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願榮光歸香港 歌詞 意思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世道人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 - 李怡

香港有宣揚愛的歌《願榮光歸香港》，也有被規定為國歌的宣揚對敵人恨的歌《義勇軍進行曲》。愛與恨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奏唱時除了按《國歌法》須肅立莊重之外，也應該出自真情。如果只重形式，人人像喪屍那樣齋唱其詞而不想其意，就有負作詞作曲者的初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歌詞簡單，全文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開頭和接下去多次重複的是「起來」，含義清晰，就是呼喚國民要從沉睡中醒來，從裝睡中醒來，從中國夢的幻夢中醒來。沉睡、裝睡、幻夢是甚麼生命狀態呢？接下來一句「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就說明是奴隸狀態。第一句點出全首歌主旨，就是呼喚國民從奴隸狀態中醒來！

奴隸，雖有當時的抗日背景，但從中國2,000多年的專制主義歷史來看，不應只是指亡國奴，更應指專權政治下的中國奴。

甚麼是奴隸狀態？辛亥革命前20歲就死於獄中的革命先烈鄒容在他的《革命軍》一書中說：「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謅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中國人做奴隸的歷史久遠，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治世」和「亂世」的區別，是國民「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下於奴隸」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而已。

不願做奴隸就要「起來」抗爭，「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意思是我們面對全副武裝的統治者的武力，我們只能徒手以血肉之軀抗爭。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樣，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中國劇作家沙葉新在2009年曾以這句話作題目，用二萬字去描述中國的腐敗。11年後則不僅腐敗，而且專制更為嚴酷，沒有「最危險的時候」，只有「更危險的時候」，而這個「危險時候」也大幅度伸展到香港來了。所幸香港人在英國殖民地管治下當了150多年的自由人，奴性經過洗滌，於是在「無聲的中國」的邊陲，在自由被壓榨的處境下，「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敵人是誰呢？就是要剝奪我們的自由、要我們做奴隸的強權；敵人也包括本來是奴隸，卻如魯迅所說，「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陶醉」的奴隸總管，即「萬劫不復的奴才」。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出來的時候就是一首抗爭之歌，現在仍然是抗爭之歌。我們不能像那些奴才般念口黃地齋唱，也不能像奴隸般地人唱我唱，而是應該體會這首歌每一句的含義，以反奴役的抗爭精神去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

//【無形．同志，跟住去邊度？】專訪黃耀明——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也有希望
專訪
| by 黃思朗 | 2019-11-15

完成去年《明曲晚唱》的延續，黃耀明從美加巡迴的演出歸來，坐低接受訪問時的第一句就說：「幸好沒有取消這次旅程」，然後娓娓道來，沿途如何與陌生人、新相識、舊相知「We Connect」。海外港人的力量之大，讓明哥笑言「強烈到有點不慣」，以「embraced」來形容這種夥伴之間的連繫。身為香港人的如斯情感羈絆，只是明哥在六月的運動以來，感覺到希望的其中一塊小拼圖。「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就有希望。」儘管一切尚未爭取到成果，但我們還有希望，至少明哥如此相信著。

向全世界講香港故事

「雨傘運動」五周年集會，正在巡演的明哥無法參與，但身在溫哥華舞台的他，找來小島樂隊的區新明和太極樂隊的雷有曜，在台上高歌《願榮光歸香港》，隔空以另一種方式，參與這場沒有大台的社會運動。「我們是同年代的歌手，大家都想為香港做點事，而音樂會所帶來的，是夥伴之間的力量。居於海外的朋友，需要真實來自香港的人，告知他們香港正在發生的故事，而我也想得到他們的支持，讓彼此都不孤單。」

在每場社會運動中，藝術與音樂所發揮的力量都毋庸置疑；甚少到北美巡演的明哥，經過這次「勾結外國勢力」的體驗，感受更深。「建立新連繫很重要，這次的觀眾除了有海外港人，還包括好些外國人，讓我更想將香港的故事與所有人分享－－用英文歌。」尋求「外國勢力」，將訊息傳達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從六月至今的社會運動以來，聯署、登報、人權法案，凝聚很多能量與希望。

「大家看到這個過程的作用，我覺得音樂上也一樣。五年前的《撐起雨傘》，比較似敘事性的歌，今次的《願榮光歸香港》，卻是以『國歌』的形式替人打氣。有些作品是在運動裡面用，有些作品則在運動之後，用來回看運動和歷史，讓我想起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半年，推出的專輯《神經》。創作藝術作品有時為了推動別人做得更多，有時為了回顧和檢視那件事，就如《神經》。」在瀰漫著一片白色恐怖的當下，還有空間可以製作如此敏感題材的作品嗎？「為何不可？反正我們都已豁出去了。但可想像，傳播上的壓制會更厲害，所以我們才要唱英文，可以突破華人世界的局限。」

