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訓練:從創意寫作說起】
這次要分享的文章,出自中國作家張煒,主要談個人如何鍛鍊自己的寫作能力。
他從西方盛行的「創意寫作」這門新興學科談起,聊到創作一部好作品,需要具備哪些閱歷、能力與技藝。
一起來看看他如何深刻解剖「寫作」這件事吧。
-
寫作訓練:從創意寫作說起 / 張煒
「創意寫作」興於西方,「創意」二字可能是翻譯中的再定義,直譯比較難,大概也不是「文學寫作」和「寫作學」。西方創意寫作的授課老師主要是具有寫作實踐的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教寫作必須具備創作體驗,必須從寫作經歷和實踐出發,不能空談。在教授過程中,會慢慢概括出一些關於寫作學、詩學的問題。中國的創意寫作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是大學文學院設置的一門新課程,還未走遠。
寫作訓練是漫長的。通常講,如果沒有五六百萬字以上的訓練,一支筆是不會聽話的,無法累積出基本的書寫體驗。寫作教學主要針對技術層面,它固然重要,也能夠傳授,然而決定一個人寫作成敗的關鍵部分,卻往往不是技術層面。要寫出一部好作品、成為一個好作家,需要許多高於技術之上的東西,那些大致是不可以學習的。每個人的先天能力都是既定的,後天學習所能做到的,只是喚起先天的能力。許多寫作者面對的常常是技術,即語言表述、結構關係等。這是最基本的知識和能力,沒有一定的寫作量,也很難掌握。
關於藝術的判斷是非常複雜的精神活動,學習寫作需要在有創作經驗的老師帶領下,一邊閱讀一邊實踐,看看好作品是怎樣完成的、其中蘊含了什麼規律。比如同樣是成功的作品,有的氣質單純,有的複雜斑駁;有的浪漫飛揚,有的樸拙內向;有的寫得很實,有的想像奇異。藝術自身的複雜性,決定了學習和理解的困難,這就需要非常寬容和通達,需要很深的感悟力,需要有一定寫作經歷的人來引導。通過個案分析,回到局部、細部,從詞彙、標點講起,指出作品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並通過進入作品獨特的語言系統,回到作家個體,回到個人,一步一步去接近和感受。總之,創意寫作就是關於寫作技藝的教授,非常依賴寫作經驗,解決的主要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有時,一部作品似乎寫得很好,有吸引人的情節,有人物,表現的生活底蘊也比較豐厚,但讀起來還是覺得缺了很多,令人不能滿足。總體上看,它寫得還不夠「美」,不能給人一種審美上的深刻愉悅,比較粗糙。首先是,閱讀中無法讓人享受語言之美,而失去了這種美,也就偏離了文學的本質。語言藝術謂之文學。作品本身不能夠提供審美,因為它在把握人物、細節、思想方面,特別是語言,還沒有進入審美。一部作品從構思到形成,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要極度地追求完美。一篇萬字左右的作品,裡面有多少標點、詞彙、分句、複合句,要從這些細微處開始推敲。詞與詞之間的調度,每一個標點的含義,都要到位、準確,而且要有個性,不是按照新聞和公文的方法,不取最大公約數。
標點符號在語言表述中有獨到的、重要的作用,它們有情感,有溫度,有層次感和邏輯關係。不能輕易就來個驚驚嘆號、分號、破折號,沒那麼簡單。逗號和分號都是強調層次的,都是平等的關係,但有區別。為什麼有人寫了二十萬字,連一個驚嘆號都沒用,三十萬字連一個分號都沒用,而為什麼有人在很短的篇幅裡就有了許多驚嘆號、雙驚嘆號、問號加驚嘆號?它們自有緣故,有時這是利器,不能隨意使用。即使全篇沒有一詞不妥,沒有一句不精,沒有一個複合句不恰當,這樣的作品也未必就是好的,因為這不過是在解決技術的問題,而比技術更難的東西還有很多,它們更需要解決。比如感悟力、思想力、情感敏銳度、性格反抗性,不同的生命衝力,這些東西會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著一部作品的品質。
