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1979年中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法國觀點：《Taïwan, le prochain repli stratégique de l'Occident ?》
臺灣，西方的下一個戰略撤退？

美國大西洋報刊登China’s ‘Very Tricky Situation’一文之後，法國大西洋報訪問了法國學者的看法。原文翻譯如下:

(文中受訪學者是Barthélémy Courmont是里爾天主教大學的講師，也是IRIS的研究主任，負責亞太部門。)

❓Atlantico: 美國《大西洋報》強調了臺灣在美國和中國的地緣政治角逐中的重要性。讓這個島嶼如此具有戰略意義的原因是什麼？

🟢Barthélemy Courmont : 台灣的重要性並非最近的事，只是受到重新評估。從1950年代起，在朝鮮戰爭的邊緣地帶，臺灣被美國視為防堵共產主義在東亞擴張的堡壘。主要是艾森豪政府中的共和黨政治家，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臺灣以抵禦中國大陸的壓力。這種由兩國之間的協議所確認的戰略重要性，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甚至持續到美國承認中國之後。因此，1979年的《臺灣關係法》擴展了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美蘇兩極對抗結束後，人們對臺灣的興趣發生了變化。台灣在1980年代建立和鞏固了民主制度，臺北政府化身對抗極權政權的民主制度捍衛者，與此同時，臺灣也成為國際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國則以天安門事件驟然澆熄了民主化的希望，兩個中國(les deux Chine)的經濟同樣快速起飛（臺灣在這方面先於中國大陸），但採取了相反的政治軌道，造持兩者之間差距越來越深。

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對國力的宣揚，加上美國逐漸從亞洲撤出，導致人們擔心美國會在亞洲失去所有的影響力。因此，盟國們動員組成了 "反中國陣線"( front anti-chinois)，結合對民主的肯定、加強戰略對話並警惕與中國崛起有關的危機。因此，華盛頓不斷重申其與日本和韓國的關係，美國這兩個國家的軍事影響在冷戰結束30年後仍然非常強大。沒有得到外交承認的臺灣，在與中國發生安全危機的情況下，仍然受到華盛頓的保護，至少在其公開的意圖中是如此。鑒於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臺灣的 "心結"（noeud，借用美國政治學家Richard Bush的說法）因此越來越緊。雖然把臺灣描述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似乎略嫌誇張，正如《經濟學人》去年春天的表現，但無可爭議的是，這個擁有2300萬居民的島嶼，其戰略重要性與今天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權力爭奪密切相關。這裡要提醒的是，中國將台灣視為叛亂省份，並自1949年分離後要求恢復領土。

❓雖然美國已經匆匆從阿富汗撤出，但西方會如此輕易地失去其在臺灣的影響力嗎？這將產生什麼影響？

🟢這不太可能，但同時也應該謹慎行事。為什麼不太可能，因為臺灣的民主政府和島上的絕大多數人(écrasante majorité)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甚至是對其主權的潛在威脅。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是臺灣唯一的敵人，而臺灣是中國唯一的敵人。面對這種威脅，考慮到過去二十年來軍事權力平衡已經改變，北京目前占優勢（別忘了直到2000年代中期，臺灣的軍事能力還能威懾中國），臺北必須依靠能夠提供援助的戰略夥伴。因此，與美國的聯繫是不可或缺的，與日本或歐洲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是如此，還有東南亞國家。華盛頓的戰略影響在臺灣仍然非常有存在感。

同時，美國這種戰略支持的可信度如何，以及最重要的，臺灣人如何看待這種支持？一個經常被忽視的插曲可以說明狀況。2005年，中國通過了「反分裂法」(loi anti-secession)，旨在勸阻陳水扁總統當時主張的臺灣獨立宣言。美國重申其對臺北的戰略支持作為回應，但明確指出，這種支持不是自動的(automatique)，在臺北「挑釁」的情況下不適用。換句話說，華盛頓保留干預或撤退的權利，這取決於對具體事件的評估。如果中國對臺灣進行軍事攻擊--順帶一提，這種可能性必須讓我們參考博弈理論(la théorie des jeux)-- ，美國將在該確切時刻判斷介入的程度。而如果在美國看來，是臺灣挑釁北京，那麼美國的承諾很有可能減縮成態度上的宣示。臺灣並不會等到阿富汗的潰敗才意識到戰略對話和軍事承諾之間的區別。

