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深明大義,諒解「記者該打」事必有因。大家記得在大陸各個討論區分享這篇好文:
筆者所在的城市近日發生這樣一件事。一名市級電視台民生新聞的女記者接到觀眾熱線反映,稱其小區裡有人在小區公用馬路上私蓋院門,影響居民生活,鄰居們對此意見很大,想借助媒體的力量予以解決。於是女記者迅速和同事趕往現場進行採訪,而事件另一方當事人—一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則堅決拒絕接受採訪,並在攝像機鏡頭前迅速撥開話筒,然后接連幾個凌厲的耳光摑在了女記者的臉上,在場人士皆愕然。
其后有網友關於此事在網絡論壇上發帖聲援女記者,認為女記者堅守職業道德,在工作崗位上遭受傷害,自然值得同情和尊敬,並紛紛譴責“為老不尊”的打人老者﹔有人則事不關己,高高挂起,認為“從事一種職業,就要勇於承擔一定的職業風險”﹔還有人認為,“打得好,該打!大事不敢報,真話不敢說,整天雞毛蒜皮,確有欺軟怕硬之嫌。你有採訪權,別人也有拒絕採訪的權利,糾纏老百姓遭遇反抗了吧!”。一石激起千層浪,“記者該打”的論調獲得極高的人氣支持,一場網絡論戰由此激烈展開,各方互不相讓,據理力爭,一時間火藥味彌漫。
誠然,出手傷人於情於理於法都是極為不恰當的,但試想如果這位老者無故出手毆打一位普通女性,公眾輿論肯定會旗幟鮮明地譴責打人者﹔而當被打者換作女記者,卻有叫好聲環繞著,不由得令人好好思考一下了。記者的個人形象莫非真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事實上,現在大家並非對被打的女記者有著“刻骨銘心的仇恨”,而是出於對當前的某些新聞事件、對少數無良記者的一種無奈的反抗。在他們看來,記者是一個群體,女記者無法將自己剝離、游離於記者這個群體之外,於是他們把對某些媒體、某些記者的不滿發泄到被打女記者的身上。在某種程度上,女記者成就了“記者挨打”——這個讓許多人潛意識覺得解氣的事件。而事實上,有些記者的確太氣人了,有些媒體的公信力實在是太差了,為了追逐收視率,制造噱頭,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為女記者被打叫好,是目前所有記者的悲哀。但如果記者今天不好好反思人們叫好背后的深層原因,明天一定會在“滿足人民需要”的噱頭的追逐中被人民重重拋棄,因為人民不需要“狗仔隊”,到時記者挨打也許就會成為必然,真希望這不是危言聳聽。
http://media.people.com.cn/…/22114/42328/114826/6807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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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大企業走飲管的邏輯 — 與世無爭式的環保】
最近香港各大連鎖食肆,開始推行「無飲管日」,據說是「為環保出一分力」,極為擾民。因為凍飲有冰,被迫用杯緣來飲,冰粒和牙齒牙肉互相碰撞,不會是很好的感受。如果說是為了海洋生物不再為膠所困,那紙飲管的確是解決方法。但大多數都是直接取消飲管就算。
