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我厭世所以我存在 | 自我療癒的一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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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每天都打不起精神工作嗎?是不是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積極正向、邁向成功的貼文就想要摔手機?是不是才剛放假就在想週一已經要來了!很好,那你存在。最近,偽小編因為開學太過厭世,每天哀哀叫,叫到好友特地傳訊給我說:「你也厭世太久了吧~有完沒完?」讓我開始認真思考,「厭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緒?為何我的生活會感到如此的無力與匱乏?甚至感受到憂鬱。如果說,厭世與憂鬱無可迴避地作為當代普遍的集體感情與情緒,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這個貫穿個人與社會的問題,並且承認厭世視為一種存在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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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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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超級厭世der
▶ 當代厭世文化的誕生
▶ 厭世與憂鬱的思想
▶ 憂鬱的政治
▶ 精神痛苦跟馬克思主義有甚麼關係
▶ 厭世作為一種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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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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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厭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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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文化」是1990年至2000年後一代人所流行的次文化,其核心是顛覆過往推崇的正向思考與積極價值,並以戲謔嘲諷的方式在網絡空間發放負能量,調侃現實生活的缺憾。各種以「厭世」為主軸的內容、梗圖、金句充斥在生活之中,像是「每天睡醒張開眼睛,就是想著我要離職」、「人生三階段:出生、不知道活著幹嘛、生命結束」、「我就爛」、「大家一起爛」。其他像是《厭世動物園》、《厭世哲學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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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鍵字搜尋來看,「厭世」開始大量出現於2016-2018年,一開始為真的「厭世」(想死),後來在「厭世動物園」、「厭世哲學家」出現後,「厭世」與社會處境與流行文化關聯在一起,相關詞彙如「風格」、「表情」、「臉」,主題例如「年輕人低薪厭世」、「厭世少年」、「厭世臉」樂團等。憂鬱當然是一直都有的詞彙,並且與「症狀」、「藥物」、「醫生」、「患者」,主要被表達為一種疾病,常見主題如「情緒容易失調,出現憂鬱的反應臨床上」。因此,我們大概可以稍做定義,憂鬱是一種情緒(emotion),而厭世是一種處世狀態(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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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研究所的鄧建邦教授,在《台灣年輕世代對未來2030年的意象》的調查中發現,如果以戰後世代與現在年輕世代在工作態度與實踐上相互對比,有完全不一樣的條件。新型態社會對勞動者要求更多的「彈性」(flexible) ,其可能是在時間、空間、能力與報酬上不確定性與反脆弱性之間的拉扯。我們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鼓勵個人積極邁向解放、彈性移動,但另一方面卻更加重了多重結構性的經濟與地位的競爭。於是,厭世、憂鬱成為一種無能為力下的逃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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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努力失效,那就不要太努力,總之你認真就輸了。如果說憂鬱是一種情緒的內容,那厭世應該就是它的表現形式。厭世的表現形式,反映了歸因於個人、受制於制度結構、沒有出路的未來,也是一種對「正向思考」、「成功價值」的嘲諷與反擊。而厭世的表現,或是憂鬱的充盈,有著複雜的社會與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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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世的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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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瘋狂簡史》(Porter, 2002)的討論來看,可以見到人類精神痛苦的歷史可以分成三大階段:希臘時代的體液論、中古世紀的靈魂論、啟蒙時期以降的主體論。也就是說,康德(Immanuel Kant)在啟蒙時代建立「理性主體」之後,人之所以為人,是以「理性」作為標準,而這個標準測量的背後則是「工作倫理」的運作,也就是說,如果你無法好好負責地把手上的工作完成,你可能就是一個「失常」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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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19世紀精神醫學的機制建構與技術介入後,精神正常與失常的人類,成為現代人主體無時無刻審視自己本體安全的一種存在手段(Foucault, 1961)。「厭世」態度或許成為對峙個體失常與社會失序的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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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得不提到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對前述理性的人類社會之衝擊與質疑,現代社會的陰影產生了悲觀主義思想,尤其像是存在主義。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結合了海德格對於人獨特存在模式的看法,以及馬克思對於階級的批判,思考了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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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嘔吐》(La Nausée)中,主角感受到每日的無聊無奈(ennuyer),便陣陣作嘔,這個噁心的感覺,使他察覺自身的存在。