❓從阿富汗撤軍是否反而會讓美國更加專注於與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決戰？

🟢首先，應該知道，從阿富汗 "撤軍 "是美國在該地區外交政策的失敗，而並非只是部隊移動…。二十年來，中國一直是美國領袖，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人的心頭大患，而且這種心頭大患還在繼續擴大，有可能會忘記地緣政治不僅僅是兩國之間的拉鋸戰。華盛頓並沒有等到從阿富汗撤軍才認定中國是其一貫的對手，無論該認定是對是錯。在這種格局下，美國不斷尋求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網絡，利用口號（印度洋-太平洋是最新的口號）和威脅，有時是真的，有時不太是。QUAD(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四國峰會)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以及華盛頓，是拜登政府的優先事項。然而，在這個非常異質的集團本身的限制之外，其成員有時有非常不同的利益，華盛頓召集新的戰略夥伴的能力似乎有限。說服首爾加入QUAD的努力至今沒有成功，而對中國崛起的擔憂非常強烈的東南亞，也沒有被這個集團的邏輯所吸引。再加上這裡提到的所有國家，除印度外，都是與中國一起簽署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國家......。簡而言之，中美對決在華盛頓被大力宣傳，但在亞太地區，對該地區的國家和公司而言，其現實情況又是如何？

📌訪問原文連結
https://www.atlantico.fr/article/decryptage/taiwan-le-prochain-repli-strategique-de-l-occident-barthelemy-courmont
📌美國大西洋報文章連結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1/09/china-taiwan-afghanistan/619950/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中國問題 #文長甚入

最近中國實施了一連串的計畫性政策，導致中國股市持續下跌，恆生科技指數更是自高點下跌45%，究竟這一連串的政策背後，隱含了什麼問題？

#人口紅利消失
中國在1979年人口已經超過9億，自那一年起中國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以避免人口過度膨脹。根據統計，1980年中國0-19歲的人口占比47.1%，60歲以上的人口占比7.2%。2020年中國0-19歲的人口占比22.5%，60歲以上的人口占比17.3%。以上數據顯示，中國目前雖然擁有14億人口，但人口紅利已經明顯消失。

#富國政策造成貧富差距加大
在2000年的金磚四國當中，首先崛起的肯定是中國。2000年中國GDP為1.2兆美元，而2020年中國GDP為14.7兆美元，過去20年中國的確是富了起來。因此中國各種花式炫富的內容，各種大撒幣的政策，在過去幾年相當常見。實際上，中國的財富僅集中在極少數的人身上，2020年中國總理李克強吃了誠實果實，他說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僅有1000元人民幣。此外根據2020年統計，中國薪資中位數最高的北京為6906元人民幣/月，其次為上海6378元人民幣/月，其餘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中位數超過6000元。中國2020年人均GDP約為72450人民幣(10504美元)，以上數據顯示，中國人的收入貧富落差非常大。

#動搖國本的兩大問題
以上兩個重大問題，根本的問題將動搖中國的國本。人口老年化，恐造成國力衰弱。貧富差距過大，恐造加劇社會矛盾。共產主義的基本教義，就是聯合貧民打倒階級，把富人的財富平均分配給人民。過去20年中國大行資本主義(雖然他們自稱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剝削了大多數的人，讓一小部份的人富起來，這在國家的發展策略上是正確的做法，但是並不符合共產主義的基本教義，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問題逐漸浮上檯面。

#回頭擁抱共產主義
近期中國政策方向，基本上圍繞著上述兩大問題：

1 開放三胎化政策，因為人口紅利消失，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年輕新血加入。但由於網路的崛起，思想控制比以前更難，因此加大網路的控制，禁止赴美上市，禁止線上學習、禁止學英文，打擊手機遊戲，學習近平思想，這些都是與三胎化政策有關。

2 共同繁榮政策，黨給你大企業、富人賺的錢，現在國家需要錢，你就給我吐出來。禁止大企業壟斷，禁止透過研究個人數據不當銷售各種商品，這些是要避險大企業對於一般民眾的過度剝削，使得財富集中於大企業與富人手中。再來就是禁奢，這個議題已經講很久了，但是中國人各種花式炫富，土豪式的名牌大Logo穿搭，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這些行為都會加劇社會貧富的對立，因此最近打壓奢侈品，將調高富人稅，這些舉措應該是為了減少貧富差距。

上述兩大政策的重點，基本上就是重新擁抱共產政策，加大思想控制，從富人手中把財富重新分配到窮人手中。以上中國股市近期直直落的主因，也是我對中國近期政策的看法。

#股票投資面
回到投資面，近期股價的確有一大波明顯的修正，連騰訊這種市值堪比台積電的股票，年初至高點以來都能夠下跌45%，阿里巴巴下跌41%，美團下跌57%，對應到恆生科技指數也下跌了45%。就長期投資的角度來說的確是非常便宜，但短線上的震盪恐怕仍難以預估，此時進場抄底的人，必須要至少持有3年以上的打算。