寫作學強調的多是技術層面,翻閱一個時代的文學期刊,會發現其筆調、詞彙、表達方式、語感語境都差不太多。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刊物,翻一下就能把握那個時期的文學氣質,簡單點說就是語言氣質。翻看今天的雜誌,便可以清晰地把握現在的語言氣質。而今,學習外國,一點點欲望並勾兌幾滴小資的悲喜淚,就被當成了傑作,被人稱道。但這種勾兌和模仿的文字,這種消費和娛樂的文字,無法成為傑作。目前最有市場的就是這種「勾兌酒」,摻一摻攪一攪就是一篇作品。這也算一種能力,有一定文學歷練和文字調度能力,寫一個大致過得去的長中短篇小說似乎很容易。一個作家寫了四十多年,寫了上千萬字,像這樣一個巨量的文學訓練,單憑慣性和經驗,一年中就能寫出許多文字,而且從技術層面上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可是這些全都沒有意義,它們一定會淹沒在更巨量的文字垃圾中。
此外文學寫作技術上要過關,還有運氣的問題。生命在某個階段的一個激靈,一個領悟,就會產生出人意料的表達。它也許有些神秘,隱在字裡行間。然而這種運氣只會光顧那些技術出色、有刻苦訓練的寫作者。所以世界上的優秀作家,技術上都是非常好的。現在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包括一些有影響的作品,僅看技術上就有很多問題,使用語言、調度詞彙的能力很差。文學閱讀市場十分龐大,嚴格講還是供大於求。現有雜誌砍掉十分之九,出版量減去百分之九十,也許才與基本的文學創造力匹配。而且即便如此,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留下來的文字,也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每個人都讓文字乾淨、苛刻起來,文學環境才會清潔和嚴謹。
一個作家創作欲望熊熊燃燒時,揮筆而就,但冷靜下來,就恨不得把寫出的東西全部燒掉。一個日益成熟的寫作者會越來越苛刻,文字越來越少、越來越好。有人說他出版了幾百萬文字,今天看有些東西大可不寫。那麼這其中「可寫」的部分,如果沒有那些「大可不寫」的東西墊底,沒有這種巨量的訓練,還會存在嗎?人在藝術方面的覺悟非常緩慢,不能一下就達到高點。
任何一個優秀作家都會貼近底層,站在弱者的立場上,這是仁善之美,人性之美,是匯入藝術審美的至美。然而這並不等同於簡單的呼號和抗議。有些文字除了描寫底層的憤怒、反抗和激烈之外,幾乎再也沒有其它內容。這種強烈的情緒與意念覆蓋了一切,自由、活潑、愉悅、幽默和柔情,全都被壓迫被剔除了。它甚至能夠覆蓋無所不在的愛,變成一種僵化、呆板、膚淺的情緒宣洩。憤怒和激烈壓倒一切,豐富與智性變成了乾癟。詩性是豐瞻的、深廣而曲折的。文學當然可以有反抗、有憤怒、有訴求,但要有一個詩性的品質和基礎。
在教科書裡魯迅先生常常被貼上「反抗勇士」的標籤,作品不是「匕首」就是「投槍」。其實這是誤讀,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細讀魯迅先生的作品,就知道他是一個多麼柔軟和幽默的人,當然也是一個犀利的人。魯迅曾致信山西榴花社,信中說既然是作文藝,就不要只急著呐喊和衝鋒,先要把文藝作好。有人要你們勇敢陷陣,他自己為什麼不衝上去?馬奎斯的政治立場是左派,左派陣營就指責他疏離革命,為藝術而藝術。馬奎斯在巴黎全身心地投入專業技能的訓練,吸取歐洲乃至世界的文學營養,學習和借鑒各種文學技法,以提高個人的寫作技能。他回答那些可愛的同志說:一個作家既然選擇了文學創作,那麼他最大的革命責任,就是把作品寫好。
作家的勇氣表現在許多生活的關節,時時都有考驗。但最大的考驗、日常的考驗,也要交出合格的答卷,這就是忠於藝術原則,這也需要堅韌和勇氣,也是最大的擔當。放棄藝術原則,其實就是放棄對真理的追求。真理不僅僅是社會層面的,也是藝術層面的。真理是普遍的,是全方位的。優秀的小說家既然熱愛真理,滿腔正義,卻熱衷於粗糙的文字和思想,會給人一種兩面人的感覺。
魯迅許廣平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0915)
由非常跌入反常
1967年10月港英搞「香港週」以穩定人心,11月無線電視啟播,12月,一夜之間,街頭的真假炸彈突然無影無踪,「反英抗暴」不動聲色地收攤。香港大多數市民發現「粉碎港英殖民統治」原來是虛張聲勢,而港英的堅定維持社會秩序,不受威嚇,也使市民意識到,原來香港是個可以久居和值得珍惜的地方。過客的心理,經六七暴動而有所消減。
