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想擺脫書:書永遠不死》艾柯&卡里埃爾對談錄
* 這是一個對談。
對談雙方艾柯&卡里埃爾,一位是百科全書式學者、作家,另一位是傑出的編劇,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都是愛書人、藏書家,海闊天空聊談由書延伸的種種話題。
詩人海涅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
書,永遠不該死去。
⋯⋯⋯⋯⋯⋯
卡里埃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趨向:收藏技術竭力淘汰的東西。
我有個比利時朋友是電影編劇,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電腦,就為了可以看從前的影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沒有什麼比永久性載體更曇花一現。我們還能讀一本五個世紀以前印刷的書,卻無法看一張只不過數年以前的電子錄影帶或LCD老光盤。
除非把舊電腦都留在地下室。
卡里埃爾:真正令我震驚的,在於當下的完全消失。我們從未如此著魔於仿古風尚。過去在全速追趕著我們,很快我們就要服從前一季度的時尚。
未來永遠不確定,當下卻漸漸在縮短和退避。
艾柯:現在的消失,不僅因為從前持續三十年的時尚如今只持續三天。這同樣與我們講到的事物的過時有關。從前,你花幾個月時間學騎自行車,一旦學會,這就成了一件終生有效的家當。如今,你花兩星期學用一個新的電腦程序,等你漸漸能操作時,更新的程序又出現了,你不同意也不行,手機軟體會強制更新。
因此,問題不是集體記憶的喪失。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當下的不穩定。我們不再活在一個平和的現在之中,我們只是沒完沒了地為未來努力做準備。
卡里埃爾: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我們的祖父母的一生顯然要比我們的短暫,但他們始終處於恆久的現在之中。
我叔叔的祖父從前是個鄉下業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為來年整理賬目。前一年的賬目基本預示了下一年的狀況。什麼也沒有改變。
03
艾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的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據,二是讓那些沒用並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資訊沈於遺忘。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
但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卡里埃爾:如果借助在網上搜尋的資料,我們在邏輯上必須覈實這些訊息的可靠性。網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假訊息,真實的和不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安貝托·艾柯的網上訊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充滿不確定性。
艾柯: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裡覈實這些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本來都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它們只是重構。
05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於本國公開或隱秘的意識形態……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聲稱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
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覈實,又上哪裡覈實呢?
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而現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麼辦?
06
艾柯:如果記憶像一張軟體,人到五十歲就會得阿爾茨海默症。遠離阿爾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種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於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詩,做各種智力練習,甚至字謎或者變位構詞遊戲。
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學還必須背誦詩歌。但接下來的幾代人越來越少這麼做。熟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訓練記憶力和智力。今天,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但我們恰恰要強迫自己進行這種日常練習,否則就有過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險。
卡里埃爾:我恰好還記得一句引文——我的記憶剛剛夠用——「我還記得一個擁有非凡記憶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記住些什麼。」也就是說,我只能記住遺忘。這樣一來,我想我們的交流有助於區分法文中的「知識」(savoir)和「認識」(connaissance)。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
07
卡里埃爾:我們的歷史書的書寫往往從民族主義傾向出發,從短期利益出發,從這兒那兒感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出發。
任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丹東本是19世紀法國那些歷史學家們的偉人,到處可見丹東像和丹東街。後來他失寵了,被證明墮落了,廉潔的羅伯斯庇重新獲得青睞,受到阿爾貝·馬蒂埃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大力支持。於是在法國的某些左派社區有了幾條羅伯斯庇爾街,在蒙特伊–蘇–布瓦甚至有了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
明天又會是誰?又會有什麼動靜?
