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Rowling,也是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當年的一員,曾經這樣說,羅德達爾的《巧克力冒險工廠》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是她的十大愛書之一,而且,也是每個小孩都該閱讀的小說。
七月七日是國際巧克力日,昨晚睡覺前,想說該看那部電影,想到巧克力,於是打開提姆.波頓(Tim Burton)導演的《巧克力冒險工廠》(2005)。再看一次,瞬間明白為何Rowling會說,每個孩子都應該認識這個故事。
不過,不只適合小孩,《巧克力冒險工廠》也是每個大人都可以拿來審視自己的小說與電影,畢竟我們也都是從小孩變大人,也會去生出小孩的人類。
#已經無法信任人類的旺卡先生
威力旺卡(Willy Wonka)的巧克力工廠,原本雇用的是人類員工,但是因為有些員工趁機偷竊旺卡巧克力的秘密配方,使得旺卡先生生意受傷、無法信任人類,並且決定關起大門、與人保持距離。旺卡工廠巧克力工廠自此成為神秘的傳奇——製造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卻不知道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幾年之後,神秘的威力旺卡忽然間決定邀請世界上最幸運的五個小朋友,與他的一位家長,一同進入旺卡先生的神奇工廠,參觀這個全世界最神秘的巧克力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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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孩真的很討人厭
旺卡先生不喜歡人類,因為有些人的品性不好,有些人習性不好;內在性格有問題,造成外在行為也不端正,讓旺卡先生寧可選擇與叢林來的矮人族(Oompa-Loompa)合作,提供可可亞當薪水,或是信賴松鼠挑選堅果的智慧,也不願意與人類共事。
不過,當旺卡先生發現自己已經長出白髮,傳承變得有點棘手。於是,他必須找個可以信賴的小朋友,從小訓練起。
只是,許多小朋友都讓人很討厭,要如何挑選呢?不如就先把他們集合到巧克力工廠,來趟參觀之旅,再從中挑選出一位比較不討人厭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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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小孩都是大人寵出來的
旺卡先生會挑選一位家長一起進入工廠,因為可以透過小孩與大人的互動,認識小孩在家長面前卸下心房的真實面貌,當然也可以看見大人是如何是非不分、慣壞小孩。
小孩不是天生壞胚子,小朋友會討人厭,多半是因為大人本身的價值觀有問題,而不自覺地慣壞小孩(就故事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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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吃不節制與母親的盲點
來自德國的小胖奧古斯都,是個不知節制的貪吃鬼,不只貪吃,也沒有習慣把臉頰嘴巴擦拭乾淨。奧古斯都的母親沒有意識到,自己兒子因為貪吃而變得巨大且討人厭,甚至以此為傲。這就是母親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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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擠他人爭第一
全身穿著運動服的紫羅蘭,跟媽媽都是心中只有第一名的勢利眼。她們以自己為中心,算計每件事情的得失,確認自己是否能夠由其中獲得利益。
紫羅蘭的每件事情都想要得第一,她不間斷嚼口香糖獲得世界紀錄之外,也要成為第一位嚼到第一片三餐口香糖的人類。自我中心、排擠他人,硬搶第一,讓紫羅蘭真是討人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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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凌人不聽勸
薇露卡的父親是堅果工廠的大老闆。大老闆養出的孩子,比起大老闆還氣勢大也口氣大,完全凌駕父親。薇露卡以命令與不妥協的方式,堅決要求他人必定要達成她的要求。
這種霸氣不講理的小孩,時常可見,父母已經無法教育他們,他們自以為是、不聽勸告、還會仗勢欺人,十足討人厭。還好,薇露卡已經被松鼠丟進垃圾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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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聰明的電視兒童
麥克則是個自以為聰明的電視兒童,每天泡在螢幕前,整天都在打電動,講出來的語言,都是暴力與殘殺。
麥克仗著自己腦袋裝著許多奇怪的冷門科學,於是喜歡口氣大又頂嘴,不僅看不起大人,也認為其他人都比他笨。麥克也是一個大人無法管教的慣小孩。自大、傲慢、目中無人,讓麥克把自己困在電視機裡,最後成為紙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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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壞小孩的通病
除了查理,其他四個被寵壞的小孩,都有一樣的通病:傲慢、自大、貪婪、自私、目中無人、不聽人勸、愛頂嘴、又沒有同理心。
查理與他們不同,雖然貧窮,但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與父母,教導他要懂得謙虛、溫暖、真誠、與同理他人。因為這些人格特質,讓查理雖然什麼都沒做,卻意外獲得旺卡贈與的巧克力工廠擁有權與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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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孩子小查理就是後來的墨菲醫生
在《巧克力冒險工廠》的可愛男主角佛瑞迪·海默(Alfred Highmore)長大之後,繼續在英國演藝圈發展,在戲劇界闖出一片天。
海默先是與 Vera Farmingo 在《貝茲旅館》(Bates Motel, 2013)飾演母子。《貝茲旅館》可謂電影《驚魂記》(Psycho, 1960)的當代前傳。當時海默與 Farmingo 都獲得不少獎項的提名。
之後,海默最受人稱讚的表演,是在電視劇《良醫墨非》飾演患有自閉症的墨菲醫生,還以此角獲得金球獎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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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姆波頓與海倫娜波漢卡特
在《巧克力冒險工廠》裡,查理的母親是由奧斯卡女主角卡特(Helena Bonham Carte)飾演。卡特會演出這樣一個豪不出奇的角色,那是因為當時卡特是波頓的女友。
導演波頓與卡特,兩人沒有結婚,是以伴侶的型式一起生活,由2001開始,至2014分手,有兩個共同子女。欣賞這種伴侶制,合則一起,不合則分,可以共享美好人生,也可以不打擾他人地安靜說再見(倘若是結婚與離婚,就得驚動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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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TheatreRoyalDruryLane的巧克力夢想工廠
除了羅德達爾的小說,我的第一次《巧克力冒險工廠》,是在倫敦柯芬園附近的Theatre Royal Drury Lane,那是場非常華麗美好的戲劇,尤其是在故事後半的透明電梯,藍色星點綴滿整個黑色的舞台,只有一個透明的電梯間遊走在天空,好美好魔幻。
這是我第一次在劇場中,深深感受到奇幻竟然可以這麼近又這麼寫實,舞台設計精緻有創意,歌舞也是歡樂又驚喜。於是,除了大家都愛看又常常買不到票的《獅子王》之外,也非常推薦《巧克力夢想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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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陪你宅在家看一部好電影Day55
#第40部電影
#2021年7月8日
#巧克力冒險工廠2005
#CharlieandtheChocolateFactory
#TimBurton
#慣小孩是大人寵出來的
#善有善報
#TheatreRoyalDruryLane
黑亞當 垃圾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Netherlands On Line 11/3
* 歐洲的城市化率已達到74%。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佈的全球人口數據顯示,2018年荷蘭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05.9人。人口密度如此之大的國家,是如何進行城市管理,讓城市的街區成為滿足民眾各式需求的「快樂街」的呢?
