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知道為何蔡政府拒絕佛光山捐贈疫苗因爲他們不認為星雲大師是台灣人,a joke!
真愛台灣 哭一次吧!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李國深,民國十六年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12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失蹤,尋父不着,就在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12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12年,在台灣住了66年了,我90歲了。
回想民國38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60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1989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地球人了。
正如先賢 唐朝 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
“山川異域,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我對手足同胞也是一樣,
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
希望來生再結炎黃子孫的緣
66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經歷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66歲以下的人,能解我跟台灣成長的心情?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60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顆中國人的心情熱愛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1951年花蓮大地震、1959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災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間,我主張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愛台灣,認為我是台灣人,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我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2300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馬英九調景嶺 在 每日一冷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微冷 不復見的香港「小臺灣」
明天是十月十日。前幾天,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宣布《禁止蒙面規例》,並在10月5日零時生效執行。過去香港使用緊急法的歷史當中,1956年就是因為雙十暴動,而根據《緊急法》頒布法令,將參與暴動者遞解出境。而當初雙十暴動的發生和親國民黨分子有關係,香港當初正是許多親中華民國政權人士1949年後的去處,因為這些人,在香港也留下了一些特殊的歷史畫面。
在二戰結束以後,國共內戰從零星衝突很快擴展開來,中國迅速再次陷入戰爭之中;兵敗如山倒的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1月,遷都廣州,10月再遷重慶,11月再遷成都,經過再三流轉,最後抵達了臺北。只是,在政府離開中國大陸時,受限於運輸能力,無法將所有的士兵、官員、眷屬等同時帶到台灣,而部分無處可逃的難民,就湧入了僅僅只有一水之隔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流落香港的難民當中,不乏各地的地方官員、軍事將領,甚至還有國民大會代表。
港英政府原本打算將這些難民送往台灣以及當時仍由中華民國政府控制的海南島,不過,派出去的整艘船艦卻又原船被送了回來。在港英政府的堅持以及抗議之下,中華民國才勉為其難的收容了一小群難民。先後碰了軟釘子的港英政府意識到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本無意積極處理這些流落香港的難民。於是,港英政府轉頭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涉,打算將這群來自中國的難民送回新中國。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擔心他們可能是國民黨特務而拒絕。兩個「中國」都拒絕收容的情況之下,無奈的港英政府只好採用放任的方式,默默希望難民們能儘快融入香港社會或是前往臺灣。
不過,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無法持續太久,在1950年6月18日時,一群親左派的工人與學生在經過難民聚集的摩星嶺時,特地跳了一段具有強烈共產黨風格的「秧歌舞」,用以嘲諷落魄的國民黨支持者,雙方爆發衝突,引起了當地的騷亂。這起事件也讓港英政府決定火速了將這群難民遷移到其他地方,避免他們群聚在接近市中心的區域。於是,他們被送到了九龍魔鬼山東麓的荒地。
調景嶺地名源自於1908年時,曾有退休的加拿大籍公務員在投資經商,但是最後因為經營不善,公司倒閉而自殺,因為他的死法而得名「吊頸嶺」;為了避免忌諱,改名成比較單純的調景嶺。本來是個遠離市中心,人煙稀少而荒蕪的地方,只有偶爾有些遊民出沒。基於人道考量,港英政府還是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設施,讓難民最低的生活需求得以滿足。
根據1950年《營報》的統計,當時調景嶺難民營中,一共有5592位男性,1329位女性,合計近達7000人,而且這還只是合法登記領有飯票的人,根據訪談資料,再加上附近山頭聚集,圍繞著難民營而生的人,曾經多達兩萬人。在登記的人當中,以湖南省的1245人,廣東的1045人和湖北的814人為前三多,尚包括安徽、河北、江蘇、山西、陝西、青海等地的人。
難民們來到調景嶺以後,香港社會局協助成立了調景嶺營自治辦公室,除了主任以外,在難民中挑選副主任以及職員。基於管理上的考量,將全營分成五個區,各區內下設保甲,並組織難民糾察隊來維持治安。後來,各種組織系統也慢慢運作起來,除了提供救濟與醫療的教會、提供教育資源的學校,也包括了同鄉會、同學會等。在這個時期,同鄉會及同學會主要的功能是聯絡在臺灣的同類社團,希望能夠透過臺灣團體的協助前往臺灣。而調景嶺難民們也曾集體寫信給總統蔣介石,呼籲政府給予救濟,了解情形以後,蔣介石安排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濟這些困在海外的災胞。