在巿場與製作上尋求突破、另闢蹊徑，是明哥在人山人海時期開始，一直探索的課題，正如今次的美加巡唱，也是為自己和夥伴尋找新血路。「我們嘗試細規模的形式，走訪很多livehouse和劇場演出，不再局限於大規模的賭場巡唱，慢慢摸索出另一種可能性。」明哥指，這些場所比較親密，觀眾反應也更好，是音樂工業內其它朋友都可以借鏡的新路向。

出櫃之後，連的士司機都無咁晦氣

「如非2012年的『出櫃』，也沒有現在的這種參與。」明哥在演唱會裡自白的當晚，筆者有位朋友剛好是座上客，即使非為同志也高呼感動，至今提起仍會說得激動。對於明哥，那更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讓他之後做事無畏無懼。「我很清楚這是個政治考量，也知道從此將會不一樣。我以為自己從沒隱瞞，但原來斬釘截鐵說出那個字，完全是另一回事。」傳媒明知還要繼續問，足見社會仍視同性戀為禁忌，仍然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既然我都承認了，那就沒什麼好八卦，也沒什麼欲言又止。」選擇在最多人見證的場合「出櫃」，明哥就是希望抹走社會上的禁忌。「我是故意以『基佬』自稱，因為別人在背後正是以此形容我們。將一直被標籤而不敢講的東西說出口，是個很好的self-empowerment。」

在本地同性戀還沒合法化前，明哥在80年代末早已憑歌寄意，借陳少琪和周耀輝的筆，先後唱過〈禁色〉和〈忘記他是她〉。「任何創作當然都希望帶來啟發，刺激不同形式的思維，〈忘〉是很革新的概念，雙性戀或性別認同的主題，當時對很多人也是衝擊。」只是，明哥並沒想像過，道出自己性取向的衝擊，比意料之中還要大。「公眾對我更加友善，連的士司機也沒那麼晦氣，可能覺得我無呃佢吧？（笑）」似是說笑，卻真實反映在日常生活。明哥更邁向另一層次，與何韻詩等成立「大愛同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藝術可以薰陶人，政治行動則去直接爭取訴求。」愈走愈前，2014年他逕自走落金鐘，除了發自內心的使命感，閱戲無數的他，還受到某部同志電影的影響。「雨傘運動爆發之初，我人在倫敦，剛好看到講述80年代英國同志運動的《Pride》。看著同性戀者與罷工的煤礦工，兩群弱勢小眾如何學懂互相扶持，再看著那邊廂的香港正施放催淚彈，我就決定馬上改機票回香港。」

今天的明哥敢於為不公義發聲，以身作則為同志帶來勇氣，但回想自己成長的年代，明哥亦面對過內心的掙扎和翻騰，更曾背負著宗教信仰的罪疚。「中學時代，我已經知道自己的性傾向，只是不能跟太多人分享。那時我是基督徒，宗教令我不斷質疑自己，反覆自問是否幻覺，但我很清楚，這都是在欺騙自己。」面對「同性戀是西方人教你墮落」的指控，讓明哥在青春時期得到救贖的，同樣是外國勢力在「作怪」。「那時候的英國流行音樂對我影響很大，歌手會為反對禁止宣揚同志訊息而寫歌，樂隊如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也敢於公開談論自己的取向，這些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當然，影響明哥最深的，還有他最喜歡的David Bowie。「那種忽男忽女的中性形象，透過音樂讓我明白，紛亂世界裡仍要活出自己，David Bowie給我很多力量。」

「無形之手」的恐怖

自從五年前身體力行，踏足金鐘支持雨傘運動，黃耀明從此被中國大陸封殺。五年過去，因為同樣理由而絕跡大陸的黃秋生與杜汶澤，最近在網台的對談節目裡，坦言對「被封殺」的心態，有如「死亡五部曲」的過程，從否認、不解、憤怒、尋求方法，到接受。形象予人溫文爾雅的明哥，不似曾對此有所怒意，幾年下來，只覺得更加恐怖。「五年前他們可以禁播你的歌，現在連球賽和South Park也可禁播，不止華人，連外國人也封殺，那隻『無形之手』愈伸愈遠。我在北美的社區對談也說，現在的抗爭非只關乎香港人，而是中國對全球人道的威脅。」

