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銷書《衝破黨禁》新書發表,熱賣一萬本!
今天非常榮幸受到游錫堃院長的邀請,參與 #圓神出版社 舉辦王曉玟小姐撰寫的《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一書發表會。
書推出不到一個月就已經熱賣超過萬本,也得到許多年輕朋友的關注,很好奇年輕的朋友在那麼近,但卻又陌生的年代,有什麼心得感受。今年是民進黨創黨35周年,而關於民進黨是如何創立的?作者王曉玟的筆觸之間,其實重現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年代。
1986年,台灣尚未解嚴,因此禁止成立新的政黨,當時基本上是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雖然還有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扮演花瓶政黨的角色。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前輩們在1986年冒險突破黨禁,挑戰當局底線,策畫利用黨外選舉時刻,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這場眾人冒著入獄甚至是生命危險的創黨過程,究竟歷經什麼驚險的故事,打開本書就能找到答案。
今天的發表會上,有歷經台灣民主發展的老中青三代,除了游錫堃院長,還有立法委員賴品妤。佳龍在1982年到1991年,將近10年都在台大校園推動學運,也作民主研究分析。游院長請我代表野百合世代,一起回到那個時空去體會。台灣的民主發展看似水到渠成,其實有很多人的犧牲奉獻,知道過去,才會珍惜未來。民主是一場接力賽,失去自由的香港就是台灣的借鏡,捍衛台灣主權,抵抗中國霸權的壓迫與入侵,鞏固民主是最重要的根基,必須一代傳一代。
1986年,是什麼因素讓當時統治者蔣經國從鎮壓到容忍的改變,特別是他在華盛頓郵報的訪問中透露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書中也帶出大家心中的疑問,和「謎」一樣需要解答的地方。
我形容台灣是「分期付款式」的民主轉型、協商式的民主化,從1986年的衝破黨禁報禁的戒嚴,到1996年總統直選,分期了10年,才完成台灣民主轉型。如果沒有當時的黨外,採取第一個衝破黨禁,就沒有後來的民主轉型,一直到李登輝時期到後來的政黨輪替,未來更要加速憲改的腳步讓國家能夠正常化。
最後我以1960年雷震因主編「自由中國」,主張組黨是民主潮流而入獄一案為總結。他在獄中過65歲生日時,胡適寫下南宋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在這首詩裡,我們體會了在禁錮自由之處,人民的怒吼將更喧囂。在過去如此,在未來如此,在台灣如此,在香港如此,希望中國政府能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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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圓神出版.書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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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學運 在 用鉛筆寫日劇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1960年代,是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訴求獨立民主化的《布拉格之春》、以及馬丁路德金恩掀起的追求平等權利《民權運動》,這些運動如同火種,在世界各地燃起,接著迅速蔓延。
已經步入世界的日本,想當然爾,也受到這樣的風氣也吹拂著。
從反對美日安保運動、因大學制度腐壞而產生的質疑到全共鬥,那個時代的日本年輕人們,信仰著理想與抱負,以期實現他們所追求的成功。而上街遊行、佔領大學,便是他們用行動來向全日本說明,「他們的意志」。
眾聲喧嘩中,時間的腳步走到了1969年,這個日本學運最為「熱鬧」的巔峰時刻,在經歷安田講堂攻防戰的失利後,東大全共鬥於5月13日這天,和當代文壇巨匠、時常針砭時事的三島由紀夫,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對決」。
自詡進步改革的全共鬥,以及被視為擁抱右派、保守思維的三島由紀夫,這場「世紀辯論」未演先轟動。彼時,所有人都抱著不安卻又期待的心情,關注東大駒場900號教室的發展,會帶領著日本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而事實是,在這場三島由紀夫以一人之姿,對上約莫千位東大全共鬥成員的辯論會裡,沒有發生任何流血衝突,有的只是慷慨激昂的對談,以及無數次哲學的交鋒與思辨。即便不是所有在場的全共鬥成員,或是關注這場辯論發展的人,都接受三島的言論,但這場辯論卻是以理性、冷靜的態度,交換了彼此的想法。
日本的未來該何去何從?這個大哉問,使得他們如同木富末年的各路志士,站在在歷史的簾幕前各有盤算,卻莫衷一是。只能埋著頭往前衝,不管是對是錯,卻已在歷史上刻下了印記。
只不過,即便如此的精采,在這場世紀辯論後,終究等到的卻不是更高程度的思想道路,一切只停留在那一日,那個驚心動魄的900號教室之中。
雙方,終究還是走上了救國的陌路。
