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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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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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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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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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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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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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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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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五日四夜］

香港法庭的近代歷史從未發生這樣的一件事。47名因「初選」而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在警署拘留一夜後送上法庭，馬拉松式審理3個全日，依然未討論完畢是否容許他們「保釋」。由於他們的身份尷尬，既不屬於正式被扣押人士，又未能因保釋暫獲自由，身份卡在系統之間的縫隙裡，成為甚麼都不是的人。

正式扣押的犯人，還可以讓家人送入物資，或獲分發衣物等。但由於這批人身份未明，47人幾天穿着同一套外衣，連續幾天沒機會洗澡，內衣褲也是到了第三天才獲分發乾淨的替換，首天審訊更從早上直至到凌晨，有女被告人暈倒在犯人欄裡，好幾人感到不適送到醫院治理。

外界對於審訊引發的人道和衛生問題感到嘩然。

過往香港的審訊，甚少發生類似事件，即使刑事案，也有假定可保釋原則，若控方掌握被告人的情況而提出不准保釋，也不需要長時間理論。自從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由於是全新法例，以往被控告國安法的單一案件從未出現「大堆頭」集體控告情況，故法庭在保釋討論上已經持續數天，依然未作出決定。

即使是法律界人士，對這幾天在法院出現的現象，都感到難以消化。47名被告，有男有女，由不同收押所送到法院，有女被告人扣押的地點遠至北區近邊境的羅湖，車程來來回回，折騰甚久。首天在警署渡過了一個晚上，翌日審訊至凌晨2時，再上囚車送到收押所，第二天中午又再回來法院，被告們都說，連續兩天沒有睡上一覺，衣服從內到外都沒有替換。

直至有大狀在法庭反映狀況，至周三才安排可以洗冷水澡，更換內褲等，法庭也「提早」於第二天審訊至晚上十時散庭，再延遲至第三天於中午再開庭。有被告說，「才終於可以睡上一覺，人也恢復了一點精神」。

第一天馬拉松式審訊，從下午直至深夜，連控方律師代表都忍不住向法官表示需要吃飯；被告也連續十多小時沒有飯吃，兩天沒睡好，最終被告人楊雪盈於周二凌晨暈倒，犯人欄一陣混亂。

五天四夜，法庭究竟發生甚麼？47名背景迥異，年齡，家庭背景，教育水平，人生閱歷差異甚大，他們其中，有仍穿着西裝，口袋裡有絲巾，腳踏淺色皮鞋的大律師；有仍在開診所，病人等着他回去門診的醫生；有街坊等着他們回社區處理事務的年青區議員；有在異國仍有博士學位等着他回去修讀的講師；他們也是別人的女兒，別人的兒子，別人的母親，別人的父親。每個人的保釋申請，都要花一番時間辨理。

即使在香港容量最大的西九龍法庭第一庭，犯人欄根本容不下47名被告。犯人欄原本安裝有一塊大玻璃，但裡面或坐或站只能塞滿十來人。玻璃外另外加了長木櫈，另外再搬來椅子，在勉強讓被告們有安身之所。

開庭前，有人傳來了實體報紙的頭版，久久未接觸外面資訊的被告們，珍而重之地傳閱着這份報紙，看看關於這宗審訊的報導。

黃之鋒經常站起來，穿間條衣的林卓廷拿着紙筆，靠在玻璃在寫字，岑敖暉穿着灰色的hoodie，頭髮翹起來，他下身穿着牛仔褲，因為球鞋的鞋帶被抽掉了，以滿足收押所的要求（所有條狀物都不能進入收押所以免犯人傷人或傷害自己），他走路時鞋舌在晃動着。前飛機師譚文豪穿了特厚的羽絨服抵抗冷氣，六十歲的毛孟靜還是只穿了卡奇色的薄毛衣，腳踏皮鞋，她偶爾整理平日梳得雅緻的長髮。

記者看到這一切，都要透過三個鏡頭的直播。法院以空間有限為原因，只讓律師代表和被告進入正庭，每名被告人的家屬想到場也只有一個名額，部份家屬也只能在隔壁房間看直播。

冗長的討論，就是每一名被告人的代表律師，向法庭爭取保釋的過程。但為甚麼外界得知資料甚少？原來香港法律寫明，保釋申請過程是不能公開報導，背後的精神原來因為保釋討論過程，提及關於審訊內容，而審訊未正式展開，假若將來有市民擔任陪審團，看了相關報導，就會影響公平審訊。

但傳媒都像熱窩裡的螞蟻，爭論到了第三天，法官披露，已經收到傳媒的請求，是否能酌情放寬禁止報導的限制？辯方極力爭取，表示這宗案件基於「社會公正需要」是否可以讓傳媒適度報導保釋申請期間的情況？控方則大力反對。如此這樣，來回討論，法官表示周四再處理。

於是，記者就處於一個狀態，聽到律師們激烈爭辯，有些是法律觀點，有些是案情，有些是關於被告們的個人狀況，但都不能公開報導。有記者們互相提醒：「我們只能報導，保釋申請處理到第幾位被告，和保釋結果，就這樣，很無奈。」

