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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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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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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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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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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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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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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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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三星堆遺址」是夏朝的首都嗎？怎麼判斷「三星堆遺址」的來歷？｜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夏朝一直都是人們很關心的一個朝代，如果能夠探明這個朝代的一些詳細信息，將會對人們研究古代歷史，又多一些資料。儘管人們常說夏商周，但是對於夏朝的瞭解卻始終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實並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還有其他文字，但是現如今卻解讀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對於夏朝的瞭解，就更少了。而現在有兩個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爭議，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夏都?

《國語·周語下》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書紀年》說，後桀伐岷山得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這兩條材料都明確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間。准此，則目前最有可能被確定為夏都的地方當有兩個：一是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洛陽，二是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顯然，把夏都確定在洛陽或者廣漢，形成的夏史體系會完全不同。確定在洛陽，符合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確定在廣漢，則將顛覆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那麼，洛陽和廣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頭文化與尋找夏朝無關!打破〈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了二里頭遺址不會是夏都的三條依據：第一，二里頭遺址所在地伊洛地區是文獻中的斟尋，斟尋為夏人氏族名稱，其居地並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確定斟尋為王都，則《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一句無法在二里頭遺址落實。第三，如果確定二里頭為王都，則在學術界主流意見把偃師商城視為湯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自洽的邏輯。

既然二里頭不能是夏都，那麼，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確定下來呢?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下面，本文就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說的基礎上來談一談三星堆的夏都名號問題，請各位批評。

一、空桑
根據「夏分三段」的觀點，三星堆文化屬於虞夏聯盟政權的王都，為后羿所滅。《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諫晉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時說：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窮石」一名，亦見於《離騷》，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實際上，窮石就是《呂氏春秋》、《歸藏》裡提到的「空桑」，在《左傳》、《帝王世紀》等文獻則稱「窮桑」，而《華陽國志》則記作「瞿上」，其音可比較今山南藏語的Khyung tshang，意思為神鳥之居。這些內容，筆者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已作論述，可以參閱。

二、雒城
在《從周人白狄論來談陝北石峁遺址、黃帝文化及其鷹崇拜》這篇文章中，筆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對三星堆大城的稱呼，而與翟人有淵源的今彝語支族群則稱此神鳥之城為lo33 zi21，漢語直譯即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遺址所在廣漢久有「雒城」之名，其緣故必當在此。從民族語言來看，「雒城」一詞是漢語和古代彝語的混合詞，其義為「城市」。如果考慮到彝族複雜的形成過程(另文說)，實際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層的百濮語言來讀，其義仍然為神鳥之居。換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詞雖語源不同，但語義相同。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語的「雒城」一名在西漢時期即已存在。1997年，廣漢市小漢鎮村民唐興鳳在石亭江河灘發現一件鐵質橋墩，上鑄銘文十六字：「廣漢郡雒江橋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廣漢縣南門外導航站在修建圍牆時發現一批漢磚，磚上也鑄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銘文。

從文獻資料來看，三星堆地區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就已經有了記錄。如《中次九經》說：岷江之首，曰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雒縣下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水、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因此，《國語》裡的伊水完全可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三、陽城
《竹書紀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陽城」之說，說者多有據告成鎮出土的屬於戰國時代的「陽城倉器」陶器而定大禹時期的陽城為王城崗遺址。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記》體系理解，從龍山文化晚期到戰國時期跨越了1500年，這相當於說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要靠一個當今21世紀的器物來驗明正身，顯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系列文章中，筆者曾說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鮮明的太陽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稱為「太陽家族」，並說明瞭夏人王族自稱在其延續文化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據此可以推斷，陽城之名必當為「太陽之城」的簡稱，其名稱由來當與「太陽家族」有關。

四、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視野中的夏都輔證材料
三星堆遺址之為夏都，這還可以從多個角度的資料來進行輔助說明。

（一）從地理空間角度看

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一文中已經指出，所謂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斷水流所致。及堰塞崩決而後，洪水出現，於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從地理空間來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自然災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頭一帶要大得多。並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來進行解釋，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從歷史地理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展開和歷史人物的活動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但古代族群常存在遷移的情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歷史、語言、地理信息，即能為研究結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們就此略作闡述。

