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街市裝修後重開,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最早建於1842年。旁邊的砵典乍街紀念第一位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這個教科書上讀到的名字,今天還變成了酒店的名字(石板街酒店英文名就是Pottinger Hotel)。
19世紀英國所向披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象徵清朝敲起喪鐘。當耆英與砵甸乍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跟清朝一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Perry率領四首軍艦駛入江戶灣(東京灣),在日本引起的騷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到達大沽口。
當時手日本民間流傳這首歌謠:
「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
歌謠中的「上喜撰」,本來是一種京都宇治出產高級綠茶的名稱。由於跟「蒸氣船」的讀音「じょうきせん」一模一樣,用諧音諷刺幕府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裝睡。
歌謠表面說喝四杯「上喜撰」會徹夜難眠,實際上是諷刺四條蒸氣船的到來,從此將令德川幕府不得繼續安眠。
德川幕府面對Perry送來的國書,神態猶如清道光帝手持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第二年,德川幕府在武力的威逼下終於接受美方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打開後,禍患洶湧而至。至1858年,日本與多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西方國家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定租界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日本跟中國「享受」同等待遇。
一個民族在歷史或者會經歷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的失敗雖然帶來各種災難,但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明智選擇。即使定立不平等條約,也不變得一直沉淪下去。
假如清朝迎戰必敗,盡早與英國締結相對有利的和約是否方為上策?
如果根據這一判斷,清朝早就不應抵抗,英國軍艦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應該投降。再根據這一個邏輯,戰場上曾經英勇抵抗的將領的血都是白流。
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歷史系舊同學指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是當年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力推的好書,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必備讀物。好多讀歷史的同學、研習近代中國歷史的網友都讀過了。
雖然這是他80年代的論文結集,並早於1995年成書,並不影響40年後的今天重新閱讀的價值。
以前讀高中,「政治腐敗」四個字概括了清朝當時的環境。到底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對世界認知如何?他們當時立場如何?他們的醒覺與反應,是否能跟上時局變化?關於這些深入的內容,這些年來,我都沒有仔細思考過。
冷兵器對熱兵器,不是士氣問題,不是軍心問題。落伍守舊又迷信無知的民族,在文明利器的摧殘下,根本不可能翻身。每一場戰役的仔細描寫,看到的是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一次又一次注定速亡。
大量資料佐證目不暇給,好睇過偵探小說。
我自己做功課,節錄了幾千字茅海建式歷史觀。謹摘錄其中一段關於「條約平等」之語,分享各位: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其中釋放英國囚犯合乎當時和現在的國際慣例,至於平等國交,其實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另外還有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制,這些關於經濟貿易條款也比較難界定平等或不平等。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中國貿易發展,不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都成為討價還價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還要保留?
理論上來說最佳方案是清朝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歷史證明,西方衝擊了中國舊有模式,民眾的物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當中有出現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表面上作為英國戰爭目的,卻反映了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令中國在毫無準備和放被情況下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擺脫循環新途徑。從短期上觀察,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以從長期來看,負面再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逐漸生長。
到了20世紀,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負面作用。如果中國開放不是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現狀又會怎樣?//
圖:Pottinger hotel,又一間吃環境的餐廳,曾跟歷史系學妹去過打卡。望出去就是石板街,砵典乍街。
這個砵甸乍爵士手段高明,成功履行英國政府的吩咐。比起之前的Elliot要有能多了。至於有幾高明,書本都好詳細。