有限的城市空間,騎車的朋友們一定受過這種「委屈」:自行車車道比平常車道窄很多,而且吸旁邊的車子尾排氣。
2014年的歐洲可持續主題周上,一群拉脫維亞的青年舉行富有創意的街頭抗議,打響自行車城市道路的爭奪「反擊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街道上,這群青年扛著全比例汽車骨架騎上車道,展示了汽車佔用的空間遠比單獨的一輛自行車所佔的空間要大得多。
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素有歐洲"自行車之都"的稱號。數據顯示,阿姆斯特丹的居民自行車使用率過去20年內提高40%,全市人每天騎行合計約200萬公里。市中心68%的出行方式是騎車,但僅有11%的交通基礎設施空間分配給自行車。
相反汽車佔據的基礎設施空間卻是自行車的4倍。2016年,荷蘭人開創性地設立了全球首個"自行車市長"一職,試圖解決日益嚴峻的自行車擁堵與停車難問題。
荷蘭努力吸納孩子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今年7月,荷蘭阿姆斯特丹選了10歲的阿米·塔赫里(Armin Taheri)作為新上任的「初級自行車市長」。這位「小市長」很有想法,他希望打造一個更適合兒童騎車的城市——為智能化的自行車道增添一些創意元素。
此前在NEMO科學中心舉辦的一場關於自行車展覽的開幕式上,50名參賽選手受邀,根據自己的想法創造模型。塔赫里作為參賽者之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表示,「自行車道上有傳感器,如果有人在騎車,可以自動播放音樂,夜晚就點亮燈。這樣也許會讓人們更願意騎自行車,也能在騎車的過程中更有趣和安全。」這個提議最終讓塔赫里獲勝,阿姆斯特丹監督交通事務的市議員迪克斯瑪(Sharon Dijksma)宣佈將努力把這個計劃變為現實。9歲的前「市長」洛塔·克羅克授予了塔赫里一個由改裝過的自行車鏈製成的市長制服領子。
比賽亞軍得主麗茲(Lizzy Stroo)和亞當(Adam Belbah)的想法也得到了肯定,麗茲想要開闢特殊的自行車路線來教孩子們安全地騎車,亞當則主張建立一個以自行車為基礎的兒童遊樂園。
除了改善自行車道以外,荷蘭人還為自行車打造遮風避雨的港灣。
曾經荷蘭東北部城市格羅寧根的中央車站前面停滿了自行車,不僅不方便行人進出,事實上,也不方便自行車的存取。
2007年,為了解決格羅寧根的自行車「停車難」,不同於修建單獨的停車樓或停車廣場,設計師採取把停車場放在下沈的空間里,在上面覆蓋一個廣場,以達到解決停車問題和改造火車站廣場的雙重目的。格羅寧根車站的這一自行車停車庫是最早的大型自行車停車庫之一,也是荷蘭最大的自行車停車庫。當年停車庫開放時,可容納4000多輛自行車,加上其它停放空間,可以容納約6000輛自行車。
隨著火車、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旅客的數量繼續快速地增長,幾乎有一半的乘客是騎自行車來到火車站的。就在今年,烏特勒支中央火車站開放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存放處,這個存車處有12500個自行車停放位,現在,乘客們可以將他們的自行車停放在荷蘭最大的火車站的站台附近。
荷蘭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及水管理國務秘書範豐霍芬(Stientje van Veldhoven)說:「這個自行車存放處的規模,顯示有很多人——特別是上班一族——已經發現了自行車是對抗道路繁忙的秘密武器。」她表示在未來荷蘭將會繼續投資,讓騎自行車變得更加便利和安全。
* 每年10月下旬在荷蘭埃因霍溫舉辦的荷蘭設計周(Dutch Design Week,簡稱DDW)是歐洲北部最大的設計盛會。今年的展期為10月19日至27日,400多場展覽、講座、討論會、頒獎禮、音樂會、發佈會……如火如荼地召開,2600多名設計師參展,展館遍布埃因霍溫全市近120個地點,共接待超過35萬來自全球的參觀者。
在設計周核心展區之一的鍋爐房廣場(Ketelhuisplein)上,矗立著一座美輪美奐的圓形建築——生長中的館(The Growing Pavilion),該館完全由被譽為「未來的混凝土」的生物基材料建成。展館地板的材料為香蒲,天花板為棉花,外牆則為菌絲體。設計師通過刻意延長菌絲體的成熟週期來獲得特殊的紋理效果,一種具有生物有機體肌膚特色的質感與色澤,帶來震撼人心的感官體驗:它是活著的!
