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不可仇視大陸人〉的回應
1.1 由決定寫〈不可仇視大陸人〉的第一句開始，我就知道自己在做一件趕客、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是，我從來都憑着自己的良心說話，不討好任何人：同性戀問題如是、基督教選委問題如是、暴力問題也如是。
1.2 無可否認，〈不可仇視大陸人〉這標題帶有文宣的修辭考慮——為了強化文宣目的，我故意選擇一個直接、簡單、具力量的標題：不可仇視大陸人。然而，我承認，一個簡單的標題有其缺點，就是它帶來語義的含糊。所謂「不可仇視大陸人」的「不可」，大概可引申出兩個不同的語義：一、「不可」可以指向一種倫理批判，認為「仇視大陸人」本身是一種倫理錯誤；二、「不可」也可以指向一種行動呼籲，呼籲人停止仇視。
1.3 我其實所指的是後者——不是說仇視、討厭、憤怒等情緒的存在就是一種錯誤，或者要批判任何帶着這敵視情緒的人。而是：我嘗試作一個行動呼籲——呼籲基督徒們，縱然這敵視情緒出現了，也讓這仇視情緒得到控制，不要讓它放大、廣傳、蔓延下去。
2.1 許多人仍然不明白「老鼠的比喻」。「老鼠的比喻」要說的是一種不公平／不公義的標籤行為：人們討厭老鼠——不再基於「個別老鼠」對人類的傷害，而是基於被固有意識形態標籤化的「老鼠」——只要你是老鼠，就合情合理地值得被人討厭。
2.2 基於這「老鼠的比喻」，我就說：「大陸人是蝗蟲」、「猶太人就是骯髒」、「黑人就是賊」等命題都犯了不準確、不公平、不理性的標籤邏輯。這標籤模糊化了人類個體。任何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創造，若有人因着「大陸人」這標籤被仇視，這實在剝奪了人的價值。
2.3 譬如說，陳到先生這樣回應：「路過的老鼠並沒有傷害過人，所以那只是無以名狀的仇視。但現實生活中，大陸人的的確確在侵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範疇」。其中「大陸人的的確確在侵襲我們」這話正犯了我指出的「老鼠邏輯謬誤」。因它將「個體判斷」轉移到「羣體判斷 」之中。「討厭隨街大便的大陸人」與「討厭大陸人」是兩回事。前者是根據「行為」的「個體判斷」，後者是根據「標籤」的「羣體判斷」；前者是公義的追求，後者是不公義的歧視。
2.4 因此，有人說我「嬲嬲梁振英」是自打嘴巴，這邏輯是毫無根據的。我從來都不沒有提倡一種無視行為的、不公義的普世大愛，而是剛相反，我正要指出「羣體標籤」之仇恨對個體帶來的不公義。
3.1 另一方面，我明白「仇視」作為本土策略的功能。這正是本土派所呼籲的主張。我稱這主張為「理性的專業仇恨者」。何謂「理性的專業仇恨者」？這本土策略視「仇恨」為一種手段或工具，認為「仇恨」能夠在功能上能夠保護本土利益。事實上，我同意，「仇視」確實能夠帶來短期的果效。Hate the tourist 確實能夠讓旅客減少。我週末住在元朗，反水貨客運動確實減少了屯元區的街道阻塞。
3.2 然而，我認為，正如 Hannah Arendt 在《人的條件》所言，工具化的政治行為只能帶來短暫的果效，但是，任何「工具化的政治」其實都正在抹殺「政治」的意義。因為，「政治行為」從來不是一種「工具化的生產」。工具化的政治只會帶來極權主義。
3.3 譬如說，神風敢死隊是一種工具化政治、文化大革命種工具化政治、ISIS 也是一種工具化政治。
3.4 簡單來說，「工具化的仇恨」能夠擊退野獸（註：這野獸是現象，不是比喻大陸人），然而，讓「工具化的仇恨」蔓延、擴大，卻其實讓另一隻野獸興起。
3.5 我寫〈不可仇視大陸人〉的目的，就是警告這工具化的仇恨正在醞釀出另一隻野獸。Facebook 的民粹仇視，已經超越了其正面意義的工具性功能，而是正在醞釀出一種具破壞性的政治行為。總的來說，仇恨確實能夠帶來某程度短暫的政治動力，卻同時讓一種死亡政治（Politics of Death）在醞釀。
3.6 因此，我呼籲「不可仇視大陸人」。這是對基督徒的呼籲，也是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的呼籲。它是一種作為自我調整的「不可」。仇恨在尚未得贖的世界中無可避免，基督徒卻不讓這仇恨傳揚、擴大、破壞。這正是我寫文章的目的。
4. 竭力保護香港人的本土利益，卻不採用短暫工具化的敵視政治——教會作為被主呼召的和平使者，註定身處這兩隻野獸的狹縫之中。求主幫助我們。