於是，連日目睹法庭裡的鬧哄哄，律師們疲於奔命盡力捍衛被告人的權益，一切都未能披露。

持續數十小時，被告們累極披上外套在打瞌睡，時而緊張時把手寫的指示「紙仔」交給律師，時而被告走到一旁跟律師代表商討自己的想法。法庭裡的氣氛，時而沉悶，空氣裡飄浮着着疲累，夾雜着焦慮，不安，無奈。

畢竟，控罪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罰則是三年牢獄至終身監禁，可以多做一點甚麼呢？大家都在奮力掙扎着。

被告人坐在長櫈上，不斷交換着姿勢，有人站起來倚着牆借力，有人伏在木圍欄上，有人脫下眼鏡再戴上。

至周三下午，事情鋒迴路轉。本來說着，「保釋申請已經到了最後幾名被告了」，法官之前一天還說，周三會有結果。怎知，忽然其中4名被告，包括譚文豪、郭家麒、楊岳橋及李予信，透過代表律師表示，他們已解僱了律師，選擇自辯，此時，法官同意，讓四人陳述。

其中，楊岳橋先發言，郭家麒緊接，再到譚文豪說話。談話內容均提到自己的家境及經歷，提及家人的情感，楊岳橋及譚文豪均有哽咽。身經百戰的幾位辯方大律師們，也忍不住拿出紙巾拭淚，持續好幾分鐘。部份記者透過直播旁聽也忍不住落淚。

只是保釋申請，已經掀動起整個法庭及旁聽者的情緒。一宗世紀大審判，牽連着全香港人的命運。太多的未知，訴說着這城市正處於一個歷史的關節點。

多達十名被告及其代表律師，其後亦表示需要有補充發言及陳述，法官表示，原訂周三宣佈是否能讓被告人保釋的結果，又要押後多一天。眾被告於周四早上再次回到法庭，接受未知的命運，或為自己的命運作出申述。

散庭後，法庭外刮起猛烈的風，近百名市民在法庭附近聚集，辛勞了多天的律師團隊們，晚飯怱怱吃過了黃店送來的晚餐，拖着放滿文件的行李喼離開。如夢似幻的春夜，有人等着送囚車離開，有人趕回家休息，明天又是另一場硬仗。

［送錯囚車也願意］

二十來歲的阿羽（化名），從事體力勞動服務業，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每周休息兩天。過去半年，只要休假那天不是周末，他總會動身到法院旁聽。「以前放假，只會躲在家打機，唔係做啲咩？」阿羽雖然有點害羞，但笑起來也有陽光少男的氣息，恤着一頭乾淨的短髮，穿着黑色T恤，個子不高，說話斯斯文文的。

今日香港的街道或許安靜下來，但法庭裡卻有另一種肅靜，讓人不察覺，仍然有一批人不願意放棄。這批每天到法庭旁聽的人，不少是退休了的叔叔嬸嬸，他們會在法院的電梯裡議論，那位法官的判詞特別長篇大論，那位大狀預備文件好輪盡，那位被告的案情有點麻煩。

「看得多，看得久，我們可以想像，每一宗案件，律師之後會以甚麼法律觀點爭拗……」另一位微胖的旁聽少年，有點自信地解說。久病成醫，一個社會大量年輕人被控告，連小市民都開始對抽象複雜的法律概念，開始有所掌握。

年輕的旁聽者人數好像不多，但阿羽卻糾正我：「也不是，下午的話，很多學生放學會趕過來，加上現在疫情下，學校只有半日課，時間較充裕。」下午三時，在法庭會看到氣喘噓噓的中學生，穿着校服趕赴旁聽席。這個時代，學生哥放學不是趕到補習班，而是趕到法庭裡為同齡的人打氣，也是一個時代的寫照。

這天很熱鬧，四十個旁聽席爆滿，今天的案件，是關於兩個少年人，被控告破壞交通燈和非法集結。女被告是一位長髮少女，額頭梳了「空氣陰」，穿了寬身韓風米白色秋衣，她的髮色精緻，從裡面挑了金黃色highlight。她說「不認罪」時，忍不住稚氣地把身子左右搖動，眼珠好奇又緊張骨碌碌地打轉。

男被告一頭豐盈卷髮，把前額全遮蓋了，髮尖在眼睛前像簷蓬翹起，幾乎看不到眼睛。上庭前，貪靚的他，用兩隻手指夾一夾額前的頭髮造型。他也一樣說了「不認罪」，法官排期這宗案件明年三月再審。

來旁聽的阿羽說，半年來他每逢放假到法院，大大話話都去了30次，足跡遍佈港九新界：港島東區、新界沙田、九龍西區、新界北粉嶺，還有九龍城……「不但用上時間，也花車錢，加上有些法庭很偏遠，轉車又轉車。」大夥兒討論，從粉嶺火車站步行到法院那條天橋要走十分鐘，也有人說，屯門法庭才真的遠。

阿羽卻說，像暴動案、或涉及較有名氣的社運領袖的案件，他未必去聽，反而會特意去聽更少人關注的案件：「只要我肯定有其他人會去，我就會不去，我會到其他法院去。」他說，有時看到法庭外有人排隊，他反而會轉場到別處。