Twitch傳送門： https://www.twitch.tv/otakuarmy2

沒想到在疫情之中這幾天最大的國際新聞對台灣來說竟然是美國爸爸不支持台獨啊!許多沒有當兵的台派一時之間哭倒在地，他們單純天真的相信美國爸爸對我最好，怎麼不支持台灣啊烏烏烏烏~~~~~

台派最近淚滿襟啊，因為天地變色啦!根據自由時報2021年7月6號的報導:【美國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6日提到，美國支持與台灣之間有力的非官方關係，但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們充分體認、瞭解此事的敏感性」。外交部今對此表示，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國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這是事實，也是現狀。我國政府一貫以穩健、務實的態度審慎處理兩岸關係，捍衛自由民主。坎貝爾7月6日在華府出席「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活動，談及不支持台灣獨立引起我國輿論關注。坎貝爾長期友台同時強調兩岸穩定，上任前就曾強調美台維持強健夥伴關係的戰略重要性，也體現在拜登政府系列挺台作為中。對於華府政界辯論應走向「戰略清晰」，坎貝爾今年5月也曾表態，不認同取消對台灣「戰略模糊」政策，敦促北京維護台海現狀；他相信美中都認為維持台海現狀，符合雙方利益。】
而且除了美國爸爸表態之外，邱義仁為何也在最近出來講話，是巧合還是經過安排呢?根據上報在2021年7月5日的報導:【總統府前祕書長邱義仁4日上前總統陳水扁主持的廣播節目，聊到台獨議題時，邱義仁坦言，台灣要宣布獨立，不是台灣人民決定，要考慮國際形勢、中國可能作為，「說起來很殘酷，但這是現實！」】邱義仁已經很久沒有出來，怎麼會一出來就跟陳水扁把台獨議題又談了一遍，然後還剛好跟一天之後的美方立場互相應和，這世界上沒有偶然只有必然，到底一切的起因是甚麼，我國政府許下了甚麼承諾，台派會不會又要怪共產黨啦!

新的ait處長代表的是甚麼意義呢?根據聯合報的報導:【現任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BrentChristensen）3年任期屆滿，預計月中離台。AIT華盛頓總部今天宣布，酈英傑職務將由主管紐澳與太平洋島國事務的國務院亞太副助卿孫曉雅（Sandra Oudkirk）接任。她將是AIT於1979年成立以來首位女性處長。
孫曉雅1991年踏入外交工作，通曉中文與土耳其文。她早年曾派駐台北、北京，也待過愛爾蘭、土耳其與牙買加。她也曾任國務院東亞局助理、緬甸暨寮國科官員、行動中心資深觀察官，以及能源局中東暨亞洲辦公室主任。】孫曉雅的背景和安排代表著甚麼意義呢?在ait搬新家之後，換了新人，台美關係會有變動嗎?
另外，根據聯合報的報導:【「雄獅一般地襲來，鼠輩似地離開...來喔！來喔！美國軍品大拍賣喔？」苦戰將近20年，美國史上費時最久、耗資最貴、結局卻又最為空虛的阿富汗戰爭，即將於秋天來臨前，以西方盟軍的全面撤離為落幕。為了履約和平協議，承諾要在2021年9月11日前全面撤走的美軍，7月2日也趁著深夜的黑暗掩蔽，在全無預警的機密狀態下，離開了一級戰略要塞——曾是美國10萬大軍優勢骨幹的「巴格蘭空軍基地」（Bagram）——但為避免洩密而遭趁亂追擊，美軍的巴格蘭撤離行動，竟然故意不通知身為「在地盟軍」阿富汗政府軍，這不僅讓阿富汗軍方極為憤怒而失望，更讓周邊百姓趁機「撿尾刀」闖入機場放肆洗劫發大財。】美軍的撤離怎麼會這麼倉皇，而且塔利班也步步進逼，美國在阿富汗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到底是不是徹底失敗，正常來說應該循序漸進的撤離，但這次怎麼搞得啦!