1、 帝杼遷老丘：「成都」名稱之由來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興起。金沙文化具有鮮明的繼承三星堆的特徵，這一點為從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筆者在《金沙文明解碼》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這一歷史事件，在《竹書紀年》中被稱為「夏啟殺益」，在《左傳》中被稱為「後杼復國」。

《竹書紀年》記載，帝杼曾以老丘為都。准此，則老丘必當指古代成都。那麼，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稱會有關係嗎?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而其更早的名稱則為單稱「成」。1985年，沈仲常與黃家祥二位學者聯名在《四川文物》發表《從出土的戰國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來》，從先秦時期漆器銘文的演變順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對此進行了說明。

如上所說，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語支語言來讀即lo33 zi21，意為「城市」。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成」與「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呂氏春秋·勿躬》、《魯世家》等並作「城父」。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棘子成曰」，劉寶楠正義：「皇本‘成’作‘城’。」因此，考慮金沙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的關係，我們有理由推斷，古蜀人用漢語裡表示城市義的」成「字來記錄自己的居地，其實對應的就是「lo33 zi21」這個詞。

2、 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謎
彝族典籍《洪水氾濫》、《洪水與篤米》、《西南彝志》等記載，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篤慕在洪水時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認為就在今雲南東北的昭通境內。《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曰「羅邑」;又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這裡的朱明，即篤慕，意為君長。「羅邑」一詞，有的學者也譯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語即lo33 zi21。在《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下一)》中，我們已經指出，形成當今彝族的重要源頭——昆明人與三星堆古族有密切關係，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為祖源地，這就說明《大定府志》的「羅邑」一詞與廣漢古稱「雒城」和成都古稱「成」是一脈相承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昭通地區古稱「朱提」，這與《華陽國志》記載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記載暗合。此外，昭通地區及其周邊還出產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銅礦。據金正耀教授研究，廣漢三星堆、新乾大洋洲、漢中成洋地區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銅器都有大量使用這種特殊礦。這些材料無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視的。

3、蜀王南遷與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滅蜀後，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歷史上的蜀朝，文獻稱其王為安陽王蜀泮。《水經注》卷37引《交州外域記》雲：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又越南歷史學家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云：安陽王，姓蜀，諱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並文郎國，改國號曰甌貉國。初，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為樂。蜀軍逼近，猶沈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眾倒戈降蜀。王於是築城於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號螺城。又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稱其都邑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另從考古文化來看，越南地區也曾出土與三星堆文化類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關於古代蜀地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的關流關係，張弘、彭長林、雷雨等學者均有涉及，可以參閱。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還曾發現金印一方，印銘為「晉歸義叟王」，這些材料都無疑證明蜀王南遷為可信的事實，並進一步證明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雒城」一名來源非常古老。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由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古稱「雒城」到成都的古稱「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諸名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些材料充分說明：三星堆遺址是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夏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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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1 黃偉民易經講堂
失控了！

中共闖了大禍，武漢肺炎失控了。

共產黨這個政權是不怕死人的，大躍進死四千萬人，文革死幾百萬人，唐山大地震一夜死六十萬人，他們的眉頭都不曾皺一下；但今次，從他們的身體語言看到，他們害怕了。

直轄市、一線城市，一個一個的封城，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

那個什麼至高無上的人大會議，三月還敢開嗎？

全世界如臨大敵，但香港，仍然中門大開，假封關，假檢疫，虛應其事。

香港人搶口罩，搶食糧，搶廁紙，人心惶惶，終於明白到，過去大半年，我們抗爭什麼？

真普選為什麼重要？

不是虛無飄渺的民主自由，一個不是香港人選出來的林鄭政府，如何面對天災人禍？如何保境安民？

林鄭的政府，只是配合北京權貴的政策和方便，鄙視香港人的身家性命。

她鄙厭記者，因點為記者報道真相；她憎恨律師，因為他們忠於人人平等的法律；她厭惡前線醫護，因為他們的真話示警。 她要香港和大陸看齊，懲罰社會公義，對付社會良心。

特首受薪，天職是保護香港，但林鄭為香港做了什麼？ 她去信國際領事館，投訴各國對港封關；不合理、無根據。

她崇拜的習近平和中共政權，連面對事實的勇氣都沒有。 武漢肺炎就是武漢肺災。

是天災還是人禍，也是武漢肺炎。不面對禍源，解決不了今次災難。病毒無眼，不會見高就拜，見低就踩，所以，中國大陸人人自危。

北京不喜歡人叫今次的瘟疫做「武漢肺炎」，因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病就是病，在武漢出現的非典型肺炎就是武漢肺炎，像其他病症一樣：伊波拉病毒、德國麻疹、日本腦炎…… 這本來就是面對真相的態度，但心中有鬼，自然那裡都是鬼影幢幢。