所以今天的我們,每天都焦慮到胃痛,是因為我們存在(?)而存在的本身,就是地獄,在(新)自由主義的情境中,就是永無止盡的與他人共處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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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厭世作品,像是波特萊爾(Ch. Baudelaire)《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對現代性乍現的感受紀錄,或是,莎岡(Françoise Sagan)《日安憂鬱》(Bonjour tristesse)。都在在指出現代性出現後,人在情感與情緒上的複雜情愫,以及表現在憂鬱上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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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世代的憂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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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將憂鬱政治化?因為這個憂鬱、厭世的個人情緒主題,反映個人主義的趨勢,在現代社會的晚近發展中,深深地被鑲嵌在個人抉擇、身體健康、社會制度、醫療知識、工作倫理之間。令我們感到痛苦的地方,正是我們要突然發現要面對自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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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憂鬱的政治,可以分成四大類型:一般心理學解釋、強的社會建構論、佛洛伊德馬克思主義、弱的社會建構論。我們傾向最後一種憂鬱中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理解。即個人心理有深層無意識結構,隱含著個人生命史的偶然因素,但同時也包含了有意識的生物、社會、心理、身體納入到現代性反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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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應斌和何春蕤(2012)在《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中提出賴希(Wilhelm Reich)的「民困愁城」觀點(people in trouble)。這個說法不只是說people客觀上處於一個有trouble的具體困境中,同時還描述了people的心理情緒,也就是為這些trouble而憂愁困擾的情緒。民困愁城因此不只是佛洛伊德的「愁」,還有馬克思的「困 」,它同時關注了社會現實條件以及心理情緒狀態。people in trouble不但有著弗洛伊德馬克思理論的豐富蘊涵,並且洞悉了一個時代的症候,似乎更為普遍與貼切地描述了人類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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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情感與情緒的痛苦狀態,跟著資本主義社會環境在勞動著,兩者產生互動的關係。例如我很討厭一句話「在壓力中成長」、「離開你的舒適圈」等等,看重表現效能、生產性與積極性,人們生活在忙碌、焦躁、過動的氛圍下,「焦躁」、「過動」的情緒某程度上,被視為可增加生產力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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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緒上揚後則無可避免地反跌到谷底,這個「抑鬱」的「不能動」就會被視為產能的缺乏、不負責任等。然而,此兩種各走極端的情緒,在當代卻成為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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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與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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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人的身心(個體),就成為自我與結構交鋒之處,各種「自我表達」、「自我品牌」、「正向思考」等等的觀點,都顯示出,我們要求一個人需要展現出完整、良好的個體化,其是世俗的、現實的、自由的、解放的,但同時卻也是一種被囚禁、被要求,充滿正負情感交雜。既然人是因為資源的獲得而能存活著,那最直接的關聯,就是勞動(labor)的實施,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移動途徑、追求解放的形式與生命評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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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你可以看到,無論許多感到憂鬱的人,其憂鬱程度被衡量的方式,常常會首先關連到「還可不可以工作」,工作倫理成為承受精神痛苦的理由。因為,人們害怕失業,擔心工作能力被削弱,恐懼社會地位下降,害怕失去自由與自主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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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的我們 在社群媒體裡幸福與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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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時代以來的社會情感就是憂鬱,我們在個體解放又囚禁的愛恨交織中生長成現在的模樣,我們一路認得自由主義、批判主義、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現代資本主義體制與權力關係,自己要痛苦地做出決定。而進一步到當代社會的後現代情境中,他衍伸出來一種矛盾弔詭的、認真又不認真的生命態度。其試圖讓「意義」懸空擱置,流動飄盪(葉啟政,2005)。「精神健康」的要求變成一種嘲諷,「精神分裂」的表現則成為一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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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個體特徵在人我關係加倍密集的數位時代變得更加劇烈,我們渴望招喚公共,卻又想保持個體自由。