在網絡討論區看,這種政策惹來怨聲載道。但冠冕堂皇的 cut cost,總能夠自圓其說。因為環保總是對的。問題是「減膠」為甚麼只聚焦在飲管之上,例如某些餐廳一邊取消飲管,一邊用整隻膠杯來盛凍飲,其實是很自圓其說的。
陰謀或犬儒一點地說,減飲管才是「看得見的環保」,才有做的價值,「環保」從來是大企業競比身價的項目,可說是品牌之間的身價比拼。環保是一個 selling point。減了飲管,除了可以 cut cost,消費者馬上感受到自己的不方便。但這不方便在環保大論述下,便變成值得的,於是在消費的時候,我們同時得到了不方便,以及不方便背後的環保感覺。於是連結下來,這間食肆也因為這種對食客的小虐待,而置身於「環保商家」的行列之中。
例如我們購物的時候,只要主動不取膠袋,店員可能都會回贈一句:多謝支持環保。這是令我們感覺良好的安撫話。我們消費了,這本身就不環保。我們都已經消費,這消費之中,耗用了人力、原材料、能源之類,排放了溫室氣體,這些對地球的傷害,比顯形的飲管隱蔽得多。在最後不拿一個膠袋,只是殺了人,在他的墓前別上一朵花,是於事無補的事後漂亮。
這樣說也許有點犬儒,我也不是反對環保,我也相信氣候變化。但我們現時的「環保」,真是既擾民,又無謂,就好像以前的「公民教育」,也就是教大家不要拋垃圾、過馬路要守秩序、在大型活動要聽警察指示之類。這些不是不重要,但淺層得很。我們那時候的公民教育,是非政治性的,就是不會講到怎麼根本的東西,好像作為一個「公民」就是溫柔恭儉讓的順民罷了。
同理,我們的環保意識也經常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在一個不妨礙消費主義秩序的意識形態之下,可以盡情環保。例如減去其實都算必要的飲管,在這不方便之中,商家得到了好形象,而極少數的淺層環保份子,也覺得這不方便是大家都有責任承受。但真正有效的保護環境,我們都知道不會是減去一支飲管就行。我們要減少消費、不能填海、城市要節制自己的擴張、要放棄用廉價但帶來污染的能源,後果可能是經濟增長減慢,有人會因而失業,消費品的市場會萎縮。
我們當然要減少人口,因為再節省,人還是有基本需要。人的存在本身就不環保。然後人會發展,國家要進步,以前我們三餐一宿就行,之後會提高要求。家裡要有冷氣、要有「彩電」,出門要私家車。這些可不環保了。
但每個發展中國家都說,發展是自己的人權。美國固然不想減排,因為製造業是國力所在;中國這時候也會說自己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減排標準不能定得太高,我們還要滅貧要發展。所以才有人說過,如果中國要崛起,十四億人,人人都要過上美國人的那種生活,地球很快就會完蛋。但說你們要為環保減慢發展?中國人又說不公平。
環保是十分激進的事情,一講就會去到政治經濟秩序,但這件事就像香港的政制架構和「憲政安排」一樣,一點也不能動,於是大家就只能在無關痛癢的地方講,互相麻醉。這種建構在消費之上的環保觀,只是生產邏輯的延伸。類似的實踐其實都不會為地球帶來「環境公義」。因為那飲管比起背後的整個體系,根本是九牛一毛。我們的世界觀就是發展,就是人口。以前曾蔭權曾狂言香港要有一千萬人口,現在 150 個單程證不斷湧港;有人說「源頭減人」就被批判排外歧視。這背後既是中國殖民主義,也是人口發展主義。因為人口就是經濟,這是香港人經典的經濟思想。既然人口那麼多,經濟又要發展,環保又怎能不淪為裝模作樣的花瓶,或者妝點都會中產精神生活的自我感覺良好?
