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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

【尊龍：找不到夢想嗎？別找了吧】

現代整形風氣日盛，人人都可以成為美女和帥哥。

美人在骨不在皮，縱使五官能夠靠著鬼斧神工「乾坤大挪移」、儀態可以憑藉後天上課調整，但某些人，他根本不需要刻意做些什麼，光看一眼，你就能從他的五官裡讀出故事和靈魂，整體給你難以言明的氣場。

#尊龍，就是一個這樣的存在，淡出影壇多年，他的曲折人生及出世態度，仍然被影迷津津樂道，是嚮往的白月光，是心底的意難平。

可以在這裡看文章，欣賞尊龍帥照>> https://www.adaymag.com/2020/10/15/john-lone-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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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68 歲的尊龍，他是奧斯卡金像獎的終身評審，美國《TIME》評選他是「全球最美 50 人」之一，日本媒體美譽他為「亞洲第一美男子」。

尊龍在 1985 年演出第一部電影《龍年》入圍第 43 屆金球獎最佳男配角，成為影史上首位入圍的華語男演員，該片讓國際大導 Bernardo Bertolucci 注意到，邀請他演出《末代皇帝》的男主角溥儀，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

高挺鼻梁、薄唇、劍眉朗目，尊龍五官基本結合東方的端正及西方的深邃，當初觀賞《龍年》時，我腦海浮現的就是張愛玲在《沉香屑：第一爐香》形容喬琪喬的長相：「黑壓壓的眼睫底下，眼睛像風吹過的早稻田」。

論尊龍的眼神，已經無法用「會說話」來形容，根本是可以講相聲、上國家歌劇院的那種。

他有一種渾然天成的貴氣，使得他的外型與身世，呈現極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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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龍出生就遭到親生父母拋棄，被一個未婚的上海女人收養。養母是個殘障人士，收養尊龍是為了要拿到政府發放的棄嬰補貼金，對這個孩子沒有多少愛，更別提關心與教育他。

他們生活貧困，三餐經常吃冷飯，偶爾當街乞討。

某天吃到醬油拌飯，尊龍開心到記住一個禮拜；家裡沒有電視機，尊龍會到隔壁茶館，躲在門後偷看老闆看電視，望著電影中的武俠們飛來盪去，成為他的精神慰藉。

現實江湖太殘酷，若不吸收點影劇裡頭的浪漫，實在是很難活下去，要不就是活到更加懷疑人生。

每天都想著下一頓哪裡來，養母心情暴躁，時不時歐打尊龍，有次還將他丟包在火車站、想要拋棄他，多年後受訪，尊龍是這樣形容：「我無父無母、沒有名字、沒有讀書、沒有童年。」

尊龍 10 歲時，養母嫌他累贅，見他長得美，遂將他賣到香港的一家戲班子。

戲班子的生活就像噩夢，早晚沒日沒夜地練功、唱戲、舞蹈，表現一不好就會被師傅暴打。尊龍是孤兒、沒有依靠，常常被其他小朋友欺負，有天被打到撕裂傷，沒錢看醫生，最後竟是一位裁縫師傅為他縫針，縫了 8 針。

他告訴記者：「人生每個階段的經驗都會影響你，小時候的經歷會跟著你走一輩子；從小沒有人保護我，我要自己保護自己。」

尊龍早就明白，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共情他人的處境，你能夠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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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歲那年，尊龍的暗黑人生出現轉機。他跟著戲班子演出，被一個美國家庭看上，見他身世堪憐，便出錢送尊龍去美國發展。

語言不通被送去異鄉，尊龍一邊做苦工，一邊在夜間語言學校補習，花 3 年時間才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不過，這段半工半讀的日子，讓尊龍有餘力去思考未來的路，決定憑著過去唱戲班的經驗，闖闖看「演員」這一行。

