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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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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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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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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法鬥 軟顎切除+鼻孔整形手術心得分享

夏天到了 相信是許多飼養短鼻犬飼主擔憂的季節，因解剖構造異常，相較於其他犬種，法鬥在悶熱環境下特別容易中暑/熱衰竭，嚴重甚至導致死亡的案例非常多。

•軟顎過長
軟顎過長問題常常出現在短鼻犬種身上，顧名思義是指軟顎的部份太長，甚至垂到器官中間擋住了呼吸道造成呼吸困難。軟顎過長最典型的症狀就是打呼聲，天氣過熱呼吸喘氣非常的大聲，明顯感覺呼吸困難，這時飼主可以請醫生做評估或做詳細檢查，因為軟顎過長太嚴重的話會有窒息、中暑等風險，尤其年齡越大軟顎可能鬆弛導致呼吸更加困難，情況可說非常嚴重，建議及早做檢查，儘早做手術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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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年本來就有打算安排胖股進行 俗稱BOAS手術「短吻犬呼吸道阻塞症候群」。症狀包括鼻孔嚴重狹窄、軟顎過長、扁條腺發炎外翻、喉頭發炎腫脹，以及喉囊外翻等等。

過往經驗：因呼吸道狹窄，安股總是在吸氣時需要非常用力吸才能換氣，這麼一來常導致腹腔壓力較大而擠壓胃部，引起胃食道逆流、吐食物、或吐出白色泡沫等症狀。

4/19當天下午我們帶安股到台北公園簡單散步 當天天氣不算熱但非常悶 加上走了好一段路 感覺安股吸氣非常吃力很喘，加上喝水也不斷嘔吐，甚至出現呼吸聲越來越氣虛等症狀!!!當下趕緊抱起安股 往停車場奔跑..沿路上網查詢附近急診動物醫院 由於禮拜天關係門診醫院非常少 還好最後在中和一家動物醫院順利急診。一到院馬上送進高壓氧氣室 可以算是「狗狗的加護病房」住院觀察一天。
🔘醫生診斷：「喉頭發炎腫脹、輕微熱衰竭」不開玩笑 當下心情覺得是不是安股快過不去了😞😞😞

歷經以上驚心動魄情況決定提前安排「軟顎切除+鼻孔整形手術」

4/25預約評估
在此特別感謝 法鬥HeRoro經驗分享 讓安股術前做許多諮詢及心理建設☺️❤️

到院當天醫生坐在櫃檯根本還沒看到安股本人就已知道是一隻法鬥 喘氣聲響側雲霄😅😅😅 「當天進行了血液檢查、術前說明，手術流程介紹及術後注意事項」..等等。
門診+血檢費用約$2000左右

5/2安排手術
🚫術前8-12小時需禁食
早上9:30送到醫院 預計開刀大約中午時間結束，醫生會聯絡飼主報平安，觀察至下午4點左右 即可接回家，不需住院 。恢復正常也不需回診。
手術費用加總約$25000左右。
地點：台中南區✔️胖胖動物醫院（本來口碑就不錯）

✅術後狀況：
術後盡量不要吃太硬食物，飼料可以泡軟些或吃流質食物。起初可能手術關係會有輕微想咳出喉嚨異物感及嘔吐等症狀皆屬正常。如會摩擦鼻子的狗狗可戴上頭套，餐後配合醫生開的抗生素及消炎止痛藥。狗狗恢復能力不錯 只有術後第一天非常虛弱，第二天又恢復樂天活蹦亂跳能力😂根本不必太擔憂!!!安股本人的情況，隔天仍然可以在不太激動的情況下正常步步。前後大約不到一禮拜鼻子傷口縫線開始掉落 鼻孔邊邊慢慢長出肉 不會像剛開始割除時鼻孔這麼大..另外已可進行其他正常活動。

✅術後改善：
以前出門前就開始興奮 喘氣喘得非常大聲, 如坐車整趟車程都在喘, 目前改善非常多 比較沒有呼吸聲 有時一度還懷疑是否還在呼吸😳。最大差別是出門散步沒再出現嘔吐情況。以前玩耍最長大約15-20分鐘就撐不住喘到面紅耳赤,也常攤軟在地上無法動，回到家就算開冷氣至少也需要喘個半小時以上；術後可能沒有軟顎擋住呼吸道 呼吸變的順暢許多 恢復力也大大提升..

✅結論：如果你的法鬥也有以上情形 真的可以儘早評估 幫它們減緩呼吸上困難排除障礙 真心非常推薦喔👍🏻。當然術後也並非吃了無敵星星 夏天仍須注意避免處於過熱環境 出門選擇傍晚時段為佳。也祝福每隻法鬥都能健健康康的❤️

🔺以下整理短鼻犬常見簡單資訊
•短鼻犬呼吸道症候群
短鼻犬最要注意的，就是牠們的呼吸系統。常常出現呼吸道發育異常的情形：包括鼻孔過於狹窄、扁桃腺過大、軟顎過長、喉小囊外翻、喉頭塌陷或氣管發育不全等等。因此牠們對於溫度的適應力較差，平時應避免祂們處於過熱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牠們比一般狗來得更容易中暑甚至是窒息。
✔️最好不要去室內悶熱/人多/不通風的環境：如寵物展。
✔️送洗可以請店家不要放進烤箱烘，多花點$用手吹乾。

