、委託對象，甚至是自家公司的員工，都有加以保密的必要。

而交易價格算不算得上具有保密必要的資訊呢？對製造商或代理商來說，若不是採取零售模式來販售產品（也就是透過超商、賣場或電子購物方式販售），大部分都是透過與買方個別磋商買賣契約，一次出售大量產品的方式進行。

因此賣方與A協商後的價格，與賣方將產品販售給B的價格，不見得相同。如果這些價格不小心洩漏出去了，想想看，這名賣方不只可能打壞與A或B的關係（因為買貴的那方一定不開心），往後其他的客戶都會拿其中的最低價格來與賣方議價，造成賣方的獲利減少，也造成賣方在商業市場上無法再以同一種產品取得優勢，對賣方的影響十分巨大。

以現今疫苗在國際上的搶手程度來看，疫苗廠商想藉此獲取最大利益，並不足為奇。因此廠商將疫苗價格列入保密協議的範圍，要求我方在一定期間內不能洩漏有關疫苗價格的資訊，也是可以預料得到的正常商業模式。

保密協議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如果有一方沒有履行保密義務，便會面臨賠償對方損害的結果。而因為機密遭洩漏後的具體損失金額通常難以估算，因此會以「懲罰性違約金」來進行，也就是在合約中約定一個特定的賠償金額（通常會在合約標的金額的1倍到10倍之間，例如購買1億元的疫苗，賠償金額可能落在1億到10億之間），只要有人違反，另一方就可以直接求償高額的賠償，甚至導致合約解除、終止的命運。

看到這邊，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能夠了解指揮中心不能透露疫苗購買價格的原因。然而每次看到記者會上還有記者跳針詢問疫苗價格，不禁令人懷疑，到底是那名記者的耳朵不好，理解力不夠，還是另有隱情呢？

另外，大家每天收看的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有沒有發現有的記者提問真的非常幽默又饒富趣味呢？我們特地為大家精選了五個經典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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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底下另外附上兩則新聞連結，一則是菲律賓官方面對媒體詢問疫苗購買價格，也是以屬於保密協議內容而無法透露來說明；另一則新聞則是尼泊爾向中國購買國藥疫苗，卻因為被媒體揭露購買價格而惹得中國森氣氣，所以疫苗價格到底是不是有保密的問題，應該可以很清楚了。

中國國藥對於尼泊爾媒體洩漏疫苗交易價格一事氣噗噗：
https://www.livemint.com/news/world/china-unhappy-with-nepal-over-disclosure-of-sinopharm-covid-vaccine-price-11624146501724.html

菲律賓官方指出疫苗價格屬於保密條款規定範圍，無法對外揭露：
https://www.rappler.com/nation/covid-19-vaccine-prices-still-covered-non-disclosure-agreements

5月份，台灣進入了從去年以來最嚴峻的疫情考驗，與此同時，兩個特殊的政治經濟身分卻成為了這次疫情爆發的起點。這兩個身分是「國際化」的機師，以及「在地化」的茶店從業人員與客人。疫情爆發是每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從輿論以及政治人物對於這兩個身分的敘述以及處理來看，多數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都在「檢討」茶店，而較少檢討航空業，當然，網路上多數都是將兩邊都罵爆了。這兩個身分的差異其實最明顯的就是國際化與在地化的對比，國際化意味著競爭力、經濟進出口以及背後的大公司支持，而在地化的部分則對國家重視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以及全球競爭力沒有什麼幫助。這樣的差別，除了在目前疫情緊張的時候污名化這些不夠「現代」、不夠「國際化」、無法「產業轉型」的在地化產業之外，是否會延續到接下來紓困甚至是進一步的歧視呢？今天我們就來看看日本風俗產業的例子，然後來重新思考台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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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春的不健全者，是沒資格被紓困的...？」日本從2020年第一次宣告疫情的的緊急事態宣言以來，至今已超過一年的時間。起伏不定的疫情令人憂心，對個人或商業的經濟衝擊也逐漸顯現出後遺症，而打從去年的政府疫情紓困補助以來，最為爭議的「風俗業是否應該納入紓困對象」，從輿論戰場轉到了法庭訴訟。業者認為排除風俗業是職業歧視、違反人權，但今年4月日本政府的法庭回應中，示範如何用一句話激怒風俗業者：「性風俗本質上就不健康，排除補助很合理。」此話一出，又再度激起社會意見的正反激辯。