08
卡里埃爾:我們全都受著過濾的教育,這種過濾早在我們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切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不該禁止對這樣的過濾發出質疑,事實上我們也不缺乏這類質疑。舉個例子。在我看來,除了蘭波和波特萊爾以外,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均默默無聞。他們是17世紀初的巴洛克詩人們,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詩人曾對他們施加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的名字是讓·德·拉塞佩德、讓–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爾·德·馬爾波夫。我有時會背誦他們的詩,但這些詩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們在世時的版本,非常罕見,極其昂貴。這些詩幾乎沒有再版。我堅信他們屬於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之列,遠遠超過拉馬丁、繆塞,儘管後兩位的作品作為法語詩歌典範而暢銷不衰。
09
卡里埃爾:偉大的俄羅斯小說家們相互通信,甚至和他們的法國同行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樓拜。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
艾柯: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有人甚至推想,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出自培根之手。但是不對。莎士比亞並非孤單一人。他生活在文大學者圈中,和其他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們保持密切往來。
10
卡里埃爾:在古老的文化傳統裡並不存在對偉大創作者的膜拜。不計其數技藝超凡的古代匠人進行創作,卻從未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他們從不把自己視為、也從不被人視為藝術家。
艾柯:他們也沒有創新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標誌。在某些文化傳統裏,「藝術家」(artists)的野心只是極為忠實地重複同一種裝飾圖案,並把前輩教下的技藝再傳給學生。他們的藝術即便有變化和差異,我們也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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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佛里茲.朗還為人所知,至少電影愛好者們記得他的《殺手M》。但其他幾位呢?過濾,正無情、無影地全面實施,甚至電影學校也一樣,這由學生們來決定。突然,某位「被過濾的」導演重新現身。因為他的某部電影在這裡或那裡放映,並造成轟動。因為新出了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這總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電影一旦開始走進歷史,也就走進遺忘。
卡里埃爾:突然之間,活力不再,導演老去,演員也是,作品被不斷重複,某種精髓的東西正在喪失。義大利電影一去不復返,儘管它曾經在世界電影名列前茅。
這讓我們笑、讓我們顫抖的三十年,如今還留下什麼?
費里尼始終讓我心醉神迷。安東尼奧尼一直讓我心懷敬佩。你看過他最後的電影短片《米開朗基羅的凝視》嗎?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部電影!安東尼奧尼在2000年拍攝了這個不到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沒有任何對白,他有生以來第一回把自己拍進電影。我們看見他獨自一人走進羅馬的聖·皮埃爾·奧里安教堂。他緩緩走向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墳墓,整部電影就是一個沒有對白的對話,是安東尼奧尼和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視。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論表達的瘋狂,毫無來由的焦慮躁動——全被否決在影片的沈默和導演的凝視之中。
12
卡里埃爾:如今唯一還保持手寫的東西————是醫生的藥方。手寫信消失將造成一整個行業的消失。
筆跡學,代人寫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電腦讓我懷念草稿,尤其那些對話場景的手稿。我懷念塗抹的槓子,刪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亂,向各個方向發射的箭頭,它們標誌著生活、運動和依然困惑的探索。
13
卡里埃爾: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書籍處處輕易地得到傳播,它是一種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羅馬帝國末期,有些知識份子隱退到修道院裡,抄寫一切他們可以從正在衰敗的文明中輓救出來的東西,他們感覺到它將要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難的時代。
可惜的是,沒人採取這一方法來挽救電影。你知道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嗎?書名很漂亮,叫《消失的電影攝影集》。那些電影只剩幾張劇照,我們必須從這些劇照出發,重新建構電影本身。這有點兒像那個伊朗書籍裝訂師。不僅如此。把電影改編成小說,就是說把電影提煉成帶插圖的書,這種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這種改編自電影的書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而電影本身卻早已消失。
書比電影更長久,儘管書的靈感來自電影。這麼說來,電影也有考古學。
14
艾柯:從那以後,這本書每次重新出現在拍賣目錄裏,我都會去查看,書價再也沒有回落過。這樣的價格,讓書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爾:它成了一件金融產品,一件商品,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愛書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別有錢。書一旦變成可以賺錢的物品,貼上「投資」的標籤,有些東西就丟失掉了。