暴動之後給香港帶來的歷史性轉變,我當時身處左派陣營是完全預計不到的。我看到的是電視、電台、絕大部分報紙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就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幾乎都一面倒向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措施。為帶風向,新華社派人到各界別宣導,左報的言論,都從「打倒港英」轉為「支持越南抗美」「打倒美帝」「世界革命」等等遠大目標,而淡化香港的「反英抗暴」。大多數在左派陣營的盲眾繼續興奮。可是我和陳凡等幾個朋友私下議論的是:「反英抗暴玩完了」。
我沒有看到香港接下來的盛世美景,反而為「愛國」「社會主義」的理想受挫,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失敗而悲哀。
當然,更感困惱的是,我們一向信任和依靠的「社會主義祖國」,其文革的走向也越來越難以理解了。
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態,雖有香港非左傳媒的廣泛報導,但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在香港畢竟沒有實在的接觸。中國全國的銀幕和舞台僅可以存在的八個樣板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就「神」到不符合人性的不正常境地。所有樣板戲的人物,都沒有配偶,極少有愛情,即有也是暗示性的,或點到即止。《紅燈記》中的奶奶(祖母)不是親奶奶,爹也不是親爹,但稱為「表叔」的革命同志就「數不清」。最神奇的是李玉和從一個重傷同志身上取到的「密電碼」,沒有送出去時柏山游擊隊不見影,連李玉和被捕都不來救,一旦送出去,游擊隊就出現而殺了鳩山。這「密電碼」是什麼革命神器?這不是現實故事,而是神話。
那時江青指示,革命樣板戲要有「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沒有「三突出」的所有中外文化產品就都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主要英雄人物為了革命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欲,以這種非常、實際上是反常的英雄人物去要求人民,只能使全國人都口是心非,人人說謊,社會也就跌入反常狀態。
我那時在心中、腦中仍然盤旋著中外的文學名著。我所讀過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直接間接地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陰暗面。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底層人物,逼視着人性的絕望,讀者彷彿聽到人物的靈魂碎裂的聲音;契訶夫寫了許多可笑的或悲慘的人物故事,他的劇本《海鷗》有兩句對白:「為什麼你總是穿著黑色的衣裳?」「因為我在為我的生活戴孝。」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所有中外文學創作的悲劇喜劇,無論有價值東西的毀滅,還是無價值東西的撕破,都是醜惡現實的反映。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醜陋。社會不會因為這種揭示而變得更壞,反而因這種揭示而響起警鐘,提醒人類去正視、去改正自身的邪惡。一味寫正面人物,強調要發放正能量,不但無趣,而且反常,作品本身難掩虛假,亦在社會散播虛假。
文革的極左思潮,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大道德」——解放全人類,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排隊等丟棄了;人人都知道「大知識」——馬列毛思想,但把「食色性也」這些常識給忘了,或不是忘,而是只做不說,於是一旦改革開放,就物欲橫流。
文革的病毒,藉「反英抗暴」而在香港左派圈中流播。一年多前的1965年同我一起去北京的出版界中人,那時還一味講要「社會化」,避免做「紅面關公」(即隱藏紅底),這時忽然大談在香港要學解放軍「忠於毛主席」;出版界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平日正常的人,忽然哭訴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喚起學習班的人「憶苦思甜」。在左派陣營裡,一切都變得虛假,形式化。