面對封殺，明哥處之泰然，即使被無情地拒諸門外，卻從沒放棄過與裡面的人作交流之心。「是他們封殺我呀，我沒有封殺他們。」說時，嘴角展露著幾分豁達的自嘲笑容。「我做不到，不代表跟國內音樂人的交流要停止，尤其在中國內地，要當個對自己誠實的藝術家，很難。」亦因如此，明哥從不抗拒跟國內音樂人合作－為周雲蓬製作的單曲快將推出，在美加的巡唱亦以自己方式，向被大陸禁聲的歌手表達支持。「我翻唱了李志的《這個世界會好嗎？》。跟我一樣，他的歌曲被下架，巡演也被暫停，但你不讓他唱，就由我來代他唱。歌迷本來不太熟悉，但聽完都很感動，也是讓音樂繼續流動傳播的方法。」

大陸處處都可觸碰紅線，同志題材的歌影視作品，自然也難以倖免。縱然國內無法可依，在封閉的國度談論法治也可笑，然而，對於性的討論，關於同志議題的探索，明哥覺得國內某些圈子的研究，比香港還要走得更前。「在我仍活躍於微博的年代，他們已對各種婚姻和關係模式進行研究，走得較前的就有李銀河教授，只是沒曾在法律裡彰顯。我不知道這些討論，在這幾年間有否被禁，不過當時國內對此有很多探索，例如同婚。外人聽起來可能覺得匪夷所思，但這種沒帶任何hang up的探索，某程度是很前進的事情。」

不會因為香港沉淪而離開

看著鄰近的台灣，在爭取同志平權漸見成果，五月更迎來同性婚姻合法化；反觀香港社會即使愈見包容，爭取平權之路卻似大落後。「可以如何借鏡？」明哥苦笑只能「讀多啲書」，始終兩者的政治系統完全不同。「台灣的同志運動，在過去十多年走得很快。六年前我們『大愛同盟』想推動反歧視法，但發現社會上沒什麼討論空間，同期的台灣人已經談論著同性婚姻。」沒有民主，說甚麼也仿似徒然，身處香港，好像永遠只有替別人興奮的份兒。「雨傘後做任何事都很困難，政府已非向人民問責，也不理會人民訴求。縱使香港這幾年愈來愈開明，氛圍其實已很ready，但政府總是『阻住地球轉』，議會程序令所有事停下來。」搞好爭取民主的運動，小眾權利才有希望，兩者唇亡齒寒，相輔相成。「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也有希望。」

面對漠視民意的政權，留在香港還有甚麼意思嗎？「以前考慮離開，只是想在其他地方過退休生活；而今次運動讓我感覺到希望，所以我反而想留低，讓那點希望變大。」歷經雨傘運動的強烈挫敗感，香港人在歲月洗禮的經驗累積，轉化成今天前所未見的歸屬感，這種身份認同，正是明哥所看到的希望。「看著百萬人遊行的照片，看著情侶隔著豬嘴擁吻，群策群力卻沒有話事人，他們就如David Bowie在舞台上的《Heroes》。沒有雨傘的輸，也就沒有今日。我想因為香港有希望而留下，而不想因為這個城巿絕望而離開。」

訪問結束前，問到明哥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雖然沒有直接提及，但創作時想著的主題，是愛可以有無限可能性。『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它是我覺得林夕寫得最好的一首。」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

//【無形．同志，跟住去邊度？】專訪黃耀明——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也有希望
專訪
| by 黃思朗 | 2019-11-15

完成去年《明曲晚唱》的延續，黃耀明從美加巡迴的演出歸來，坐低接受訪問時的第一句就說：「幸好沒有取消這次旅程」，然後娓娓道來，沿途如何與陌生人、新相識、舊相知「We Connect」。海外港人的力量之大，讓明哥笑言「強烈到有點不慣」，以「embraced」來形容這種夥伴之間的連繫。身為香港人的如斯情感羈絆，只是明哥在六月的運動以來，感覺到希望的其中一塊小拼圖。「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就有希望。」儘管一切尚未爭取到成果，但我們還有希望，至少明哥如此相信著。

向全世界講香港故事

「雨傘運動」五周年集會，正在巡演的明哥無法參與，但身在溫哥華舞台的他，找來小島樂隊的區新明和太極樂隊的雷有曜，在台上高歌《願榮光歸香港》，隔空以另一種方式，參與這場沒有大台的社會運動。「我們是同年代的歌手，大家都想為香港做點事，而音樂會所帶來的，是夥伴之間的力量。居於海外的朋友，需要真實來自香港的人，告知他們香港正在發生的故事，而我也想得到他們的支持，讓彼此都不孤單。」