手術風險：
•全身麻醉風險高
麻醉對於狗狗本來就是一件具風險的事，但短鼻犬因為呼吸道天生較短又狹窄，一旦麻醉很容易會氣管阻塞，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請一定要找有經驗並值得信賴的醫院進行手術。
•鼻孔狹窄
法鬥鼻孔若窄到造成呼吸困難的話，也必須動手術做改善。

#BOAS
#軟顎切除手術

[我的罷工日記]（個人拙見）
沒想到罷工真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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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輪班坐在我的公司運航大樓大門前、工會搭起的棚子底下，有時輪到夜班還要準備蓆子睡在柏油路面上（相當新奇的經驗），風吹日曬雨淋偶爾蟑螂襲擊，對比一邊公司那棟灰色大樓內的看似如常（但我知道裡面所有內勤人員一定為我們的事情忙炸鍋了），心底總是有一縷怪奇：我究竟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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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地，早班想睡起不來最不想進的公司、長班前難以跨出家門好想留在家最不想進的公司、年度複訓考試壓力太大想就此消失不見最不想進的公司⋯⋯，就這樣聳立在眼前卻就是想進也不能進。我們在一個層面上已經變成相互憎恨的仇敵似的，不再是從前對外形象營造出的「家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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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界「不爽不要做」的聲浪質疑，我必須很誠實地說，以台灣的物價水準而言，我的薪資水平的確相對高及穩定，人才會喊出這樣的幹話（真的是幹話，因為很幹自己做牛做馬賺得比空姐少，她們還膽敢罷工）。但氣憤之餘，往深一層想，「不爽不要做」其實是薪水較我低的人的對於難以翻轉階級的深深無力感；亦是薪水較我高的人對我們職業的一種隱晦鄙視，認為我們的能力就是只值這樣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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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間正義，很直白地說，就是關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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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長是神的化身，帶領族人打贏另一個部落，分配戰爭成果的時候，自然最好的東西、最美的姬妾，要分給酋長，其他勇士按照割下敵人的頭顱數來決定拿多拿少——這是原始社會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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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選拔模範生到教育局領獎、接受表揚。除了考量該生的學業狀況，人品性格、家庭背景（是否在困苦環境下依舊孜孜不倦）、甚至是人際關係都會被納入評估之中。進到現代社會，除了「成績」這樣直接的證據以外，我們逐漸開始重視一些難以數值衡量的人性品德，期待有「完人」現世——這是我們脫離動物本性，啟蒙過後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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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身心障礙人士保留的停車位、補助、費用減免，是為補足他們先天或後天造成的社會不適性，卻依舊尊重及肯定他們身為人的價值，所給出的平衡優待；位於城市精華地段的古蹟是否要為了蓋億萬豪宅而拆遷；為保育台灣原生種動植物，比如雲豹好了，政府該投入多少經費致力復育，還是反正不關我事應該把錢拿來大家發大財⋯⋯這些所有，都是資源分配，也就是公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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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是，現代科技還無法令我們感知到他人的疼痛，即使醫生問我一到十分幾分痛，我說五分，隔壁的病患也說五分，但我面有糾結，他卻看起來老神在在，我們也無法跨職業別地說因為我比護理師（大家最愛鼓吹他們才該罷工）還累、還辛苦、還血汗，所以我罷工。因為跨職業別本來就無法比較，就像我們沒有人可以衡量是踢足球累、還是打籃球累，是長跑累、還是短跑累；而職業的薪資計算標準即使和身體操勞相關，卻不是絕對。各產業別的薪水計算有其神秘廣大的市場供需原理（單位產值、勞動力再生成本、隱形的心理成本、物價高低、員工學養基礎⋯⋯），一般勞工僅能依循常識，及最簡單的和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較，來獲知自己是否有遭到剝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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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為自己的工作爭取任何權益的時候，和別的產業，比如大眾呼喊最該罷工的醫護人員，其實根本沒有比較的立論點，因為本就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為自己的權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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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某論壇底下一篇發表對於我們罷工心得的文章回覆中，看到一位護理師留言，由於該心得的結論亦是：「妳們怎麼不去跟比妳們累的人比，醫護人才該罷工吧！」護理師似乎再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職業一直被拿出來鼓吹比較，便留言道：「我們的產業特殊不能罷工已經很可憐了，拜託不要再拿我們出來說嘴，不希望我們那麼辛苦，麻煩病人自己提升素養或是家屬動手幫忙，不要因為醫療廉價就把我們當傭人使喚。真的是累到每天都在祈禱健保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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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人都以「不爽不要做」做為就職與否的唯一標準，其實也掉入了這座過勞之島雇主最愛的邏輯誤區，只要雇主尚且找得到人力替代，勞工就成免洗筷，我們誰也沒辦法更好，只能比爛。即便勞工在工作中培養出經驗與價值，老闆只要一句「不爽不要做」，勞工就被一二三木頭人，只能定格或是砍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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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將求職美化成自由市場機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勞工有能力就該自己移動到更優待的地方，不然就等著被淘汰。但若是我們的勞動力被自由市場機制化了，全面廢除勞動基準法，各位請以自己的本事博得雇主喜愛，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保障的最低工資、沒有限制的最高工時，除非這是一座佛心之島，時薪三十、四十幹不幹？隔壁公司時薪二十五，老闆已經佛心來著⋯⋯就會發生這種遑論勞權，根本連人權也談不上的事，勞工的自由是假自由，人或許也會為了生存而愈發輕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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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資關係中，勞工本就是相對弱勢的一方。若勞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對待的唯一選擇只有「不爽不要做」，我們是否也等於給了老闆無限秀下限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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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義浪潮橫掃的現代，我們尚且保留勞基法、環境保護法、文化資產保存法⋯⋯，不希望一些也許對於絕對利益、絕對自由無益的事物消失，就是我們對身為「人」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所以我們會以理性去探討公義、會希望心裡難以言喻的惻隱能被重視。且勞動基準法居然稱為「基準」，就該僅是我們社會公約待人處事的底線，沒有違法只是剛好而已，願意多給的才能算是真正對勞工價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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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如今有多少雇主以自己「沒有違法」為樂、為人人都該謝主隆恩的依據，我想各位勞工應該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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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不能接受我們的訴求，將我們貼上貪婪標籤。