生長中的館是循環與生物基建築大使館的一部分。該大使館以鍋爐房廣場為中心,延續去年循環大使館的使命,關注如何推動建築業從化石基經濟向生物基經濟邁進。
荷蘭設計周上,Atelier NL設計的長凳所用的材料全部取自今年六月暴風雨襲擊埃因霍溫時被摧毀的樹木。設計師將這些樹縱向劈開製成長木板,疊起時用小木栓隔出一定空間助其乾燥。每條木板的末端都印有編號,有心的參觀者可以據此查詢,瞭解更多有關該樹生前的信息,如樹種及其原先栽種的地方。
毗鄰生長中的館的是一個巨大的木結構露天平台——生物大本營(Biobasecamp)。平台的地板由模塊化的正交膠合木建造而成,拆除後可再次使用,支撐柱則是因老化而被淘汰的高速公路行道楊樹的樹幹。
生物大本營的設計者Marco Vermeulen是木建築的積極倡導者,甚至提出荷蘭的住房短缺問題可以通過建造木房子解決。荷蘭有14萬公頃的可砍伐林,每年所提供的木材足夠建造2.2萬棟房屋——由此推算,有望在45年內完全不依賴鋼筋水泥徹底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用木材取代混凝土是全球建築業的新趨勢,可以大幅度降低施工過程中的二氧化碳和氮排放。不僅如此,木材經濟價值的提升鼓勵人們植樹造林,進而改善環境。這種良性循環模式並不只是夢想:離埃因霍溫不遠的布拉班特楊樹林景觀就是為給木屐和火柴工廠提供原料而形成的。
本屆荷蘭藝術周的主題是:此時不做,更待何時?(If not now, then when?)明顯接續去年的主題:我們不做,更待誰做?(If not us, then who?)。在設計周上,設計師們擔負起了喚醒社會關注,帶動政府、企業、民眾參與,推進循環商業模式的責任,他們以旁觀者的角度審視我們的社會,率先發現社會中存在的環境問題,進而以設計本身引導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認識循環經濟的重要性。
*荷蘭最大的電商平台Bol.com10/30單獨開設了一個可持續商品的頁面,消費者可以買到多達6500種的可持續商品。
Bol.com的總經理Huub Vermeulen在接受採訪時就為公司定了個「小目標」:要在2025年實現二氧化碳的零排放,而且是要保證從商品到倉庫、再到送至消費者手中,這一整套流程都要實現零排放。
總經理Huub說,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Bol.com努力的第一步是要為快遞包裹「瘦身」,以便每次可以運輸更多快遞。通過用再生塑料袋代替紙箱子來縮小包裹、減輕體積。而且,Bol.com還在與PostNL(荷蘭皇家郵政公司)開展合作,正在進行用電動車來送貨的測試。
Bol.com為自己設定的這個目標無疑是一項不小的挑戰,但作為荷蘭線上購物的巨頭公司,不論是零排放還是可持續商店,皆為此行業展現示範作用!
* 「霧霾餐具(Smogware)」,是荷蘭獨立建築師Iris de Kievith和設計師Annemarie Piscaer一起製造的「黑色幽默」,由粉塵顆粒物煉製而成。顆粒物是指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和液體顆粒,如煤煙、煙塵、粉塵等。
據AQLI報告稱,從全球來看,1998年至2016年間全球顆粒物污染加重,導致人均預期壽命減少約 9個月。
設計師表示,這樣的漆黑色餐具需要一位鹿特丹市民在85年內所呼吸的顆粒物才能製成。這85年內吸入的霧霾搖身一變,成了餐具,你可以吃得下餐盤內的食物嗎?
十月十八日北京國際設計週期間,荷蘭駐中國大使館舉辦了以「your case, my case」為主題的七場跨文化設計工作坊。有一場工作坊的主題便是:霧霾餐具。
Iris 和Annemarie説:Servies在荷蘭語中是餐具的意思,Vies在荷蘭語中是灰塵的意思,這是她們之所以把項目命名為Servies的緣由——由灰塵變成的餐具。同時由於與科學家、政策制定者、居民的合作,Servies也是一個重要的跨學科項目。
兩位荷蘭設計師首先介紹了她們行李箱內的物品:Smogware刮片(用於刮灰塵、收集灰塵),顯眼的明黃色工作服,以及口罩、抹布、黃手套。
灰塵特別薄的時候,還可以用肥皂水收集,工作人員需帶上手套洗抹布,等到肥皂水乾燥後再把灰塵收集起來。
等到收集的工序全部完成後,再把顆粒物倒入試管。
她們帶來的霧霾餐具陶片樣品,一片又一片,陶片的顏色越來越深。
越淺的顏色,顆粒物的量越少,所需用的製作時間越短;越深的顏色,顆粒物的量越多,所需用的時間越長。」所以,用85年內呼吸的顆粒物所製成的陶片,自然是接近於純黑色。
Annemarie觸摸陶片。從上而下,指肚的觸感由粗糙變得越來越順滑。使用者這才會切身體會到:10年、20年、25年……85年,每個陶片代表著同樣的時間長度;而即便是同樣的時間長度,要由灰塵(顆粒物)煉製出一個個霧霾餐具成品,正是我們一生呼吸的縮影。
目前荷蘭鹿特丹市民10年可吸入大約1克顆粒物(灰塵)。產生1克顆粒物的污染,鹿特丹市民只需要——吃5個雞蛋或4頓肉食,3個月內,每天吃一份奶酪,又或是5天連續開汽車(平均每天10公里),在火爐燃木20分鐘。Iris說到,如果鹿特丹沒有顆粒物,市民的平均壽命將能多14個月。
Annemarie在談到項目初衷時說到,做這個作品的部分緣由是為了孩子;讓下一代生活在更美好的環境。「Everything has a value, even dust. From dust to dust.」每一件事都自己的意義,哪怕是一粒微塵,哪怕是一粒微塵。
* 荷蘭推出食物「魔盒」,對浪費說NO!