尊龍不像其他立志成為大明星的人，盡是說著滿口高大上的夢想，尊龍想法很簡單：我就是想活下去而已，表演是我目前唯一會的東西，我只能選它。

他自己都提到，起初對表演根本沒所謂「喜愛」可言，生活過得那麼狼狽，根本沒時間談論「我的志願」這種偉光正的話題。

憑著童年一路訓練的專長，尊龍考上美國戲劇藝術學院，在舞台劇如魚得水，憑著過去唱戲班的經驗，他將武術、舞蹈、唱曲融為一體搬到舞台，讓外國人看得瞠目結舌，兩度奪得戲劇屆奧斯卡之稱的「奧比獎」。

他漸漸愛上表演，決定進軍好萊塢，為自己取一個特別藝名：尊龍。

尊，是他的英文名 John ，龍，則是東方吉祥神獸，他許自己一個飛龍在天的豪情壯志。

後面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前面提過了，尊龍演出一部部精彩作品，《末代皇帝》是他的巔峰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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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龍聊過表演帶給他的轉變，「真正開始研究表演、參與表演，我從這件事裡頭學到很多真理，它讓我變得溫柔、變得寬容、變得願意去關心別人。」

通往好萊塢巨星之路的大門向他開啟，尊龍選擇拒絕一切角色，堅持回到故鄉香港發展，他說自己想家，也希望帶動香港的影視產業。

只是回到香港，尊龍發展不如以往，陸續作品《乾隆與香妃》、《自娛自樂》⋯⋯等等，都沒有得到廣大迴響，他選擇淡出影壇。

尊龍跑去加拿大過著悠閒出塵的小日子。

早上，他會牽著狗狗到森林散步，在加拿大認養 2 棵老樹，取名叫祖父祖母，有時他倒一杯茶，坐在樹前發呆一下午，「我常常看著大自然，看到會流眼淚。」

成就斐然、有了些錢、晚景安逸，回首童年坎坷際遇，尊龍早把它當成白頭宮女的天寶遺事，留下來的都是感謝和美好。

「我很謝謝養母，她陰錯陽差讓我找到畢生最愛，讓我走上演戲這條路，從剛硬的人變成一個懂得柔軟的人。」

他也不恨唱戲班的師傅和同伴，雖然委屈艱苦，卻為他的演技打下扎實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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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有趣的部分在於，有些人的成就，最初的確是為了生活無心插柳，他們多半都是被推著走的。

然走著走著，成就感和投入到一定程度，柳枝默默生成大樹，接著你便莫名驚覺：恩？我好像愛上這件事了，甚至，我做得還不錯呢。

尊龍便是如此，成長環境的緣故，使他從小就沒有偉大的雄心壯志，只求溫飽即可；家人兩次拋棄他，他次次都是「被選擇」的那方。

但，尊龍卻在努力生活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為自己闢出一條康莊大道。

人們總是在自認被命運牽引、沒有任何選擇餘地之時，靈魂深處的生命力與戰鬥力就是這樣被開啟的。

被賣進戲班子，並非尊龍所願，他「被迫」磨出表演專業，但這份實力足以支撐他到美國能生存、優於其他人。

待發展出成果時，他在深耕能力的途中，也愛上了這項專長，並從中得到治癒、溫暖自己。

嘿，找不到夢想就算了吧，不要刻意去找，好好認真生活，因為夢想會在未來的某一天，以一種你沒意識到的狀況下降臨。

【盧斯達：抗爭再起，送頭論亦然 — 政治困境下的各種心理防衛機制】

不論是過去幾天，還是今天，很多人在街上聚集表態，然後防暴警察又來一輪驅散或拘捕。有些人會說這是「送頭」，是無意義行動。其實從去年 6.12 到現在，送頭之說，次次衝突都會有。你說在街上聚集，成為防暴警目標，有甚麼特別作用？「理性思考」得出結論，就是「無用」。

然而很多人心裡恐懼革命無疾而終、被迫回到日常，已經超過恐懼自己安危。自從推翻《逃犯條例》之後，都是潛意識政治水銀瀉地。潛意識不是毫無結構無中生有，它恰恰完全反映意識，夾雜一二百萬人的總情緒：生還者愧疚自責、厭惡自身無力面對極權、集體尊嚴受挫、渴望久違的勝利滋味 … 行動往往都不是非功利計算，而是互相情緒勒索。有人死了、我目擊其他人倒下、我犧牲了你也應該做點事 … 差不多一年來，近乎所有事情的動能都是如此翻滾出來。