然而,實際情形不若表面那麼單純,當時國民黨在調景嶺中有政治工作人員在活動。為了得到進入臺灣的許可,困在調景嶺的難民們無不表現出對中華民國熱愛與對蔣介石的赤膽忠心;在國民黨政工人員操作之下,調景嶺成了反共宣傳的最佳舞台。當然,有部分難民因為自身經驗,本來就是極力反共的。兩股力量在愛國行動上面合而為一,凡是中華民國舉辦什麼活動,調景嶺居民都會熱烈參與並大規模的慶祝,從光輝十月的十月十日國慶日、十月三十一日的先總統蔣公華誕、三月二十九日的青年節以及十一月十二日的國父誕辰紀念日等,都能夠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除了國旗、旗串之外,也穿插著慶祝國慶或是支持中華民國的標語或是蔣介石的畫像。這樣的情景實在是和當時的臺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香港本地居民將調景嶺稱之為「小臺灣」。
在香港主權移交前沒多久,港英政府宣布將會拆除調景嶺,後來調景嶺居民推派代表與港英政府交涉;因為港英政府曾經答應讓1962年以前入住的原居民無限期定居。經過訴訟以後,原居民勝訴可以獲得額外120%的賠償金,不過昔日小臺灣的景像也不再復見。
順帶一提,馬英九、林百里、惠英紅、秦祥林、周潤發等人都曾經在調景嶺生活過。
圖片翻拍自《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
馬英九調景嶺 在 每日一冷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微冷 不復見的香港「小臺灣」
明天是十月十日。前幾天,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宣布《禁止蒙面規例》,並在10月5日零時生效執行。過去香港使用緊急法的歷史當中,1956年就是因為雙十暴動,而根據《緊急法》頒布法令,將參與暴動者遞解出境。而當初雙十暴動的發生和親國民黨分子有關係,香港當初正是許多親中華民國政權人士1949年後的去處,因為這些人,在香港也留下了一些特殊的歷史畫面。
在二戰結束以後,國共內戰從零星衝突很快擴展開來,中國迅速再次陷入戰爭之中;兵敗如山倒的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1月,遷都廣州,10月再遷重慶,11月再遷成都,經過再三流轉,最後抵達了臺北。只是,在政府離開中國大陸時,受限於運輸能力,無法將所有的士兵、官員、眷屬等同時帶到台灣,而部分無處可逃的難民,就湧入了僅僅只有一水之隔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流落香港的難民當中,不乏各地的地方官員、軍事將領,甚至還有國民大會代表。
港英政府原本打算將這些難民送往台灣以及當時仍由中華民國政府控制的海南島,不過,派出去的整艘船艦卻又原船被送了回來。在港英政府的堅持以及抗議之下,中華民國才勉為其難的收容了一小群難民。先後碰了軟釘子的港英政府意識到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本無意積極處理這些流落香港的難民。於是,港英政府轉頭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涉,打算將這群來自中國的難民送回新中國。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擔心他們可能是國民黨特務而拒絕。兩個「中國」都拒絕收容的情況之下,無奈的港英政府只好採用放任的方式,默默希望難民們能儘快融入香港社會或是前往臺灣。
不過,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無法持續太久,在1950年6月18日時,一群親左派的工人與學生在經過難民聚集的摩星嶺時,特地跳了一段具有強烈共產黨風格的「秧歌舞」,用以嘲諷落魄的國民黨支持者,雙方爆發衝突,引起了當地的騷亂。這起事件也讓港英政府決定火速了將這群難民遷移到其他地方,避免他們群聚在接近市中心的區域。於是,他們被送到了九龍魔鬼山東麓的荒地。
調景嶺地名源自於1908年時,曾有退休的加拿大籍公務員在投資經商,但是最後因為經營不善,公司倒閉而自殺,因為他的死法而得名「吊頸嶺」;為了避免忌諱,改名成比較單純的調景嶺。本來是個遠離市中心,人煙稀少而荒蕪的地方,只有偶爾有些遊民出沒。基於人道考量,港英政府還是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設施,讓難民最低的生活需求得以滿足。
根據1950年《營報》的統計,當時調景嶺難民營中,一共有5592位男性,1329位女性,合計近達7000人,而且這還只是合法登記領有飯票的人,根據訪談資料,再加上附近山頭聚集,圍繞著難民營而生的人,曾經多達兩萬人。在登記的人當中,以湖南省的1245人,廣東的1045人和湖北的814人為前三多,尚包括安徽、河北、江蘇、山西、陝西、青海等地的人。
難民們來到調景嶺以後,香港社會局協助成立了調景嶺營自治辦公室,除了主任以外,在難民中挑選副主任以及職員。基於管理上的考量,將全營分成五個區,各區內下設保甲,並組織難民糾察隊來維持治安。後來,各種組織系統也慢慢運作起來,除了提供救濟與醫療的教會、提供教育資源的學校,也包括了同鄉會、同學會等。在這個時期,同鄉會及同學會主要的功能是聯絡在臺灣的同類社團,希望能夠透過臺灣團體的協助前往臺灣。而調景嶺難民們也曾集體寫信給總統蔣介石,呼籲政府給予救濟,了解情形以後,蔣介石安排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濟這些困在海外的災胞。
然而,實際情形不若表面那麼單純,當時國民黨在調景嶺中有政治工作人員在活動。為了得到進入臺灣的許可,困在調景嶺的難民們無不表現出對中華民國熱愛與對蔣介石的赤膽忠心;在國民黨政工人員操作之下,調景嶺成了反共宣傳的最佳舞台。當然,有部分難民因為自身經驗,本來就是極力反共的。兩股力量在愛國行動上面合而為一,凡是中華民國舉辦什麼活動,調景嶺居民都會熱烈參與並大規模的慶祝,從光輝十月的十月十日國慶日、十月三十一日的先總統蔣公華誕、三月二十九日的青年節以及十一月十二日的國父誕辰紀念日等,都能夠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除了國旗、旗串之外,也穿插著慶祝國慶或是支持中華民國的標語或是蔣介石的畫像。這樣的情景實在是和當時的臺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香港本地居民將調景嶺稱之為「小臺灣」。
在香港主權移交前沒多久,港英政府宣布將會拆除調景嶺,後來調景嶺居民推派代表與港英政府交涉;因為港英政府曾經答應讓1962年以前入住的原居民無限期定居。經過訴訟以後,原居民勝訴可以獲得額外120%的賠償金,不過昔日小臺灣的景像也不再復見。
順帶一提,馬英九、林百里、惠英紅、秦祥林、周潤發等人都曾經在調景嶺生活過。
圖片翻拍自《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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