瓦格寧根大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在荷蘭生產的食物中約有三分之一都被丟進了垃圾桶,荷蘭每天浪費的食物能達到500萬公斤,平均每個消費者每年會扔掉41公斤的食物。
荷蘭人已經發起了數百項反對食物浪費的倡議,其中有一個創意的做法是反浪費的 「魔盒(Magic Box)」項目,麵包店、飯店、超市等等都可以將沒有賣出但仍可以食用的商品放進「魔盒」,目前荷蘭有2500個「魔盒」提取點。消費者可以通過應用程序來尋找附近有哪些餐館、超市在出售「魔盒」,然後以食品原價的三分之一購買一頓美餐。
據調查, 35%的人表示註冊「魔盒」的原因是對食物浪費的現狀感到擔憂。大約25%的人表示這種「盲買」能帶來驚喜,你永遠不知道今天會買到裝著什麼食物的「魔盒」,是不是都治好了選擇困難症~還有20%的荷蘭人是被優惠的價格吸引而來。
「魔盒」應用上架以來,已經幫助荷蘭人節省下了約120萬頓飯的食物量,為消費者樹立意識、對食物浪費說「NO!」
黑亞當 垃圾 在 Zen大的時事點評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這篇讀起來很聳動,也似乎在尋找接下來如果全球經濟泡沫化後的代罪羔羊的意味!
如果資本市場如此脆弱到能讓一個人呼風喚雨,那是市場集體造成的脆弱性與風險。
問題也許不是孫正義,畢竟多的是這樣幹類似勾當的人,不然,說說看貝佐斯的亞馬遜巨大虧損計畫,引發多少仿效?
不過,這不是重點,我想到的是,如果上一波金融海嘯是次級房貸,這一波會否是過度融資與過度投資,也就是這篇談到的關鍵點,市場無力消化這些後金融海嘯時起快速崛起的資本遊戲的玩法...
當然,這是我初略的感受拉,能寫出這篇還是下了很大功課的,只是歸因於個人固然是好故事,卻往往只說出了現象背後的一小部分而已!
超級個體固然已經能對世界呼風喚雨也沒錯,但更關鍵的是讓超級個體取得這樣能力與機會的整個世界機制,應該被修正,否則,還會有下一個孫正義~
買不起的孫正義:誰能消化軟銀的大體量資本游戲?
孫正義投資方法的核心:一是認知套利,即孫正義常說的時光機理論——充分利用不同國家和行業發展的非平衡。先在發達市場如美國發展業務,然后等時機成熟后再殺入日本,之后進軍中國,最后進入印度等﹔
二是利用非對稱性的資金優勢來掠取頭部項目,頭部項目獲得巨額資金后繼續攻城略地,進而獲取該賽道的壟斷地位。
當年VC一筆項目投資不過幾千萬美元,對於全球資本市場不過是很小的體量,資本市場足夠消化它的風險。當軟銀從當年的幾十億美元逐漸壯大到今天Vision Fund的千億美元級,當他可以向創新創業公司投入數百上千億美元時,這意味著市場給這些公司的估值要達到幾萬億美元,體量之大,已經超過市場的消化能力。
以WeWork為例,這家聲名在外的聯合辦公概念公司,估值從頂峰時的470億美元跌到今天的80億美元,並不是這家公司自身業務和模式出現了問題,而是二級市場不再認可孫正義給出的高定價。
在投資界看來,今天全球資本市場上已經沒有人能消化孫正義所帶來的風險——這是軟銀當前面臨危機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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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一個流行於創投界的說法是,多數投資人努力爭取成為Game winner(游戲贏家),而孫正義是少有的Game changer(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
多年來,孫正義一直的想法是做“全世界最大的企業”。在井上篤夫寫的《信仰·孫正義傳》的結尾,孫正義說:“位居三流,含恨而死,我討厭這樣的結果。我要成為第一,而且遙遙領先。”
但生於日本、美國求學、日本創業的孫正義或許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沒有機會通過一個產品或者一個idea從零到一、僅憑實業就做成全世界最強大的企業。
所以他在2019年10月接受《日經商業周刊》採訪時發出感嘆:“互聯網革命發生時,我沒能征服。我的確取得了一些小成就,但更大的贏家是Google、亞馬遜、蘋果和Facebook。與它們相比,我為我們的規模如此之小而感到尷尬。”
1957年出生韓裔日籍的孫正義年少在日本受到冷眼,在美國才逐步獲得認可,他目睹了日本從強大走向衰落不可逆轉的命運,而在美國,他看到的是科技加金融的力量可以讓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個體如此強大。
1981年,孫正義在日本創建軟件銀行,從一家出版社開始,經過38年的發展,成為了日本最大的網站、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和第三大移動通信公司。在海外,軟銀投資過全球600多家公司,包括給其創造最豐厚回報的雅虎與阿里巴巴。
