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2011年 馬3通病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不綁病人的選擇

醫護人員因為擔心病人安全，約束病人的行動能力──「怎樣可以不綁病人？首先就是要接受病人跌倒有時是無可避免的。」上周寫到沙田醫院護理總經理徐若萍（Maria），二零零七年開始嘗試在兩間病房讓病人不穿約束衣，以為她會列出連串替代做法，沒想到她說：「我們要明白『零跌倒』是不可能的，就算綁了也不可能，我們只可以減低跌倒的風險，但總有意外，所以不應把目標定為無人跌倒，前線醫護人員和管理層都要清晰知道。」

可是病人跌倒，後果可以很大，尤其是長者？她回應：「我們不是強調要有實證和科研？無論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和外國研究都發現，綁住病人不等於可以減低跌倒，病人用盡方法鬆綁，後果更危險。如果病人有風險跌倒，應該想辦法減低風險，我們只是迷信綁住就不會跌。」
接受病人有機會跌倒，不等於由得病人跌倒，她指出優次：第一，減低跌倒；第二，如果跌倒，要減低後果，然後才能和病房護士一起找出不綁病人的替代方案：「十隻手指有長短，一間病房都會有些護士比較正面肯嘗試，有些比較抗拒，但大家最擔心就是病人跌倒後要負責，如果知道就算真的跌倒，不會只是怪責、會繼續支援，那才會放心試新方法。」

Maria說最初護士們都講很多理由做不到，但當不能綁，才會想到其他可能，漸漸找出大量方法，關鍵是要了解病人，尤其是難以溝通的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病人。
「我也覺得同事很有創意。」她舉例：有一位認知障礙症的病人不斷想落床，同事無法看住，尤其夜更一個人要看二十多位病人，後來從家人知道他煙癮好大，但醫院不能抽煙，護士於是用紙捲了一支假煙，病人竟然坐下靜靜「抽煙」：「夜更的同事告訴日間的同事，日間的又再捲假煙，越捲越似，有些同事還用印章發出咔一聲，扮作點煙。病人不再『攞攞攣』，穩定下來後慢慢做復健練習，能夠走路可以出院。」
有病人喜歡中國茶，就給他一套茶壺，裏面其實是水，病人專心地在床上泡茶；男病房有馬經，病人讀得入神；女病房有一個洋娃娃，有些病人抱着就安靜；對應長者易跌，是加強步行訓練，「你陪我做嘢啦。」護士試過讓病人跟着巡病房，增加活動機會；還有調低病床、用乳膠墊圍住、地板鋪軟地墊，在椅子和地蓆安裝感應警報器，病人戴上護髖墊而不是約束衣……
「不是control，而是manage，若能和病人溝通，病人會合作。」她坦言也有病人用盡辦法後仍然需要被綁，但一更之後一定要檢討。
大半年後，沒有被約束的病人叫嚷，病房變得安靜，病人復康快了，平均住院日數減少，家屬很感激，醫護人員亦很鼓舞，二零一一年沙田醫院開始全院病人不穿約束衣。「當時也是每個部門都說情況不同，不可能做到，用了很長時間不斷嘗試。」Maria當時已由內科及老人科部門運作經理升為護理總經理。

效果是顯著的，2005年沙田的約束物品使用率達到32%，2006年每一千病人平均有六次跌倒，2007年嘗試不用約束衣，2008年每一千人只有一兩次跌倒，2010年約束物品使用率下降低於1%。
然而就在2011年全院實行，年底就有一位伯伯跌倒，幾天後死亡。
家屬怎反應？醫院怎面對？下期再續。

原刊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9%9…/art/20160116/19453498

圖片出處
http://www.theguardian.com/…/anti-psychotic-drugs-kill-deme…

國軍官兵抗戰每月拿多少錢？

作者: 諶旭彬

抗戰準備時期，底層二等兵年收入，相當於擁地50畝之半自耕農

抗戰14年，簡略言之，可區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自1931年至1937年，乃“抗戰準備時期”，期間雖有局部抗日戰事，但當局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交通、金融、賦稅、軍制改革、秘密國防線構築等事務。第二階段，自1937年至1945年，是謂“全面抗戰時期”。

國軍官兵抗戰時的待遇，在這兩個階段，迥然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國民政府蔣、汪、胡三派內鬥正酣；1932年初，中央政府恢復運轉，稍後即頒佈“國難餉章”，薪餉較之平時，有所削減。

