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助陣醫學、防疫,個人隱私難兩全?
2021/06/09 研之有物
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評論
本篇來自合作媒體研之有物,作者周玉文、黃曉君,INSIDE 經授權轉載。
AI 醫療、科技防疫的人權爭議
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AI)已經成為醫療研發的新聖杯,新冠肺炎(COVID-19)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紛紛串聯大數據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個人隱私?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天網」恢恢,公衛醫療的新利器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為了因應危機展開大規模協作,從即時統計看板、預測病毒蛋白質結構、電子監控等,大數據與 AI 技術不約而同派上用場。但當數位科技介入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體系,也引發人權隱私的兩難爭議。
2020 年的最後一夜,臺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而且,千萬別心存僥倖,因為「天網」恢恢,「我們能找得到您」!有天網之稱的電子圍籬 2.0 出手,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隱私爭議不只在防疫戰場,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正夯的精準醫療。2021 年 1 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亞太區「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指標」(Personalised-health-index)。臺灣勇奪亞軍,主要歸功於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資訊科技。
國際按讚,國內反應卻很兩極。早前曾有人質疑「個人生物資料」的隱私保障,擔憂是否會成為藥廠大數據;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療研究者卻埋怨《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很嚴、很卡,大大阻擋了醫學研發。為何國內反應如此分歧?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原因之一是,
《個資法》早在 2012 年就實施,跑在 AI 時代之前,若僅僅仰賴現行規範,對於新興科技的因應恐怕不合時宜。
健保資料庫爭議:誰能再利用我們的病歷資料?
來看看曾喧騰一時的「健保資料庫訴訟案」。
2012 年,臺灣人權促進會與民間團體提出行政訴訟,質疑政府沒有取得人民同意、缺少法律授權,逕自將健保資料提供給醫療研究單位。這意味,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例被加值運用,侵害了資訊自主權。案件雖在 2017 年敗訴,但已進入大法官釋憲。
民間團體批評,根據《個資法》,如果是原始蒐集目的之外的再利用,應該取得當事人同意。而健保資料原初蒐集是為了稽核保費,並非是提供醫學研究。
但支持者則認為,健保資料庫是珍貴的健康大數據,若能串接提供學術與醫療研究,更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如果過往的數據資料都必須重新尋求全國人民再同意,相關研發恐怕得被迫踩剎車。
種種爭議,讓醫學研究和資訊隱私之間的紅線,顯得模糊而舉棋不定。何之行指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拉鋸,不僅是長久以來政治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也反映了現代公共衛生倫理思辨的核心。
我們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給醫療研究嗎?當精準醫療的腳步飛也似向前奔去,我們要如何推進醫學科技,又不棄守個人的隱私權利呢?
「精準醫療」與「精準健康」是近年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透過健康大數據來評估個人健康狀況,對症下藥。但健康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如何兼顧隱私與自主權,成為另一重要議題。
去識別化爭點:個資應該「馬賽克」到什麼程度?
何之行認為,「健保資料庫爭議」短期可以從幾項原則著手,確立資料使用標準,包括:允許退出權(opt-out)、定義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去識別化」是一道安全防護措施。簡單來說:讓資料不會連結、辨識出背後真正的那個人。何之行特別分享 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研發公司 DeepMind 的慘痛教訓。
2017 年,DeepMind 與英國皇家醫院(Royal Free)的協定曝光,DeepMind 從後者取得 160 萬筆病歷資料,用來研發診斷急性腎衰竭的健康 APP。聽來立意良善的計畫,卻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資料分享不僅未取得病患同意,也完全沒有將資料去識別化,每個人的病史、用藥、就醫隱私全被看光光!這起爭議無疑是一大教訓,重創英國社會對於開放資料的信任。
回到臺灣脈絡。去識別化指的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個資或其他方式,無從辨識特定個人。但要達到什麼樣的隱匿保護程度,才算是無從識別特定個人?
何之行指出,個資法中的定義不甚清楚,混用匿名化(anonymous)、假名化(pseudonymised)、去連結(delink)等規範程度不一的概念。臺灣也沒有明確定義去識別化標準,成為爭點。
現行法令留下了模糊空間,那麼他山之石是否能提供參考?