在此我想以我同時身為空服員及工會會員，投下罷工贊成票、實際加入罷工行動，闡述個人對整起事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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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先將八大訴求粗分為三組：薪資組、飛安組、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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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錢最難，我們就先從難的來處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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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資組有關的訴求有三：人人琅琅上口也是公司緊咬不放的日支費一百五合流禁搭便車、國定假日出勤兩倍薪、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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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質疑工會這一百五十元是怎麼算出來的。我身為一介沒有金融財經背景、數學程度到二元一次方程式就舉手投降的勞工，還真不知道這是怎麼算出來的。但是，我至少會用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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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和台灣另一間國際航空公司的友人私下比較，我的公司和友航空服員的薪水，一個月至少可以差到一至兩萬，而且職級越高差距越大。相信存有「不爽不要做」之心的人在這裡會炮轟一句：有能力就跳槽啊！
我考過友航，我的許多同事也考過。而自我的公司開航以來，從來沒有友航空服員跳槽過來我的公司，我們過去友航的人倒是不少。往年我的公司在友航招考空服員的日子，總要排上大量待命人力，因為去考的人實在太多。幸好友航的人力資源變動率小（福利較佳之故），一年頂多悠悠地招個一期，有時還不招。而我們完訓上線後需與公司簽訂至少三年契約，沒有做完即離職要罰款十五至二十萬，所以我們私下時常玩笑說我的公司表面是航空公司，實則是空服員補習班，替其他航空公司訓練好了收補習費（罰款）再送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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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的是，我沒有考上友航。但這代表我能力比較差嗎？我想實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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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空服員遴選標準除了多益五百五十分及身高一百六十公分以外，基本沒有具體的其他事項可以參考。我有位同事天生菸酒嗓，長相甜美但一開口像昨晚去錢櫃唱歌徹夜未歸，照樣神秘地考上。且我的公司屢屢獲獎怎麼解釋？雖然這是所有部門上下齊心的結果，不只是空服員，不過不能否認我們也確實傾盡了自己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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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許多旅客說，不知道為什麼，一上你們的飛機就能馬上有回家的感覺。所謂的「家」，絕對不是靠形式顯擺出來，而是因為有令人安心的人在身邊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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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上主打「日支費是餐旅費」的說詞，問：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比如紐約、巴黎物價較高，看似釋出善意說願意逐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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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空服員的薪資計算方法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像我的公司及友航一樣，除了底薪、飛時加給（以實際的飛行時數計算一個小時多少錢，像是便利商店打工的時薪一樣），以及俗稱吃飯錢的日支費（我的公司從報到時間算錢到降落後一小時，一小時九十元新台幣；友航從飛機引擎開算到引擎關，一小時五鎂。我的公司的計算方式每趟會較友航多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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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如新加坡、香港、中東的航空公司所採用的，一樣有底薪、飛時加給，但日支費卻是實際在每個外站發放當地貨幣，依入住的飯店餐點一餐多少錢、停留期間能吃到幾餐，來計算核發多少餐費現金。這種方式的日支費就實在是吃飯錢了。但若上述航空公司的底薪、飛時加給和國籍航空一樣的話，這些空服員的薪水還會比我們少上許多，但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薪水又較我們更高，其貓膩就在於這些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時加給非常高，依職級不同，可以是國籍航空的兩到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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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薪資計算方式沒有優勝劣敗，只要不虧待員工便好。但可以簡單得知國籍航空所使用的第一種，是比較簡單的方式，公司不用換錢承受各個外站的匯差、物價不同，每個月用統一標準把錢發下去，空服員自己到外站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所以即便名目是日支費，這個吃飯錢卻實在是我們薪水的一部分。比較特殊的是，因為名目是日支費，所以這筆錢並不扣稅，國籍空服員的薪水中只有底薪和飛時加給會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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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中說「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時，本身就陷入了邏輯矛盾。且若是依各個外站不同調整日支費，那麼日支費高的航班一定會造成貪心公主們熱烈搶奪，對不飛長程航線的空服員來說更是極度不公。這樣主管的說詞又陷入了第二層矛盾，因為公司是以「同工不同酬」會影響機內士氣為由，反對「禁搭便車」條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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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詭的是，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早就在我的公司空服部門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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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從哪一年開始，經濟艙空服員開始接受短程航線的商務艙服務訓練，基本上有經濟艙半年以上資歷的空服員，都會被召回公司進行訓練。完成短程航線商務艙服務課程的經濟艙空服員，我們稱作CAE，在短程航線時就可以到商務艙去工作，不過只能負責外場，內場廚房還是要由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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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的理由很直白就是用較便宜的經濟艙人力，去補較貴的商務艙人力。因為這些CAE並沒有因為多了一項技能而有較多的薪水，她們與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之間薪資有落差，負責的又是較原來經濟艙更精細的服務內容，但一樣領經濟艙空服員的薪水，這種差異不啻是一種白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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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以擔心薪水不同會造成空服員團隊合作不佳為由，緊緊咬住無法接受禁搭便車條款之際，沒有想到的是，空服員們即使同工不同酬，還是團結地為公司屢創佳績，甚至團結到兩千多人寧可手牽手去罷工，整日沒薪水、睡路邊、接受各種謾罵也緊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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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真的這麼擔心影響士氣，反而應該加倍鼓勵我們趕快上車，而不是禁搭便車啊（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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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定假日兩倍薪，與其說是又要效法友航，不如說是更好地增加我們上班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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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空服員的工作性質特殊，有不能中斷的越洋航線，所以我們須與雇主簽訂勞基法84-1條。