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實的西遊記
貞觀三年(629年)秋八月,玄奘法師由長安出發了。
在《西遊記》中,玄奘出長安可是個無比盛大的場面。比如說,唐太宗封他為「御弟」,給通關文牒,賜千里良駒、盤纏、隨從,在文武百官和長安人民的簇擁下,玄奘風風光光出了長安。
但實際上,歷史上的玄奘其實是個偷渡客。別的不說,他是護照也沒有,簽證也沒辦,趁着月黑風高,做賊一般溜出了長安城。
這樣的出發方式,不但不體面,還冒着生命危險:一是非法出境被抓到了肯定不是個兒;二是縱然越境成功,當時的向西之路也非常危險。還記得嗎,這一年,可是唐太宗派遣李靖、李勣出兵攻打東突厥的時候。刀兵無眼啊,你說你這是哪根筋搭錯了吧。
玄奘大概沒考慮到這些問題,或者說,就算考慮到了,他也無暇顧及,甘冒風險。能讓人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無非那麼幾個原因,一是愛情,二是自由,三是大義。而比這三者更有驅動力的,則是對真理的忘我追求。
在長安的幾年內,玄奘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從名僧法常和僧辯那裏獲取新的知識,開啟新的智慧了。他曾經就佛法經義的疑問列出了100條問題,拿去請教法常和僧辯,可是,這些問題本身已經超越了那兩位的水準,更別提給出答案了。
法常流覽了問題單子,說:「我看,天下沒人能回答你這些問題吧?」
玄奘猶如被當頭潑了一桶冷水,十分沮喪。
法常於心不忍,又說:「這也不一定。如果是天竺高僧,應該能解決你的疑問。」
說者無心,可玄奘卻把「天竺高僧」聽進了心裏。他立刻找到幾名志同道合的僧人,大家聯名向政府提出遊學天竺的申請。
唐政府是個負責任的政府,他們當即駁回了玄奘等人的出國申請。理由很簡單,兵荒馬亂的,你們偏要往西跑,遇上敵人、亂兵,幾條小命不是白丟了?
申請被駁回後,聯名上書的幾個僧侶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宗教界人士也得遵守國法不是?當然,這些人不包括玄奘。
從蜀地私自回長安,已經違法了,再違法一次也不算什麼。畢竟,在他心目中,佛法遠遠高於人世間的法律。
其實,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在某個時期,心中都會湧起一種宗教情懷。這種情懷,跟具體的宗教並無必然聯繫,而是人心對萬事萬物的敏感,對世界本源和終極真理的好奇,對肉身和塵世超越的渴望。
如果留在長安,玄奘大約很快就能成為京城甚至國內佛教界的領頭羊。在同樣癡迷大道、具有高度精神自省能力的唐太宗度過軍事緊張期之後,他很可能親自召見玄奘。即使這並不意味着權力和財富,起碼也代表了光榮和地位。
但是,那又怎麼樣呢?
缺少對佛法的真正理解,沒有真正的了悟,所謂高僧也只是一個裝腔作勢的空殼。一切榮譽、地位、敬仰等附屬品只會帶來膚淺的、世故的生活,一種沒有意義的生活。
這絕不是玄奘為自己選擇的生活。他知道,無論如何,自己必須到佛法的誕生地去尋求幫助和提高。
天竺還很遙遠,一人一馬,盡力西行吧。
就在玄奘出長安的時候,李靖接到了討伐東突厥的命令。11月,李勣的部隊也完成了動員。而肅州刺史公孫武達和甘州刺史成仁重已經和進擾河西的突厥先頭部隊幹了幾場狠仗。
隨着二位李將軍的出兵,主戰場沿蒙古草原陰山山脈一帶展開,而西域局勢也開始風起雲湧。玄奘卻不顧一切地往西域進發了。
儘管悟空不在,玄奘還是受到了某種冥冥中的保護,一路上,總有人會幫助他。在順着流經玉門關的河流走了十多裏路後,玄奘已經出了國境。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此時,唐帝國實際控制的區域,已到達了西方的極限。玄奘,向故土眺望了最後一眼,毅然背向大唐,繼續孤獨的旅程。
不久,他來到了伊吾國。從這裏向西北跨越天山,再繞行中亞草原,便可進入天竺境內了。
玄奘不打算在伊吾逗留過久,可是,他還是耽誤了一些時日。因為當時正值高昌使者訪問伊吾,言談間得知有位大唐高僧正在伊吾歇腳。使者回去後,立刻向高昌王彙報了此事。