軟銀集團今天的市值是773億美元。但比起孫正義口中的贏家——市值10934億美元的蘋果公司,這個成績遠沒有達到他心目中“全世界最大”的目標。
孫正義多次試圖讓日本、韓國在高速通信上押上國家的未來。孫正義的一個觀點是:“過去30年,深刻影響了我們的三個指標是:CPU運算能力、存儲介質的尺寸和通信速度,這三個指標的增長速度是100萬倍。”
1998年6月,亞洲金融危機把韓國推向深淵的邊緣,孫正義和他的老朋友比爾·蓋茨造訪了青瓦台。在會談中,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向孫正義問道:“為了重建我們的經濟,你認為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孫正義回應。“有三件事,”他說,“首先、寬頻。其次、寬頻。第三、寬頻。”蓋茨點頭說:“我百分之百地同意。”
當時金大中並沒有完全理解寬頻,但這位總統很快就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使得寬頻覆蓋全國。這使得韓國在高速連接方面成為亞洲領先。
對世界經濟、政治變化的高度敏銳最終讓孫正義抓到了一個大機會,並且他比別人更極致地執行了它。
2016年開始,孫正義組建規模千億美元的投資基金——“願景基金”。前百度總裁陸奇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稱,當時大家都看了這個機會——基金周期會變長、規模會變大。“但孫正義一口氣募了一千億,是讓我有點吃驚的。”
創新工場創始人汪華曾告訴《財經》記者,正是因為蘋果、谷歌、亞馬遜這樣超級巨頭的出現,使得需要超級大基金來與之抗衡。
“標准的投資只要做好投資就行了,但要和超級巨頭抗衡,光做好投資是不夠的,更有效的做法是——用足夠多的錢,把產業投資和財務投資結合在一起。”汪華說。
作為風險投資人,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基金收益,基金規模越大回報率越低,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所以在願景基金之前,沒有人想過可以募集這麼一個超大規模的基金——因為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而孫正義想的是,他可以通過超大規模的金融資本控制頭部公司來實現堪比單一巨型企業對世界的影響力。”一位長期觀察軟銀的投資人說。
孫正義在美國和歐洲布局,在中國和東南亞布局,他把世界分為了七個垂直賽道進行投資:消費、企業服務、金融科技、前沿技術、醫療科技、地產建築、交通物流。他並沒有選擇向每家公司投資一小筆錢,他更不會在最合適的時候出售股份,以賺取快速的利潤。他的做法是:大手筆投資同一賽道的多家競爭公司,謀求大股份甚至控股。
觀察孫正義過往的投資組合,他傾向投戰爭已經結束的公司或者通過燒錢可以迅速使戰爭結束的公司,因為這樣才能保証最大概率押中賽道的最終勝出者。投戰爭已經結束的公司,最后公司即便破產了,孫正義持有的也是債——這又是典型的資本家思路。
孫正義投資了Uber所有的競爭對手(分別位於美國、中國、印度、巴西和東南亞)並在2018年終於投資了Uber本身,其在UberG輪融資時才入局,一出手就高達77億美元,一舉拿下超過15%的股權,成為Uber佔股最大的外部投資者。據《財經》記者了解,孫正義甚至一度希望促成Uber和滴滴合併。
“軟銀不是誰的盟友,而是所有人背后的那隻手。”一位創業者評價。
如果每個大賽道通過合併最終形成一到兩家超級公司,這些超級公司共同組成一個形式鬆散的公司網絡,而這個網絡背后的控制人正是孫正義——這或許是他的終極目標——一個超級網閥建構的終極、有序的世界。
目前,願景基金在軟銀集團的地位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今年8月,軟銀在財報展示中,毫不掩飾整個集團“棄實體,轉AI投資”的戰略傾向。
矽谷老牌風險投資公司Benchmark合伙人Bill Gurley將軟銀的錢比作是“資本武器”。他認為軟銀的打法在以前的商業史上絕無僅有。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Uber與WeWork的投資方,對軟銀而言,這兩個公司均是軟銀的“虧損”﹔但對Benchmark來說,它們成了Benchmark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回報的新故事。
Benchmark想要的是賺錢,而孫正義,他想要的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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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的下半場失效
大約在八九年前,軟銀的戰略團隊展開了一項研究,研究集中在一個問題上:為什麼在某個時間點以后,英國在賽馬比賽中連連慘敗?