正名，有崇高的政治意義。

《論語》子路篇章第三章：
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 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周遊列國，在衛國停留的時間最長。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討論為政的大原則問題。

子路問，假如衛君有意搵老師來主政，第一件事你會做什麼呀！

孔子答他說： 第一件事是要正名。

子路聽了，嚇了一跳！ 吓，唔係卦？有是哉！意思是，正名？有咁重要咩？人家說你迂腐，真是無講錯，正不正名，有無咁重要呀！

孔子說正名，是端正名份。不單是一個名字，指的是確定了思想邏輯，價值取向。

一個政權，追求的是什麼？是霸道政治還是王道政治？

是強凌弱，眾暴寡，有權有勢就大晒；還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少有所長，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孔子意思是為政，先把文化思想，價值追求搞清楚。

子路的反應是，文化思想，價值追求這些東西，抽象空洞，有乜好搞呢？

所以孔子罵他： 你這個傢伙真是粗野無知，唔識就唔識，唔好扮識，蓋闕如也。

他說，為政的重心，名不正則言不順，價值目標不清楚，沒有清晰的信念，理論上便講不通。

講不通的政策，連自己都不信，又怎會成功？

沒有文化信念的政權，無法建立社會的核心價值。

沒有核心價值的社會，無法成立一套大家信服的法律和規矩。

沒有一套公平公正的法律和社會禮法，老百姓就無所適從，好似手腳都唔知放在那裡好。

所以，政治領袖的重點，始終是思想領導，文化領導。 信念定了，價值追求定了，行政上才能行得通，人民才能跟隨。

這樣施政，不是空叫口號，邏輯上要站得住腳。

無所苟而已矣，不能隨便說一些，無法實行，什麼「為人民服務」，「階級鬥爭」，「敵我矛盾」之類的政治口號。

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

林鄭政府已經無法施政，因為全個政府的目標，都不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她將香港推到《周易》第十二卦天地否卦的處境。

政府和市民各走極端，社會閉塞不通，互不溝通。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整個政府，都是匪人——只是外表是人形物體，但都不是人。

他們打擊社會的正義力量，有良知，說真話，為香港好的人，都備受打壓。

目前香港正處於否卦第二爻和第三爻的位置。

否卦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包容承受。

政府沒有盡到保護市民的責任。承受那種缺乏政府保障的局面，申訴無門，只能逆來順受，自求多福。

天災，人禍，施政目標不在港人，社會氣氛急速惡化，世道人心都變了。

這種時勢，小人得利，因為這些匪人，無底線，無原則，不分是非，為生存，為利益，乜都肯制。

所以，在世道不佳時，只有小人吉，張牙無爪；堅持原則的君子，就過得很辛苦，英雄落難，失業、官非，樣樣來臨。

所以爻辭說：小人吉，大人否。

但最後結論是亨的。

因為在這樣的時局，堅持理念，不肯同流合污，雖然否於一時，但做人，守住了原則尊嚴，在一生的高度來看，便是亨。

在否的時代，全是匪人，失意才是最大的亨通。

這便是古人說的：身雖否，道卻亨。 世道沉淪，小人得利，社會變成兩個對立的集團。

小人們見到大人們不識時務，唔懂轉膊，死牛一面頸，不知變通而失意，當然幸災樂禍；大人們又睇唔起那班無原則，無底線，隨波逐流的小人，所以又嚴厲批評。

兩大陣營，各自指摘，爭訟便起。

所以，否卦六二爻變，變成了天水訟卦，社會下滑，小人群大人群自然壁壘分明，互相批評，社會爭訟不斷。

《小象傳》說： 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否得來也亨，因為不亂群也。

大人們和小人們，涇渭分明，無法合流，所以，即使否，也亨通。這是生命價值的大亨通。

否卦六三： 包羞。 否卦六三爻，是泰否兩卦的谷底，整個社會沉淪到深淵，不止經濟民生的惡劣，最可怕是人性的沉淪，全部都是匪人，社會已成人間煉獄。

人人喪盡廉恥，囤積口罩、物資，高價販賣。官員執法不公，大陸客騙入境，騙醫護，騙醫院。

社會上完全沒有保障弱勢的力量，包羞，無論多壞多可恥的事都被包容。

《文言傳》說：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社會倫理的敗壞，並非突然變壞的。是逐漸，慢慢的，大家一步一步的接受。漸漸更糟的，像臣弒君，子弒父，咁誇張，都見怪不怪了。