這法條也同時令我們不受勞基法對一般勞工例假、休假、最高工時⋯⋯的限制與保護，須另行與雇主約定這些內容。但我們在簽下這個約定書的時候，公司只是請我們簽名，卻沒有與我們「另行約定」，然後就裝傻當我們全盤接受國定假日沒有兩倍薪、工時可以全部超過十二小時這些一般勞工享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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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假期是航空業最賺錢、亦是所有一線服務人員最操勞的時期。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還要工作雖是空服員都知悉的事實，但簽下了勞基法84-1條，並不代表公司不能以慰勞特殊時刻的辛勤為由，依舊照一般勞基法給我們兩倍薪資。況且，過去要是公司肯給我們談的機會，我相信所有空服員都會希望自己放棄與親朋好友相聚的時刻，能夠獲得一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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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同事自嘲某年過年期間剛好上班次數較多，被朋友笑是「搶錢」，因為一般民眾都以為我們過年上班能賺到較平時更多的錢。不過我們其實整個過年期間，只有除夕到初二上班能領到一個六百元的紅包，一天一個，三天都上就是最多一千八百元。端午連假、二二八連假⋯⋯不論連幾拉幾，則連個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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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心裡天秤的激烈搖擺下，也不願請假好像自己沒有一點職業道德似的，所以選擇將自己的年假，擺在國定連續假日上。但在這類需要大量人力的國定連續假期，不是不能放年假，而是能放的人少之又少，要大半年以前就用大學時代搶熱門通識課之姿，起早趕晚地守在電腦前去搶那寥寥數個公司願意開放的名額。若開放搶假的時段正好在上班，則是連搶的一絲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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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情感價值大於實際薪資，我們會想乾脆請假算了。畢竟我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若是只以責任制為教條來規範我們在國定假日工作，誘因未免太小，也顯得是雇主過於冷漠了些（老闆們不能沒違法就高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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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機內還存有一種同工不同酬，這也是我最不願說的一項。不過為了解釋為何工會主張「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這項訴求，我還是必須說明，在我的公司，日台泰越四種國籍的空服員，其實薪水會依所屬國籍的物價水平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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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的空服員薪資高低，也是以日台泰越為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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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台籍空服員罷工後確實加了薪水，難保我的公司不會大量起用泰籍及越籍組員，變相打壓，使我們「看得到吃不到」，工會才會在加薪的訴求後一同綁入這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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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知道原來我們空服員的薪水依國籍不同而有差別的時候，我其實很難過。除了薪水比台籍還高的日籍外，那些離鄉背井來台灣工作的泰籍及越籍，也做著和我完全相同的工作內容。雖然這是全球化沒有辦法避免的狀況，資本為了擴張會去尋找更便宜的成本，但當這些人的臉孔不再模糊，是實際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事，還是會有些心疼油然而升，盼望世界大同、盼望至少人的價碼可以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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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先來說最容易解釋的飛安組訴求：東京、北京、金邊、瀋陽、呼和浩特⋯⋯等九條易超時航班改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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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質疑為何飛安這項運輸業最重要的價值，在工會訴求中的佔比居然這麼低，只有八分之一，啐一句：貪婪，就欲轉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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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細細琢磨，飛安訴求佔比低其實是對我的公司的讚許，因為公司本來就將飛安把關地相當嚴密。若是知道我的公司空服員每年關於飛安的年度複訓有多令人頭皮發麻、演練飛機迫降的緊急逃生程序有多逼真，而空服員是守護飛安的最後一道防線，前頭還有機師、機務，及其他我不知道的公司同仁們的協力相助，就能明白我的公司在關乎飛安的每一個環節上都付出超然的努力，只剩這條易超時航班的漏網之魚還令我們無法做到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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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提出給服勤易超時航班一趟一百五十元（是一「趟」一百五十元，來回算一趟）的飛安獎金，以及派自願的空服員包月專飛，且每月多給六至十天休假（咦，同工不同酬？）這樣的應對方案，會遭到工會拒絕，純然是因為我們將「追求安全，決不妥協」的核心價值，注入生命之中在貫徹之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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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民間謠言四起說這根本是貪心公主想去東京過夜的陰謀（喔，誰不想去東京過夜），為了闢謠自清，工會也提出易超時航班帶兩組人上機工作，一組服勤去程，一組服勤回程，不過夜，這樣的替代方案，不過還是沒有和公司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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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濟再差，世界競爭力排名還算是名列前茅，但勞權意識卻低落地如同第三世界。要不是我切身遭遇到這次罷工經驗，我其實也沒有機會去思考，在這樣政經高度發展的國度（我們同婚立法了耶），為何會有勞權低落這樣如同平行時空般的問題存在。之前我曾去旁聽的一場勞資協商會議上，討論易超時航班時，工會提出了光是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年度，我的公司航班超時就被檢舉超過一百二十次，罰鍰累計一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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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去算了一下，光是令空服員在東京過夜，一年成本算下來，我的公司至少要支出一千五百萬。兩相權衡下，若你是雇主，是我的公司的老闆，兩年罰一百五十萬，讓員工冒著超時工作的風險；和一年至少支出一千五百萬，只為了不讓員工超時工作，你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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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開始罷工後，我和我的姐姐討論過一個雇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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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最近自己開了公司，當了老闆，小心翼翼地走在創業維艱的道路上。