最后孫正義總結說,英國賽馬行業的衰落是由於過分強調純血統。他認為,賽馬和企業都需要新的DNA來發展壯大。
孫正義把找到一個新的DNA比作鲑魚卵的孵化。雌性鲑魚一次產的2000到3000個卵中,只有一個雄性和一個雌性卵能夠存活下來。如果有更多的存活者,鲑魚就多到會溢出河流。如果更少,那這個物種就會瀕臨滅絕。
按照計劃,孫正義將投資最多5000家由有前途的企業家領導的企業。這些企業通過聯盟或合並來雜交他們的DNA並找到其中幸存的鲑魚。
我們可以從賽馬研究和鲑魚理論看出一絲孫正義的思考套路:往往從謹慎的研究開始,得出一個非常規但合理的結論,但最終,用一種極端的方法把這個結論運用到現實中。
願景基金是如何將孫正義的想法付諸實現的?通過採訪一些在矽谷的投資人,《財經》梳理了願景基金的投資套路,它分為“三步”:
第一步,沒跟創始人談之前,孫正義團隊研究每個領域最牛的公司,他們花費數月時間了解每家公司和創始人。經過投資經理篩選之后,那些被嚴格挑選的創業者最后才能參加與孫正義的會面。
第二步,孫正義施展個人魅力的時刻到了。約創始人在自己城堡式的家裡聊聊天,或者打打高爾夫,亦或是派出直升機接上創業者。通常聊完5分鐘,孫正義會拋出他的經典問題“如果錢不是問題,你會怎麼做?”、“我們怎麼才能幫助你擴張100倍?” 會面時間基本控制在半個小時之內,出手至少1個億美元。如果創始人拒絕,孫正義會祭出他的“招牌武器”:“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投資,我就把錢砸向你的競爭對手。” 有創始人曾經找孫正義融資,本來想融1億美元,結果孫正義聽了五分鐘說,我給你7億美元,但代價是有著高昂的擴張要求。剩下的半個小時都是創始人在砍價,能不能少給一點? 東南亞打車巨頭Grab創始人陳炳耀(Anthony Tan)曾經向《彭博商業周刊》回憶幾年前孫正義是說服他接受軟銀投資的情形,孫正義提起了他對馬雲的早期支持,當時馬雲是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師,現在則是中國首富。 陳炳耀復述孫正義的話,“多年前,馬雲就坐在那兒,”孫正義說,“陳炳耀,你收下我的錢。這對你好,也對我好。如果你不要,對你可不太好。 和此前此后的許多人一樣,陳炳耀收下了孫正義的錢。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了滴滴和Uber身上。
第三步,投完之后,軟銀願景基金會在自己80人的投后管理團隊中,派出幾位與被投公司一起研究增長策略,並推動被投公司之間的資源整合,甚至業務的擴張、剝離。 軟銀集團的三步套路顯示,孫正義在用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權投資)式的套路去做風險投資。這套投資打法在互聯網紅利早期是非常有效的,因為互聯網紅利早期有巨大增長空間,只要賽道選對、頭部公司顯現,資本便可成為這些公司的戰略支點。 但到了互聯網下半場,市場進入“L型增長”,這套打法會非常可怕。要把手中募集的巨額資金花出去,孫正義不得不投入那些大賭大贏的公司,但這些公司底盤不穩,軟銀所給予的巨大投資款又催生了這類創業者+軟銀自身的盲目自信。這是悲劇的開始。 願景基金重倉的滴滴、Uber,都是典型的被資本推動長出來的巨獸:不必在業務上競爭,出高價並了就行,將來壟斷后能賺回來。
軟銀的投資鼓勵創始人承擔過多的風險,但同時,它對創始人只施加了很少的限制,除了不斷要求他們擴張、擴張、擴張。一些華爾街的評論者指出,正是WeWork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的過度增長策略讓公司陷入困境。
孫正義曾說,“公司唯一的上限就是創始人的野心”。他在投資WeWork時告訴諾依曼,“在一場戰斗中,瘋子比聰明人更容易贏。”
一位矽谷的記者說,諾依曼創業時還是個“正常人”,但此后越來越失去敬畏心,在被踢出自己一手創建的公司之前,諾依曼沉醉於龍舌蘭、大麻、邪教,他把一個CEO能做的“瘋狂”事兒都做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諾伊曼准備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時,他正在馬爾代夫沖浪,當時紐約的高管們不斷請求諾伊曼趕緊回來審閱發布給投資者的重要文件。但諾伊曼不願縮短行程,而是召集一名WeWork員工到馬爾代夫進行現場簡報。 軟銀並沒能教育甚至提醒諾依曼如何正確行事。軟銀是怎麼做的?它的做法是,一直試圖把WeWork從一家房地產公司包裝成一家科技公司、一家AI公司,並高調宣傳。
評論家Shira Ovide在Bloomberg的專欄中寫到,諾伊曼承受了大部分譴責,但其他人也應該承擔責任,比如充斥著重要人物的董事會,包括軟銀、Benchmark、弘毅資本。 “WeWork不僅僅是某些人的失敗,這是過去10年一直處於低息環境的結果,這種環境促使投資人將資金投向那些承諾快速增長的資產。”Shira Ovide寫到,“那個愚蠢的時代造就了燒錢的網約車公司、視頻公司等等,但那個時代不會永遠持續。”
孫正義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上個月的一次企業務虛會上告訴企業家,他們需要在幾年內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可持續的業務上。
同時,他正敦促基金員工推動擁有股份的公司產生現金。 公允地說,軟銀集團前三大投資項目分別是WeWork、Uber、滴滴,雖然回報率不高,但並不能代表孫正義整體的失敗。
因為孫正義還投了大量AI和大數據公司、企業服務、醫療科技,這些領域都還沒到下半場,還在繼續增長。但AI爆發還需要時間,巨大行業集中度的時間還未來臨,他們無法消化掉軟銀巨大的資金。
孫正義的投資方法,必然會碰到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挑戰。20年前孫正義可以從破產中走出來,核心還是因為他收購了日本雅虎,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他又投資了阿里巴巴,這些公司給他帶來了頂峰回報,這是優秀公司帶來的頭部效應。
但今天的問題在於,不管是WeWork還是OYO,它們不是雅虎,更不是阿里﹔而今天孫正義也沒有再遇到當年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雙浪疊加這樣的大機會。
在孫正義身上,可以更深刻看到,每一種投資風格都只能在特定條件下賺一類錢。“絕大部分成功者都一樣,就是他的思維方式、資源、特質、timing(時機)匹配了一個時代的大浪潮,浪潮紅利結束了,他們也就不靈了。”一位創業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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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阻擋孫正義?