都會中產和近代左翼對民族主義戒懼，因為他們信仰個體，不接受情緒勒索，然而在群眾政治，感情和羈絆才是主體，才是力量泉源。「我永遠不想跟其他人同路，我要『獨立思考』」，永遠只能停留在文字和智力遊戲，無法感受血氣之實。

表意識以為自己掌握理性可以窮盡的可能，計算出最合理最有利最安全的取態。然而「社會科學」研究的社會本身，本來就是一片昏閉大霧，無論如何學富五車、見多識廣，在政治裡總是有如臨深淵、目不能視之感。因為情報總是封閉、世界運作起來其實很隨機、個體亦受到自己偏見和身心限制，「真實」其實是無法接觸，觀念無法理解超觀念，正如人不通過催眠、臨床操作或特殊藥物，鮮能接觸自己的潛意識。政治也是如此。你不嘗試，永遠無法單靠理性思考就進入內層。你沒有胡亂宣誓，你還以為香港立法會是自有永有之後都會有。

嘗試之後多數發現世界像意識底層一樣混亂無序，多數會找到絕望真相。中老年人記得警察斯文有禮，但現在試出了軍警從來是國家機器，二三十年溫文爾雅不代表轉性，不過時也勢也，殘暴本質可以輕易恢復；當民主呼聲再壓不住，中庸策略家無法再限制新力量，當香港產生了自己的底線，中國就會撕破「一國兩制」面紗。這一切都是必要過程，爆發是時間問題，你無法永久封禁一個人的心靈。

嬰兒有一日會知道在自己以外，有一個客觀世界，形成自己的心靈疆界，就要求自己的玩具、私隱，要求人格承認和獨立自主。香港難治難馴，因為香港人曾經有過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幻覺，而這幻覺在這十年之間，如朝霧般退散收攏。就像一個成年人被迫要演小孩子，要受父母事事約束；起先是精神折磨，之後是肉體虐待，回頭看來更有人先約法三章，然後自毀承諾。如果將心理分析推到一個一二百萬人的維度，就是政治分析，也是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常忽略的維度。

如此香港人長期無力和掙扎，人人都會諸訴各種心理防衛機制，例如「壓抑」(忍耐，唔好激嬲北京)、「抑制」(避談當年自己支持過民主回歸思潮)、「替代」(學習融入大灣區做中國人)、「否認」(聲稱一國兩制殘而不廢，有險可守)、「矯枉過正」 (加倍批港賤港)、「合理化」 (認為有人激烈抗爭才導致北京強硬治港)……這些都是香港社會人生百態，每個人的現實取態，皆源於某種對殘暴現實的心理防衛。

防衛機制有簡單也有複雜，指向較高文化社會目標的，比較「健康」和容易成功。例如「昇華」（sublimation），就是社會運動的高潮，也是為人歌頌的部份。犧牲自己，鋪成想像中後繼者之骸路，為達成一個模糊而更好的將來，是昇華；以自身入獄換取推翻一條條例，是昇華；將鬱結化做文宣、藝術、著作，是昇華；將自身痛苦轉換為「有益社會和群體」。

然而善男信女容易純粹歌頌光明面，而忽略製造光明的人，一定是從黑暗裡來。尼采說大樹要長得高，接觸陽光，樹根就一定要深入地底和黑暗。沒有陰暗面就沒有驅力。驅力是與社會風俗相衝突的那一面，但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能量，才能轉化成更高的存在。釋譯做人話：如果社會上不是有些人苦大仇深，任何社會抗爭和改革都不會出現。因為社會賢達的心理驅力已經跟現實社會完全調和，不會出現越界，因此亦不需要過多心理防衛，亦因此不可能出現昇華。分別只是苦大深仇者，是用本能去反抗自身，例如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賊，解除世界對自己的壓迫，還是將精力轉移向一個「對其他人有利」的慈善方向：例如推動社會向好、或者單純敵擋邪惡。