她說：「我要是發現一個員工的能力很好，會很想將他留下來，他有自主的想法，讓我不用操心那麼多，我也信任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我同時也知道，一個能力好的人，沒有給他比較多的薪水，絕對留不住。這時候我會突然寧願選能力比較差，但我不用付出那麼多，而且好使喚沒有自己想法的人。因為利潤就是這樣，我要給別人還是給自己，這是我每天都在掙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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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當過老闆，很難設身處地去換位思考到姐姐的層面。我知道她選擇在這個時候和我說這樣的話，是在軟著暗示我，大有大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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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姐姐聊完後，我依舊去罷工，白天頂著烈日，夜晚傍著焦土。或許是因為時間的侵蝕，或許是因為外界的風向，我逐漸變得焦躁不安。我的胸中依舊哽著一口不願放棄的氣，可除了這口氣外，我什麼也吃不下，我因此削瘦到了夢寐以求的狀態，卻也快樂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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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輪完罷工棚靜坐的班後走至客運站欲搭車回台北，罷工期間我們算是暫時與雇主解除了勞雇關係，當然不得搭公司交通車。不過，我還是認為我的公司有些過於斤斤計較的是，有同事在罷工開始後由洛杉磯飛回台北，一落地，機門開，公司派來的人就和才剛飛完一趟長班的她們說：「有工會的人在機場要收參與罷工的人的證件，證件被收了就要自己想辦法從機場搭車回家，不參與罷工的人才能搭公司派的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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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洛杉磯的座艙長很保護學妹，回道：「我的組員才剛飛回來，大家都很累，怎麼有辦法馬上做決定？而且回來後每個人也都還有兩天的休假可以考慮要不要參與罷工。怎麼能不讓大家先進公司換衣服、拿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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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才解釋自己只是代為傳達公司的意思，沒有要大家當場決定。後來那一路她們壓根沒在機場遇見半個工會的人，這才搭上了公司的車子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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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人有去機場倒是僅有一次。罷工剛開始的時候，機場的地勤人員因為航班大亂承受著旅客的壓力。有罷工空服員心生不捨發起去機場代替地勤與旅客道歉的活動，工會幹部要大家守在罷工棚就好，她們去。她們揹著請不要責怪地勤的牌子到機場，接著被批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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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黑的與白的似乎已經沒個準則，在這整個罷工的故事裡，我時常看見黑的變成白的，白的變成黑的。或許是我的眼睛和人長得不一樣吧，我陷入了一種哲學式的，你看見的黑不是我看見的黑，你眼裡的白不是我眼裡的白的考驗。我看見許多人連想都沒想便全盤接受了眼前的一切，指鹿為馬，我突然發覺這樣的生活好輕鬆，比罷工輕鬆許多，那麼我坐在這裡幹嘛？我又陷入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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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走去客運站的路上，站在馬路的一側等紅燈時，遠遠看見另一頭站著一位公司的學姐。即便是罷工期間，學姐依舊謹守公司規範的儀禮，梳著漂亮而一絲不苟的法式包頭，身穿及膝而式樣優雅的A字長裙，及不露趾的低跟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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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著棒球帽，視線被遮蔽，只要頭不轉向她的方向，可以完全假裝沒看見，何況這是公司外、是罷工期間。而且，我是有點怕學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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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結束後，我還是舉起了右手，向著學姐揮了揮。學姐笑容燦然與我回打了招呼，我突然胸中那口氣鬆動了些，明白了自己的倔強從何而來。學姐是出了名地對工作要求的學姐，若以姐姐的話說，就是那種會讓老闆想要留下來的而陷入放利兩難的好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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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公義的本質是資源的分配，那麼一個人情操的高低、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乃至於企業明明是為了營利而生，人卻會在意資本獲得的手段、在意企業有無盡到社會責任回饋世間，是因為我們對於至善還有期待。所以我們不會暴虐地修一條法要比爾蓋茲必須將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拿出來發給窮人，卻會期望他是情願拿出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去做對的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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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摸學姐行來的路徑，她應該是住在公司附近步行而來。住公司附近、對工作有十分地要求，我們自然會將她連結到是「公司派」。畢竟此人的大半青春、花漾年華、生活樣貌、談吐思想，該已經和這間公司連成像呼吸與空氣的共生關係，她該是最愛也最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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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她的前半生，年輕可愛的時候，有人豔羨似地輕輕簇擁著她，道：「妳該去考空姐。」在對世界的渠道相對封閉的早些年代，她也曾懷疑是否這樣的自己就能站上國際的舞台。然而嘴上硬著說只是試一試、最終面試階段卻緊張到手心不止地冒汗，她才發覺自己很在意。熬過了訓練的嚴謹、熬過了職場的高壓、熬過了身體一再地生病、甚至熬過了公司生意不好隨時可能被不當裁員的恐懼，她用驚人的韌性撐住了自己、也撐住了經驗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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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有新來的學妹稱她作「鬼」，她有些無奈笑笑，不知該怨還是該氣，心說妳們不知道我對妳們有多網開一面。然後她不禁想自己為什麼撐到了現在，還買了房子背了貸款，肩上多駝了一座雷峰塔似的令自己再難離開。而後她才領悟原來自己為人有些老派，她不想做太跳躍、創意的、沒有規範的事，這不是古板，而是匠人一樣，在日復一日近似於無的微小修正上釀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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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虔誠地割下一塊心頭肉獻祭予一份職業，她想通了以後愈發敬重自己，然後像是鞠躬盡瘁最後一次做好四菜一湯就欲離婚的家庭主婦，悉心妝點自己，昂首罷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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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收到一位相熟的機長私訊，說這罷工期間上班，空服員配置無法按照正常，大多都是較資淺的學妹，他從駕駛艙打電話到後頭，沒人聽得懂他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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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怎麼能做好前後艙良好溝通？」他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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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氣沒人給你打咖啡吧。」