以美國《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為例,法案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為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直接說明,假名化的個資仍然是個人資料。
退出權:保留人民 say NO 的權利
另一個消解爭議的方向是:允許退出權,讓個人保有退出資料庫的權利。即使健保資料並沒有取得民眾事前(opt-in)的同意,但仍可以提供事後的退出選項,民眾便有機會決定,是否提供健康資料做學術研究或商業運用。
何之行再舉英國國民健保署 NHS 做法為例:英國民眾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 (NHS Digital)的機會,一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醫病資料上傳到 NHS Digital,二是資料上傳後,仍然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畢竟有人願意為公益、學術目的提供個人健康數據,對商業用途敬謝不敏;也有人覺得只要無法辨識個人即可。
近年,英國政府很努力和大眾溝通,希望民眾認知到資料分享的共善,也說明退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鼓勵人們留在資料庫內,享受精準醫療帶給個人的好處。可以看到英國政府藉由公眾溝通,努力建立社會信任。
參照英國經驗,目前選擇退出的比率約為 2.6%。保留民眾某種程度的退出權,但善盡公眾溝通,應是平衡集體利益與個人隱私的一種做法。
歐盟 GDPR 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
健保資料庫只是案例之一,當 AI 成為大數據浪潮下的加速器,最周全之策仍然是針對 AI 時代的資料運用另立規範。 歐盟 2018 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便是大數據 AI 時代個資保護的重要指標。
因應 AI、大數據時代的變化,歐盟在 2016 年通過 GDPR,2018 年正式上路,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包括行動裝置 ID、宗教、生物特徵、性傾向都列入被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
歐盟在法令制定階段已將 AI 運用納入考量,設定出個資保護四大原則:目的特定原則、資料最小化、透明性與課責性原則。
其中,「目的特定」與「資料最小化」都是要求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應在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內,也就是只提供「絕對必要」的資料。
然而,這與大數據運用需仰賴大量資料的特質,明顯衝突!
大數據分析的過程,往往會大幅、甚至沒有「特定目的」的廣蒐資料;資料分析後的應用範圍,也可能超出原本設定的目標。因此,如何具體界定「特定目的」以及後續利用的「兼容性判斷」,便相當重要。這也突顯出「透明性」原則強調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義務。當蒐集方成為主要的資料控制者,就有義務更進一步解釋那些仰賴純粹自動化的決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透明性原則的用意是為了建立信任感。」何之行補充。她舉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芝麻信用,將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歐盟發放申根簽證都會參考。然而,所有被納入評分系統的人民,卻無從得知這個龐大的演算法系統如何運作,也無法知道為何自己的信用評等如此。
芝麻信用表示,系統會依照身分特質、信用歷史、人脈關係、行為偏好、履約能力等五類資料,進行每個人的信用評分,分數介於 350-950。看似為電商系統的信用評等,實則影響個人信貸、租車、訂房、簽證,甚至是求職。
這同時涉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原則 ── 出了問題,可以找誰負責。以醫療場域來講,無論診斷過程中動用了多少 AI 工具作為輔助,最終仍須仰賴真人醫師做最後的專業判斷,這不僅是尊重醫病關係,也是避免病患求助無門的問責體現。
科技防疫:無所遁形的日常與數位足跡
當新冠疫情爆發,全球人心惶惶、對未知病毒充滿恐懼不安,科技防疫一躍成為國家利器。但公共衛生與人權隱私的論辯,也再次浮上檯面。
2020 年 4 月,挪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兩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 APP」卻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宣告禁用!
挪威開發了「Smittestopp」,可透過 GPS 與藍牙定位來追蹤用戶足跡,提出與感染者曾接觸過的示警,定位資訊也會上傳到中央伺服器儲存。然而,挪威資料保護主管機關(NDPA)宣告,程式對個人隱私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政府應停止使用並刪除資料。
為何挪威資料保護機關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體來說,仍與歐盟 GDPR 四大原則有關。
首先,NDPA 認為挪威政府沒有善盡公眾溝通責任,目的不清。人民不知道這款 APP 是為了疫調?或者為研究分析而持續蒐集資料?而且,上傳的資料包含非確診者個案,違反了特定目的與資料最小蒐集原則。
此外,即便為了防疫,政府也應該採用更小侵害的手段(如:僅從藍牙確認距離資訊),而不是直接由 GPS 掌控個人定位軌跡,這可能造成國家全面監控個人行蹤的風險。
最後 NDPA 認為,蒐集足跡資料原初是為了即時防疫,但當資料被轉作後續的研究分析,政府應主動說明為什麼資料可以被二次利用?又將如何去識別化,以確保個資安全?