那時的高昌王我們認識,就是前面說過的麴文泰。這個時候,高昌與唐的關係還很好,麴文泰聽說此事,便派出數十人馬,到伊吾迎接玄奘。
玄奘堅辭不果,只好跟隨使者來到高昌。一見高昌王,更麻煩了,麴文泰深深被大唐法師的風姿和見識所傾倒,哭着、喊着不讓玄奘走。
這可不能答應,玄奘拒絕了麴文泰開出的優厚條件,要求動身。
麴文泰聞言,換了一副臉色,說:「法師你違法出境,如果不肯留下,那我就按照規定,把你送回大唐去。」
玄奘不動聲色,說:「為了佛法,貧僧一定要到天竺去,雖死不易。」
利誘威逼都沒什麼效果,麴文泰也就不再勉強。不過,他仍然向玄奘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將來法師取得真經,從天竺回來的時候,請務必來我國停留三年,宣講佛法。
這一點,玄奘倒是答應了。可約定雙方都沒有想到,等玄奘回來的那一天,高昌國已經不復存在了。
麴文泰給玄奘寫了一封介紹信,請沿途的各國國王對高僧加以援助。他特別指出:此僧乃本人義弟。
看來,《西遊記》中唐御弟這個情節,是從高昌王那裏移花接木來的。
高昌王的信,並沒有給玄奘帶來很多的方便,有時還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比如說,焉耆國作為高昌的競爭對手,壓根不買帳,對玄奘不予招待。好在他們也不敢對大唐高僧怎麼樣,因此,玄奘便速速離開了焉耆。
再往西走,是一片綠洲,這便是龜茲國。在玄奘眼中,龜茲的意義並不僅限於一個西域小國,因為這是十六國的後秦時期的偉大法師鳩摩羅什的出生地。
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天竺人,在即將繼任相位時毅然出家,離開天竺來到龜茲,被聘為國師。因被國王的妹妹逼婚,因而有了鳩摩羅什兩兄弟。
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攻滅後涼,親迎鳩摩羅什來長安。在隨後的十多年內,羅什悉心從事講法和譯經事業,主持完成了不下數千卷的譯作。著名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就是簡稱的《金剛經》,就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
更加巧合的是,鳩摩羅什法師也號三藏。藏,乃容器之意。三藏,也稱三法藏,是指印度佛教聖典的三種分類:經藏、律藏和論藏。
有趣的是,兩個三藏都曾把佛經翻譯的歷史發展推向更新階段,都是里程碑和分界線一般的人物。
話說玄奘在龜茲停留了大約60多天,終於等到天山之雪融化,道路開通,他繼續前進。
走過了最為艱苦的跨越天山之路,前面的路就好走多了。一天,玄奘終於抵達天竺。
在佛陀的故鄉,玄奘終於觸摸到了他連夢中都在追求的東西。當時,天竺與大唐關係還不錯,而印度的僧侶們對這位不遠萬里前來求法的唐僧更是熱情接待,毫無保留地將珍貴的佛典傳授給他。
在天竺居住學習的十幾年,也許是玄奘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吧。但是他知道,這裏並不是自己的樂土,他還要回到大唐去。
出發,永遠是為了返回。這也許是一切具有史詩意味的人生所必然經歷的過程,就像荷馬那部《奧德修紀》中的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一樣。玄奘踏上了歸途。
當玄奘再次進入西域時,大約已經是貞觀十八年左右。十幾年的時間,唐太宗和他的唐帝國,已經製造了一場滄海桑田的巨變。
早在北印度時,玄奘就聽到了高昌國滅亡的消息。這固然讓他歎息世事無常和虛妄,倒也提供了一些便利,因為沒必要去高昌履行諾言,他便可以不經天山南路,直接走西域南道回國。
玄奘越過帕米爾高原,沿崑崙山北麓,經由莎車、于闐等國,前往沙洲,也就是今天的敦煌。
貞觀十八年(644年)孟秋,玄奘歸國的消息傳到了唐太宗耳朵裏。當年,他是一個心存疑惑的年輕僧侶,如今,已成為蜚聲中外的大法師。