2020年在疫情嚴峻的狀態下，風俗業者首當其衝。日本知名夜王羅蘭Roland，就因疫情收掉牛郎店，更不用說風俗業最早被外界指責是防疫破口，遭另眼相待。雖然許多業者苦撐並配合政府防疫，但沒想到後續政府的紓困補助方案，卻將其排除，怒得讓關西的派遣型風俗業者與協力的NPO一同提出訴訟，強調排除風俗業紓困是違反日本憲法中「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的人權問題。

透過這次口頭答辯，能更細緻了解日本風俗業在疫情前後所遭遇到的衝擊。而「國家是否應該紓困風俗業」這個百年提問，也將由此次辯論，讓21世紀的現代人重新思考性產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2020年日本Covid-19疫情如野火燒不盡，嚴重打擊產業與民眾生計，日本政府因而擬定紓困補助（給付金）來補助各產業。雖然這波所謂「十萬元之亂」的紓困補助在去年也引發熱烈討論，但經過一層層滾動式修正後，仍舊上路，希望能站在「產業延續」的良善立意下，幫助國民。

然而方案裡，在在都將風俗業者排除在外，因而引發反彈議論。風俗業者認為，第一波疫情開始之後，性產業界就不斷遭到點名而備受歧視，緊急事態宣言出爐後，業者就開始配合政策限制營業，設計各種防疫營業的措施，更獨自承受經濟損失，結果給付金又將風俗業排除，也沒有其他補助方法，等於是將配合政府和社會防疫的人排除社會。

關西的派遣型風俗業者為此進而找上了律師團體、NPO等支援團體提出訴訟，認為紓困排除是違反憲法保障人權並要求國賠。雙方辯論在今年4月15日，也就是第一次緊急事態頒布的一年後，進行首次法庭辯論。

風俗業者表示，風俗業有納稅，也並非被《暴力團排除法》所認定的「反社會勢力」，是基於日本《風俗營業法》（簡稱「風營法」）規定來經營，沒有道理被排除在外。這次的紓困排除，除了向酒店、泡泡浴等風俗業外，也包含了柏青哥類的娛樂產業都遭排除。許多業者透過媒體申冤，認為這項排除是在疫情的惡性循環之下，再次遭到公權力的職業歧視。

這次的法院辯論中，政府所持的理由令外界許多開明派無法接受。政府認為，「性風俗業者，就是從事性交易，本質上就是不健康（不健全）的。所以排除給付金對象相當合理。」

由於一般社會大眾對風俗業仍存有許多異樣眼光，因此在這場辯論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從事風俗業的30歲女性，她選擇露臉站在原告台上提出意見：「國家否定了性風俗業是社會的一員，彷彿是說『這職業沒有被拯救的價值』想到這裡就不禁流淚。」

這次訴訟當中，出人出力最多的NPO組織「風陽台」（風テラス）長年以來提供律師、社工、心理諮商師等人員服務風俗業及其從業人員，算是風俗業的支持團體。目前的風俗業中，許多從業人員是所謂的「非正規女性」，也就是沒有從事「正當」、「正規」工作的女性，多數是社會弱勢而投入。那這些女性他們其中有可能是單親媽媽、貧困女性等，就能到風陽台來尋求協助資源。

另外風陽台也提供勞動協助，像是合約被騙、負債等等，會轉介律師來幫助從業者。此外，像是有些人想要脫離風俗業，但個人檔案還留在色情網站上時，也可以委託風陽台來做協助處理。

風陽台的理念認為，唯有政府給予適當補助，才有可能達成善的循環，讓工作者得到支援之後，收入得以穩定，未來才有機會生活自立。或許久而久之，有些人就能漸漸脫離這個產業。如果直接將風俗業人員排除在社會之外，在沒有資源收入不穩定的狀況下，繼續從事性工作也是被迫的選擇，從根本上無法解決問題。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5509057

農試所來我這邊回應了，我就針對農試所的回應進行回答，當然有很多人可能看不懂這個內容，所以我就順便解說。

農試所的新聞稿先打臉了一下農委會，也為這個案子做了一個清楚的釐清，農委會的新聞稿裡說，由ADF跟昆士蘭荔枝生產者協會及農試所共同合作申請品種權，如果照農委會說的，那品種權的擁有者會有三個，但農試所清楚的說是由他們像澳洲提出申請，農試所是品種唯一所有權人，就以這個說法為主。

