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朋友寫書評,卻讓我想到第一次去紐約長住的那段時間,對面的落地大窗同性戀伴侶常常不分日夜的貼窗親熱,我則拿著叉子咵咵咵地吃著生菜色拉隔街観看。為了吃熱燙的食物,我要踩著大雪走五、六條街到韓國人開的雜貨店買自助熱食,阻斷寂寞的方法是去美術館,那時我已經是有所斬獲的藝人,出過專輯開過演唱會,我不知道自己苦逼苦的租一間蝸在七層樓的公寓,只能放一張桌子、一張小床、一扇窗的這一切是為什麼,但我心裡非常明白如果在那樣的繁華里泡下去,我的心思將全陷入衣服美不美、新聞版面大不大、專輯賣不賣的各種數字慾望遊戲里。能熬過對身體孤獨的可恥才能維持自己臣服靈魂的清醒,那時我甚至想去應徵美術館裡按人數計數器的工作,在纽约近代美術館的角落裏,我常看到一個女人安靜的站在角落,參觀者過去她就沈默地按一下,那強烈的吸引著我,反覆規律的動作好像抗議這個一定要功成名就才能被定義的世界,我內心是那麼叛逆,一方面華麗地虛榮著,一方面清貧地節制著,我後來甚至為看那個按計數器的女人去Moma,看她毫無表情地在曠世名作與人潮前面無表情不發一語,像個僧人,眾人皆醉唯我獨醒。
後來我在每一次被虛榮鼓動時,我就回想紐約,大雪的街頭、冒煙的地下井蓋、交警的哨聲、黃色計程車是陰天里最濃的顏色,最後總是落在黃褐色頭髮碧藍眼睛的那張臉,手上的計數器微弱的咔擦聲,我瞬間安靜。
那麼孤單、清冷卻飽滿的記憶,是現在我甘於平凡安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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