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龍進入區議會是 2019 年，當年他聯合區內多名素人成立「葵青傳承」，但其實他關心公共事務的起源，早至 2000 年代。民主啟蒙，是家人開始。第一次去遊行，是 2002 年，因為政府要公務員減薪，家人做公共機構，也有關，就走出去。家人對他說：「你要試下遊行呀，要爭取就係要咁。」2004 年的 71 遊行，他在「 45 條關注組」做義工。他說：「凡有大遊行，就會出去。」
終於到了自己的年代有大事發生。2014 年底，佔領運動走到盡頭，張文龍有朋友想組黨，去參選區議會「翻盤」，他沒到檯面參選，但也幫忙。他說：「一直都不太喜歡傳統政黨的 present 方法，例如 2012 年之前的民主黨，成員好像都要 Gel 到個頭反光，一直在想香港從政者是否可以 fresh 點、年輕點、貼地點？所以想革新現狀。實際上也入過青年新政，後來因為私人原因離開，我也做過一些泛民的選舉義工，那時就用這些經驗幫一下忙。」
當時泛民和新興勢力的衝突，是否都看在眼裡？
他點頭：「都叫有不少政圈朋友，經常討論時局。有些泛民的朋友當時會問，青政是甚麼人來？是不是鬼？我都跟他們說，不是啊，但我們後生仔沒有從政經驗當然是真。作為一個沒有後台的後生仔，對於新舊勢力的分歧都會有感受。你會看到傳統政黨，爛船都有三分釘，會有一套很嚴密的制度，令成員很快就知道『如何從政』，小至如何開街站拉 Banner，如何跟不同政見人士相處等等。後生出來從政當然是零經驗，只能打天才波，但有時我想，為何只怪責年輕人一張白紙，但為何不想想這些從政或服務地區的知識如此不普及呢？」
這兩班人的對抗，最後是如何緩和的？
他說：「應該是因為 2019 年區選吧。」張文龍自言， 2017 年已經落區，大家都在部署 19 年的選舉，沒人想到 2019 年會發生甚麼。「（民主派）四處找都不夠人參選，就要找一些『散兵游勇』。算是某程度上令大家衝突和解的契機，之後就撞到反送中。」
素人選白區（沒人跟建制派競爭的選區），泛民就不太會「打攪」你，是否如此？
他笑說：「如果某個區，某個黨自己好多年前選過，最後選輸了，都會當是自己的區，所以不一定就相安無事。」
他自言最初是跟朱凱迪那邊的人馬競爭：「我們在新興力量中，都是弱勢，朱凱迪他們那邊『牙力大點』，泛民反而比較同情我。這個又與某些傳統泛民跟朱凱迪的牙齒印有關。不過我個人一直想葵青有不同光譜，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表現的舞台。所以我大愛退讓，自己辛苦一點找旁邊的區去選。一些同情我的泛民中人，也會跟我協調資源。」
張文龍說，反送中對選舉部署，自然有影響，但有失也有得。「做被捕支援，花了很多時間，很多區內事情因為大家都忙，協調做不到十全十美。唯一好彩的是，亂世之下世界難挨，成為共識。我自己就覺得所有光譜都要齊齊整整，盡量將光譜分歧推走。當時剩下給素人的選區，其實傳統上都是被視為勝選難度大，有人會覺得外面推一些『豬頭骨』給我們，都有各種爭議。葵青這邊好一點，可以跟其他黨派商量。葵青傳承有 5 個人出選，4 個選到，以素人的團體來說都算不錯的了。因為我們都有幾個人，泛民也不能無視我們，我們也不太抗拒使用泛民的資源。有其他朋友很抗拒泛民的資源。『用民主黨影印機？我自己俾錢去影印﹗』也有這種情況。」
「家人每晚見我回家才能安心睡覺」
現在情況如此發展，幾經辛苦入了區議會，發現那個地點已經被空對地導彈鎖定，會怕嗎？
「小時候看好多蘇聯歷史書。知道在『他們』統治的地方，要多難看就多難看。現在看香港情況，感覺就好像看旅遊書看了 20年，到現在終於見到某個名勝的實境。原來見到的時候，是會擔心到無法入睡，會擔心早上 6 點會不會有人來拍門？（家人怎麼看？）家人也擔心，每晚見我回家才能安心睡覺。」
他自言區內也有很多「中立人士」，來找他，純粹是尋求服務。也有一些民主派支持者會來關心他，例如說：「漏水咁小事，我自己搞得惦，唔想加重你工作壓力，你專心做好自己。」有一些人又會問他走不走，他答：「我呢類風險未算最大，但會盡量幫你頂到最後。」
不過 47 人審判，當然又加重了憂慮。
「47 人的案件，區議員的 DQ 壓力大了，我之前是做廣告的，廣告就最容易受經濟波動影響。各行各業沒錢，自然也沒錢搞廣告。確實有點頭痕。」
問到香港人應該點頂？張文龍說：「我們從政這一班人，總要做一個好的規劃，講得難聽一點，現在我們好像在囚室裡面，有人燃燒自己當火柴。沒人燒，我們就凍死；但如果沒節制地一次過燒完，我們又是會馬上全滅。怎樣燒得來可以頂到牢房開門一刻？做一些比較敏感的事，一定 DQ 的，是否所有人全部一起做，可能大家要鋪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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