隨著運動更加激進化,學運內部逐漸分裂,甚至成為了滋養日本赤軍的養分,信仰暴力革命的日本赤軍終究成為了日本歷史上疼痛而不堪的一個章節,也使得日本對於社會運動趨於冷感,關上了「以體制外改革日本社會」這一條路的大門;另一方面,三島由紀夫在1970年帶領4位盾之會的成員,以挾持軍方的方式要求改變俗稱「不戰憲法」的憲法第九條,最終在失敗之後,選擇了自我了結。
同樣都是抱持著「救國想法」的兩群人,迎來了令人不勝唏噓的結局。而那場在900號教室的對決,卻也成為改變日本的運動裡,最後的光輝,以及未盡之境。
五十多年後來看這場辯論,或者說是看當時的日本社會運動,都是有著濃厚的「拯救日本」的愛國思想。如果就這種層面來說,三島和全共鬥的理念相近。
對於生於戰前、成長於戰時並經歷戰敗的三島來說,當時的日本體制讓他產生矛盾且不適應。他批判受制於美國的日本政府,認為當時的日本已經喪失「傳統美德」,同時他也對帝國主義反感。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接受全共鬥的邀請,或許他想要見識一下,這些高舉改革大旗的學生們,究竟抱持著甚麼樣的想法。而經過數小時的辯論,或許結論上來說,這場辯論並沒有任何結果,但三島自卻已感到滿足,於此同時,全共鬥的部份人人或許也都有感悟了三島的志向,或是說三島的結局。
三島在辯論會上說過,體制外的殺人是犯法的,而自己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會在被逮捕前毫不猶豫的自我了斷。
當時擔任辯論會司儀的木村修,在聽到這件事之後,則是感嘆並有很長一段時間思考:「我的人生究竟在做甚麼呢?」
木村說,「三島是個很有魅力的人,談吐之間也都沒有任何一字一句的粗話」。或許在那時候,木村就被他影響,以至於會後他曾致電給三島時,收到他:「要不要加入盾之會(三島由紀夫的私人武裝團體)」的邀約。
當時木村選擇用一種拐彎抹角的方式回答,而沒不是直接拒絕。
在辯論會裡屢屢對三島的言論感到不以為然的芥正彥,卻也認為三島是個有想法的人。即便一生都不認同他的思想,卻能夠在立場極端的情況下,用最理性的態度與彼此交鋒,這是只有跟全共鬥有著共同敵人的三島才能做到。
最終,全共鬥的行動仍以失敗告終,但對曾是一員的他們,不論是木村或是芥而言,卻不一定這麼認為。
前成員橋爪大三郎曾說:「運動都會有結束的一天,而重要的是在那之後的人們要走向什麼道路?」對於這個問題,木村認為,在社會浪潮之下,是那個當下大家覺得最好的選擇罷了。或許半世紀後回頭看,他無法得出他的青年人生,究竟在做什麼,但他並不後經歷了那段時間。
芥同樣保持著跟半世紀以前一樣的態度,全共鬥的失敗雖然是世人認為的失敗,但在他的心裡面,可從來沒有存在「失敗」這個字眼。
不過他也坦言,「那應該是最後一個言語還有力量的時代。」
回到半世紀以前,三島由紀夫在離開900號教室的時候說到:「我依然相信你們的熱情。」
立場不同,但都是為了這個國家更好,都希望彼此可以用各自的方式,來改變現狀。
三島由紀夫並不認為自己可以真的改變全共鬥的人們,但他相信想法會藉著言語會傳達出去;他也相信,眼前這些跟他不同立場的學生們,在未來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來讓這個國家有所改變。
這是半世紀前,他在東大駒場900號教室留下的話語。
也是那個時代,充滿抗爭的日本、言語還有力量的日本,所留下的最後希望。
同時,也是在半世紀後的現在、在這個充滿對立的時代,理應被記住的光輝。
《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 天馬行空 代理,現正熱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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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孩童時代無意識錄下的聲音被用來當作犯罪的工具,直到三十年後發現了錄音帶和筆記本,一股異樣感纏繞在心頭,越來越煩躁不安,在攤牌與隱瞞過生活的抉擇下反覆橫跳,最終決定翻起這件塵封已久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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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聲》故事採用小栗旬(報社記者)與星野源(曾根俊也)兩位演員飾演的角色來做雙線敘事,這兩條微微傾斜的線條最終交會於一處,種種線索也就拼湊而成,真相大白。然而這不單單只是個普通翻出成年舊案的故事,藏於其中的時代背景與對於正義的思辨拉高了整部電影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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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電影改編自塩田武士的同名小說,從頭到尾都在推導一個曾經發生在日本的真實案件—「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或者也可以說「固力果·森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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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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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