好像歐美左翼近年講究都會社會的身份政治,好像女權、性小眾、種族問題,令大眾接受一種文化,好像大公司的企業管理層、中產階級或大學生的構成只要「多元」一點,就公義和進步了。這只是體制在適應新形勢,在「行政吸納政治」,吸納一些黑人、女人、性小眾,但整個社會固有的權力結構,因為新力軍加入而更加穩固。
Gay Pride 有那麼多大企業支持,因為表現「包容」有其文化紅利,對於吸納人才和營銷都有好處,「粉紅經濟」是個很大的市場。但多了些黑人明星,荷里活可還是荷里活;等於奧巴馬也是黑人做總統了,美國還是美國。
一件事變成「文化」,便是其失去實質的開端。例如企業也開始有「環保文化」,但環保的代價,首先轉嫁給最弱勢的大眾。美其名「環保要成為文化」,但其實只是向大眾轉嫁道德成本或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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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討論區看,這種政策惹來怨聲載道。但冠冕堂皇的 cut cost,總能夠自圓其說。因為環保總是對的。問題是「減膠」為甚麼只聚焦在飲管之上,例如某些餐廳一邊取消飲管,一邊用整隻膠杯來盛凍飲,其實是很自圓其說的。
陰謀或犬儒一點地說,減飲管才是「看得見的環保」,才有做的價值,「環保」從來是大企業競比身價的項目,可說是品牌之間的身價比拼。環保是一個 selling point。減了飲管,除了可以 cut cost,消費者馬上感受到自己的不方便。但這不方便在環保大論述下,便變成值得的,於是在消費的時候,我們同時得到了不方便,以及不方便背後的環保感覺。於是連結下來,這間食肆也因為這種對食客的小虐待,而置身於「環保商家」的行列之中。
例如我們購物的時候,只要主動不取膠袋,店員可能都會回贈一句:多謝支持環保。這是令我們感覺良好的安撫話。我們消費了,這本身就不環保。我們都已經消費,這消費之中,耗用了人力、原材料、能源之類,排放了溫室氣體,這些對地球的傷害,比顯形的飲管隱蔽得多。在最後不拿一個膠袋,只是殺了人,在他的墓前別上一朵花,是於事無補的事後漂亮。
這樣說也許有點犬儒,我也不是反對環保,我也相信氣候變化。但我們現時的「環保」,真是既擾民,又無謂,就好像以前的「公民教育」,也就是教大家不要拋垃圾、過馬路要守秩序、在大型活動要聽警察指示之類。這些不是不重要,但淺層得很。我們那時候的公民教育,是非政治性的,就是不會講到怎麼根本的東西,好像作為一個「公民」就是溫柔恭儉讓的順民罷了。
同理,我們的環保意識也經常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在一個不妨礙消費主義秩序的意識形態之下,可以盡情環保。例如減去其實都算必要的飲管,在這不方便之中,商家得到了好形象,而極少數的淺層環保份子,也覺得這不方便是大家都有責任承受。但真正有效的保護環境,我們都知道不會是減去一支飲管就行。我們要減少消費、不能填海、城市要節制自己的擴張、要放棄用廉價但帶來污染的能源,後果可能是經濟增長減慢,有人會因而失業,消費品的市場會萎縮。
我們當然要減少人口,因為再節省,人還是有基本需要。人的存在本身就不環保。然後人會發展,國家要進步,以前我們三餐一宿就行,之後會提高要求。家裡要有冷氣、要有「彩電」,出門要私家車。這些可不環保了。
但每個發展中國家都說,發展是自己的人權。美國固然不想減排,因為製造業是國力所在;中國這時候也會說自己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減排標準不能定得太高,我們還要滅貧要發展。所以才有人說過,如果中國要崛起,十四億人,人人都要過上美國人的那種生活,地球很快就會完蛋。但說你們要為環保減慢發展?中國人又說不公平。
環保是十分激進的事情,一講就會去到政治經濟秩序,但這件事就像香港的政制架構和「憲政安排」一樣,一點也不能動,於是大家就只能在無關痛癢的地方講,互相麻醉。這種建構在消費之上的環保觀,只是生產邏輯的延伸。類似的實踐其實都不會為地球帶來「環境公義」。因為那飲管比起背後的整個體系,根本是九牛一毛。我們的世界觀就是發展,就是人口。以前曾蔭權曾狂言香港要有一千萬人口,現在 150 個單程證不斷湧港;有人說「源頭減人」就被批判排外歧視。這背後既是中國殖民主義,也是人口發展主義。因為人口就是經濟,這是香港人經典的經濟思想。既然人口那麼多,經濟又要發展,環保又怎能不淪為裝模作樣的花瓶,或者妝點都會中產精神生活的自我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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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變成「文化」,便是其失去實質的開端。例如企業也開始有「環保文化」,但環保的代價,首先轉嫁給最弱勢的大眾。美其名「環保要成為文化」,但其實只是向大眾轉嫁道德成本或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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