優衣庫創始人、日本迅銷公司會長兼社長柳井正一直是軟銀的外部董事。根據日本媒體報道,他至少勸阻過孫正義的一次離職、一次瘋狂的擴張想法和一次輕率的承諾。
2016年柳井正曾嚴厲批評孫正義,因為孫在未經董事會批准下承諾在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
當時孫正義向特朗普承諾,軟銀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5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軟銀集團的董事會有12人,其中包括馬雲、柳井正在內的四名外部董事,軟銀董事會的平均年齡是59歲。軟銀集團沒有設AB股,孫正義在軟銀集團佔股21.94%,是軟銀集團的單一個人大股東,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在架構上,願景基金為軟銀集團(SoftBank Group)的子公司,除了願景基金,軟銀集團旗下還包括了ARM、Sprint、日本雅虎等其他子公司。願景基金由日本軟銀集團於2016年發起,2017年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規模970億美元(加上關聯基金Delta總額為1030億美元)。目前,願景基金財務收入並表到軟銀集團。
如果說之前軟銀內部還有人可以阻止孫正義,今天看起來幾乎沒什麼人可以對孫正義說不了。尤其在願景基金內。 願景基金的投委會(Investment Committee)只有兩個人,分別是孫正義和願景基金CEO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
換句話說,孫正義不僅不想有不同意見,他甚至可能都懶得聽到。
自從三年前成立以來,願景基金就擴展到了100多名投資人員,並在短短三年內投資了近850億美元。《財經》了解到,願景基金在全球有三個最主要的辦公室:日本是軟銀集團所在地,CEO及很多高層將辦公室設立在倫敦,美國是願景基金人數最多的部門,約有400多人。
2019年開始,倫敦團隊正在迅速擴張中,人數已經快接近美國﹔願景基金管理合伙人Eric Chen正在上海組建願景基金中國部,目前擴張到十幾個人。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願景基金的許多員工對孫正義做出的投資決定感到沮喪,並且孫與員工的溝通是不暢通的。
自2019年春季以來,大約有十二名投資人員從願景基金離職,許多人對缺乏經驗的投資主管、團隊之間溝通不暢以及激勵機制不夠感到不滿。
願景基金沒有像投資基金一樣分享一定比例的投資利潤,而是將錢借給員工,讓員工將錢共同投資於該基金。這意味著如果基金表現不佳,他們的這筆錢便有去無回了。
在WeWork變成一個燙手山芋之前,軟銀集團的內部進行過一輪權力斗爭,但結局是——那些反對投資WeWork的人都辭職離開。 “WeWork是內部最復雜的案例”,一位軟銀內部人士告訴《財經》,在后來孫正義對WeWork持續追加的投資中,內部也有很多反對和質疑。
軟銀的兩任前總裁,尼克什·阿羅拉(Nikesh Arora)和阿洛克·薩馬(Alok Sama)都是內部對WeWork不看好的人士,他們在投資之前做了大量早期調研,並在2016年就建議不要以80億美元的估值投資WeWork。
2016年開始,阿羅拉和薩馬分別卷入軟銀內部的股東斗爭。有投資者匿名致信要求對阿羅拉進行調查,這個跟孫正義“親近得有點狂熱”的印度人阿羅拉就職不到兩年,於2016年中離職。
市場猜測阿羅拉的離開與軟銀發起的內部調查和孫正義不願意退休有關。 為了平息沙特人對軟銀內部利益沖突的擔憂,薩馬后來也被禁止參與願景基金的工作,在2019年離開軟銀。內部有一種看法,如今願景基金CEO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在軟銀內部的崛起,是以犧牲薩馬為代價的。 如今,孫正義的左膀右臂,也是願景基金的核心決策層是以下兩位人士: 負責投資WeWork的人是羅恩·費舍爾(Ron Fisher),這位71歲的老爺爺目前是軟銀集團副主席,也是願景基金投資負責人,他跟隨孫正義多年,是孫正義最信任的顧問,孫正義做任何重大投資決策,他幾乎都在場。 羅恩·費舍爾的投資組合並不多。他名下只有兩個投資案例:上一個投資的公司是一家IP授權的體育用品零售商Fanatics,之后就是WeWork。這麼多年只有兩個投資且在不同的領域,這讓WeWork看起來更像是踐行孫正義的個人意願。 另一個核心人物是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57歲,此前在德意志與瑞銀工作,他2014年開始加入軟銀為戰略投資部的負責人﹔2017年成為願景基金的首席執行官。他是幫助孫正義贏得450億美元沙特基金背后的人,也是願景基金“股東運動”權力運作的中心。 孫正義這兩位左膀右臂對WeWork充分樂觀,費舍爾也進了入WeWork董事會。
曾有媒體報道稱,軟銀內部黨派林立,高管們摩拳擦掌爭得孫正義的歡心。盡管這些反對者並非主要因WeWork而離開,但隨著他們的辭職,孫正義身邊越來越缺乏“不同意見”。 一位接近願景基金的投資人士稱,目前孫正義招募的投資人在加入願景之前,多數已很久不在一線。“他無法招到市場上最好的人才。”
孫正義可以否決基金高管的所有投資決策,而且往往是在最后一分鐘的時候。《財經》記者獨家了解到,OYO進中國的時候,OYO其他投資人都持反對意見,只有孫正義一個人支持OYO進入中國市場。