按：據學者陳志讓統計，1931-1935年間，四川農村，占地100畝以上的地主，其平均年淨收入為1068元；占地50畝以上的半自耕農，其平均年淨收入為103元。換言之，拿“國難薪餉”的中校及以上軍官，其年收入，相當於擁地百畝以上之地主；最底層的二等兵，其年收入，也相當於擁地50畝以上的半自耕農。②當局之所以制定如此優渥的官兵薪餉，乃是希望能夠吸引到盡可能多的有文化且體格健壯的優秀兵源，以應付“國難”。

不過，因軍閥割據及派系政治的影響，上述薪餉標準在不同背景的部隊中，執行程度各異。譬如：宋子文財政部所屬稅警總團資金豐裕，不發放“國難薪餉”，仍發放“平時薪餉”；四川軍閥劉湘窮兵黷武擴軍不休，一度坐擁五十二團人馬，但川中一隅稅賦有限，故其部二等兵薪餉僅四元而已，遠低於中央所定“國難薪餉”標準。③

全面抗戰時期，軍餉受通脹衝擊最為嚴重，過半國軍士兵營養不良

及至1937年全面抗戰啟動，軍費消耗龐大，物價迅速上升，官兵薪餉標準也屢次變更。主要變化有二：1、實施糧、餉分離，伙食費由公家統一安排，不再包含於薪餉之中。2、薪餉隨通脹不斷上調，但始終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1937年，上將薪餉240元，1945年上升至5萬元，增漲208倍；1937年二等兵薪餉7元，1945年上升至900元，增長128倍。但同期物價已增漲了2100餘倍。④

據1944年6月《四川經濟季刊》的一份調查報告，自1937年至1943年，各行業“購買力指數”，大致變化情形如下（以1937年統一預設為100）⑤：

毋庸諱言，以當時情形，該調查絕非完善，但亦已足以反映當時的通脹，對各行業所產生的衝擊的巨大差異。相比農民、工人乃至雇工，士兵、公務員、教授所受通脹衝擊為最大。具體而言，1943年重慶豬肉限價，定為每斤14元，同年，一位上校的月薪不過290元；至於底層士兵，狀況自然要慘得多，中央軍校17期畢業生譚繼禹回憶，1940-1942年間，其每月薪餉，僅夠買肥皂與草鞋。考慮到欠薪幾乎是所有部隊的通病，其生存狀況之惡劣，可想而知。⑥

薪金之外，伙食亦嚴重營養不足。據統計，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戰地口糧，為每人每天6磅；日本陸軍為4磅，中國陸軍則不足1.6磅，且這1.6磅，還只是檔層面的數位，具體撥發、運輸過程中的貪汙、損耗等，並未計入。伙食狀況惡劣的直接後果是：1944年，美國專家抽調國軍1200名士兵進行體檢，發現57%的士兵營養不良。⑦

即便國軍士兵困頓如此，軍費開支仍遠遠超出了國民政府財政收入所能承受的範圍。孔祥熙在一份1939年6月給蔣介石的“極密報告”裡透露：全面抗戰僅一年半，財政支出已高達“三十三萬萬元”，而這一年半裡，財政收入僅“七萬六千餘萬元”——“三十三萬萬元”財政支出中，軍餉、軍務、槍械購買經費，占到了70%。⑧

綜上，自不難理解，何以抗戰期間，國軍官兵普遍走私，即便是待遇最好的雲南遠征軍，據戴笠秘查，亦走私成災；各部隊普遍“吃空餉”，按陳誠估計，“實際上吃軍糧者達七百二十萬人……能有三百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⑨——國府財政實際上陷入了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軍費開支的龐大使得當局不敢提高部隊官兵薪餉待遇，以免陷入更惡劣的通脹；官兵薪餉待遇惡劣，則刺激空餉、走私愈演愈烈，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再刺激通脹，官兵薪餉再縮水……及至抗戰勝利，無論當局如何嚴申，亦無法阻止公務員及軍隊變“接收”為“劫收”。

注釋：

①何應欽《軍政十五年》，(台)史政編譯局1981，P139-140。轉引自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台）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②陳志讓：《軍紳政權》，(台)穀風出版社1986，P169。轉引自《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③（台）中研院：《劉航琛先生訪問記錄》，九州出版社2012，P25。④⑥⑦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⑤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四川經濟季刊》1944年6月，P262-265。轉引自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⑧《孔祥熙關於1937-1939年財政實況的密報》（上、下），《民國檔案》1992年第06期、1993年第01期。⑨《陳誠回憶錄：建設臺灣》，東方出版社2011年，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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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http://view.news.qq.com/a/20140927/030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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