聽審耗用長時間，有時要早起，而且沉悶非常。阿羽就見過一些不算大型的案件，例如只是控以「非法集結」，也會用上十天審訊期，逐個證人傳召，長時間消磨彼此的意志，旁聽席人少，記者消失了。法庭程序甚多，提堂，審訊，判刑，分拆很多天進行這些步驟，阿羽會優先選擇去見證「判刑」的日子。

「有時放假那天，也不想出來。現在社會氣氛是很差，我也知道只會越來越差。但只要我想起曾經在法庭裡，看到即使連我也計算在內，只有兩、三個人旁聽的畫面，我就更加失望，更加沮喪。我不想這種沮喪的感覺，影響到上庭的手足，就會有意志力動身到法院。」

「不是我想不想來，而是我要來。」阿羽語氣裡沒有衝動或激情，平淡地說出他正做的事。

阿羽說，明白自己做的事，或許沒有人知道。「或會被告以為我是『雜人』，把我誤認了是其他被告的親友，但即使沒有人知道我來了，我還是要來，只是對自己有一點心靈安慰，我也覺得值得來。別人已經付出了那麼多，不幸被捕，我做那微小的事，只能盡做，做得幾多得幾多。」

但阿羽說，頗肯定被控告的「手足」確實知道旁聽者的存在。「還柙過而再上庭的，他們出來時，會用眼神尋找我們。有一些從犯人欄裡看到我們，會跟我們點頭，微笑，打眼色，他們是知道我們來支持他們的。」

法庭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有時會因為各種原因，當日程序很快就完結了，專程來的阿羽會不會覺得白行一趟？阿羽說，不會，因為即使下午沒有案件去旁聽，他也會去送囚車。他的經驗是，很多囚車會集中從西九法院裡出來，再分流到各區收柙設施。

「送車」的意思是，當被判關柙的抗爭者坐囚車從法院離開，眾人會隨車子奔跑一段路，喊一些鼓勵的話，讓囚車裡的人感到有人陪伴。

阿羽透露，在西九龍法院外，他們會從下午一直待到黃昏，坐在路邊，只要等囚車出來，他們會一邊跟着跑跟着喊。「有些人會喊手足的名字，我記性不好，喊不了名字。」

阿羽你會喊甚麼？「我……會喊：『我地係度陪住你！』『撐住！』『食多啲嘢唔好餓親自己！』」回想起自己對囚車大聲說過的溫情話，大男孩阿羽越說越細聲，有點靦腆，說完害羞地微笑着。

看到囚車裡的情況嗎？攝影記者可以用鏡頭貼近車子拍攝到車內的人的情況，但不少普通人被判刑，攝影記者不會到場。

此時只有像阿羽這些支持者，專程送別囚車：「有時囚車一出來就踏油門，我們追也追不了，但有時囚車出來會減慢車速，有些囚車車款車身較低，碰巧車子玻璃窗清潔得乾淨，也能透過車窗看到手足的樣子。」囚車玻璃是茶色的，不容易看得清楚。

阿羽說，送囚車的人，由於要在街上逗留好一段時間，也有警察向他們查問。街上的人的目光他也得承受：「街上的人會覺得好奇怪，為甚麼有一大班人跑來跑去？」

阿羽更透露，有些囚車裡應該不是載着抗爭者，而是其他案件的犯人，但他們寧可送錯，也不想錯過：「例如當日判刑的抗爭者只有四個，但那天總共有七架囚車出來，我們也一樣照送。即使是其他唔關事的人，也沒所謂。」跑到太陽都下山了，阿羽才願意回家，周末或晚上，則會寫信給坐牢中的示威者。

今天下午，在同一個法院，除了兩個年輕人進行「過堂」程序外，還有一位少女因為去年6月塗污商場電梯而被判刑，法庭判了這位少女感化令。法官判刑時說：「好好配合感化官，否則感化官會報告給法庭，有機會令你面對失去自由的判刑。」少女點頭答道：「明白」，親友安撫陪伴離場。

阿羽在法院門外的公園跟記者詳談良久，忽然這位被判感化令的少女出現。少女穿着貼身黑色裙子，配襯了型格短靴皮鞋，身上揹着精緻黑色皮手袋，和友人一起離開法院，輕鬆地談笑。在秋日午後斜陽下，少女長髮飄逸，裙子擺動着。她先跟另一位旁聽少年閒聊一會，從遠處回頭，向阿羽這位「旁聽師」離遠點了一下頭，微微彎了一下腰，表示道謝。

阿羽害羞地地彎一彎腰，給這位陌路也是同路人，報以一個淺淺的微笑：「最開心就係咁。」意思是，看到被控告的抗爭者脫罪，或至少不用面對關柙。這天，阿羽根本沒法子進入法庭，因為他來到時，法庭的數十張旁聽票已經派完。他只是默默坐在門外守護着。他說，沒所謂，來了，就可以。

（圖為法院外一景，巨型娃娃擺設乃是2008年北京奧運吉祥物，至2020年仍放置在法院外的公園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