在某個作用下,正向積極的形象治理,就成為一種表現出個體化的重要顯現。諷刺的是,英國公共衛生皇家協會於2017年根據1500位青年(18–24歲)的調查數據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對心理健康有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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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社群媒體在兩年前推出了限時動態功能。限時動態的出現,雖然降低了發文壓力,但也因為發布變得輕鬆且具時效性,用戶們分享生活的頻率會更頻繁、更瑣碎,刷新內容的次數也更多。難怪大家都想要用限時動態,適當的貼文與刪文手段,這似乎有助於人們躲避在線上和線下不必要的關注,一方面可以建立自我形象,另方面又能夠開闢一條逃脫壓力的路線(周妏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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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我厭世所以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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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裡的情感與情緒流體,快速湍急,變化莫測。在數位社群媒體中,時時刻刻「忽悲忽喜」。數位環境所提供給人們的「理想的自我」,像是一種揮別傳統社會的自由解放,但在自我籌畫、情緒管理、與面對惡的世界的失敗可能下,卻更加導致一種厭世與憂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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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正負情愫交融下,我想,「厭世」搞不好是一種最安全的存在方式。想到葉啟政老師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的導言提到,進出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愛恨交織,無入而不自得,那是一種處世的修養(范綱華,2014)。一方面放下自我,感人身受,一方面貞定地與世間的悲喜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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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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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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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ucault, M. (1961).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2. Porter, 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4. 何春蕤、甯應斌著(2012)《民困愁城》。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5. 周妏蔆(2019)。我寫故我在—年輕女性社群媒體之憂鬱貼文實踐。
6. 范綱華(2014)。本土理論再想像 : 葉啟政思想的共感與對話。群學。
7. 游家權(2019)。不只是貧窮:淺談厭世的幾種成因。ROUTER文化研究。
8. 葉啟政(2005)。現代人的天命 : 科技、消費與文化的搓揉摩盪。群學。
馬克思主義與精神痛苦 在 雨城。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每天為你摘一頁書
「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於某個特定政策或意識形態,而是根源於資本主義社會,它剝奪我們對生活的各種掌控權,否定我們的最基本需求,無法以有創造性的方式看待事物……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其動力來自於累積資產的需求,而不是社會和情感需求。因此,真正能解決心理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以滿足人類需求來創造一個社會,而不是為了累積資本。」──《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
有社工背景的英國左派學者Iain Ferguson,在《精神疾病製造商》一書中,試圖回答以下問題:當今社會中越來越普遍的精神痛苦,究竟從何而來?
當代的生活模式,與社會看待心理壓力的方式,是精神痛苦日漸普遍的主因。作者引述馬克思當年勾勒的理想社會:每個人都能依自己的專長,自由自覺地勞動,並從中獲得充足的生存所需與成就感。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以累積資本為核心,為了確保這台龐大的機器能持續運轉,身處其中的人們往往會被犧牲──馬克思預言的革命或許從未發生,卻不代表如今人人安居樂業。
於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調競爭、個人價值取決於你能為這系統帶來多少收益的世界。如此彌漫的價值觀,不只造成普遍的壓力,也影響了這個社會如何看待遭遇痛苦的人──《精神疾病製造商》的原書名,揭露了作者回應當代觀點的取徑。
本書原書名直譯為《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痛苦》──「政治」(politics)反映出作者意圖將個人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放在社會結構的層面進行探討。同時以「精神痛苦」(mental distress)取代常見的「精神疾病」,在不否認痛苦存在的前提下,點出主流「生物醫學模式」的侷限。
將個人的心智狀況,放在政治社會的層面探討──新自由主義習慣將成敗完全歸因於個人,精神痛苦只是失敗者的藉口或缺陷,忽略了外在環境的影響力,難以看見這使人致鬱的社會結構。
而過度強調疾病面向的「生物醫學模式」,也有同樣的侷限──精神痛苦不只來自腦部分泌物的失衡、童年的創傷記憶,而是內在與外在環境的複雜交互作用。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危險不只在於讓人誤以為藥物萬能,更掩蓋了真正造成問題的社會結構。
《精神疾病製造商》的成書有其具體背景──作者觀察到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信奉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政府為了刺激就業、減少開銷,開始裁減社福與精神病患照護的經費。Ferguson指出,目前的醫學模式儘管不盡完美,但在進一步的社會改革成功之前,我們依然必須確保所有承受精神痛苦的人,能夠獲得適當的協助與安置──因為那些痛苦確實存在。
延伸閱讀: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Franco Berardi,時報出版,2016
📑《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Allen Frances,左岸文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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