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當到「最高法院」院長還代理國政,為何最後選擇周遊列國?】
孔子利用他當時的權限,幫國家的主君一步一步尋求重新掌握實權,甚至在五十六歲的時候,代理過魯國的國政。
根據記載,在他掌政的時間交易公平、男女互重、路不拾遺,官吏也都恢復到清廉、不私相賄賂的地步,人民極度地讚賞他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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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孔子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春秋時期的社會輿論監督|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又怕得罪這個大國,又怕得罪那個大國,成天惴惴不安。
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
公元前565年,鄭國的司馬(軍隊統帥)子國率領軍隊進犯楚國的附庸小國蔡國,獲得大勝,把蔡國軍隊的主帥也俘虜了。
鄭國人非常高興,張燈結綵,大肆慶祝。子國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這時,有一個人提醒子國: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這個提醒者,就是子國的兒子,年僅十七八歲的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約公元前583-前522年)。
子產對他爸爸說:「我們鄭國是個小國,國家的內政一團亂麻,沒有搞好,卻熱衷於討伐別的國家,搶立戰功,恐怕要帶來災禍。如果楚國人為蔡國報仇打我們,我們能夠不順從楚國嗎?假如我們順從了楚國,晉國肯定不高興,也會發兵來打我們。楚國、晉國交替發兵來打我們,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一席話,把熱昏了頭的子國噎在那裡。可是,堂堂軍隊統帥哪能在孩子面前丟了面子?子國說不出理,只得擺架子訓斥:「國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執政長官)子駟先生做主,哪能聽你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說,要砍頭的!」
子駟當然和子國是一頭的,但他們的好夢不長。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國晉國及其他諸侯小國都找理由攻打鄭國。鄭國只得分別向兩大國討饒求和,吃了不少虧。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由於子駟在分配土地、戰車等國家資源時有偏有向,得罪了國內五個大族,國內政治力量分裂了。結果五大族的頭頭在公元前563年鋌而走險,糾集起來發動叛亂,衝入朝廷,殺死了子駟和子國等大臣,只有擔任司寇(司法部長)的子孔事先聽到風聲逃走。鄭國出現巨大的政治危機。
鄭國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產言中了。
子駟的兒子子西聽到噩耗,帶著少數人冒冒失失地闖出家門,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追趕叛軍。叛軍已然挾持著鄭國國君跑到北宮死守。子西見狀,又折回家中調兵。但是,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家中的臣屬、武士和奴婢見勢不妙,已經逃走大半,兵也調不成了,子西無奈,只得嘆息。
子產卻臨危不亂。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門,再聚齊了家臣屬吏和武士,指揮他們封閉府庫,佈置防守,然後率領17輛戰車列隊出發,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攻打叛軍。別的貴族這時也聞風出動支援,很快就把叛軍全部消滅。
這之後,子產又歷經幾番大難,終於在公元前543年上台執政。這時他40歲左右。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矇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佈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氾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晉國壓力說:「我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佈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佈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麼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佈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讚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而為法治。」雖然周谷城樂觀了一點,但他高度肯定了子產的「鑄刑鼎」。
在現代社會,大眾見慣了公佈的法令,以為從來如此,那就錯了。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
改革使國家安康發展
子產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迴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採取的具體措施,一是釐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佔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徵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凶險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麼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
子產說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寧肯撒手,也不迷戀高位。有一回,鄭國大夫豐卷為了祭祀要求進行狩獵,未得子產批准。豐卷大怒,立刻徵調忠於他的勢力有所動作。子產得知,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分裂,馬上辭職,並聲明要離開鄭國,以此表示他並非要通過排擠別人來為自己謀利。幸虧當時鄭國最有實力的罕氏子皮經過考慮,表態支持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復職之後,子產卻下令保存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豐捲回國,又把田產還給豐卷,連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給豐卷。子產並沒有因為豐卷企圖造反而沒收他的田產。這是子產的寬容,也是他得到鄭國人心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裡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
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於措辭;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於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諮詢情況,並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分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然後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最後委託游吉執行。
子產代表鄭國參加國際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並且總能給自己留有餘地。孔子曾稱讚子產的外交,說子產的言論傳播遠近,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子產經過充分的準備。
子產在鄭國執政並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年),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鄭國在複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產也是命蹇時乖的中國改革家中少有的幸運者,他雖然也經歷幾番磨難,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際,還手握大權,並在臨終之際將改革大任委託給他的繼任者,隆重有如國家遺訓。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孔子含淚嘆道:「子產啊,你是古之遺愛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如果說,以上強國富民的改革措施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的話,那麼,作為改革家的子產對中國歷史獨特的貢獻,是他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在野蠻殘暴的春秋時期,僅此一例,千古流芳。
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親們常常到鄉鎮裡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這就好像北京「的哥」開車時喜歡和乘客議論國家大事一樣。北京「的哥」是在小車裡議論,範圍很小。鄭國很多人聚在學校裡議論,影響就大了。這些鄭國父老議論什麼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以論執政」,就是議論國家大事。當然,有讚揚有批評。
在春秋時期的國情條件下,子產此舉引來的爭議可想而知。《左傳》記載,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裡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麼樣?
為什麼然明向子產提出這樣的建議呢?然明知道,子產曾說過,只有德高望重的聖人執政,才能靠寬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則應實行猛政。因為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覺得子產既然要實行猛政,對於反對自己的人,當然不會客氣。
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外。子產說:「為什麼?老百姓早晚到那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他們稱讚的事情,我就實行;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鍾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校裡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在才認識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出息。要是照您的辦法搞下去,鄭國就有了依靠了!」
既實行猛政,又容納人們的反對,這看似對立的寬嚴兩個方面,在子產那裡統一起來了。子產在春秋時期首創了多元局面。
這件事,孔子倒非常贊成。比子產小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在魯國聽說子產不毀鄉校,極力稱讚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不會相信的!」孔子這樣稱讚子產,說明儒家有贊成輿論監督的一面。孔子雖然輕視法律,可他是主張仁愛百姓的,因此贊成讓老百姓說話。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上,面對諸多君主閉目塞聽的弊政,子產不毀鄉校成了人們往復談論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韓愈狂妄自大,很少說人家好話。比如他的朋友劉禹錫、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韓愈就口出惡言,咒罵劉、柳是「小人」,刻薄之極。可韓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蹟,心嚮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校頌》。
大概韓愈被感動得可以,這位以衛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筆竟如梁啟超一般情溢筆端:
我好思念子產啊!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產,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裡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並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筆者參加一個輿論監督座談會。會上,一位大學教授發言說,他的苦惱是,輿論監督這個東西是舶來品,缺乏本土資源。面對我們的傳統,提倡輿論監督,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缺乏說服力。
誰說輿論監督只是西方的產物呢?子產的政績,孔子的支持,韓愈的讚頌,充分說明輿論監督有著悠久的本土資源,這也是我們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資源。
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產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輝煌政績。僅此一端,就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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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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