換言之,面對疫情的高度挑戰,挪威個資保護機關仍然認為若沒有足夠的必要性,不應輕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國家採用「Smittestopp」這款接觸追蹤軟體,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有效的疫情控制,並不代表必然需要在隱私和個資保護上讓步。反而當決策者以防疫之名進行科技監控,一個數位監控國家的誕生,所妥協的將會是成熟公民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眾信任與共善。」何之行進一步分析:
數位監控所帶來的威脅,並不僅只於表象上對於個人隱私的侵害,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掌握「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後對於特定當事人的描繪與剖析。
當監控者透過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AI 時代需要新法規與管理者
不論是醫藥研發或疫情防控,數位監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新挑戰。參照各國科技防疫的爭論、歐盟 GDPR 規範,何之行認為,除了一套 AI 時代的個資保護規範,實踐層面上歐盟也有值得學習之處。
例如,對隱私風險的脈絡化評估、將隱私預先納入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理念(privacy by design),「未來照護機器人可能走入家家戶戶,我們卻常忽略機器人 24 小時都在蒐集個資,隱私保護在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就要納入考量。」
另外最關鍵的是:設置獨立的個資監管機構,也就是所謂的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專責監控公、私營部門是否遵循法規。直白地說,就是「個資警察局」。何之行比喻,
如果家中遭竊,我們會向警察局報案,但現況是「個資的侵害不知道可以找誰」。財稅資料歸財政部管,健康資料歸衛福部管,界定不清楚的就變成三不管地帶。
綜觀臺灣現狀,她一語點出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法規,只是現有的法令不完備,也已不合時宜。」
過往許多人擔心,「個資保護」與「科技創新」是兩難悖論,但何之行強調法令規範不是絆腳石。路開好、交通號誌與指引完善,車才可能跑得快。「GDPR 非常嚴格,但它並沒有阻礙科學研究,仍然允許了科學例外條款的空間。」
「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臺灣擁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完整的健康資料,唯有完善明確的法規範才能減少疑慮,找出資料二次利用與科技創新的平衡點,也建立對於資料二次利用的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3814-ai-privacy-medical?fbclid=IwAR0ATcNjDPwTsZ4lkQpYjvys3NcXpDaqsmE_gELBl_UNu4FcAjBlscxMwss
龐畢度中心設計概念 在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突圍(選段) ◎楊智傑
(一)
是沙塵暴中
一粒沙的失眠
或篩自海面
又落回海面的雨。寂靜
重組
又完成了細節
從虧損到完足,辭海中同字首單詞
衍生著
未定義的事件──
是溫熱的沙,昏沉
的雨
微觀構成的整體亦容許例外
並在足夠遼闊的
可能性中,有限的移動
是沙(或者雨)
其意志皆不可逆。唯一的傾聽者
離去時刻
是太陽
曬暖無處不在的陽台
是沙或者雨
所有的存在
(三)
萬物都是自己的屋簷
延緩著抵達
本質
黑暗冰涼的心
室內的燭火循環
雨滴表皮輕微
蒸發
破裂。旋即恢復下墜
一切努力,無一不是關於
必要性的推遲
像屋簷的雨
分流、匯聚、迂迴轉進
看雨的孩子
溫柔的眼睛,一切的抵達
與岸邊
銀亮、冰涼的潮汐──並無分別。
萬物仍是彼此的屋簷。
--
◎作者介紹
楊智傑,一九八五年生於台北,南國孩子,人模狗樣。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優秀青年詩人獎、國藝會創作及出版補助等。詩集《深深》、《小寧》、《野狗與青空》。