先為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有市場才有品種權的價值
有市場才有品種權的價值
有市場才有品種權的價值

舉個例來說，各位在超市看到的管狀小蘋果Rockit，當年品種權賣了多少錢？1元美金，這個品種在當初根本沒價值所以被包套買走，後來所有權公司如何去種植、行銷這個品種達到熱賣，這裡就不多討論。

會賣才有收權金、權利金的部分，如果不會賣，那當然什麼都沒有，所以這個部分一向都是廠商自己考量的範圍，你覺得這個品種有市場性有未來，你就花錢去購買，未來只有你能販售。

農委會也有非常多品種授權的案例，這些取得授權的廠商都賺錢嗎？當然不是，所以取得品種往往都是廠商評估有無市場，有市場廠商就會來找農委會，農委會就會評估要授權多少錢，並公開招標授權品種。

而農委會過去在海外授權的部分，有一種模式是已經確定海外有廠商要了，對方也願意來付錢，但農委會還是想握有品種得海外所有權，農委會會到海外進行品種輸入、委託苗圃種植、性狀檢定取得品種權，再授權給這個廠商去經營。

這種就是過去的模式之一，農委會有多種授權模式，這裡就不一一敘述。

以這個澳洲荔枝品種輸出的模式來講，目前已經有廠商要買嗎？沒有，這個案子的思維是我先把品種輸出過去，先把品種登記好，取得品種權之後，就會有廠商願意授權。

用想的當然很樂觀，但實際呢？這也是農委會一直避談的部分，所以他只能說再規劃正式合作與授權對象，講白了就是他根本沒有品種的買方，就先把這個品種輸出到國外了，這在過去來講是完全與過去的謹慎不同，不是有了買家看好市場，我們先收一筆錢再去申請品種讓你經營，而是根本沒有買家，只能畫大餅跟你說未來可以共同合作，開發第三地市場帶動產業外銷等空話。

有潛在市場，但沒有人願意花錢，沒人願意簽商業合約，但我先花錢先輸出品種，等到品種申請好了，就會有客戶出現來跟我買品種，客戶就會很認真經營，市場就出現了，這種話你信嗎？

如果要這樣天真也行啦，但這樣就不應該用MOU的形式，因為這些事情農委會自己都可以做到。

農委會能不能發標案委託廠商輸入枝條到澳洲？可以。
農委會能不能發標案委託廠商在澳州尋找合適苗場種植？可以
農委惠能不能發標案委託廠商在澳洲替農委會申請品種權？可以

所有的步驟都可以用標案用合約的方式保障我方品種輸出的權益，那為什麼不用標案要用MOU？
因為用標案就不是國際合作了嗎？
用標案處理就沒有辦法來簽約曝光了嗎？

其實所有的步驟都可以用實質委託的方式來進行，就像過去一樣，但實質委託變成了合作關係，這個合作又不如合約穩固，更造成了品種輸出的曝險。

站在保護台灣技術的角度，這種MOU的模式會比過去的模式更保護台灣技術嗎？

如果這些品種投資者看好未來的市場，農委會怎麼確定你把品種引出之後，取得澳洲的品種權之後就會有人要授權呢？
當你取得品種，卻沒有人要授權的時候，那你又怎麼保護你的品種不流出呢？如果合作的苗圃把品種私賣出去，你也是靠MOU來保障嗎？

如果農委會非要走這種先輸出登記品種再來授權的模式，那該保護的地方當然不能省事，所有的步驟都應該像過去一樣以合約的形式來進行，更謹慎的保護這個品種的輸出，減少曝險的部分，澳方當然可以找願意合作的苗圃來合作，但當這個部分就應該是合約了，而不是MOU。

MOU是合作框架，對方政府部門能協助的部分用MOU，但歸於民間部分當然要以合約的形式進行，就像枝條的輸出也是農委會委託廠商以合約的方式進行而不是MOU。

這個荔枝輸出案，至於是一個翻轉思維的新品種輸出模式，還是先輸出再說，一定會有人要，一定會有好價碼的模式，就留給你自己判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