這是統治集團，立壞榜樣，社會已見怪不怪的包容。

中央領導家族貪污一萬億，各級官員貪污弄權便理所當然；新聞記者、維權律師、真話醫生，被捕入獄至死亡，社會大眾接受，誰叫他們多事講真話，慢慢全國人都講大話。病了，對著醫生，在醫院，說病歷，講地址，都說謊。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不早辨也。 在否卦第二爻，社會部份人仍有是非之心，所以仍分為小人集團和大人集團在對壘。 當社會跌落否卦第三爻，君子大人都噤聲了，社會一片黑暗，所以羞恥邪惡，統統都被社會包庇，再沒有正面力量和它抗衡了。

因為否卦六三爻變，為天山遯卦，大家放棄了，能跑的，都走了，移民隱居天涯了。 否卦是閉塞不通，政府和百姓不通，最可怕的不通，是資訊不通。

資訊不透明，六三，這個時候，不知道，否，會過的，去到第六爻，就是「傾否」，將整個否的時代推翻，走入天火同人卦，面向世界大同的光明時代。

六三的包羞時期是谷底，歷史上任何黑暗時代都不會長久，推翻了，便是明天的同人大有兩卦，即「同樣是人，大家都有」的大同世界。

一個階段的結束，同時地，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兩卦開始，以既濟未濟兩卦作結。

第六十三卦水火既濟，第六十四卦火水未濟。

乾為天，指的是宇宙天體的一切規律。 是形而上的自然法則。 坤為地，指按這個自然規律形成的具體人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既成，人間的一切，就跟自然規律在運轉。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兮履泰否…… 去到第六十三卦既濟，是解決了。

濟，是渡河；既濟，是已經渡了河。解決了。

兩個卦都用狐狸渡河作譬喻，渡了河，即事情搞定了。

一個階段結束，就是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所以，既濟之後是未濟。 古人心意，是完成一個階段，也展開了另一個新階段。生生不息，永不休止。

既濟，是開始了之後的結束。 未濟，是結束了之後的新開始。

我們結束了求學的階段，亦開始了踏進社會的階段。這時才體會到學校裡面的困難，原來是這麼的溫柔。

我們結束了單身的身份，便開始了共同生活的婚姻。愛情是浪漫的，婚姻卻是柴米油鹽。

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婚姻後卻多了一倍親戚朋友。女孩子總是幻想，出嫁後，便有張長期飯票；誰知持家後，才是萬事皆憂。

沒有永遠的終結，因為終結正帶來開始。

終結和開始，其實是一體兩面。

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結束千年帝制；隨即軍閥割據，群雄並起。

北伐成功，中原一統，但中共又開始立足上海。 日寇侵華，逼使國共合作；內鬥稍歇，但又板蕩中原。

日本投降，國民未享半日和平，內戰又起。

中共建政，結束百年動盪；但更大的人禍，亦正式展開。

沒有了亡國的危機，但開始了飢餓和人性的泯滅。

鄧小平七八年挽狂瀾於既倒，毅然反共，一百八十度轉向資本主義，結束了飢餓貧困；但中國人的醜陋卑劣，即湧現世間。

解決了內地的吃飯問題，卻又招來了全球的排華巨浪。

一事既濟，開展了另一事的未濟。

明末才子李漁說，千古興亡，都只不過重覆台上的一場戲，劇情重覆，不外乎，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非洲第一高峰的雪山上，冰封了一隻野豹的屍體。

這現象違反常識。 動物的足跡，跟著食物走。

冰峰上，只有寒冰，野豹上來追尋什麼？ 這引起了美國文豪海明威的興趣，來到非洲，寫下了他半自傳式的名著────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荷李活後來將它拍成電影，香港譯作《雪山盟》，由格力哥利柏和蘇珊希活主演。

香港人，經歷了這半年的流血抗爭，這次武漢肺炎，大概體會到雪峰上那隻野豹的追求，嚮往野豹的足跡。

與其活得長，不如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