2020年時，經濟學人曾經出過一篇文章叫作習經濟，【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正邁向下一個階段，也就是「習經濟」（Xinomics）。
習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來，政治上的目標就是要強化共產黨的掌控，在國內外全面打擊異己。他的經濟計畫則是以強化秩序與加強面對威脅時的韌性為目標。這樣的設定很合理。中國國債與民間債務從2008年至今，暴增到GDP的近300％。民間企業分成兩類，一種是笨拙的國營企業，一種是像西方企業一樣充滿野性的公司，後者很創新，但得面對官員的掠奪與模糊不清的規定。】結果今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後，翁履中卻說今年新的計劃經濟，習經濟要起飛了，這是為什麼呢?習經濟有三個重點:【第一，嚴格控制經濟循環與債務機制。第二，政府更有效率，經濟規範全面統一。最後一項元素是，國營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這又跟台灣有甚麼關係，我們有個鳳梨出問題都舉國震動了，新計劃經濟會發生甚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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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杭州市區西面，是中國大陸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中國大陸主要的觀賞性淡水湖泊之一。西湖東靠杭州市區，其餘三面環山，面積約6.39平方公里，南北長約3.2公里，東西寬約2.8公里，繞湖一周近15公里。 西湖平均水深2.27公尺，水體容量約為1429萬立方公尺。湖中被孤山、白堤、蘇堤、楊公堤分隔，按面積大小分別為外西湖、西里湖（又稱「後西湖」或「後湖」）、北里湖（又稱「里西湖」）、小南湖（又稱「南湖」）及岳湖等五片水面，其中外西湖面積最大。孤山是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島嶼，蘇堤、白堤越過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個人工小島鼎立於外西湖湖心，雷峰塔與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島、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由於其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風景名勝中的重要地位，西湖被評選為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82年）、中國十大風景名勝（1985年）和首批國家5A級旅遊景區（2006年）。此外，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的外匯兌換券壹圓券以及2004年發行的第五套人民幣壹圓紙幣背面均使用了三潭印月的圖案，更說明了杭州西湖在中國風景名勝中的地位。中國各地以「西湖」命名的湖泊有數十個之多，通常認為杭州西湖是其中最著名的湖泊。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三潭印月景區在外西湖西南部水域，包括小瀛洲及其南側三座葫蘆狀石塔，以賞月和水上園林著稱。現在全島面積約7公頃，水面占60％。小瀛洲前身為水心保寧寺，也稱湖心寺，北宋時為湖上賞月佳處，其園林建築和景物布局，在18世紀初已基本形成。湖面三塔始建於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蘇軾浚湖期間，當時所在位置與現在不同。據清初文獻記載，今三塔為清代康熙年間所建。三石塔頂為葫蘆狀，塔身呈球狀，高出水面2米，中空，環塔身均勻分布5個小圓孔，塔基為扁圓石座。三塔呈等邊三角形分布，每邊長62米。白堤東起斷橋，經錦帶橋向西，在「平湖秋月」與孤山相接，長約1公里。在唐即稱白沙堤、沙堤，其後在宋、明又稱孤山路、十錦塘。古時白堤以白沙鋪地，後改為柏油路面，兩側廣種碧桃翠柳，是欣賞西湖全景和周邊諸山的最佳觀賞點。蘇堤舊稱蘇公堤，南起南屏山麓南山路，北至岳王廟東，橫貫湖中，堤長2797米，寬30-40米。蘇堤上共有六座石拱橋，從南往北分別為：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據考證，疑為「束浦」之訛）、 跨虹。1950年，有關部門加高加寬堤身，並修築沿湖游步道，設置座椅。現蘇堤禁止機動車（電動旅遊車除外）通行。
宋城是杭州市西湖西南方的一個主題公園，位於西湖區之江路148號。2011年接待遊客600萬人次，是中國最大的宋朝文化主題公園之一（開封有清明上河園）。2001年1月，景區獲國家4A級旅遊景區稱號。宋城分為（清明上河圖）再現區、九龍廣場區、宋城廣場區、仙山瓊閣區、南宋風情苑區等幾部分。主要景區有怪街、佛山、市井街、宋城河、千年古樟、城樓廣場、文化廣場、聊齋驚魂等；老作坊有打鐵鋪、棉花鋪、酒坊、染坊、陶泥坊、特色小吃等；表演節目有王員外家小姐拋繡球招婿、越劇、木偶戲、皮影戲、布袋偶、琴鑼說唱、街頭雜耍、燕青打擂和捉拿武松等。《宋城千古情》於1997年3月正式推出，是景區打造的一台大型立體全景式歌舞，它以杭州的歷史典故、神話傳說為基礎，融世界歌舞、雜技於一身，運用高科技手段營造如夢似幻的意境，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覺震撼效果。每年觀看遊客達300萬，至今累計演出超過1.2萬場，是目前世界上年演出場次最多和觀眾接待量最大的劇場節目，被海外媒體譽為與拉斯維加斯「O」秀、法國「紅磨坊」並列的「世界三大名秀」之一，是唯一獲得國家五個一工程獎的旅遊演藝類作品。一場時長1小時，景區一般從中午至晚上每天演五場。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