在每場社會運動中，藝術與音樂所發揮的力量都毋庸置疑；甚少到北美巡演的明哥，經過這次「勾結外國勢力」的體驗，感受更深。「建立新連繫很重要，這次的觀眾除了有海外港人，還包括好些外國人，讓我更想將香港的故事與所有人分享－－用英文歌。」尋求「外國勢力」，將訊息傳達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從六月至今的社會運動以來，聯署、登報、人權法案，凝聚很多能量與希望。

「大家看到這個過程的作用，我覺得音樂上也一樣。五年前的《撐起雨傘》，比較似敘事性的歌，今次的《願榮光歸香港》，卻是以『國歌』的形式替人打氣。有些作品是在運動裡面用，有些作品則在運動之後，用來回看運動和歷史，讓我想起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半年，推出的專輯《神經》。創作藝術作品有時為了推動別人做得更多，有時為了回顧和檢視那件事，就如《神經》。」在瀰漫著一片白色恐怖的當下，還有空間可以製作如此敏感題材的作品嗎？「為何不可？反正我們都已豁出去了。但可想像，傳播上的壓制會更厲害，所以我們才要唱英文，可以突破華人世界的局限。」

在巿場與製作上尋求突破、另闢蹊徑，是明哥在人山人海時期開始，一直探索的課題，正如今次的美加巡唱，也是為自己和夥伴尋找新血路。「我們嘗試細規模的形式，走訪很多livehouse和劇場演出，不再局限於大規模的賭場巡唱，慢慢摸索出另一種可能性。」明哥指，這些場所比較親密，觀眾反應也更好，是音樂工業內其它朋友都可以借鏡的新路向。

出櫃之後，連的士司機都無咁晦氣

「如非2012年的『出櫃』，也沒有現在的這種參與。」明哥在演唱會裡自白的當晚，筆者有位朋友剛好是座上客，即使非為同志也高呼感動，至今提起仍會說得激動。對於明哥，那更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讓他之後做事無畏無懼。「我很清楚這是個政治考量，也知道從此將會不一樣。我以為自己從沒隱瞞，但原來斬釘截鐵說出那個字，完全是另一回事。」傳媒明知還要繼續問，足見社會仍視同性戀為禁忌，仍然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既然我都承認了，那就沒什麼好八卦，也沒什麼欲言又止。」選擇在最多人見證的場合「出櫃」，明哥就是希望抹走社會上的禁忌。「我是故意以『基佬』自稱，因為別人在背後正是以此形容我們。將一直被標籤而不敢講的東西說出口，是個很好的self-empowerment。」

在本地同性戀還沒合法化前，明哥在80年代末早已憑歌寄意，借陳少琪和周耀輝的筆，先後唱過〈禁色〉和〈忘記他是她〉。「任何創作當然都希望帶來啟發，刺激不同形式的思維，〈忘〉是很革新的概念，雙性戀或性別認同的主題，當時對很多人也是衝擊。」只是，明哥並沒想像過，道出自己性取向的衝擊，比意料之中還要大。「公眾對我更加友善，連的士司機也沒那麼晦氣，可能覺得我無呃佢吧？（笑）」似是說笑，卻真實反映在日常生活。明哥更邁向另一層次，與何韻詩等成立「大愛同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藝術可以薰陶人，政治行動則去直接爭取訴求。」愈走愈前，2014年他逕自走落金鐘，除了發自內心的使命感，閱戲無數的他，還受到某部同志電影的影響。「雨傘運動爆發之初，我人在倫敦，剛好看到講述80年代英國同志運動的《Pride》。看著同性戀者與罷工的煤礦工，兩群弱勢小眾如何學懂互相扶持，再看著那邊廂的香港正施放催淚彈，我就決定馬上改機票回香港。」

今天的明哥敢於為不公義發聲，以身作則為同志帶來勇氣，但回想自己成長的年代，明哥亦面對過內心的掙扎和翻騰，更曾背負著宗教信仰的罪疚。「中學時代，我已經知道自己的性傾向，只是不能跟太多人分享。那時我是基督徒，宗教令我不斷質疑自己，反覆自問是否幻覺，但我很清楚，這都是在欺騙自己。」面對「同性戀是西方人教你墮落」的指控，讓明哥在青春時期得到救贖的，同樣是外國勢力在「作怪」。「那時候的英國流行音樂對我影響很大，歌手會為反對禁止宣揚同志訊息而寫歌，樂隊如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也敢於公開談論自己的取向，這些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當然，影響明哥最深的，還有他最喜歡的David Bowie。「那種忽男忽女的中性形象，透過音樂讓我明白，紛亂世界裡仍要活出自己，David Bowie給我很多力量。」