餘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清朝大臣名字也不是曇花一現,他們在鴉片戰爭往後的人生至死,都可在《天朝的崩潰》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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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督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0910)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1967年8月中國外交部「48小時最後通牒」是六七暴動的轉捩點,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最後通牒」無疾而終之後,左派把抗爭延展了幾個月,手段就是發動罷工,街頭放真假炸彈,擾亂社會。但經濟下滑,最受影響的卻是左派自己。左派所有事業陷於凋敝,中共依賴香港的外匯收入暴減,給罷工工人的安家費也付不出,只好要求工人復工、轉業、改行(簡稱「復轉改」)。北京儘管仍然是文革派掌權,但周恩來看到香港情況不妙,就向「偉大領袖」請示,獲毛澤東回應「香港還是那樣子」。雖語帶含糊,但周抓住了毛在1959年的一句話:「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以這樣的「毛思想」去訓示執行中共政策的香港新華社負責人。12月中旬,一夜間所有真假炸彈絕迹,「反英抗暴」全面收攤,為這場動亂獻身的左派群眾,除了事業基礎全失、生活無着之外,最悲哀的還是從意氣風發變成灰頭土臉。當然,香港共幹有一套動人說辭去說服盲眾,而盲眾聽起來也覺頭頭是道,自感安慰。
六七暴動,對中共和香港左派來說,幾十年來都是曖昧難言的話題。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九七後特首向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頒發大紫荊章,引起社會質疑,但究其實,當時鬥委會委員都只是檯面上的角色,真正指導「反英抗暴」運動的是以新華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經常來指導我們工作的,都是在鬥委會名單上見不到的人。
「48小時」及林彬事件後,除了左報還嘴硬之外,香港的輿情和民心都「一面倒」向殖民地政府了。戴麟趾給倫敦的電文中,表達了他對這樣的殖民地民情感到「意外」。於是,10月底,港府就舉辦了「香港週」,主旨強調港人可以在法律和社會秩序下,享有不受恐懼威脅的行動自由,人權受尊重,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珍視的權利。當時全港各處有多項展覽和表演活動,讓市民在本土化的娛樂中找到身份認同,香港人的身份矇矓中成形。
戴麟趾接著推行多項新政,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69年開始建造第一條海底隧道。
1971年,英國派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這是首次不是由聯邦事務部而是由外交部派出的總督。麥理浩在他長達10年半的任期內,大刀闊斧地對香港進行改革。 他任內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這些政策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更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
麥理浩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相繼提出和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香港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創業的依歸。
輿論說這是香港的「麥理浩時代」,即是讓香港改頭換面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新政在戴麟趾時代已經開始了。只是一來戴麟趾鎮壓暴動的強硬,使英國與北京關係難以轉寰,二來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多傾向保守,反而外交官對改革更少顧慮。但要問的是: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為什麼到戴麟趾後期才開始有好好管治、建設香港的意志呢?答案就是六七暴動帶來的轉變。
左派自辯說,六七風暴的積極作用是使「港英受到群眾壓力被迫改善施政」。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反英抗暴」突然被新華社叫停,所有左派群眾都感到沮喪。那絕非「反英抗暴」的勝利,相反是「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
國家的組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當掌權者、人民都對土地有認同感,就會為這地方的發展開拓出輝煌局面。
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目睹所處社會的迅速轉變,我不否認當時的困惑。自許為中國人和愛國者的我,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無論思想和事業,那時都處於徬徨中。當時的確不知道,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61)
圖1,1967年10月,港督戴麟趾為香港週起動的舞龍點睛。
圖2,六七暴動期間,辦公室設在文咸東街的一座舊樓。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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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倖存者 戰時救傷隊員翟寶田醫生逝世】
曾參與香港保衛戰、目擊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慘況的二戰退伍老兵翟寶田與世長辭,享年 99 歲。
據加拿大駐港領事館發出訃告,翟寶田於上月 22 日在加拿大溫哥華離世,遺體會安放於 BC 省的科士蘭墓園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翟寶田在香港出生長大,早在1935年間就以15歲的年紀加入香港聖約翰救傷隊,而實際上這個救傷隊正是由他的父親翟大光有份創建。
在二戰爆發、日軍侵佔香港期間,沒有接受過戰爭訓練的翟寶田就被調往隸屬於皇家陸軍醫療隊的旅軍事部,在香港保衛戰期間進行過兩周的戰役,期間就曾抵抗日軍登陸柴灣歌連臣角砲台。而提到翟寶田畢生難忘的經歷,就是與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有關。當時翟寶田接到的任務是把傷者開車送到聖士提反書院的野戰醫院,但巧合地他卻把傷者送到了赤柱炮台,結果就成功挽救了這批傷者。
而到了第二天,在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過後,不少手無寸鐵的平民都慘遭殺害,翟寶田希望前往聖士提反書院尋找傷者,卻目睹校園血跡斑斑。1941年12月25日,他在赤柱砲台被日軍正式俘虜,當時的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
在成為俘虜期間,翟寶田結識了很多年輕軍人,對他有深遠的影響。他在戰後開始學醫,後來更成為一個外科醫生,一生都為服務社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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