太宗微微一笑,他並沒有忘記當年那個最年輕的僧人。
記得在玄奘離奇失蹤後不久,長安寺院的長老們曾經向太宗彙報:由於申請赴天竺留學遭到拒絕,玄奘很可能已經偷渡出境了。
太宗聞言道:「這個和尚挺大膽嘛。」但他臉上並沒有發怒的表情,語氣中似乎還有一絲隱約的讚賞。
長安的和尚們放了心,不久後,高昌王來長安朝見,自然也將玄奘的事情報告了太宗。十幾年間,唐太宗也會零零星星聽到一些玄奘在天竺的消息,瞭解到玄奘在修行上的精進。
漸漸地,唐太宗開始盼着這位大膽的和尚回來。
玄奘在於田時,向皇上呈上一份請罪書,詳細報告了冒犯國法的經過,並提出自己馬上即將歸國領罪。這封請罪書被商隊的高昌人帶回了長安。
雖然玄奘心裏無所畏懼,但當長安使者飛奔而來,對他說皇上原諒他的一切罪責,並熱切期盼他回國時,玄奘心裏還是感到了喜悅。
在沙洲,玄奘又一次上奏長安,因而得知唐朝近期內將會向高句麗派出遠征軍,而太宗本人也將東赴洛陽,指揮軍隊。
這個消息讓玄奘吃了一驚,他立刻從沙洲啟程,趕往長安,希望能在皇上動身前見上一面。
當然,玄奘急着見皇上,不是為了皇上能夠接見他,表揚他什麼的,而是為了向太宗申請建立譯經場的經費和幫助。
數萬里往返,17年歲月,僅僅是偉大事業的前奏罷了。玄奘從天竺帶回來657部經書,需要招募一批通曉經典和梵語的僧人進行翻譯。不然,對於普通人來說,佛經何異於廢紙?
然而,玄奘緊趕慢趕,回到長安時,已是貞觀十九年(西元645)正月七日了。這時候,太宗已經前往洛陽,坐鎮長安的是西京留守司房玄齡。
房玄齡幾天前便接到了太宗從洛陽發來的詔令:使有司迎接之。房玄齡立刻展開準備工作,但沒想到,急於謁見的玄奘,提前趕着回來了。
有司還沒出動,聽到消息的長安人民卻從四面八方趕過來了。聽說大法師將從運河碼頭上岸,大家都往碼頭邊跑。一時間,擠了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玄奘沒辦法,只好在碼頭過了一夜。等官差來開道時,才進入了長安朱雀大街的都亭驛。街道兩旁已經站滿了人,人們跑來領略這位為佛法觸犯國禁的大法師的風采,近20年時間,玄奘的事蹟早已成了長安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玄奘在長安沒待幾天,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洛陽去了,抵達之日是正月二十三日。見到太宗的日子,是二月一日。
洛陽儀鸞殿上,當世兩個意志最堅定的人會面了。
針對玄奘西遊之事聊了一番後,玄奘盤算着向皇上提出興辦譯經場的事。沒想到,皇上突然說:「大師德才兼備,沉毅堅忍,不如你還俗,來朝中輔佐我吧。」
玄奘吃了一驚,趕忙推辭道:「玄奘自幼傾心佛法,皈依佛門,以普度眾生為己任。還俗之事,萬萬不可。」
太宗說:「有何不可?以你的才華,咱們君臣聯手,打造太平盛世,這不是普度眾生嗎?」
玄奘說:「經邦濟世必以儒,玄奘對儒學一竅不通,怎麼能輔佐君王治理天下呢?還是讓我以佛徒的身份,通過譯經,解除眾生心靈的魔障吧。」
太宗話鋒一轉,說:「好吧好吧,不逼你還俗了。不過呢,既然你已經到過西方,不如再跟我到東邊轉轉吧。一來增加你的見聞,二來我有些事想向你請教。」
沒想到,玄奘依然拒絕了太宗的邀請,此時他心裏只裝著譯經一件事,對於遠赴遼東浪費個一年半載的時間,相當不情願。
唐太宗就沒有繼續勉強,他答應支持玄奘的譯經工作,但也做了一些保留。因為,當玄奘提出到河南少林寺去譯經時,太宗堅決不許,把他留在了長安的弘福寺。
接下來的19年時間,玄奘從著名的旅行家變成了著名的翻譯家。從他譯經的過程和成果來看,他之前說自己不懂儒學,其實是個謊言。
沒錯,大師也是會撒謊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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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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