(出自《野狗與青空》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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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宇翔的最後一篇賞析
(本賞析略為脫離本周主題,不以時序前後的差異作為研究基礎,〈突圍〉與〈超上海2019〉為同年發表的詩作。本篇將以兩首詩各自但隱隱相連的寫作策略為討論對象,擴充詮釋並比較分析)
我們既是眾生的一部分,又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孤獨、苦悶與哀愁。即便是沙也有它的失眠,它的破碎。一個人躺臥的睡姿竟也與沙漠中一座月牙狀沙丘如此神似,在風中消磨。一個人流下的淚,當中的水分竟可能是千百年前另一個人撫摸過的浪。這首詩所揭示的微細與共通,甚至科學一點的解釋也有無限的詩意,譬如海洋中礦物質微量元素組成的比例總是維持恆定,正恰好與人體血液中礦物質的比例一樣,我們的先祖來自海洋,我們曾是海洋的一部分,正如你我也都是《辭海》中的一部分,萬物與萬物相應而生,互文並且創造,當一雙眼搜索到早晨裡的葵葉上,葉上三點水,當水的意志從偏旁介入心中,心中暗湧的詞彙定然不止一個,萬物在複雜中衍生著自身,有時不可定義,有時訴諸於詩意,憑藉想像,且這想像只屬於你。
這首詩中渺小的意象正〈突圍〉著它的主題,是這樣的宣示:例外可以被容許,整體由微觀構成,像沙粒堆砌出大漠,水分子激湧著洋流──無限的碰撞與巧合,一切都可能發生,這世界足夠遼闊(在此是帶著詩人的溫柔與樂觀的,毋寧說是他的詩觀),因此我們理應移動,讓沙去傾覆它的大漠,讓水去改向它的洋流,縱然我們的移動有限,但正因有限而無限激勵、挑釁,並且一旦為之便不可逆,縱然僅只一粒沙的滾動,一珠水的蒸散,微觀必然推動龐觀,那沙可能已經吹到某人的窗前,那水可能正在某個孩子的眼中滿溢、流動,承載透明。
「萬物都是自己的屋簷」,「屋簷」的意象值得深究,其實下一行就已透露,抵達正被「延緩」,因此這溫馨的意象,無非要求著旅人停留。在此,旅人其實也就是萬物,不信你問李白:「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天地是旅舍,開放、包容著我們。幾百年後蘇軾進一步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將這概念向「個人」推進,假若我將自己的肉身看作旅舍,我也只是我人生中所走過的行人。又過了幾百年,楊智傑在〈突圍〉中,或許在哲學上又更進一步,反對這個人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姿態,也就是說:假若我們的一生只在自己的屋簷下獨身度過,我們的本質無非向內塌縮,自己的一顆心,黑暗冰涼而已。
在這獨身的屋簷下,詩人點起了一根蠟燭,這火的元素驅動燃燒,讓萬物以輪替、交換、延異,繼續下去──果然元素被推動了:雨水開始蒸發、破裂,聚合復下墜,流動、集合、形成烏雲,開始大雨,最終抵達一個孩子看雨的眼中,盈盈中充滿光輝,比看燭火的眼睛更亮,更有情。這孩子的眼睛如一滴露,裡頭因絕對的孤寂而得以剔透,容納全世界──水的元素因火的協助,抵達了無窮的愛與好奇。
這愛與好奇如此有說服力,因為這一切都只是物質在試圖完整自己,無形中表達了自己,在自然中整合並擴及。
而這孩子眼中的水,又與岸邊的潮汐有何分別呢?沒有分別,因為萬物不再是自己的屋簷,萬物「仍」是彼此的屋簷。最後一個「仍」字多安慰,彷彿前面的誤解都不算數,我們也曾眼看著一個人自私、背叛、逃離,但我們篤信還有相遇,胸懷諒解,心中對他說:「我們仍是朋友」、「仍然可以依靠彼此」,是這樣一種化解,直接全不隱諱,抵達不可思議的同理、共情,僅僅一個「仍」字,沒有別的語言,惟堅信的「仍」,在詩的最後,給人一瞬震懾與長久的鎮定。詩人的意志柔軟循環,透過詩,以水象,迂迴轉進我的眼底,幾乎改變了視網膜的構造,修正了折射的曲度,彷彿我正視見的這世界不再窮兇、暴力。
〈超上海2019〉(請見文末附詩)則是完全不同的路數,它試圖揭示這世界的窮兇與暴力,因為溫柔的世界固然真實,但真實的世界不免充塞暴力。
在這首詩中,意象突然闊大了起來。我尋思這作詩法,似乎的確是逼不得已,或者一種涵括的,網狀的,設計的,幾近3D建模的困難。彷彿不那麼巨大就無法將當中的迷惘、錯亂化為具象,就無法承載這世界中,種種細微的爆炸。超上海是虛構的,如真實世界的投影,毋寧反過來說,真實世界才是它的投影,因為真實世界更加虛構、不可捕捉、猶疑,一旦微觀去看,就會陷入這萬花筒與幻燈片,看似真切、鮮豔、明亮,其實單薄、重覆──沒有生命的實感。因此,詩的一開頭就以矛盾修辭法揭示了這困境:
「深度虛構的人民可能突然立體起來」
虛構到底,反而突然立體。整個東亞可能僅是腦中幻象,所有現實細節:石牆、粉塵、麵館、影像,都可能只是一場夢的繁殖、量產,永遠如陀螺旋轉,不為了甚麼地,那樣空轉。
「贗品般六月的光奪窗而入午後的大雨」
楊牧也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在〈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楊牧說,當外頭嘈雜趨於休止,風雨打落了蕉葉,天空投下虛假的陽光──這強烈的時空感,卡爾維諾也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說:「幻想即是下雨的所在。」一瞬間,一個人對於時空的搜索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幻想,想到這雨勢擴及到了哪裡;想到世界之大,有些地方也萬里無雲;想到雨水作為象徵,這複數的龐雜;想到歷史或許是分歧的,並且進一步,將在此刻分歧得更多,如一棵博弈樹開枝散葉。不僅是意象龐大,在細微之處,甚至連量詞都乘載著超負荷,諸如「一千個線上賭場同時刷牌/ 一萬尾外送的機械魚」甚至「地鐵清潔員、文創區保安、無政府主義者/ 或無人工廠巨大機械臂」這些人影重重如鬼魅,其數目當然也是不可窮盡。
這量與質的放大、壓迫、瘋狂,近乎吞沒了我的閱讀感官,我很好奇它將如何接續下去,即便它的斷句與分行帶來頓挫的節奏,有效地推進,鏡頭長短交錯,適時抒情,我確然仍處在不安之中,我渴望某種秩序,或許這正是作者要求的效果,不安。而詩歌最終拒絕了單一的律法,揚棄秩序,它走向了矛盾的揭示,並整合矛盾。當我讀到這一段時,彷彿全明白了:
「劉不再回覆。2019在超上海
一組5G訊號
暮空中,劃破了自己生命中的萬里無雲感」
紛雜的雨聲消失了,一個人的心中無比靜謐。因為一切都是矛盾、對比,龐大混沌畢竟只是兩極的一面。因此現實無非就是超現實,未來無非就是過去,反之亦然。而敘事者無非就是那重重的鬼影,同時是我的祖輩,也是劉。
我注意到,縱然可能只是我的超譯,但我發現,「劉」這個姓氏與「留」和「流」完全同音,而這兩個同音字又是矛盾的對比。似乎指涉著時間的主題,2019的難題,超上海的困境──留就是流,流就是留,如果2019是過去,也絕對是未來。那麼到底甚麼是2019?
為了解答這個疑惑,我想到援引一個古老的典故,一講就能明白。
葉維廉在《比較詩學》中指出「時」的字源,在古字的形象上乃一個人「足踏地面」,形象的演變引發了「止」和「之」兩個字的誕生,同時兼含動(之)和靜(止),因為足踏地面既是行之休止,亦是止而將行,近乎一種舞蹈的律動。太陽的行而復止,止而復行,這瞬間的停駐與延續,同時包容過去與未來,對初民來說,便是「時」──這原本抽象的意念,存在於古字之中,其實是具體事象的活動,也是生存環境的提示,不如說,是太陽與時間在表達自己。漢語的這種結構甚至影響了大導演艾山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在電影中發明了「蒙太奇」的技巧。
那麼,「2019超上海」到底是什麼?毋寧問,時空是什麼?「2019超上海」既是過去,又是未來。但也絕對可以倒過來說:它不是過去,更不是未來。那麼「2019超上海」到底位於什麼時空?這時間與空間所拼組而成的標題,中間夾了一個「超」字,是暗指時間與空間彼此超趕,永遠變動、不可定義嗎?這兩極的融合與騷動,無休無止,詩中不斷出現過去與未來,卻絕口不提「現在」。如果再自問一次,什麼是時空?劉,我想,現在,答案已經在你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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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上海2019 ◎楊智傑
—— 這是一個昏昏欲墜的過去
深度虛構的人民可能突然立體起來
東亞的腦皮層上
發燙的金融區靜靜產卵:
石牆、粉塵、一些粗劣麵館、中央電視和賽博格電影
贗品般六月的光奪窗而入午後的大雨,增加了歷史分歧的維度──
2019我與劉在半島酒店碰頭
劉,一如既往,從未出現。像一個殘次的幽靈
思緒清晰,但呈像模糊……
擴增實境、浮空投影、行動支付。各種奇觀驅使我們
閉眼走向祖輩的外灘,在麻將館與
二胡聲中尋求對抒情時代最後的誤解
從2019到2019。沒有一次我真正
想起過去。出租車師傅拉嗓:「对美贸易战
我看还要再打十年以上」
烈日一片漆黑
我變得更盲,也許,更不確定
──又一座新上海懸浮於上海上空!