客觀而言沒有各種嘗試就沒可能推翻任何事情，主觀而言人性必然是用各種方式排解情感。無力感折磨了香港人幾十年，已經到了理性無法規限的程度。2014-16 年和之後的事情，不能用「現實主義」去解釋和規勸，因為人不是機械人，尊嚴受挫到某程度就會爆發。而香港人爆發的方式，不是隨街殺人擄掠原始發泄，而是投入爭取民主、建立國族、建立國家，已經是複雜的轉移和昇華，亦證明香港人的發展程度深密而繁複。

頹廢一點地說，傷害自己比起傷害別人，來得慈善和節制。冒一些被捕或者死亡風險，或者做不到事情，但亦基本無礙他人，可能是維持長時間戰爭心理健康之必須。我也會覺得事情似乎永遠不解決，折磨悠長而難耐。然而台灣對抗國民黨專制，用了半個世紀；愛爾蘭對抗英格蘭，長度以世紀計，不可能每一次行動都是出於大藍圖，何況，藍圖何在？甚麼方法可以解香港之圍？現在說話的人，其實沒有一個知道。以現實主義來看，示威又無用、選舉無用；當然去年 6 月前我們心裡都這樣想，但事實證明情感不只正當，而且有用，關鍵時候可以爆發結出果子，成就一次後人不斷追認的建國神話。這便不是每日談論策略的人能夠達成，而是集體解放和混亂的天成。

參與政治及示威遊行，初衷一定不會是複雜的偉光正原因，起點一定是自身，而且多數是負面情感，只是用一種「正面」方式排解出來，而之後變得建設性和崇高。《沉默的羔羊》女主角不斷追捕連環殺手，不是生下來就悲天憫人，而是源於童年陰影：小時候喪父，被迫與陌生家庭同住，農場家庭有一晚在殺羊，她就帶著一頭羊逃跑，但羊竟然沉默也不逃跑。她最終失敗，那頭羊還是一樣被殺。她恨自己無法拯救那頭羊，也恨自己，最後這種無力和愧疚驅使她考FBI，驅使她身為一介女流在一群大男人中力爭上游，驅使她成功追捕連環殺手。

她不是一個濫好人，正如香港人也不是天真無邪，但如果香港將出現強者，他會是凶暴同時澤心仁厚；充滿悔恨同時朝向光明；會是狡猾而抱有底線；他不需要別人歌頌和留意，他就只是要重估世界的價值，並且以自己的方式不被世界改變。

如果說參與政治活動可以是一種正面心理防衛機制，初衷是為了排解個人心理障礙，那麼覺得其他人「送頭」的講法，其實都一樣是另一種方式排解無力感，只是過於簡單和原始，因為說者一樣被現實無法改變寸進所折磨，看見別人繼續前仆後繼，就覺得痛苦，也疑問自己安全是否有問題，也是一種另類幸存者愧疚，用攻擊和輕視的方法來排解；昇華的方法，是自己去保護和救人，也共同體味一種「策略上的愚蠢」，被拖累，被羈絆；成功，可以戰勝自己憤恨的對象 (所謂「送頭」者)，失敗，也將怨恨目標導正到施暴者 (軍警政權)。 反正大家都是無計可施，唯有各出奇謀繼續試，繼續生存。

排解負面情緒的方式，有簡單有複雜。簡單的防衛容易失敗，因為你鬧完人送頭，大局面抑鬱很快又會回來；複雜的防衛有助昇華。自覺 (不一定是真) 走得前，也要做額外的心理功課，要調解；等如你要選舉、你要迷信、你要天真無邪、你好膠、你反對國族，但始終你還相信甚麼，總比無所相信好。你始終會被迫承認，你會改變。我一如以往恨你們，恨你們跟我不一樣，但同樣地，我深愛這顆樹，就連樹葉也愛護。謂人送頭，不過掩蓋自己一樣無能無助。我為甚麼要批評那些跟我一樣無助而狂亂覓路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