開始是固力果的社長被綁架從而被犯人要求贖金,而在之後犯人開始對各大食品公司進行投毒及勒索行為,並且在犯罪前都會寄出警告信,同時也對警察與媒體寄出嘲諷內容的挑戰書,有趣的是,在犯案期間儘管寄出了144封信件,犯人卻沒有從中獲得什麼實質利益,也沒有任何人受到實質傷害,因此日本民眾對於這個案件並沒有太強烈的厭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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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沒有實質傷害,但不可否認的肯定有帶來許多間接傷害,就像電影中的那三位聲音被利用的孩子,他們的人生都因為這份錄音而被改變,原本美好的童年就這樣一去不復返,原本心心念念的留學夢也煙消雲散。「罪之聲」顧名思義就是犯罪的聲音,然而對那三位孩子來說他們真的有罪嗎?不如說,是那些自私的大人令他們背負了這難以逆轉的傷疤,跟著他們長大,直至有人將此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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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正義無法抒發的大人們利用孩子的聲音作為犯罪的一環,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甘願讓純白無暇小孩沾染上那些灰暗,源自那個學運的時代的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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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學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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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曾根俊也的媽媽會認識他的叔叔光雄,並且讓自己錄下那段被用來犯罪的聲音皆是因為發生在1960年代左右的學運的一場相遇。對照現實日本,那時候剛好是六八學運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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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學運是指從1960年代開始到1968,在結合左翼學生與民權份子後展開一連串的反戰反官僚的運動,其中幾個比較註明的就是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哥大學生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布拉格之春」、韓國的「四一九學運」以及這次電影的其中一個背景,日本的學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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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俊也媽媽的那段學生回憶,標語寫著70年安保條約並且帽子上帶著的是「京共鬥」,所以可以推測應該是處於1968年全共鬥時期,包含當時日大鬥爭與東大紛爭的各種學生運動,以罷課、封鎖校園出入口、設置路障等等方式來達到鬥爭目的,可以算是1960的第一次安保鬥爭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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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鬥爭」顧名思義就是為了反對當時戰後的「美日安保條約」,俊也媽媽的加入這場學運的理由在於他的父親曾經被冤望而自殺,就如同大部分參加學運的人一樣,為了反戰反官僚而做出的抗爭。曾根俊也的母親與叔叔達熊代表著「團塊世代」的那一代人們,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曾在他的書中對團塊世代與學運的關係做出分析,團塊世代的人們接受的高等教育,社會風氣鼓勵發言與討論,而在這個人數最多的時代競爭相對來說也最激烈,一些弊端與陰暗就此產生,包含教育改革與日本的地獄考試制度下,開始想要改變社會的這種狀態的年輕人就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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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經濟復甦下,這批學生運動逐漸被新的東西吸引替代,學生運動也開始式微,俊也的媽媽也在這種狀態下退出了學生運動開始工作,對這群團塊世代的人來說,學生運動代表著一種自我認同,他們在其中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為著某些理想奮鬥,或許每個人想要的未來接不同,但在那個時候,他們卻覺得是往同個方向前進,直至被現實的洪流