我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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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這樣的玩笑話，我突地就明白他隱隱然的憂心不假，還有他暗藏在話語中的鼓勵：妳們不是免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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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世間人對我們存有這樣的誤解，摸摸鼻子也就算了；但若說是家的一個地方還存有這種心思，有家也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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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說管理組：開放工會幹部參與人評會等懲處機制，並有發言權及表決權；開放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就是之前被幹到爆的勞工董事）；給予工會理監事、會員代表會務公假；變更空服員現有勞動條件與工作規則應先與本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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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會發現，其實訴求中最多的是關於我的公司的管理方法的改變。除了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這項爭議太大，且要尊重我的公司身為一完全的民營企業，關起門來的確可以「朕不給的，你不能要」。其他的，都是期待工會得以壯大制衡我的公司對空服員的一種有些羞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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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這是工會的陰謀，是想煽動空服員而後爭權奪利的手段，我自己聽了都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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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幾日看著都是自己空服員的工會幹部們，有的要帶活動鞏固靜坐空服員焦躁的心、有的整理物資跑腿訂便當、有的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站上高台要站到公司願意出來協商（不過被我們自己空服員們勸退了，太危險，不要這麼賣命）、有的製作懶人包開記者會發新聞稿⋯⋯。許多人譏笑我們毫無謀略可言、反應太慢、看不懂在幹嘛，我才明白這樣的諷刺反而是一種激賞，面對龐大的資方，我們手無寸鐵，只能盡量有樣學樣、有什麼做什麼，杜甫石壕吏中的老嫗般，請從吏夜歸，猶得備晨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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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這是一場陰謀，我只能說這個陰謀太累太深太龐大，不如回去洗洗睡了隔天向公司報到復飛來得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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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突然發覺那些對我們憤怒的地勤、內勤人員、一開始就沒有加入工會的、罷工行動真的開始了回去上班的，其實是看得最清明的人。他們實在明白這個世間運作的現實，知道不要雞蛋碰石頭，知道要偎在高牆下才能獲得最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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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空服員是只有女生的部門的緣故，所以在這間父權的公司裡備受歧視。當人嘲笑說我們怎麼可以拿血尿蕁麻疹內分泌失調尿道炎中耳炎爆痘爛臉失眠肌腱炎⋯⋯當作抗爭的理由的時候，我想問，若是身體都出狀況了還不能要求改變，那麼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要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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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是個身體還算承受得住這份工作的人，除了剛進公司第二年，曾有一度內分泌失調，耳下至下顎處密密麻麻長滿了不是痘子但紅紅一點一點的東西；還有因為時常感冒上班，每次都會引發中耳炎，即便感冒好了，半個月一邊的耳朵都會像浸泡在水裡一般聽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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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問，生病為什麼不好好休息，硬要上班身體搞壞要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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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病請假很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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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感冒都要到公司核可的大型醫院去拿「診斷證明」，想多休兩天還要拜託醫生寫「宜休養幾日」，連生理假都要到醫院拿證明，被公司刁難一次、再被醫生嘲諷開這種證明前所未聞一次（不過這不怪醫生，因為這種證明大概放眼全台只有我的公司需要而已），有時即便身體不堪負荷，也會想說算了乾脆去上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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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設計明顯就是在最大化壓榨空服員的單位產值，我必須承認，管理階層真是聰明絕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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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出車禍，所幸只是皮肉傷，沒有傷及筋骨，但兩腳膝蓋大面積擦傷，需要每天換藥包紮，傷口結痂走路會痛，當然也不能穿絲襪。我問醫生我多久能好，醫生說每個人復原時間不一定，我說我必須開證明需要休息多久，不然公司不會讓我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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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可以斷言妳多久能好，我就是神醫了，我不能開這種證明。」醫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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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給我一個至少的時間，如果還沒好，我再來醫院開，拜託。」我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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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兩腳膝蓋都包得像要去打排球穿護膝一樣，就算醫生不給開證明，相信有眼睛的人都會要我休息先別上班了。不過我的公司奇妙之處就在於，即便是外觀上明顯的傷病，只要沒有按照請假規定，還是麻煩去服勤。有同事去拔智齒不慎臉腫了兩倍大，不好意思要請假就是要證明；有同事眼睛發炎化不了眼妝 ，那妳可以擦口紅；有同事失聲開不了口，那妳不要講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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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後來開給我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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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禮拜後，我可以緩緩走路，但傷口還沒痊癒，還包著紗布，公司評估了一下，說妳還不能上機就來公司打雜。我被分配到了替空服員辦證件的部門，護照、台胞證、美國簽證。裡頭的課員們都對我很好，知道我不是專業的只會讓我做些簡單的文書處理、抄寫影印，令我從一開始的有些怨恨（為什麼不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到後來也因為這些溫暖的內勤同事，最終傷癒要回去空中時還有些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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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學姐，工作以來一天假都不請，連母親病危都極力調班換班並懇求公司核放特休整整全勤了九年（她說謝謝很多同事願意幫忙）。