往東,往電視塔。往北
工人體育場、「冰雪大世界」。一千個線上賭場同時刷牌
一萬尾外送的機械魚
同時故障
劉似笑非笑,像那唯一不願透露結局的人
「明日我們都將更容易
讓兒孫
從擦亮的空氣中看見未來的財政部門。」劉不明白
時間,這全新的信貸業務
正迫使另一代人在黑暗中屈膝、倒下
成為地鐵清潔員、文創區保安、無政府主義者
或無人工廠巨大機械臂
確保未來和
未來間的包裝,嚴格遵循明亮清晰的標示……
劉不再回覆。2019在超上海
一組5G訊號
暮空中,劃破了自己生命中的萬里無雲感
我知道他將是最後被傾倒在江面的人。顱骨碎裂
永遠改變了記憶的環並一一被回收至黑色塑膠袋裡
劉。
2019,要理解現實僅屬
一次性的超現實
此後我們身體、心靈和家族史將異常柔軟
讓孫輩在彩繪飛機上,滑iPhone,等傳到前頭的好消息──
四面八方都是陰沉、明亮而非物質的蛹。
而那曾在強光中破產的祖輩背著我
陌生的方言對我說
「劉,你從外幣到房產金融的知識都不夠」
2019。這是一個昏昏欲墜的過去,但它仍然是過去。
也毫無疑問是未來。
(本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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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學獎的不重要冷知識|
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文學獎是波是浪,卻不是海的本身。
——向陽,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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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驀地
圖片來源:Unsplash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文學獎 #楊智傑 #林榮三 #林榮三文學獎 #時空 #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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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中心設計概念 在 杜書伍 聯強集團總裁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哈佛商業評論 專訪
【管理學潛移默化,成就杜書伍通路帝國】
1970年代初識管理學,杜書伍就深受吸引,更成為他日後打造聯強集團的軟實力基礎。然而,工程師出生的杜書伍,為何選擇通路一行?又如何帶領企業走向市值成長1,052億元的榮光之路?
1970年,聯強總裁杜書伍成為大學新鮮人,進入國立交通大學(現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工程系就讀。五十年後,他成為交大在台復校後的第八十位名譽博士。
今年1月25日交大舉辦的頒授典禮上,雖因疫情,並未廣邀貴賓,但仍聚集了多位產業界大佬,包括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光寶集團前總裁林行憲、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等人親往,見證光榮時刻。
近幾個月來,杜書伍可說「喜事連連」。在交大頒發名譽博士前兩個月,2020年10月27日,他才與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總裁魏哲家等共七人,獲頒第九屆工研院院士。
而稍早之前,在《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10月號發布「台灣CEO 100強」評比,杜書伍榮獲第四名,於10月8日才剛參加贈獎典禮。
三個月內連得三大殊榮,讓他的團隊也忙得不可開交,開玩笑說,「短期內應該不要再得了吧。」
在《哈佛商業評論》台灣CEO評比中,杜書伍擔任聯強國際領導人期間,繳出3924%的總股東報酬率及市值成長1,052億元的傲人成績。此項評比進行三屆以來,杜書伍每屆上榜,且全在十名內,經營功力可見一斑。
在領取名譽博士時,杜書伍以幽默且感性的口吻表示,這個博士,他念了五十年。事實上,在大學時期,杜書伍就展現不同於一般科技人的遠見和企圖心。
#管理素養為成功奠基
1970年代,國內資訊科技還在萌芽,一部電腦主機價值上百萬美元,可望而不可及,全台灣電腦數量更是屈指可數。「那時很怕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杜書伍笑說。他不斷思考,如何補強未來職涯發展能力?