我這時的思想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不斷想到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特別是其中的「二重生活的悲哀」。下一篇再談。(63)
圖1,1967年《人民畫報》的《紅燈記》劇照——角色都是非常人;
圖2,攝於1968年的照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魯迅許廣平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舊作選篇(之52)
「殺子」文化
(此文原刊於2018年7月30日)
幾十年前學者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就提過,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有別於西方的「殺父」文化。
深層結構大概是指從傳說與神話的文化沉澱中,所遺傳下來甩不掉的觀念精粹。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基因。
西方的「殺父」,源自希臘神話:俄狄浦斯因為逃避神諭說他會有殺父娶母的命運,於是離開了父親而不知道那其實是他的養父,途中他誤殺了自己的生父。他遇到獅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向他提出一個難解的謎語,俄狄浦斯猜出了,於是當上底比斯的國王,並按照當時的風俗娶前任國王的王后為妻——也就是娶自己的生母。這就是「俄狄浦斯情結」即「殺父」情結的起源。
中國傳說的堯舜禪讓,說舜自少喪母,生父續娶,生了一弟一妹。舜成長中常受父毒打、後母虐待,他逆來順受,對父母依然孝順。舜的孝跡感動了堯帝,兩個女兒嫁給他,並把天子的位禪讓給「半子」的舜。這故事帶出的是被虐狂般的戀父情結,孝順成為繼承權力的政治道德楷模。
「殺子」文化的典型故事有《二十四孝》的「郭巨埋兒」:「郭巨,字文舉。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復得。 』妻不敢違。」這是「殺子」以盡孝。
所謂「殺子」文化,當然不是真的血淋淋地殺,而是如魯迅所說,「小的時候,不把他們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如同他們的父親一樣」。「從老到死,要佔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
所謂「殺父」文化,也不是真的殺,而是如魯迅所說:「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少的)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殺子」文化是永遠把子女當作孩子,要孩子「乖」「聽話」,依着過去的經驗、順着過往道路走去。「孝」包含「順」,孩子長大了也還是自己的孩子,要永遠「順」,因為永遠是「孩子」之父。「殺父」文化就是從小就把孩子當一個獨立的「人」,容許而且認為年輕人應該並可以突破前人的一切規範。
人總會老,總會死。因此,「殺子」的社會永遠不會進步,而「殺父」文化才能把人類文明不斷推向前。
「殺父」文化是年長者為年輕人遮風擋雨,「殺子」文化是年長者在不依規範的年輕人身後丟石頭。
「殺子」文化基因是中國長年落後的原因之一,不過「殺子」殺得最轟轟烈烈的莫過於一胎化的殺女嬰,而最明顯的就是六四,更轟轟烈烈的就出現在六四後的經濟起飛、一切只認錢的時代,毒奶粉、紅黃藍和性侵幼女的產業鏈,更廣泛、更無助的毒疫苗席捲中華大地,不僅殺年輕人,而且殺幼子。鎮壓是為了扼殺異端,經濟起飛的「殺子」則是只為權貴利益而對下一代狂殺。人類之兇殘達到極致也。
中國盛世的「殺子」文化亦傳來香港。為首者可以為了自己的權力而不顧親子的前途。司法暴力施加於未成年者身上。「殺子」文化不僅得到真傳,甚而變本加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