後來母親過世，她卻累壞了身體而不自知。一日，穿戴好制服裝備，突然一陣尿意，進簡報室前先去了趟廁所，低頭一看，卻在胯間望見一片血紅，這才發現，原來自己血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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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目驚心的身體警訊，令她終於肯面對健康的臨界點，不再勉強自己。但已經將近報到時間了，公司規定的請假時間是報到前三個小時，她向公司請示自己的狀況，事出突然，能不能臨時請病假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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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只是說，用一貫的制式的口吻，請病假可以，但不在規定的時間內，後續會有懲處，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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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姐捨不得自己的全勤紀錄、也不願就這樣被記了一個警告還是申誡的明明自己沒有犯錯，回家後，她想起了現在尚在母親百日，而自己還有一天喪假可以用，便致電公司：「那我改請喪假可不可以？我不是請假慣犯，這次真的是突發狀況，請看看我的請假紀錄。」學姐哀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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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血尿怎麼可以請喪假？」接電話的那頭說，還是一貫的制式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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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被公司約談，要她寫報告，請她「成熟理性」地面對。並告訴她，念在她九年全勤的紀錄，公司能將那天病假視為一般病假，免除請假不合規定的懲處，不過還是不能改為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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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有些羞憤的約談結束後，她搭電梯，下樓。等電梯時，一位聽見她與主管對話的內勤同事過來，悄悄在她耳邊說：「學姐，講白一點，喪假已經是大老二了，他們怎麽還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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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請假方式施行良久，才終於在近幾年改為較為人性的方式，只要一般診所的收據即可請假（感謝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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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第一天，看著許多內勤同事衝出來對著我們賤人、婊子地叫罵，我覺得難過，也十分不解（不過幸好沒有看到我認識的內勤同事），甚至有人成立了網路社團，裡頭充滿各種針對空服員酸澀不堪的言語。令我發覺平行時空的問題不只存在台灣社會，也存在於我的公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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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身為專業經理人的朋友提醒我，製造對立也是一種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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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間的猜疑與嫉恨，能夠形成一種強大的互相監督的網路，管理者不需另外成立監控部門，就能以相當低廉的成本收割對立之後互揭瘡疤的果實。管理者也能收束權力，形成至高無上的權威。好處絕不全體適用，因為賜給誰什麼都是恩典，因為總要令人有點眼紅；責罰就要連坐，令系統中的人人心惶惶，永遠懸在一種驚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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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輕蔑地回朋友說你小說看太多，可有時發現的一點小線索又會令我不禁往這個方向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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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上述社團看見一則地勤同仁的留言，大意是在說公司已經對空服員很好了，什麼都給我們，我們憑什麼罷工。地勤同仁舉例空服員的鞋子襪子都由公司提供、下班有專派的公司交通車可以坐，而他們即便和我們穿著同樣的制服，鞋襪卻沒有補助，從機場下班時還要碰碰運氣搭空服員的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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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留言我相當詫異，想起自己從前還覺得公司對待地勤更優渥，戴眼鏡、戴牙套都不用像空服員一樣需經過申請審查，而明明我們是穿著同一套制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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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社團裡還有許多公司同仁放上自己參加各種公司餐會、慶祝會、運動會的照片。我看著螢幕裡的喧騰熱鬧，總有一種冷宮妃子聽見宮裡慶典的絲竹鑼鼓之聲，自己卻清冷寂寞不在行列的幽微心酸。一般空服員若是被邀請去參加公司的這種聚會，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去端盤子當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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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自己工作近九年，的確沒有參加過我的公司的什麼活動。還記得剛上線的時候，知道公司有運動會，還興奮地有些期待空服部門會不會派人去參加呢，我喜歡運動，也喜歡在遊戲中有點競爭的感覺。然而空服員僅是一人發放一件大會T恤，就算是在這個活動中盡了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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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代表公司飛向世界，回來後，進公司換便服、放行李，就算是銀貨兩訖。接到公司電話不是抓飛，就是有客訴請儘速回覆。不飛的日子進入公司，不是約談，就是訓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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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的公司終於有首批空服員做滿二十五年退休，這在空服員間是不得了的大事。然而在偌大的整個企業，也是人微言輕如一縷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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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許多人如此愛戀我的公司的言論，我很嫉妒，因為他們定是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備受了公司的珍惜才能那樣振振有詞。然而他們又覺得公司早已把什麼都給我們了、然而一個內勤實習生可以大言不慚要我們回家做媽媽的寶貝（同事表示：我不單是我媽的寶貝，還是我阿嬤的金孫）⋯⋯，我太混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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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陰鷙令我只能牽緊身邊的同事，只有她們眼裡還留有一片澄澈，無關黑白，就是單純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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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的公司一位高層在媒體面前哭訴，沒有工作不辛苦，這些空服員好歹都是大學生了，怎麼還不懂呢。