隔年,交大管理科學系成立,讓杜書伍想到,企業營運不但要靠電腦,更要了解管理的內涵。因此他從大二就開始選修許多管理課,愈讀愈感興趣,畢業時一共修了超過二十個學分。
服兵役前,已對管理學深深著迷的杜書伍,還買了一本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著作《管理:任務、責任、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把這本超過八十萬字的大部頭書,帶到部隊「練功」。這本書至今他仍保留,裡面有當時他逐一劃重點、做眉批的珍貴紀錄。
台灣管理學先驅許士軍教授是這本書的三位譯者之一,而去年杜書伍在台灣CEO 100強的贈獎典禮上,也是從許士軍手中接過這項榮耀,不但巧合,更讓杜書伍感覺意義非凡。
杜書伍回憶,當時還沒有工作經驗,對管理學雖難深刻體會,但產生潛移默化效果,成為深植於內心的管理素養,所以他常說,這是他的「隱藏版學歷」。
#懷抱解決問題的心
這個隱藏版學歷帶給杜書伍最大的收獲,是後來他在經營企業時,非常強調要建立管理機制。有了管理機制才能不斷複製、成長,這也是他帶領聯強成為亞太第一及世界第二大資通訊產品通路集團的重要關鍵。
另外,面對工作的心態,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不挑工作,只想解決問題,」杜書伍強調,從退伍後進入神通集團擔任研發工程師開始,他一直抱持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工作,有什麼需要,他就接什麼工作。
24歲進入神通集團,32歲升任副總經理,1988年聯強國際成立,杜書伍接任總經理時也才36歲,外人看起來似乎是坐著直達車升官,但其實,是他把每一份工作,都當成是自我磨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
杜書伍進入神通集團後,歷經了許多不同於一般研發人員的職涯,一路從研發、業務,到負責行政管理、蓋廠房,甚至還創辦過一本雜誌《微電腦時代》,更難得的是這本雜誌還得過金鼎獎。
杜書伍說,要接行政事務前,有人勸他三思:「你做業務,業績好,大家都拍手,為什麼要去做常捱罵的行政?」但杜書伍想,研發和業務他都歷練過了,但對後面的行政支援不熟悉,而且自己也常覺得行政部門效率不佳,為什麼不自己去做做看?
所以,他去做了一年的行政,「又練了很多功力出來,」晚上11點下班是常態,但他不以為苦。
聯華神通集團大家長苗豐強,跟杜書伍共事超過四十年,很早就發現杜書伍總是公司最晚走的人。苗豐強還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可看出杜書伍堅持的性格:當年公司交由杜書伍負責籌建神達電腦第一座竹科廠時,杜書伍只要不滿意品質,就是打掉重做,「我也接到不少廠商的抱怨電話。」
杜書伍總說,進入職場的前十年,「就已經把經營企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都經歷過了。」
#開創高科技整合服務
聯強國際的成立,把杜書伍的生涯推上顛峰,多年來,他也成為聯強的代表性人物。
聯強國際在三十多年前開創出一個全新的經營模式,從專業通路商概念出發,將過往各自獨立的銷售、配送、維修等項目整合起來,讓高科技產品從生產到配銷成為一條龍的整合型服務。發展至今,聯強營運據點遍及全球38個國家與地區。
但杜書伍本人是工程師背景,為何投入通路行業?
杜書伍表示,他一路歷練下來,體會到資訊產品要普及,必定要靠通路,但通路的布建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投入研發製造,我就去開發通路,比別人早一步布局。」從這個事業的選擇就顯示了杜書伍差異化策略的本領。
杜書伍在交大的同班同學,前經濟部長尹啟銘曾說,當年他們的同學大多選擇從事高科技產業,唯有杜書伍選擇了「通路」這個競爭激烈,又要管理龐大物資的辛苦產業。
為何選「辛苦產業」,還一做超過三十年?杜書伍認為,通路事業永遠都有新的挑戰和機會,雖然一方面覺得永遠做不完,但也不必擔心同樣的事情做到想打瞌睡。
除了具備策略思維與工作熱誠外,做為一個經營者,杜書伍非常重視可以快速複製的內部管理機制。深知企業經營要可長可久,不能靠「人治」,還得靠「機制」。
認識杜書伍的人都了解他是個「制度狂」。聯強剛成立時規模不大,幹部有限,很多事都要自己挽起袖子來做。杜書伍深知,公司制度設計不能從教科書或別人的經驗抄過來;再加上聯強是一個創新模式,也無從抄起,只好由自己扛起責任。「前面幾年好辛苦,白天上班,下班後晚上就回家設計制度,」杜書伍難得皺起眉頭說,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把公司帶上軌道。