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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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敦弘執導的電影《革命青春》更傾向把這群人描繪成「人生如戲」的一群人,看似真實卻是虛假的狀態,同時小熊英二也評論這部電影,認為他試圖描繪出一群想當革命家的人最後其實也並不是真的革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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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也媽媽後來有提到,學運到了最後只剩下一群激進份子,也就是後來出現的日本極左翼恐怖份子「日本赤軍」,在進行大量的恐怖活動後,接連被逮捕後直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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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妥協下,澆熄心中熱情的俊也媽媽與叔叔達熊,在電影中因為「怪人二十面相事件」,重新勾起殘存的火苗,對他們說當年沒有完成的事情,終於有方式可以做出一絲宣洩,對於官僚體制媒體的嘲弄,就像是為了滿足當年的反抗,雪花般飄散而出,憶起了當時的熱血與理念,這些火苗讓他們蒙蔽了雙眼,也從此改變了三個孩子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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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栗旬飾演的報社記者在最後對達雄提出了問題:「用犯罪的方式報復社會,日本變成了你理想中的國家了嗎?你的所作所為只是改變了那些孩子的命運,你讓三個孩子背負上了罪惡,你破壞了孩子們的未來,那不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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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曾經說道:「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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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前達雄種下了自以為是美好的種子,實則只不過是邪惡的種子,而扭曲了三顆樹的結果,他們活的辛苦疲累,雖然最終仍有人開花結果,但卻是在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很多年後了,也有人就這樣摔倒在路上,從此再也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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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新書介紹
專訪作者: 藍博洲
本書特色:
在黎明未至的晦暗時刻,即使前途不明,
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主人翁,最詳實深刻的文字記錄。
許金玉,一個養女出身,從女工蛻變成為工運領袖的覺醒女性。
辜金良,一個拒絕在殖民教育體制下成長,自學從商的嘉義子弟。
穿越時代裂隙,走過風雲洶湧的歲月,他們歷盡煎熬與折磨才終於得以在槍口下倖存。然而倖存之後的人生,卻是看不見邊際的桎梏,還有更加深沉的瘖啞與噤聲。用餘生相濡以沫的兩個人,在平凡卻不得平靜的日子裡,依舊堅持著他們的信念,透過一切的可能去實現心目中的進步價值。
以掇拾白色恐怖民眾口述生命史為己任的藍博洲,再次將手中的筆化為鏡頭,把歷史現場還原在世人面前。讓人們看見政治受難者在磨難之後,堅毅求生的掙扎,以及對自我信念的不懈追求。
已經走過的道途縱使布滿了荊棘和血淚,未來的路仍將繼續延伸,伸向那令人期待的春天。
作者簡介:藍博洲
1960年生於台灣苗栗。1983年開始小說創作。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 出版作品:短篇小說《旅行者》,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台北戀人》,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灣好女人》、《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紅色客家人》、《尋找祖國三千里》、《台共黨人的悲歌》、《幌馬車之歌續曲》等,歷史報導《沉屍、流亡、二二八》、《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紅色客家庄》、《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老紅帽》、《台灣學運報告1945-1949》,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