我們這些大學生，再怎麼愚蠢，也弄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罷工行動，充分顯示我們的自我進步能力非常強啊，這樣的員工才能令公司Proud到全世界不是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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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高層真正知道我們的工作辛苦，為何沒從想過要如何改善勞動條件，而是在外狂打我們是幸福企業這樣背道而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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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一點如另一位高層直接承認就是威權及專制不也很好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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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又說，感謝所有願意和他站在一起的地勤、內勤人員。看到此，我希望高層是真正地珍惜這些願意為你加班的員工。至少，鞋子、襪子、交通車，不要虧待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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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日在罷工棚，有相熟的學妹心中很有疑慮來找我聊聊。她說，她怕再不回去，會被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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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呼吸一口氣，想了想我的公司對待空服員一慣的作風、想了想罷工至今公司的態度，我真的沒辦法有自信地告訴她，不會的，在法律的保障下，如果是公司要懲罰我們甚至開除我們，他們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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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語帶保留地說：「如果妳回去了，留在這個棚子裡的人越少，那麼最後公司要想辦法處理我們的時候，他們所能用的手段就越狠，因為罷工的人數越少，他們越好開刀。如果棚子裡的人夠多，公司要動手段就越難，人數越多，本來就越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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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罷工都開始了，我們都還恐懼地感到打壓渺小。我們要促成這場罷工有多麼地困難，尤其在台灣這個工會組成率不到10%的國度、在我的公司這樣業界出名高壓管理的地方。我失眠了好幾個夜晚，就算不是輪夜班要睡在罷工棚的日子，躺著床吹著冷氣都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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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罷工後的協商當中，我的公司連最基本的「不秋後算帳決議」，至少恢復員工福利票的權益都不是很願意。要知道，這張員工福利票在航空公司的員工之間暱稱為「乞丐票」，因為機上有空位才能搭，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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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空位沒賣出去，以便宜價格賣給員工這樣的事都猶豫再三，我的公司在罷工開始後放出的各式狀似溫馨的「回家吧」宣言，不禁令人腦內顛覆。或許「回家吧」只是做給媒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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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在罷工棚中，看著許多學姐妹自發性地擔負起很多事，收三寶、收垃圾⋯⋯，甚至是辦理領回三寶的程序，大家時常習慣性地使用原先在機上會用的語言，交接組、cross check、safety check、go that way go that door⋯⋯，好像我們都還在機上工作一樣，令人感到可愛之餘，也總默默令我鼻酸，大家天真地還奉這份工作為圭臬，不願忘了所有曾經烙印在身上的一切訓練，期望就算外人無解，這樣激烈的舉動也能喚起我的公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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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向來只把工作當工作，是糊口的工具，說是我的天職什麼的太唬爛。可是罷工開始以來，我卻反常地想回去、想再和這些學姐妹們一起做我們慣常做的那些呼吸成自然，但還是會令人煩躁的事（我們工作真的很累啊）。 我感覺我身邊的這些人的心意好珍貴，在獲得我的公司真正的回應重視之後，我們才能不把自己當奴才，不是因為害怕而磨損自己的身心，是因為被珍視而願意貢獻自己的一切；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完整而成熟的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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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因為放了我的公司與世界上最豪奢航空公司的薪資比較而被許多人提醒，應該注意兩地工作條件及物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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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補充中東航空公司的飛行狀況：中東由於地理環境炎熱，為了避暑，許多飛機的起降時間都在早上八到十點或是凌晨一到三點的極早或極晚、一杯珍奶加一份炒飯或煎餅就要台幣八百、月飛時往往破百甚至到一百六十小時、和我們一樣快閃美澳24小時，及一人拉一台如果放滿可以重達百斤的餐車⋯⋯，寫到這裡我愈發慶幸自己身在一個可以合法罷工的地方，因為在中東組工會是犯法的行為，可以被抓去牢裡關（謝謝中東航空姐的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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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注意的誤會是，我們從沒要和世界上最豪奢航公司一樣的薪水（當然如果有也很好啊），放出比較圖是希望這樣的落差可以提點眾人，為什麼我們上不去？為什麼台灣的勞資環境一直停滯不前？為什麼能合法組工會卻組成率這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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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訴求中雖然喊出了日支費一百五的價碼，卻從來沒有要好要滿（讓我破個三位數一百零五也是可以嘛），在我的公司高層後來向工會提出的新六大方案中，關於薪資的部分大打折扣，工會會員們含著眼淚也是同意，只能說，沒見過罷這麼久還這麼溫柔的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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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章附圖為我的公司學妹與一位年資相當友航同仁的薪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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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當月飛時為90.43小時，友航同仁為88.58小時。兩人年資都是五年，但我的公司學妹已經是商務艙空服員的職位，而友航同仁因為友航人力結構較穩定，所以還是一般空服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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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的月薪為77,513；友航同仁為94,817。我用計算機算了一下若我們的日支費提升到每小時一百五十元，的確是接近到友航的程度了。而我的公司提出的新六大方案，與薪資有關的只有每趟短班含過夜班加飛安獎金三百元；長班每趟加飛安獎金五百元。而我們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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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是貪婪的公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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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你必須先有承受如此心理壓力的勇氣，才有資格說我們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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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結束了，我心目中最高貴的公主們，明天我們機上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