艾柯:必須強調一點,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擁有一件珠寶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爾的畫,在我死後我的家人會賣掉它。但我若收藏書,一般會在遺囑上註明,既然我花了一輩子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們將來被拆散。這樣一來,這些書要麼只能捐給某個公共機構,要麼通過佳士得拍賣行賣給一家大圖書館,一般會是美國圖書館。從此,這些書就永遠地從市場上消失了。在每任擁有者去世的時候,鑽石都會回歸市場。至於印刷初期珍本,從此只能在波士頓圖書館的館藏書目上看到。
艾柯:永遠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謂的投資者造成的破壞以外,每一冊古籍都變得越來越稀罕,也必然地越來越昂貴。至於年輕一代,我不認為他們喪失了對珍本的愛好,我倒是懷疑他們是否曾經具備這種愛好,既然古籍的價格總是遠遠超過年輕人的購買能力。話說回來,一個人若真的感興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錢才能成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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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愚昧往往接近謬誤。
對愚昧的興趣促使我關注虛假的研究。這兩條道路完全被傳統教育所忽略。每個時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眾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極大的愚蠢,然而傳統教育只負責教授和傳播真理。
從某種程度而言,愚昧被過濾了。是的,確實有「政治上正確」和「理智上正確」之分。換言之,有一種所謂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艾柯:虛假並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達方式。虛假就是一次謬誤。違心地行事,就是言與知相悖。
人們一直都在真誠地犯錯。
謬誤橫貫人類的歷史,這不算壞事,否則我們就成了神.....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靜止不動。在托勒密身上絲毫沒有弄虛作假的成分,隔著歷史來看,這只是一個謬誤的知識罷了。
卡里埃爾:我有很多年沒回到這些問題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驚,研究愚蠢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
不僅因為愚蠢引出書的神聖化問題,還因為愚蠢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說出類似蠢話。我們總是處於說傻話的邊緣。
我再讀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話,他評論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的拿破侖:「其實,他就是一個戰爭大贏家,除此之外,任何將軍都比他能幹。」
艾柯: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而當我們漸漸臨近死亡——正如咱倆的現狀——我們開始覺得愚蠢勝過美德。
卡里埃爾:在研究愚蠢問題時,我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是傻瓜。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別人當成傻瓜自己卻不受懲罰。
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別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鏡子朝我們張開。
一面永久、精準、忠實的鏡子。
卡里埃爾:我們的精神都有些狂熱。我們收藏的書全都見證了我們的想像令人眩暈的程度。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妄想和瘋狂,另一邊是愚蠢,想要區分這兩者尤其困難。
艾柯:我們可以強調文明的各種進步,這些進步極為顯著,並且涉及在傳統中毫不相干的各個社會範疇。但與此同時,愚蠢也越來越多。
從前的農民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受過教育也不一定意味著智慧。
不。今天有這麼多人渴望被人聽見,致命的是,他們只被人聽見了他們自己的愚蠢。
從前的愚蠢沒有爆發,不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卻肆意橫行。
16
艾柯:我承認,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瞭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
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問題因此在於,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巴亞爾說他從沒讀過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學生們講解這部小說。
卡里埃爾:說到我們書架上那些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不會去讀的書,很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暫時把它們放在一旁,我和這些書有個約會,不過是在以後—很久以後,甚至來生。
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卻尚未讀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哀嘆實在讓人受不了。
艾柯: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文章來自於本書部分摘錄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革命 性 創新 例子 在 林佳龍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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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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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革命 性 創新 例子 在 酸酸時事鐵絲團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魔魔嘎嘎:前幾天中時用中天關台的素材
來報導「蔡政府的惡超越蔣介石」
那來看看歷史上蔣中正怎麼對付媒體人,
雷震案絕對是個好例子,要超越蔣中正
至少要擅自對蔡衍明判刑、關個十年ㄅ?