#杜書伍夢想中的新家
聯強國際近期最令外界矚目的動態,是2019年9月以50.87億元,購入南港輪胎舊廠區改建案其中一棟商辦的部分樓層,未來會將總部從已承租超過三十年的民生東路辦公室遷至南港。
聯強在海外布局已久,在全球許多城市蓋過運籌中心和辦公大樓,但位在台灣的總部反而都是租的,直到八年前,現在的總部用地傳出都更消息,才讓杜書伍驚覺,是該在台灣有一個自己的家了。
在杜書伍的職涯中,一共蓋了超過三十棟廠辦,所以他對「蓋房子」很有自信。新大樓設計不假手他人,因為這不僅是聯強未來的家,也是他未來的夢想。
硬體固然重要,更傷神的是軟體。「(新大樓)這個決策,我的壓力很大!」杜書伍認為,企業總部應該要思考百年傳承,必須考量長期的環境變化和使用需求。
新大樓在物聯網的機制和核心軟體,是他花最多心思的地方。軟體必須是開放系統,未來只要升級軟體,就不怕建築功能過時。舉例來說,辦公大樓在上下班和中午休息時間,電梯很容易堵塞,如何讓電梯順暢運作,是大樓相當重要的一環。
為了創造最高的使用效率,杜書伍甚至親自拜訪電梯公司,了解他們的軟體如何設計,未來修改調整的空間如何……連這類小細節都要親力親為。
新大樓預計在2024年完工,由老闆親自量身打造的總部將以何種面貌出現?令人期待。
從大學時代醉心管理,到後來建立制度,杜書伍還有一項與眾不同的嗜好——透過文字傳播新觀念。
從2000年起,他把自己多年經營企業的心得,撰寫成一篇篇管理文章,已累積二百餘篇,超過五十萬字,部分還集結成書,十分長銷。
即使到今天,杜書伍都還在不斷思考有什麼東西可以做為寫作題材,即使在開會時,靈感一來,他就會馬上在手機上寫下標題,有空時再把文字整理出來,「有時興緻一來一個禮拜寫二篇,有時候偷懶就二個月沒寫,」杜書伍笑著說。
#數位轉型收穫成果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聯強國際全年營收預計微幅衰退1.66%,不過下半年業績已回升,12月甚至還創下單月營收374.6億元的歷史次高。這要歸功於推動多年的數位轉型,發揮了巨大功效。
其實聯強在成立初期就推動資訊化,所有制度都要靠資訊化平台來執行。
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產生諸多新應用後,杜書伍又發現資訊系統若只做內部管理絕對不夠,幾年前就在公司內部推動數位優化,甚至發展數位轉型。去年疫情,不但剛巧成為驗收成果的機會,更確定這是對的方向。
目前聯強內部資訊已廣泛串連,並利用APP讓員工隨時協同作業,因此去年3月大陸雖突然封閉,但聯強在大陸二十多個據點,連同香港、台灣在內,還是可以維持遠距作業。
聯強推動數位轉型有四項重點。第一是工作模式轉型。就是把一些制式化、勞力密集,像資料輸入這類工作數位化,改由電腦執行,一方面節省大量人力成本,效率也大幅提升。
第二項重點是管理轉型。以往有許多制式化工作,要花很多時間查核,交給電腦後,只要源頭資料正確,就一定可以產出正確結果,促成內部分工及管理方式改變。
第三項重點是商業模式改變。由於所有資訊數位化,不但可以做到橫向內部連結,甚至縱向與客戶連結。在透明和即時資訊流下,不需要再跟客戶曠日費時地核對資料,使得溝通模式、交易方式等等也跟著改變。
第四項,也是最重要的數位轉型重點,是創造新的商業機會。聯強有一個新的發展重點,就是「營運管理服務平台」,產品的製造商或品牌商,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取得協助。
在這個概念下,2016年新成立「通達智能運籌」公司,提供到宅服務、專業配送、智慧倉儲、快速維修和技術服務等五大類業務,至今在台灣已提供超過一百萬戶各類家電用品、淨水器、按摩椅等到宅安裝和維修,如同「家用產品的最後一哩(last mile)」,成長潛力無窮。
從創立初期挑燈夜戰擬定公司制度,杜書伍投注了一生心力,使聯強長成今日規模。外界看他總是意氣風發,但他說每天總是會有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沒有挫折,就沒有克服困難後的欣慰和充實,「所以有時候要學會憋氣往前走,制度對了才能走得遠。」
文章出處:哈佛商業評論 / 作者:張彥文 / 攝影:池孟諭
#連結閱讀:
1.聯強總裁:制度是我們的信仰
http://bit.ly/34HVdsY
2.我的隱藏版學歷
http://bit.ly/3mZTyHC
3.談紀律不如談自律
http://bit.ly/3q4W2WL
🌏聯強國際為亞太第一大、全球第二大資通訊通路集團,2019年全球營收規模突破台幣1兆3,5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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