唯一能制衡孫正義的,恐怕只有願景基金一期最大的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指出資人)——沙特主權財富基金。願景基金一期出資人包括沙特公共投資基金(450億),軟銀集團(280億美元),阿布扎比穆巴達拉(150億美元),以及蘋果、夏普、高通、富士康。 沙特保留了他們想否就能否的權利。最初幾筆投資時看起來一切都還好,所以沙特沒行使這個否決權,由著孫正義一擲千金,直到他們否掉此前軟銀准備花200億美元去控股WeWork的豪賭。 但到了正在募集的願景二期基金時,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對二期意願不大。最后軟銀集團決定自己投入400億美元。少了像沙特這樣的大LP,投資基金出資人更加多元化,反而加強了孫正義的話語權。
無論是軟銀集團還是願景基金,孫正義是絕對的太陽,優點是效率高、目標明確,但內部長期缺乏制衡和反對聲音,會讓這個組織不夠有彈性,讓偏執狂更偏執。 從年少時,孫正義就是一位目標至上、厭惡受到他人控制的人。高中時期,孫正義利用暑假期間去美國學習了一個月的外語。回來之后,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中途輟學,想轉到美國的高中。孫正義當時想要去美國的心情,就如他的偶像坂本龍馬脫離土佐藩一樣,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丟下病重的父親也要離開。 孫正義深深崇敬坂本龍馬(Sakamoto Ryoma)(1836 - 1867),他是推翻德川幕府的關鍵人物。
坂本龍馬是勝海周(Katsu Kaishu)的忠實門徒,而這位武士最初打算暗殺后者。 孫曾經對日本媒體表示,他欣賞坂本龍馬對待朋友和敵人的方式。然而,孫認為,坂本龍馬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日本的未來,而不是把一切都看成是黑或白,好或壞。 但對於孫正義來說,好壞不能衡量的東西,盈利或虧損能衡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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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已經難以消化孫正義
在投資界人士看來,孫正義的“賭徒心態”在他第一次遭遇破產危機時就顯露無遺。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評級機構把軟銀信用等級定義為BB級“投機型”時,其股價縮水40倍,新資金來源全部斷絕,軟銀陷入絕境。
一年后,日本寬頻政策開放,孫正義決定轉型寬頻業務“雅虎BB”,他在各個樓道、管道間鋪設接線,但遭到日本最大運營商NTT阻撓。孫正義還需要在最后幾棟樓鋪設暗光纜就可以連成一個環了,但NTT不願意交出暗光纜。
面臨絕境時,孫正義的解決辦法是,去總務省當面抗議,並借來打火機威脅要“自焚”。
“你們沒什麼了不起的,不過是手裡有許可權。如果這種狀況持續,我的事業也到頭了,我會召開記者發布會宣布終止雅虎BB,然后回到這裡澆上汽油。”他在現場說。
孫正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斗志高昂,他說自己為了公司可以連命都壓上去。在這些困境時刻,孫正義每天工作到凌晨3點,他表現得斗志高昂。
直到2003年,軟銀還在巨額虧損中。他萬不得已出售了青空銀行的股份,這是讓他最難受的事:“我很害怕,我恨我自己。”那一年8月,寬頻業務盈利了。軟銀走出泥沼。
今天孫正義願意花費近190億美元,謀求一家估值80億美元公司80%的股份,這不合常理。但這非常像是孫正義做出來的事。
他曾在一片質疑中收購日本掉隊的運營商沃達豐,引發股價下跌60%,背負巨債,花了七年時間讓它起死回生,成為日本盈利情況最好的運營商。他失手頻率一樣高,Sprint被收購后一蹶不振,軟銀債券被調至垃圾級。過去幾十年,軟銀一直在大起大落中——這極大加強了他的自信。
孫正義20年前的做法和今天的做法沒有本質不同,但不同之處在於,以當時軟銀的體量,市場是有足夠空間和時間來消化它的風險。而今天,當它向市場投了千億美元,資本市場上已經沒有人能消化它的資金。
孫正義擅長大體量資本游戲,他能不停從銀行貸款、發債,是因他手裡有大量一二級市場公司股票可以抵押、變現。
但今天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太多但缺乏有效的行業可以去消化。所以孫正義的問題不會出在錢上,而是出在經濟本身的問題上、出在其所重倉押注的行業和公司本身。
關於經濟周期的悲觀情緒還在蔓延,如果出現任何“黑天鵝”引發這部分質押物的集體縮水,或者軟銀出現“債務危機”,所有與它相關的科技公司都得跟著遭殃。
在孫正義募集“千億願景基金”賺足光環時,軟銀集團也債台高筑。截至今年上半年,軟銀有1400億美元的債務,扣除現金與現金等價物的債務額后,還有460億美元的淨債務。
他曾在2000年投資阿里巴巴2000萬美元,2004年投資4000萬美元。19年后,孫正義在數次套現后還持有阿里巴巴26%的股票。按照阿里如今的市值計算,僅僅是阿里這部分股票就價值1100多億美元。
軟銀曾經通過減持阿里巴巴的股票獲取收購ARM缺失的現金流﹔2019年6月軟銀還拋售了7300萬份阿里巴巴美國存托憑証,佔阿里總股份2.8%,成功套現111.2億美元。
軟銀還多次在發債時把阿里巴巴的股票作為抵押物——這意味著,一旦軟銀現金流周轉出現問題不得不變賣資產,阿里巴巴也會因股票被拋售一起受影響。同樣,如果阿里股價下跌,軟銀也會面臨巨大壓力。
然而,有投資界人士評價說,阿里的未來和買方市場當然是巨大的,但這些恐怕都裝不下孫正義的夢想。在一個不斷變化的資本市場裡,特別是美國牛市持續多年,盛極必衰的規律使然,持續的規模膨脹和估值上升,終究有價值理性回歸之時,WeWork最近的估值縮水,就是對孫正義式的投資擴張最新的警示,問題在於,他是否清醒意識到了並有能力扭轉?
原文引述:2019年10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