「無形之手」的恐怖

自從五年前身體力行，踏足金鐘支持雨傘運動，黃耀明從此被中國大陸封殺。五年過去，因為同樣理由而絕跡大陸的黃秋生與杜汶澤，最近在網台的對談節目裡，坦言對「被封殺」的心態，有如「死亡五部曲」的過程，從否認、不解、憤怒、尋求方法，到接受。形象予人溫文爾雅的明哥，不似曾對此有所怒意，幾年下來，只覺得更加恐怖。「五年前他們可以禁播你的歌，現在連球賽和South Park也可禁播，不止華人，連外國人也封殺，那隻『無形之手』愈伸愈遠。我在北美的社區對談也說，現在的抗爭非只關乎香港人，而是中國對全球人道的威脅。」

面對封殺，明哥處之泰然，即使被無情地拒諸門外，卻從沒放棄過與裡面的人作交流之心。「是他們封殺我呀，我沒有封殺他們。」說時，嘴角展露著幾分豁達的自嘲笑容。「我做不到，不代表跟國內音樂人的交流要停止，尤其在中國內地，要當個對自己誠實的藝術家，很難。」亦因如此，明哥從不抗拒跟國內音樂人合作－為周雲蓬製作的單曲快將推出，在美加的巡唱亦以自己方式，向被大陸禁聲的歌手表達支持。「我翻唱了李志的《這個世界會好嗎？》。跟我一樣，他的歌曲被下架，巡演也被暫停，但你不讓他唱，就由我來代他唱。歌迷本來不太熟悉，但聽完都很感動，也是讓音樂繼續流動傳播的方法。」

大陸處處都可觸碰紅線，同志題材的歌影視作品，自然也難以倖免。縱然國內無法可依，在封閉的國度談論法治也可笑，然而，對於性的討論，關於同志議題的探索，明哥覺得國內某些圈子的研究，比香港還要走得更前。「在我仍活躍於微博的年代，他們已對各種婚姻和關係模式進行研究，走得較前的就有李銀河教授，只是沒曾在法律裡彰顯。我不知道這些討論，在這幾年間有否被禁，不過當時國內對此有很多探索，例如同婚。外人聽起來可能覺得匪夷所思，但這種沒帶任何hang up的探索，某程度是很前進的事情。」

不會因為香港沉淪而離開

看著鄰近的台灣，在爭取同志平權漸見成果，五月更迎來同性婚姻合法化；反觀香港社會即使愈見包容，爭取平權之路卻似大落後。「可以如何借鏡？」明哥苦笑只能「讀多啲書」，始終兩者的政治系統完全不同。「台灣的同志運動，在過去十多年走得很快。六年前我們『大愛同盟』想推動反歧視法，但發現社會上沒什麼討論空間，同期的台灣人已經談論著同性婚姻。」沒有民主，說甚麼也仿似徒然，身處香港，好像永遠只有替別人興奮的份兒。「雨傘後做任何事都很困難，政府已非向人民問責，也不理會人民訴求。縱使香港這幾年愈來愈開明，氛圍其實已很ready，但政府總是『阻住地球轉』，議會程序令所有事停下來。」搞好爭取民主的運動，小眾權利才有希望，兩者唇亡齒寒，相輔相成。「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也有希望。」

面對漠視民意的政權，留在香港還有甚麼意思嗎？「以前考慮離開，只是想在其他地方過退休生活；而今次運動讓我感覺到希望，所以我反而想留低，讓那點希望變大。」歷經雨傘運動的強烈挫敗感，香港人在歲月洗禮的經驗累積，轉化成今天前所未見的歸屬感，這種身份認同，正是明哥所看到的希望。「看著百萬人遊行的照片，看著情侶隔著豬嘴擁吻，群策群力卻沒有話事人，他們就如David Bowie在舞台上的《Heroes》。沒有雨傘的輸，也就沒有今日。我想因為香港有希望而留下，而不想因為這個城巿絕望而離開。」

訪問結束前，問到明哥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雖然沒有直接提及，但創作時想著的主題，是愛可以有無限可能性。『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它是我覺得林夕寫得最好的一首。」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