相關資訊⬇⬇⬇
●中時報導「蔡政府的惡超越蔣介石」
蘇揆:蔣豈容報紙這樣登?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78725
●蔣介石未審先判 促轉會:早備甲乙丙三案擇一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0707
●1960雷震事件始末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2209&fbclid=IwAR2iOTAmUOIErw1NCRGMcAg5gWB6lfyXsChU5ZN6WpshCQ8PBDEqmSah3kc
●雷震與台灣民主運動
http://www.twcenter.org.tw/thematic_series/history_class/history03
#哪裡還給你在那辦倒數新年歡唱趴喔
#未免太小看蔣中正了ㄅ
#麗島故事案046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837409463160247&id=1551089615125578
【回顧】
陳彥斌:向他們致敬
1986年,民進黨創黨三波準備被捕名單:
第一波:費希平、傅正、黃爾璇、尤清、謝長廷、游錫堃、顏錦福。
第二波:蘇貞昌、許榮淑、張俊雄、郭吉仁、許國泰、張富忠、張川田。
第三波:蔡式淵、朱高正、張貴木、蕭裕珍、范巽綠、蔡仁堅、林永豐、王世勛、陳漢卿。
戒嚴時期,雷震〈10年〉、黃華〈第一次10年〉、陳泉福〈12年〉、林水泉〈15年〉、…等,都曾因黨禁坐牢,起碼刑期是10年。所以上面列名的民進黨建黨三批名單,每一人都有坐10年黑牢準備。如今回想,他們實在太勇敢,太令人敬佩。
操盤民進黨建黨的傅正教授說:「牢可以坐,黨不能毀」。所以他徵詢各自意願後,公佈以上三批名單。
未列名的,也未必就不偉大。如陳菊當時自願上榜,但傅正說:「你剛坐牢出獄,不能再去坐牢」。謝絕了她。
台中一群年輕人,要我9/26(六)演講一場「創黨即革命」,分享1986年9月28日建黨時空、亞洲局勢,及國民黨和國際的反應。民進黨從被生殺予奪的政黨,到蔡總統領導下,邁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帶領台灣人開創新政局。
我9月26日〈六〉晚7時30分,在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的資訊、報名網址:
https://www.ccat.tw/civicrm/event/register?reset=1&id=97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07985291708063&id=1771055463
鄭智中:沒有那麼久以前,雷震、殷海光等人在《自由中國》雜誌上討論反攻大陸這個目的是否恰當,就被關、解教職軟禁。
最近發現,原來討論目的是否合理是多麼的令人討厭,還會被冠上各種帽子。料想現實查核會消弱神聖性。
不過我還是要說,罷工做為一種手段,有要達成的目的。條件當然可以隨人開,但是否合理總是有各種客觀標準可以參照的。影響範圍那麼大,過勞隨口說,卻拿不出各國標準出來出來參照,我覺得不能接受。
在此同時,我也很懷疑,真的有要關心過勞嗎?案例研究看來,工會提這些要求,也沒有辦法解決睡眠不足被抓飛的問題啊。把目的視為神聖不可討論的經典,其實也不是在解決問題。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6272673060028&id=618545027
劉家丞:葉狀師跟許多國民黨支持者永遠搞不清楚的是:白色恐怖最可惡的地方並不是國民黨政府究竟是迫害了採取什麼政治信仰、或是否真為共產黨派來臥底的人,無論是共產黨員如謝雪紅、還是外省精英份子如雷震,被迫害的事實都是一樣的。白色恐怖最可惡的地方在於沒有經過「正常程序」的訊問、審判、甚至處刑,以及無限上綱的文字獄與思想犯罪。
例如總統可以用紅筆一批,把原本的自由刑改成死刑;例如警總可以不需要經過拘提逮補等合法程序直接抓人;例如執法者可以透過各種酷刑逼供;例如無止境的監聽監視與監控。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7483342805965&id=577815964
【回顧】
一「羅智強:中天關定了 網路投票8成人贊同」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813383628801708&id=584986081641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